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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v11.0.2.58 官方安卓版大小:81.09M

类别: 常用工具 系统: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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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日报消息,近日,小杨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被质疑虚假宣传。9月15日,涉事商家“美诚礼官方旗舰店”客服回复问询称,美诚品牌在香港注册,“品牌基因与研发团队均源自香港”。15日晚,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最新回应指出,9月13日关注到该情况后,该局立即对涉事企业——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核查。针对公众关注的“是否在香港注册”“是否属于香港品牌”等问题,该企业提供了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的商事登记资料,出具了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MEISUN”“美诚”“香港美诚月饼”商标的相关证明,同时也提供了该企业与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商标使用授权等文件。针对是否涉及“虚假宣传”问题,因涉及面较广,涉事企业和带货公司(合肥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分属不同地域,跨地域核查需要协调多方属地监管部门,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将加紧加快推进核查进度,依法依规处理,及时回应群众和媒体关注。相关新闻近期,包括小杨哥在内的多名头部主播带货的一款名为“美诚月饼”的产品遭到质疑。直播间宣传销售该品牌月饼时打“香港品牌”,实际其商标系去年在香港注册,而生产地在广东。(此前报道:多个网红主播带货,“香港美诚月饼”什么来头?)位于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美诚月饼的生产厂家。澎湃新闻记者 陈绪厚 图若一家企业在香港注册公司,然后在内地生产销售,其是否算“香港品牌”?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军律师深耕知识产权领域多年,是安徽省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他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品牌的确立是基于产品的销售与推广活动。倘若在香港地区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商业运营,而仅仅是持有注册商标,那么相关商品只能被认定为拥有香港注册商标的商品,而非“香港品牌”。陈军表示,鉴于内地消费者对中国香港或国际品牌存在一定的消费倾向,部分商家会利用此心理,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在香港以较低成本注册公司及商标。随后,在内地市场销售产品时,一些商家会以“香港品牌”作为营销手段,以此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陈军就其办理过的“套路商标”案件介绍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如近期“美诚月饼”事件受到质疑的,尽管经营活动均在内地进行,但由于在香港注册了商标,便声称自己是“香港品牌”。此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涉嫌虚假宣传,消费者和竞争者有权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由执法机关依法进行查处。第二种情形涉及内地经营实体希望建立与内地某知名品牌的联系。然而,由于无法在内地成功注册相同的商标,以及在公司注册时无法使用与知名品牌相同的企业名称,这些实体转而利用香港企业登记的便利条件。在香港,注册资本无需实际缴纳和验资,经营范围和地址几乎没有限制,加之公司命名自由,可以使用“国际”、“集团”等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甚至可以采用与内地知名品牌相同的字号。因此,这些实体在香港注册公司,并使用与内地知名品牌完全相同的公司名称。最终,他们在产品上贴上“香港某某公司监制”、“香港某某公司商标许可人”等标识,试图模糊与内地知名品牌之间的界限。“此类案件既涉及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又涉及商标侵权问题。”陈军表示。对于商家把自己包装成“境外品牌”的情况,不少网友认为商家“钻了空子”。对此,陈军表示,针对前述两种情况,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欺骗或误导消费者。(2)商标法第五十八条明确指出,若将他人注册商标或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用作企业名称中的字号,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应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处理。(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时,必须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不得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澎湃新闻此前报道,疯狂小杨哥及其旗下主播前不久带货的一款“美诚月饼”引起外界关注,因在直播带货过程中,主播在介绍这款月饼时着重强调“香港”字眼,但这款月饼是不是香港传统品牌受到质疑。随后,便有媒体从生产企业方证实该款月饼产自广东,且目前在香港没有销售。澎湃新闻查询发现,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方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食品公司”),生产厂家为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科技公司”),均位于广州市花都区。两家公司自称,其母公司为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美诚集团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美诚科技公司注册时间为2014年,香港美诚集团公司注册时间为2019年。香港美诚集团公司于2023年、2024年在香港注册了多个与月饼有关的含“美诚”字样、图样商标,其中,“香港美诚月饼”字样、图样的商标注册于2023年9月22日,差不多刚满一年。面对“美诚月饼在香港买不到”的质疑,澎湃新闻以消费者名义咨询美诚月饼的官方网店客服,其回复称,该品牌是在香港注册并拥有商标注册证书,在广州和佛山设立了营销中心和生产基地。当问及月饼是哪里的,客服回复称“广东的”。9月14日,根据工商登记地址,澎湃新闻记者探访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发现该地址处于空置状态。在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门口,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回复澎湃新闻称,针对外界关心的美诚月饼是否在香港销售、线下是否有卖到200多元、其香港公司是不是空壳公司等问题,他们会记录下来,之后会统一回复。随后,澎湃新闻致电该公司一位负责人,其称当前太忙了,只能后面再和媒体沟通。不少网友认为,相关主播的带货话术会让消费者误以为美诚月饼是香港传统品牌,甚至产自香港,存在误导性。对此,有律师认为,若主播的带货话术给消费者造成误导,品牌虽注册于香港,但跟香港本地产品联系甚微,则涉嫌违反广告法的规定,有很大的误导性,可能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消费欺诈。