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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羊”再起波澜。今年中秋节期间,合肥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只羊网络”)因为直播售卖“香港美诚月饼”而遭遇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稽查。“黑松露入料,米其林大师调制”的宣传内容也遭公众质疑。职业打假人王海向现代快报(报料邮箱:xdkb123@163.com)透露,美诚月饼中部分配料实为“黑松露流心酱”,与真正的黑松露相去甚远。“就像大虾和虾酱一样,能是一回事吗?”“黑松露”还是“黑松露流心酱”?除了宣扬美诚月饼是香港品牌、在当地售卖热度高以外,三只羊网络还在直播间中重点宣传,称其售卖的美诚月饼部分产品配料中含黑松露,由米其林大师调制。美诚月饼的配料表对此,职业打假人王海购买了美诚月饼部分产品,并进行了测评。“我们购买的这个号称‘销量全国第一’的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里,并没有所谓的什么‘黑松露’。”王海晒出配料表并告诉记者,该款月饼产品中并未直接添加黑松露,而是添加了黑松露流心酱。而黑松露流心酱的成分中,排前三位的分别是麦芽糖醇液、奶油和水,第四位才是速冻黑松露。“黑松露和黑松露流心酱的关系,就像大虾和虾酱一样,绝无可能混为一谈。”王海说。此外,王海还表示,月饼配料表中的成分注明方式,有可能还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黑松露是三只羊网络特别强调的配料,但配料表只标示了黑松露流心酱的添加量大于等于2%,并没有标示黑松露的含量。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定,如果在食品标签或食品说明书上特别强调添加了或含有一种或多种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或成分,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在王海看来,此款月饼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应当向向消费者退一赔十。并且,王海还认为,有关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美诚月饼的产品标签也进行抽检。对于王海的观点,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王捷律师认为确有合理之处。他表示,美诚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突出强调含有黑松露,配料表中却未依规显示价值较高的黑松露的含量,涉嫌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相关标准,消费者有权要求生产者或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国家对预包装食品标签实行强制性管理,目的在于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使消费者可以借助标签来了解食品的情况,作出合理选择。美诚月饼突出强调了含有黑松露,但未明确标注黑松露的含量,可能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王捷律师说。市场监管部门:月饼生产厂家暂未发现问题美诚月饼的产品标签根据美诚月饼的产品标签显示,月饼品牌(中国)运营中心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商则为两家:一家为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为广州市花都区;一家为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所在地为佛山市南海区。据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官网介绍显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均隶属于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美诚食品官网截图9月18日上午,针对地处佛山的另一月饼生产厂家,现代快报记者致电联系了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前几日该局就已经介入处理“香港美诚月饼”事件。“经查发现,厂家具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证,也拥有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合法授权书。”工作人员表示,佛山厂家生产的月饼经过抽检,并未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当日中午,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发布通报,称美诚月饼生产厂家之一——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食品生产证照齐全,食品安全抽检合格。记者随后致电联系了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电话均未有人接听。17日,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通报称,已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最新进展如何?现代快报记者于9月18日下午致电联系了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该事件仍在调查中,如果有新的进展或者结果,会及时公布。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朱绍岳