澎湃新闻注意到,目前,美诚月饼的商家抖音账号已停止直播宣传产品,其账号仅有一个视频可见,其他视频疑被隐藏或删除。9月14日晚间,疯狂小杨哥并未像往常一样,在周六晚7点开播。目前,小杨哥抖音账号的橱窗已下架美诚月饼的相关产品。据红星新闻报道,针对该事件,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抖音平台已介入调查。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文/观察者网 刘程辉】眼瞅美英仍未决定放松乌克兰武器使用限制,一些英国政客们坐不住了。 据英国《泰晤士报》9月14日报道,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和另外五名英国前国防大臣敦促首相斯塔默,即便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也应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 这五名前防相包括格兰特·沙普斯、本·华莱士、加文·威廉姆森、彭妮·莫当特和利亚姆·福克斯。他们和约翰逊对斯塔默发出警告说,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会让俄罗斯更加“大胆”。 英国前防相华莱士和前首相约翰逊 卫报 约翰逊表示,“没有任何理由需要拖延”。华莱士说,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英国将成为克里姆林宫的“绥靖者”。“英国有陷入犹豫者、绥靖者和拖延者行列的危险。”他称,对付俄罗斯“唯一真正方法就是坚强、团结并决心渡过难关”。 威廉姆森则认为,不采取行动解除乌克兰武器限制是种“玩忽职守”的行为。 沙普斯表示,斯塔默“不需要等待美国的正式批准”,而是需要向乌克兰提供眼下急需的东西,这就是英国在援乌问题上彰显全球领导地位的方式。 “我们行动了,其他人也会跟着。今天的乌克兰再次需要这种领导力。”沙普斯说。 斯塔默13日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使用英国导弹的请求。然而,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斯塔默说,他与拜登将在不久后的联合国大会上,与更多人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当地时间9月13日,美英首脑在白宫举行会晤,但未对是否放松乌克兰使用武器打击俄纵深目标作出表态 纽约时报 上周有消息称,俄罗斯已经从伊朗获得“致命弹道导弹”用于乌克兰战场。尽管伊朗方面予以否认,但关于批准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等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的声音越来越大。 普京12日对此发出“最强硬”警告,他说,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卷入与俄冲突。 “这不是允许乌克兰政权使用这些武器打击俄罗斯的问题,而是决定北约国家是否直接参与军事冲突的问题。”普京说,“如果做出这一决定,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直接参与乌克兰冲突。这将是他们的直接参与,当然,这将大大改变冲突的本质。”英国首相发表讲话 资料图 迄今为止,由于担心事态升级,美国和英国尚未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使用远程导弹。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呼吁西方盟友授权使用这种武器,并称这是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13日表示,美英首脑会谈不会有对乌克兰武器限制政策的重大消息,拜登政府会认真对待普京发出的“威胁”,但拜登对乌克兰武器限制政策没有改变。 欧洲官员本周早些时候表示,拜登似乎准备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和法国的远程导弹。斯塔默和法国官员表示,此举是为了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建立统一战线。但出于对局势升级和激怒俄罗斯的担忧,拜登对是否允许乌克兰以同样的方式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犹豫不决。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9月15日,有网友爆料,ODDA中文版的杂志骗了几十个明星拍封面,目前已销号跑路。图为马思纯为涉事杂志拍的封面据爆料人称,事件起因是ODDA中文版杂志不给摄影师结款,还以各种理由拖欠了很长时间。之后,摄影师无奈给ODDA的官方ins账号联系,希望可以解决问题。但没想到,ODDA官方回应表示,自身与ODDA中文版没有任何关系,目前已联系律师介入处理。摄影师发文讨薪此事曝光后,ODDA中文版杂志已在微博销号跑路。ODDA中文版杂志已在微博销号跑路据不完全统计,已有数位明星因参与该杂志封面拍摄而牵连其中,包括娜扎、马思纯、谭卓、林允、袁姗姗和程等人。数位明星因参与该杂志封面拍摄而牵连其中延伸阅读河南一医院职员集体讨薪 医生:8个月只发了1000元图为涉事医院近日,网上流传几段视频,濮阳市清丰第一医院职工在公共场合集体讨薪。公开资料显示,清丰第一医院曾名清丰县人民医院,是一家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是清丰县主要医疗机构,拥有床位800张。清丰第一医院于8月28日发布公告称,目前医院正在积极筹备资金,中秋节前按新的绩效核算办法发放2024年1月份的绩效工资。清丰第一医院就欠薪事件发布公告8月30日,清丰第一医院医生王萍(化名)向《正在新闻》证实,网络上流传的欠薪讨薪和医院通告属实。王萍表示,从今年1月至8月就一直没发工资。为了稳定员工情绪,“8月25号左右发了1000块钱。”王萍称,此次集体欠薪前,医院一直没有提出解决方案,“就一直拖欠着”。对于此次欠薪涵盖多少人,资金缺口有多大,王萍表示不便告知。《正在新闻》致电清丰县第一医院院长办公室,接线人员称,“县里已经派调查组下来了,钱还没有到位,钱到位了就给了。”医院曾向各个科室主任集资《正在新闻》就此事联系清丰县卫健委得到回复,“领导正在协调(此事)。”王萍还称,之前医院曾向各个科室主任集资。“医院说,资金周转不开了,当时向个人集资。比如有的主任或者职称高的,有(钱)的拿出一部分钱,10万20万的,用来发(工资)。利息比银行高一点。”延伸阅读知名医院拖欠约200名职工工资总计400余万元 员工:老板曾说3天解决问题7月30日,连云港和美家医院的一则停业整顿公告在当地炸开了锅。这家位于连云港市主城区主干道海连路上的医院,十年前从一家月子中心起家,做成了当地知名的高端民营医院。停业整顿公告该院多名职工向红星新闻介绍,近两年,医院拖欠、晚发工资,据初步统计,拖欠约200名职工工资总计400余万元,“我们不久前问老板要工资,他还说三天内给我们解决,让我们相信他。”8月9日,红星新闻记者从连云港市海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连云港和美家医院停业整顿是因为资金链断裂,目前医院负责人已被找回,正在政府部门与律师、员工代表等谈判。此外,经卫健委初步统计,医院向患者预收资金200余万元,“我们要求医院要么给患者治疗,要么退费。患者可及时登记信息,如有进一步消息,会有工作人员电话通知。”一民营医院宣布停业整顿员工称初步统计欠薪400余万元连云港和美家医院的停业来得突然。在医院工作了四五年的职工李小姐回忆,7月30日下午医院宣布第二天停业时,所有职工都还在上班,手术室还在做手术。当天医院张贴的停业整顿公告显示,医院方面称“根据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关于规范民营医院发展的要求以及市场和经营原因,我们将于2024年7月31日起停业整顿”。李小姐称,近两年医院拖欠、晚发工资,但得知要停业整顿,她和许多职工都感到震惊,“我们不久前问老板要工资,他还说三天内给我们解决,让我们相信他。”据李小姐介绍,医院负责人近一年也一直在开设新科室和进新设备,且医院设备都是几百万元起步,没想到会倒闭。多位职工对医院要停业整顿都感到震惊,图为医院资料图在该院多名职工看来,院方对外称投资1.5亿元,医院注册资金也上千万,即使破产清算也能平账,“没想到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注册资金改为100万,这几天律师警察来清点时,大家才知道医院的医疗设备大多数是租的。”多名医院职工介绍,目前已登记欠薪员工数量约200人,初步统计欠薪金额400余万元,平均每个人被拖欠5到9个月薪资。“之前是疫情时开始拖欠工资的,从一月一发变成两三个月发一次,一直拖,拖到现在还剩半年多的没发。”据了解,宣布停业整顿当天,医院口腔科还在收患者的定金。公告发布后连续几天,不光医院职工,很多预付款的患者也到医院讨要说法。“有的是牙齿种了一半,有的刚付完五六万预付款,还有的患者交了13万元预付款,医院就宣布停业,只能先登记信息,再以诈骗报警。”该院一名口腔科医生向红星新闻介绍道。走高端服务,在当地名气大曾因漏取产妇体内纱布被处罚8月8日,该院口腔科的一名患者欧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连云港和美家医院在当地比较出名,又有月子中心,广告也打得很多,“我当时就是刷到抖音上的广告才来这里种牙的,6月1日交了六千元,刚做完第一步,医生让我8月有时间再过来继续做。”另一名患者介绍,他是去年11月交的钱,预备种12颗牙,一共交了3.5万元。今年6月做了一次手术,还有7颗牙没有安好。据院方官网介绍,连云港和美家妇产医院成立于2014年11月,为当地政府招商引资项目,迄今已在连云港市运营近10年。为进一步发展,于2021年12月创建和美家口腔。2023年12月,连云港和美家妇产医院升级为集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中医科、老年科、疼痛康复和月子会所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天眼查显示,连云港和美家妇产医院有限公司、连云港和美家医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苏少雄。2024年3月28日,连云港和美家医院有限公司申请注册资本变更,从1000万人民币变更为100万人民币。该院职工介绍,连云港和美家医院是一家走高端服务的民营医院,在本地同性质医院里名气比较大,“医生和设备都是有口皆碑的,之前妇产科的负责人也是从当地公立医院主任退下,风评很高。”但一名职工对记者表示,两年前,医院曾因医疗事故陷入纠纷。据媒体公开报道,2022年8月,连云港市的朱女士在网络发视频反映自己的遭遇,称自己在连云港和美家妇产医院顺产生子,出院两天后,出现低烧、下体疼痛的症状,持续十多天未见好转,到其他医院检查,医生从她体内取出两块纱布。图为相关视频报道截图当年,连云港市卫健委到现场调查,确认朱女士反映的情况属实,医院方存在过错,对该院及相关人员行政立案处理。情况通报还称,约谈该院负责人,责成该院对直接负责人做暂停执业处理,主动登门向当事人道歉,对涉事科室开展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等。此外,卫健委还在对该院开展“驻院式”监督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医疗机构监管力度,深化民营医院依法执业专项整治行动,整顿和规范医疗秩序。医院负责人已被找回正与律师、员工代表等谈判距院方宣布停业整顿已过去近十天,而院方对正在治疗的患者和被拖欠工资的员工尚未出具明确方案。患者欧先生向红星新闻介绍,他了解到,患者群里很多人都预付了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看到停业整顿公告后,他和几名患者打医院电话都没人接听,咨询当地卫健部门和警方,说会帮忙协调等。“口腔手术周期很长,很多患者手术都还没做完。作为受害者,我们希望政府能帮忙协调,看哪家医院能继续做未完成的口腔手术。”欧先生说。8月9日上午,该院多名职工向红星新闻透露,医院负责人已经露面,目前正在当地信访局与员工代表商谈,职工的诉求是发放被拖欠的工资。随后,红星新闻记者从连云港市海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核实了解到,连云港和美家医院停业整顿是因为资金链断裂,“7月30日(和我们)打了一个报告,人提前就跑了,我们也没办法。目前,医院负责人已被找回,正在政府部门与律师、员工代表等谈判。”上述负责人介绍,经卫健委初步统计,医院向患者预收资金200余万元,“我们要求医院要么给患者治疗,要么退费。患者可及时登记信息,如有进一步消息,会有工作人员电话通知。”

9月12日,马斯克旗下的SpaceX公司成功开展“北极星黎明”商业太空行走任务。亿万富翁贾里德·艾萨克曼和SpaceX的工程师莎拉·吉利斯分别出舱在太空进行了短暂的“行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商业太空行走,艾萨克曼也成为第一个完成太空行走的非职业宇航员,而且太空舱内的四人里没有一人来自政府机构。在本次宇航飞行中,艾萨克曼还创造了一项有趣的历史,成为第一个在太空中押注体育比赛的人。▲贾里德·艾萨克曼探出舱外。近年来,各大公司纷纷入局太空旅行市场,SpaceX预计未来每年3-6次商业太空飞行将成为常态。一些亿万富翁愿意“一掷千金”,只为在太空中体验哪怕只有几分钟的短暂失重刺激。太空“露脸”10分钟花费约2亿美元和纯粹的花钱买票进舱不同,本次艾萨克曼是以分担研发费用的方式与SpaceX合作,目的是在太空中测试SpaceX的宇航服。艾萨克曼拒绝透露他承担了多少资金,但据估算其份额约为2亿美元。此外,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以癌症研究为主的圣犹他医院做公益宣传,他的目标是筹款2亿美元,其中一半由他本人支付。早在2021年,艾萨克曼就领导过“灵感4号”宇航任务,升入太空的机组4人全部来自民间,包括骨癌幸存者、退伍老兵和业余飞行爱好者等。为了完成这趟任务,艾萨克曼和自己的好友、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斯科特·波提特以及2名SpaceX工程师训练了数月之久,而发射因天气原因被延期数周。美东时间9月10日5时23分,搭载“龙”飞船的“猎鹰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11日,“龙”飞船携“北极星黎明”任务团队进入近地点约190公里、远地点约1400公里的轨道。“龙”飞船在这一高度完成6次绕地飞行后,切换至近地点约190公里、远地点约700公里的轨道,计划在距离地面约700公里的高度进行首次商业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之前太空舱的轨道日落。美东时间9月12日6时50分许,太空行走正式开始。艾萨克曼打开舱门,爬上梯子向外张望,并且做出弯曲手肘等动作以测试宇航服材料。从他头盔上的摄像画面可以看出,此时飞船正在南太平洋上空。艾萨克曼感叹到,“虽然回家以后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此时的地球真是个完美的世界”。艾萨克曼在十分钟之后返回了太空舱,SpaceX的工程师莎拉·吉利斯接替他进行宇航服测试,时间也大约是十分钟。飞船的舱门开放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而在美国宇航局的太空任务中,舱门往往需要打开十几个小时,宇航员会成对出舱,两人一组执行任务。▲SpaceX工程师吉利斯进行太空行走。此外,在此次任务中,艾萨克曼和吉利斯虽然大部分身体探出了舱外,但脚仍在舱内,而且手上紧紧抓住楼梯,因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太空漂浮”。即使如此,他们面临的危险仍然很高,现场出现了舱门无法自动打开以及密封处凸起的现象。高中肄业生16岁创办企业热爱超音速飞行艾萨克曼1983年2月11日出生在新泽西州联合市,他自称“从小就是一个糟糕的学生,不喜欢待在教室”。他在15岁就辍学离开高中,16岁那年他在父母家里的地下室创办了成功的支付企业Shift4 Payments。目前该公司负责处理美国三分之一的餐厅和酒店的付款,其中包括希尔顿、四季酒店、肯德基和Arby's等知名品牌,每年处理的交易金额超过2600亿美元。在支付领域取得成功后,艾萨克曼还于2011年创立了培训空军飞行员的Draken International,该公司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用飞机机队。2019年,艾萨克曼将Draken International的多数股权出售给了华尔街黑石集团,从而使自己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福布斯杂志估计,艾萨克曼的个人净资产大约为19亿美元。▲图为贾里德·艾萨克曼。图据ICphoto在生活中艾萨克曼是一个“寻求刺激的人”,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以超音速的速度驾驶米格战斗机,以摆脱每周80多个小时不间断工作的紧张和枯燥”。2009年,他还创下了环球飞行的最快用时纪录,该纪录在2018年才被新西兰人安德鲁打破。艾萨克曼曾表示:“我确实相信生命只有一次机会。只要你有能力,你就有义务充分享受生活。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你的最后一天。”专家提示风险:发生重大事故时,获救的可能性很低1965年,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开启了太空行走的先例,几个月后美国宇航局的埃德·怀特也进行了太空行走。截至本月12日,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263人进行过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一向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动作,此前都由专业宇航员完成。美国宇航局退休宇航员克里斯·卡西迪说:“太空行走与仅仅乘坐火箭、获得一些零重力时间并返回地球是完全不同的。”卡西迪亲身体验过太空行走的危险:2013年他在国际空间站外工作时,他的搭档、意大利宇航员卢卡·帕米塔诺差点“溺水”身亡。帕米塔诺的头盔里灌满了冷却服里的水,他勉强及时赶回空间站换衣服。卡西迪说,“那天如果再过30分钟,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卡西迪担心艾萨克曼起到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即富人可能只经过极少的训练就“插队”进行太空行走。伦敦大学学院风险与灾难分析师伊兰·凯尔曼表示,非专业人员最终将参与太空行走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他预计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人员伤亡。“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很多事情来降低风险,但我们必须对任何参与者完全诚实,尤其是当发生重大事故时,获救的可能性很低。”艾萨克曼本人在回到舱内后承认,这次任务非常艰难,但他希望为探索太空作出贡献。“人类在月球上行走时我还没有出生。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穿着宇航服在月球和火星上蹦蹦跳跳地行走,并冒险探索我们的太阳系。”红星新闻记者 郑直编辑张寻 责编 官莉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泰国国王拉玛十世玛哈·哇集拉隆功和王后苏提达当地时间9月13日,泰国国王拉玛十世玛哈·哇集拉隆功和王后苏提达,一同出现在泰国文化中心主礼堂,在观看了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演出之后,泰国王室中两位最尊贵的人与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可能是在场的很多都是外国人的原因,并没有出现出泰王和王后坐着其他人跪着的画面。当然,泰王和王后的确是占据了真真正正的C位,同时也和其他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据悉,这场芭蕾舞剧是第26届曼谷国际表演艺术音乐节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为了给泰王庆祝他的72岁生日,哪怕正日子已经过去了。新妃子名叫欧拉弄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泰王在被怀疑有了新妃子之后,首次跟王后同框现身。近一段时间有关泰王又纳了一个新妃子的事情,在社交媒体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当然泰国王室并没有进行所谓的官宣,所以也不能说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考虑到泰国王室喜欢保持神秘感的作风,这样的事情秘而不宣也是有可能的。据称新妃子名叫欧拉弄,是一名1992年出生的女士,曾当过正儿八经册封过的贵妃诗妮娜的侍女。此前就有过欧拉弄陪泰王住在德国巴伐利亚水疗度假酒店的消息,所谓的“后宫团20嫔妃”之一。欧拉弄专属的王室标志据称,欧拉弄还得到了专属的王室标志,颇有些身份已经确立的感觉,这也足以可见她的受宠程度。此外,泰王还以欧拉弄的名义,为她的母校捐款捐物,欧拉弄的母亲也参加了仪式。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这些消息都是一位名叫安德鲁·麦格雷戈·马歇尔的英国记者放出来的,他长期居住在泰国,自称掌握着泰国王室的“全面消息”,至于可信度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但这些“宫闱秘事”显然是很能赚流量的。苏提达到西班牙去参加帆船比赛安德鲁发布这些消息的时间也挺会赶巧的,当时正值苏提达到西班牙去参加帆船比赛,这样一来就更有发挥的空间了。但显然既然是名正言顺的夫妇,就不可能永远不携手出现,这不没几天泰王就带着王后盛装亮相观看芭蕾舞了。46岁的苏提达颇为惊艳不得不说,当天现年46岁的苏提达也是颇为惊艳的,浅棕色的薄纱披在雪白的臂膀上,既雍容华贵又魅力十足,还真是挺符合人们对“王后”这个词的想象的。苏提达浅棕色的薄纱披在雪白的臂膀上不得不说,空姐出身的苏提达,在“母仪天下”方面做得还是挺到位的,不用说欧拉弄了,就算跟诗妮娜比起来也能赢得漂亮。但如果按照安德鲁的说法,端庄的王后只是给外人看的,那些看上去略显俗气的女子,或许才是泰王的心头好。苏提达始终保持着笑靥如花的状态坐在金灿灿的高背椅上,苏提达始终保持着笑靥如花的状态,感觉整个人都在散发着光芒。但她的内心究竟是怎样的状态呢,怕也只有她和她的心腹了解吧。

菲律宾海警9701号船撤离仙宾礁南海,传来一个好消息。经历了5个月的激烈斗争后,菲律宾终于认识到,这一次自己失算了。9月15日,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声称,在海上航行五个多月后,菲海警9701号船“完成了它的使命,回到了它的母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司令,亲自到码头迎接。但看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气氛却显得有点沮丧,大概有4名菲律宾船员,是被担架抬下的海警船,还有多名菲律宾船员,打着点滴走到了岸上。为什么?用菲律宾媒体的话说,菲海警9701号船,是“带着饥肠辘辘的船员回到了母港”,因为海警船上的物资告急了,“船员是靠着米粥维持了数周,而在撤离前两天则根本没有进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最后没有饭吃的菲律宾船员,自然在仙宾礁撑不下去了。4名菲律宾船员被担架抬下船菲海警9701号船,即“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是日本援建菲律宾的两艘执法船舰之一。日本为什么要援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原因,相信大家都懂的。5个月前,菲海警9701号船突然闯入仙宾礁潟湖,然后,居然就停下来不走了。显然,菲律宾想故伎重演,试图效仿当年仁爱礁事件,即派军舰“马德雷山号”坐滩仁爱礁,然后就一直赖着不走了。与“马德雷山号”是老旧军舰不同,“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还算一艘新船。不得不说,为了仙宾礁,菲律宾这次也下了血本。但5个月不走,船上那么多人,总有物资告罄的一天,船员们吃什么?于是,菲律宾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物资补给。但中国不吃这一套。8月26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就发布声明,声称由于中国在仙宾礁附近海域部署了6艘海军舰艇、3艘海警船以及31艘渔船等“过度力量”,对菲律宾船只进行管控,导致菲船只无法向“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运送基本物资……菲律宾媒体发布视频截图菲律宾媒体还发布了现场视频,画面显示,我海警船包围驱赶走了菲海警“恩加诺角”号,“卡布拉”号。菲律宾媒体称,这两艘海警船上载有食物、补给、记者团和菲律宾海军上将罗尼·吉尔·加万为的船员准备的“特殊冰淇淋”,以庆祝国家英雄日,但在中国船只的阻拦之下,被阻挡在仙宾礁24海里之外。最后,这两艘船只能返回菲律宾巴拉望岛。这5个月里,中菲还在海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为了给菲海警9701号船运送补给,菲船只甚至以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执法船。潟湖内的菲海警9701号船,也与中国海警船发生激烈碰撞。中方应该也是下了决心,岂容菲律宾故伎重演?8月31日,中国海警局就披露,当天08时02分,菲律宾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的海警9701号船起锚,位仙宾礁潟湖内持续机动、寻衅肇事,中方海警5205舰依法依规对9701号船采取喊话警告、跟监管控等措施。当天12时06分,菲9701号船以不专业、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5205舰,导致发生擦碰,责任完全在菲方。中方也再次正告菲方,正视现实、放弃幻想,立即自行撤走才是唯一正确途径,不要误判形势、制造热点、升级事态,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菲海警9701号船与中国海警船发生激烈碰撞船上已坐吃山空,物资又运不进来,菲海警9701号船陷入了绝望。最终,菲律宾前脚发布声明,声称“不会撤离仙宾礁相关海域”;后脚,菲海警9701号船,就悄悄撤离了仙宾礁。一场为时5个月的危机,以菲律宾方面的失算而暂告结束。最后,怎么看?完全个人意见,三点粗浅看法吧。第一,还是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菲律宾以为,可以重演仁爱礁的闹剧。哪知道,中方不为所动,你进入潟湖,那好,我就封锁物资补给通道。不管菲律宾怎么闹,甚至故意冲撞,我们拦截不误,菲律宾无计可施。此外,还有我外交和舆论上的攻势,给了菲方极大压力。这就是斗争。直接武力驱逐,看似很痛快很解气,但不排除引发严重武力冲突。但我封锁补给通道,执法专业克制冷静,菲律宾船只一筹莫展,最后只能灰溜溜走了。第二,菲律宾的卖惨,露了马脚。必须看到,菲律宾的各种卖惨,尤其指责中国“恃强凌弱”、阻扰人道主义补给,在国际上还是欺骗了不少人。但仙宾礁的斗争,也让很多人看清了现实,菲律宾真是人道主义行动吗?事实上,是菲方故意非法滞留海警船,试图侵占中国领海。而且,菲海警9701号船完全可机动,没有物资,离开这片海域不就解决了。中方阻扰的是物资补给,但没有阻挠9701号船离开。所以,最终9701号船一离开仙宾礁,“人道主义危机”立刻就消失了。在中国仁爱礁坐滩的菲方船只“马德雷山号”第三,树欲静而风不止。菲律宾失败了,但会就此罢休吗?不可能。即便菲律宾想,美国肯定不想,还会不断怂恿鼓励菲律宾采取新的行动,献上新的投名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菲9701船的撤离,菲方既未向中方通报情况,也未表明其后续意图。而菲国家海事委员会则声称,9701号船撤退完成补给之后,仍将“恢复使命”……不排除吧。1,不排除菲律宾还会派船冲闯仙宾礁,可能是吃饱饭了的9701号船,也可能是其他新的船只。2,不排除菲律宾暂时放下仙宾礁,但却在黄岩岛、仁爱礁或其他我南海岛礁,采取新的冲闯行动,与中国船只发生摩擦。中方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准备菲律宾在仙宾礁的下一波折腾,准备好菲律宾转移阵地在其他岛礁继续折腾。但从5个月的斗争来看,菲律宾确实失算了,失算了菲律宾自身的能力,更失算了中国的坚定决心。最后,菲律宾船员们饿着肚子走了,真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来源: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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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22 0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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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生存守则》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9月14日14时许,非法滞留的菲9701号船撤离中国仙宾礁潟湖。菲律宾GMA电视台记者在社交媒体X上发布视频称,菲海警9701号船回到巴拉望省的港口后,4名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人员被担架抬下船后送医。4月17日以来,菲海警9701号船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近5个月,菲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间,中方依法对9701号船采取管控措施,菲方多次企图组织强行运补均遭失败。延伸阅读两年前,小马科斯狂卷菲律宾全国逾58%的选票,当选新一任总统。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不可谓不高,期盼他能够带来不一样的菲律宾,一个能让底层民众实实在在过上幸福生活的菲律宾。但是,两年后,很多曾经的支持者认为自己被抛弃了,小马科斯当年的诺言已被其抛到九霄云外,随之而来的是他自己的宏大叙事,试图借此打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菲律宾时代。渴望大米的投票者在支撑着菲律宾生存命脉的马尼拉港附近,一栋栋拔地而起正待装修的高楼,俯瞰着来来往往满载集装箱的卡车。无论是若雨后春笋的高楼,还是繁忙运输的卡车,都无法绕开一处地方——棚户连片、陋巷纵横的贫民窟。载着集装箱的卡车要想驶向港口,就不得不经过这片狭窄逼仄、只有两车道的贫民窟街区,以至于交通堵塞频发。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走进细看,贫民窟内的住所是由四处捡来的废弃建筑材料(大部分是废弃木头)搭建而成,通常有两层楼高,没有接水,电是自己接的。在酷热难耐的7月里,这里弥漫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居民一天至少要冲5次澡以确保自己不会中暑。小孩在没有大人的看管之下,奔跑在卡车往来的马路上,穿行在比他们还要高的轮胎中间。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街区就是在这样的贫民窟街区里,我碰到了许多曾支持小马科斯的人。他们有的是在码头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有的是专门为餐馆剥蒜的佣工,还有的是以同是生活在贫民窟的人群为对象做起地摊小吃生意的个体户。这些人毫无疑问是菲律宾底层人群的代表,而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十分高涨,大部分人表示都参加了2022年的总统大选投票,并且毫不犹豫地将选票投给了小马科斯,理由是“他承诺会让大米更便宜些”——那一年,菲律宾的选民投票率高达83%。菲律宾是个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许多人连早餐都习惯吃下相当分量的白米饭。截至笔者撰稿时,菲律宾大米的平均价格约为51.14比索/千克(约6.48元),而在两年前大米单价还仅为35比索(约4.43元)左右。当时小马科斯向大众承诺自己会把米价降到20比索(约2.53元),这让许多穷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现在却成了他们失望的来源。菲律宾街头贩卖的大米虽然菲律宾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菲律宾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连年下降,至去年,占全社会的15.5%;但是,菲律宾国内媒体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仍有5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贫困层。大米价格的涨跌对于中产和富裕阶层来说并非重要问题,但是对于贫困层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议题。贫困层选择相信小马科斯的承诺,并决意地将他推上最高位置;然而,两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变化,买米依旧是难题,甚至是个更难的题了。打着“民主”旗号,大搞家族政治马尼拉湾有着号称东南亚最美落日景点的美名,但是现在去马尼拉湾,只能看到一座座沙山,遮挡住了远眺落日的视野。马尼拉湾的沙山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这边据说将建起一幢不输迪拜的世界第一摩天大楼。而在马尼拉湾附近,豪华办公楼比比皆是,只不过,它们几乎都是电话客服中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十分落后的菲律宾,靠着服务业摆脱了极度贫穷国家的队列——因为菲律宾人熟悉英语,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多个世界级大企业都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电话客服中心。让我感觉极其不可思议的是,走在这片区域的道路上甚至都需要许可。也就是说,大马路都是财阀集团的私有地块,没有所谓“公路”的概念,底层贫困层连走进这里的资格都没有。这足以体现出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一大特点:财阀控制一切,阶层分化明显。电话客服中心云集区域现在菲律宾国内有九大政治财阀团体比较出名,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据菲律宾全社会经济的30%以上。市场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福利体系无法构建,使得菲律宾从独立成国后就一直维持着学者口中的“超格差社会”状态,贫困层与中产及以上阶层彼此敌对,互不关心,社会松散得宛如一盘散沙。事实上,菲律宾历史上不是没有人尝试过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小马科斯的父亲老马科斯,曾是菲律宾的“独裁者”,从1965年一直执政到1986年。而他当年一度有过伟大的志向,即打破财阀对菲律宾的把持。菲律宾是个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二战后与日本类似,经济借着美国在亚洲四处出兵而率先腾飞,但是刚到1960年代就开始因财阀问题而进入增长停滞阶段。老马科斯上台后用各种手段集中政治权力,大刀阔斧铲除了许多财阀势力,并让菲律宾经济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有了明显提升。但是好景不长,他将财阀铲除后扶持上了自己家族的亲信,最终形成了马科斯家族这一新财阀势力,并且利用强权大搞独裁政治,引发了其他财阀势力的大规模反对,其中就包括马科斯家族的宿敌——阿基诺家族。抗议老马科斯独裁政治、纪念尼诺·阿基诺的宣传画(最右一位为尼诺·阿基诺)1983年,尼诺·阿基诺在受到马科斯的长期排挤后获得机会结束海外逃亡回到菲律宾,剑指1984年的议会选举。不幸的是,他刚回到菲律宾就遭遇枪杀,阿基诺家族迅速将矛头指向马科斯,并引领中产阶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最终失去军方支持的马科斯家族在美国的保护下逃亡夏威夷。重掌菲律宾政坛的阿基诺家族指控老马科斯掌权期间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从此马科斯家族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菲律宾社会认为是国贼。然而,打着解散财阀旗号的阿基诺家族,在上台后的30多年时间里也没能解决财阀问题,菲律宾经济一直被外界笑话为“东南亚病夫”。底层民众们实在厌倦了这些空口白话,这才有了杜特尔特的上台,这也给了“独裁者之子”小马科斯反击的可能。从“历史的继承者”变成“历史的编纂者”在马尼拉的市中心,我见到了尼诺·阿基诺的一个孙子——基科·阿基诺,他现在是阿基诺家族内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对我说,他目前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守护住祖辈的历史财产。在8月21日尼诺·阿基诺的遇刺纪念日,他出席了纪念他爷爷的博物馆落成仪式,并强调不允许任何历史被篡改。这么强调,就意味着,菲律宾的历史正被修改,或面临被修改的危险。图为基科·阿基诺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小马科斯在两年前的选举里宣称,自己将继承杜特尔特的路线,采取独立于中美之间的外交路线,并继续为贫民发声。彼时杜特尔特正因为自己对毒品的严厉打击而大受来自中产阶层和海外的批判,也因外交上偏向中国而失去美国的支持。但是他所推行的政策措施照顾了菲律宾最贫困阶层的利益,因而杜特尔特广受贫困群体的爱戴。小马科斯许下一番承诺,加上杜特尔特彼时的支持,使得他顺利接手了杜特尔特支持者的选票。然而,小马科斯在上台后,不仅未能实现种种诺言,现如今甚至还与杜特尔特反目成仇。渐渐失去支持层的小马科斯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改变所谓中立的外交战略,改为完全倒向美国,炒作起中国问题。不单是南海问题,他还强调“菲律宾是菲律宾人的菲律宾”,渲染华人在菲律宾国内的犯罪,煽动起民众对中国的仇视,从而巩固自己的支持率。在菲律宾,我采访了不少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士,几乎所有受访人都表达了对在菲华人的厌恶之情,中间层认为华人带来了诸如诈骗和腐败等问题,而贫困层则觉得华人抢走了自己的工作。从这点来看,民粹主义从老马科斯的独裁时代开始就没有改变过,变化的只是不同的财阀势力登上政治顶峰后对民粹主义的引导方向。现在,小马科斯正兴致勃勃地编纂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一方面抹去阿基诺家族加予自己家族的耻辱,大范围地修改关于老马科斯时代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将自己塑造为菲律宾新一代的强力指导者——对中国勇于抵抗,对华人犯罪重拳出击。继续盲等……时间回到2024年,当我问起贫民窟里的人们“你们为什么会支持小马科斯”,许多人是这么回答的:“因为小马科斯承诺会让米更便宜一点,而他爸爸老马科斯当政时,确实兑现了竞选承诺,让米价便宜了下来。我们还在等着小马科斯兑现承诺的那一天。”老马科斯在当政的岁月里,大量借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债,其中大部分流入他自己的口袋里,小部分拿来当作恩惠施舍给贫困阶层,让很多人直至今日仍记着他的好。但是也是他这种借他人钱消自己灾的行为,使得菲律宾陷入巨大的财政赤字危机中,庞大的外债一度压垮菲律宾的经济。然而,菲律宾底层的民众对此并不了解,或者说也并不想了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米能不能便宜一些。这么看来,现在的小马科斯从他父亲那学到了不少当政客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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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这重生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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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世为妃》

    9月11日,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奥本尤里正式和党首玉木雄一郎一起出现在一档公开访谈节目中,两人就日本的未来和社会改革等话题发表了看法。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奥本尤里发布了一张本次访谈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奥本尤里和玉木雄一郎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十天前刚刚从公寓坠楼自杀的国民民主党“当家花旦”高桥茉莉,当初与玉木雄一郎并肩的模样。▲玉木雄一郎与奥本尤里9月11日的节目访谈海报据环球时报报道,国民民主党是一个日本在野党,根据日本众议院、参议院网站,该党在众议院占据7个议席,在参议院占据15个议席。奥本尤里,新的“高桥茉莉”?日本国民民主党官方网站对候选人介绍的页面显示,奥本尤里被认定为“新人”。她出生于1977年3月8日,今年47岁,现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红星新闻在她此前竞选拉票活动的发言中注意到,她说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有一名23岁的儿子。比起从美女主播被火速推到国民民主党“花魁”位置的高桥,奥本尤里的政坛之路,似乎并没有经历如此大的“跨界”。奥本尤里的社交平台显示,2019年初,她就已经担任日本东京大田区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彼时的她以一名单亲妈妈的身份,独自站在东京街头的寒风中为自己拉票。她不时会发自己在家做瑜伽运动的短视频,晒出自己吃的饭团、猪排饭和意大利面,甚至还会发自己做的美甲照片,非常活跃,且画风亲民。▲2019年,奥本尤里在日本街头拉选票直到2023年5月,她公开宣布,自己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输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站在起跑线,希望我有机会再试一次,衷心感谢。”此后,她的个人社交平台几乎完全停更。今年2月16日,奥本尤里突然更新社交平台,发出一张与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的合影,并配文:“我很高兴地宣布,我被任命为国民民主党众议院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我决定接受挑战。”▲奥本尤里发的与玉木雄一郎合影值得注意的是,同月,曾经被认为是玉木雄一郎力捧的高桥茉莉陷入了“陪酒女”及“低保”风波,并最终被日本国民民主党以“可能存在违法行为”而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有分析认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奥本尤里出现了,她是否是国民民主党推出的“新的”高桥茉莉?高桥茉莉:从巅峰跌落的日本政坛“棋子”据环球时报报道,9月4日晚上9点半左右,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高桥茉莉被人发现倒在公寓一楼的空地上,送医后不治。警方初步判定:死因为跳楼自杀。年仅27岁的高桥茉莉,大半年前还曾站在人生的巅峰位置——事业上,已成为日本强势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的“当家花旦”,距离踏入日本国会仅仅几步之遥;感情上,与日本超人气偶像男团Travis Japan成员川岛如惠留已稳定交往6年。年轻美丽、逆境翻盘、名牌大学学霸……这些光环足以为日本国民民主党带来最想要的东西——选民的关注。据报道,高桥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高桥原本出生于东京新宿区一个富裕家庭,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家族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为了还债,父亲变卖了家产,一家人挤进18平方米的小屋子,仅靠低保过日子。逆境中的高桥努力考上了日本名牌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学毕业后,高桥如愿成为一名主持人。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2018年,她参加了日本全国选美大赛,获得了“东日本地区代表”的荣耀。2021年,她加入世界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成为埃森哲日本公司的一名白领。很快,高桥来到她人生的“制高点”——2024年2月,出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15区支部长,并被推为众议院东京15选区补选的该党公认候选人,与党首玉木雄一郎共同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4月,东京第15选区要补选一名众议院议员。外界普遍认为,高桥作为民主党的“明日之星”,顺利当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高桥茉莉和玉木雄一郎合影然而,就在高桥即将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跌落谷底的事件。2月25日,玉木雄一郎公开发文称,“关于我们党的东京15区公选候选人的预定人选,出现了可能违反法令的事实。”他宣布决定撤回高桥作为国民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的资格。有分析称,高桥一家被曝出接受日本政府低保救济,而高桥在此过程中一直在兼职做陪酒女,其2万元的时薪显然不符合日本低保救济的条件。原本凭借之前的励志故事,获得了不少支持的高桥,在“低保事件”曝出后,彻底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在宣布被撤回竞选资格当天,高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一段话:“就因为我曾经在贵宾俱乐部里打过工而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我只能吞下眼泪放弃参选。同时,我宣布离党。”但此时,已经没人关心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专家:无论高桥还是奥本,都不太可能获胜日本问题专家徐静波告诉红星新闻,比起高桥,他认为奥本尤里更有潜力。徐静波称,奥本尤里是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法语专业毕业,还曾在法国留学,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大型广告公司工作。之后,她离开广告公司,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包括开发健康食品、开网店、开发园艺区、做房地产管理等。她主张呼吁日本社会男女平等,关注女性权益等领域,在政治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徐静波表示,虽然奥本比起高桥,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基础,但是从她个人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她在国民民主党内部被迅速推到党首玉木雄一郎身边,确实是一个很迅速的提升。对于有分析把奥本比作是“新的”高桥这一说法,徐静波认为,“就目前来讲,高桥和奥本所代表的选区是不同的,但可能因为都在东京,所以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取代’的错觉,但是如果东京要产生一个国民民主党议员的话,奥本还是很有潜力的。”徐静波提到,高桥的死,其实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国民民主党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目前在日本各大政党的排名当中,国民民主党排在第六位,势力较弱,加之高桥的名气也没有很大,所以总体来说,对日本政局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但对国民民主党的信誉度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徐静波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高桥自杀等一系列事件,由于“东京是日本最大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选区,国民民主党在全国的势力有限,在东京的力量更有限。(国民民主党推出人员)参选的话,都不太可能获胜。”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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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五零:乖女有空间》

    据广州日报消息,近日,小杨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被质疑虚假宣传。9月15日,涉事商家“美诚礼官方旗舰店”客服回复问询称,美诚品牌在香港注册,“品牌基因与研发团队均源自香港”。15日晚,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最新回应指出,9月13日关注到该情况后,该局立即对涉事企业——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核查。针对公众关注的“是否在香港注册”“是否属于香港品牌”等问题,该企业提供了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的商事登记资料,出具了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MEISUN”“美诚”“香港美诚月饼”商标的相关证明,同时也提供了该企业与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商标使用授权等文件。针对是否涉及“虚假宣传”问题,因涉及面较广,涉事企业和带货公司(合肥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分属不同地域,跨地域核查需要协调多方属地监管部门,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将加紧加快推进核查进度,依法依规处理,及时回应群众和媒体关注。相关新闻近期,包括小杨哥在内的多名头部主播带货的一款名为“美诚月饼”的产品遭到质疑。直播间宣传销售该品牌月饼时打“香港品牌”,实际其商标系去年在香港注册,而生产地在广东。(此前报道:多个网红主播带货,“香港美诚月饼”什么来头?)位于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美诚月饼的生产厂家。澎湃新闻记者 陈绪厚 图若一家企业在香港注册公司,然后在内地生产销售,其是否算“香港品牌”?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军律师深耕知识产权领域多年,是安徽省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他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品牌的确立是基于产品的销售与推广活动。倘若在香港地区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商业运营,而仅仅是持有注册商标,那么相关商品只能被认定为拥有香港注册商标的商品,而非“香港品牌”。陈军表示,鉴于内地消费者对中国香港或国际品牌存在一定的消费倾向,部分商家会利用此心理,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在香港以较低成本注册公司及商标。随后,在内地市场销售产品时,一些商家会以“香港品牌”作为营销手段,以此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陈军就其办理过的“套路商标”案件介绍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如近期“美诚月饼”事件受到质疑的,尽管经营活动均在内地进行,但由于在香港注册了商标,便声称自己是“香港品牌”。此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涉嫌虚假宣传,消费者和竞争者有权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由执法机关依法进行查处。第二种情形涉及内地经营实体希望建立与内地某知名品牌的联系。然而,由于无法在内地成功注册相同的商标,以及在公司注册时无法使用与知名品牌相同的企业名称,这些实体转而利用香港企业登记的便利条件。在香港,注册资本无需实际缴纳和验资,经营范围和地址几乎没有限制,加之公司命名自由,可以使用“国际”、“集团”等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甚至可以采用与内地知名品牌相同的字号。因此,这些实体在香港注册公司,并使用与内地知名品牌完全相同的公司名称。最终,他们在产品上贴上“香港某某公司监制”、“香港某某公司商标许可人”等标识,试图模糊与内地知名品牌之间的界限。“此类案件既涉及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又涉及商标侵权问题。”陈军表示。对于商家把自己包装成“境外品牌”的情况,不少网友认为商家“钻了空子”。对此,陈军表示,针对前述两种情况,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欺骗或误导消费者。(2)商标法第五十八条明确指出,若将他人注册商标或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用作企业名称中的字号,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应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处理。(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时,必须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不得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澎湃新闻此前报道,疯狂小杨哥及其旗下主播前不久带货的一款“美诚月饼”引起外界关注,因在直播带货过程中,主播在介绍这款月饼时着重强调“香港”字眼,但这款月饼是不是香港传统品牌受到质疑。随后,便有媒体从生产企业方证实该款月饼产自广东,且目前在香港没有销售。澎湃新闻查询发现,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方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食品公司”),生产厂家为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科技公司”),均位于广州市花都区。两家公司自称,其母公司为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美诚集团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美诚科技公司注册时间为2014年,香港美诚集团公司注册时间为2019年。香港美诚集团公司于2023年、2024年在香港注册了多个与月饼有关的含“美诚”字样、图样商标,其中,“香港美诚月饼”字样、图样的商标注册于2023年9月22日,差不多刚满一年。面对“美诚月饼在香港买不到”的质疑,澎湃新闻以消费者名义咨询美诚月饼的官方网店客服,其回复称,该品牌是在香港注册并拥有商标注册证书,在广州和佛山设立了营销中心和生产基地。当问及月饼是哪里的,客服回复称“广东的”。9月14日,根据工商登记地址,澎湃新闻记者探访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发现该地址处于空置状态。在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门口,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回复澎湃新闻称,针对外界关心的美诚月饼是否在香港销售、线下是否有卖到200多元、其香港公司是不是空壳公司等问题,他们会记录下来,之后会统一回复。随后,澎湃新闻致电该公司一位负责人,其称当前太忙了,只能后面再和媒体沟通。不少网友认为,相关主播的带货话术会让消费者误以为美诚月饼是香港传统品牌,甚至产自香港,存在误导性。对此,有律师认为,若主播的带货话术给消费者造成误导,品牌虽注册于香港,但跟香港本地产品联系甚微,则涉嫌违反广告法的规定,有很大的误导性,可能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消费欺诈。澎湃新闻注意到,目前,美诚月饼的商家抖音账号已停止直播宣传产品,其账号仅有一个视频可见,其他视频疑被隐藏或删除。9月14日晚间,疯狂小杨哥并未像往常一样,在周六晚7点开播。目前,小杨哥抖音账号的橱窗已下架美诚月饼的相关产品。据红星新闻报道,针对该事件,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抖音平台已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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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家闺秀》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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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级大佬身在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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