本想租辆网约车赚钱还债,不曾想被网上找来的中介一顿操作,又多背了18万元的车贷。最近,来杭州打工的曾先生找到潮新闻“记者帮”,讲述了自己的烦恼。“你们说,我是不是被诈骗了?”应聘开网约车,公司推荐贷款18万元“租”车事情要从今年3月说起。那时,曾先生刚刚回到杭州。27岁的曾先生是江西宜春人,早些时候也在杭州打过几年工,后来结婚回了老家,开了一家小店。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父亲却意外伤了头部住院,至今一直瘫痪在床。曾先生在医院照顾父亲大半年,老家的生意完全顾不上,不仅花完了家里的积蓄,又欠了一屁股债。思来想去,他决定回杭州寻找赚钱的机会。一次偶然,他看到某招聘网站上有一则招聘网约车司机的广告。根据广告,他联系上杭州越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胜公司”)客服小甲(化名)。小甲说,只要从公司租车成为网约车司机,每天可以领取580元的保底工资,还约他第二天去公司面聊。“一见面就让我填表格,登记姓名、身份证、手机,还让我配合他们查征信。”随后,小甲推荐了一种租车方式:通过公司向4S店零首付“租赁”一辆新车,租金以车贷的形式支付,每月3000多元,“当时对方跟我承诺,半年后如果不想开了,可以退还给公司,车子就和我没关系了。”急着挣钱,曾先生当场答应,还在销售的引导下签了一份“车辆融资租赁合同”,贷款18万元“租”车。曾先生贷款买来的吉利几何A(记者 杨云寒 摄)一周后,有工作人员带他去提车。提车点位于一处偏僻的停车场里,是一辆灰色的吉利几何A新车。又隔了十来天,新车办出了车证,曾先生才发现,这辆汽车居然挂在自己的名下,“我一开始就以为车子是公司临时挂在我名下的,是公司的财产,所以没多想。”没多久,他心中起疑。“不仅先前承诺的保底工资没有,连网约车平台还要自己去找。”成为网约车司机后,曾先生每天开车十三四个小时,刨去成本一天赚200多块钱,与预期相去甚远。“当时我想,没保底工资也算了,反正累半年,一到期就把车退回去,再找别的工作。”承诺的退回变成租赁,还要车主自己承担保险根据曾先生之前和小甲的约定,今年9月15日期限到了。前一天晚上,曾先生联系小甲退车,被告知公司已经放假,让他联系公司车管小乙(化名)。小乙让曾先生第二天去余杭一个小区找自己。就这样,第二天曾先生开车来到小区楼下,小乙带了一份合同下了楼。曾先生看了一眼合同傻眼了——这是一份租赁合同,让曾先生把车转租给越胜公司,在租赁期内公司每月替曾先生还贷,但车辆每年的保险和年审费用全部由曾先生承担,租期为1年。曾先生这才确定,这辆车就归属自己。他觉得,自己应聘网约车司机,却不明不白地被贷了款买了车。“不是说把车退了就和我没关系了吗?车租赁给公司,公司租给别的司机开,为什么还要我来买保险?万一公司资金链断裂跑路了,那不是最后还要由我来还月供?”曾先生要求对方把车子买断,但被拒绝了。于是,他当场报警。街道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小乙已回到楼上,还让曾先生在中秋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也就是9月18日来公司再谈。曾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这辆车归属自己后,他也想过当二手车卖了,但这辆车,市场价也就11万多,开了半年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只能卖8万多,但当初拿车可是借了18万的贷款。公司称原客服离职,只是替车主代运营9月18日上午,接到曾先生求助后,记者陪他来到越胜公司位于拱墅区数创智能大厦8楼的办公点。半年前,曾先生也是在这里签署“车辆融资租赁合同”。图为越胜公司位于拱墅区数创智能大厦8楼的办公点(记者 杨云寒 摄)赶到时却发现公司早已搬走,变成了一家物流公司。大厦前台工作人员回忆说,之前8楼确实有一家网约车租赁公司,“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前几个月刚刚搬走,先前也有其他的网约车司机上门找过,好像也是因为退车的事情。”随后,曾先生多次联系小甲和小乙。小甲声称自己还在放假,不愿提供公司新址,小乙则一直不接电话。记者通过企业公开信息查询发现,越胜公司成立于去年11月,今年7月30日变更过注册地址。根据新地址,终于在西湖区三墩镇墩祥街上找到了这家公司,还见到了曾先生口中的小乙。图为越胜公司新办公地(记者 杨云寒 摄)小乙表示,小甲早已离职数月,对于小甲和曾先生当初约定的内容并不知情。至于为何价值11万的车却要贷款18万?小乙解释,这11万只是裸车的价格,贷款时还要再算上保险、办车证等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以及5年内的利息收益。记者又问“为何要把5年利息和收益也追加到贷款中?”小乙未能回答。对于曾先生提出买断车子的要求,小乙再次拒绝,理由是越胜公司要把车子租给其他司机,但如果是二手车则不能办理营运手续,“我们只是替车主代运营。”不过,他表示公司愿意为曾先生提供5年的租期。图为越胜公司内部(记者 杨云寒 摄)对此,曾先生仍不满意。“签了租赁合同,这车还是在我名下,如果出了事故我要不要担责?而且每年5000多元的保费还得我缴,4年就是2万多,这不等于我这半年白干了?”在陪同曾先生寻找越胜公司途中,记者还陪他去拱墅区祥符派出所报了警。接警大厅工作人员表示,此为合同纠纷,警方无法立案。“记者帮”帮帮团智库专家、上海博和汉商(杭州)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名誉主任邵斌律师告诉记者,此类网约车租赁纠纷这几年确实比较多,租车公司存在不诚信的“擦边”行为,但取证较难不利于网约车司机维权。“提醒广大网约车司机,不要轻信高薪的口头承诺,签约前要仔细阅读合同内容,谨慎签字。”同时,邵斌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监管。潮新闻“记者帮”也将持续关注。(来源:潮新闻)

黎巴嫩南部葬礼现场当地时间9月18日,一场葬礼在黎巴嫩南部举行,上千人到场送别四位真主党的成员,他们在此前一天的传呼机爆炸中殒命。葬礼上人头攒动,尽管这是一场严肃的活动,却也因为人数太多而无法做到绝对的安静。不仅如此,突如其来的爆炸声也让在场的人陷入到了惊恐之中。继前一天导致12人遇难,2800人受伤的传呼机爆炸后,第二次爆炸又来了,据称,这一次包括真主党成员使用的对讲机在内的数千台无线电通讯设备被引爆了,造成了至少20人遇难,450多人受伤。一辆救护车开到葬礼现场从一张不算清晰的照片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开到了葬礼现场,救治因爆炸而受伤的人们。据称在爆炸现场能够看到浓烟滚滚,有人躺倒在地。一些黎巴嫩士兵站在一家被炸毁的手机店外而这并非当天唯一的一起爆炸,其他的地方也有,这也是伤亡数字仍然很大的原因。在西顿,一些黎巴嫩士兵站在一家被炸毁的手机店外,据称那里面所出售的对讲机爆炸了。据黎巴嫩当地媒体的报道称,就在18日晚间,位于贝鲁特东北部的巴勒贝克地区,一些无线电设备被主人扔到街上,随后发生爆炸。此外也有报道称,贝鲁特以及黎巴嫩其他地区还发生了太阳能设备、指纹设备和收音机等的爆炸。爆炸地点冒着浓烟一名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另一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称,摩萨德特工在袭击发生几个月前截获了真主党订购的一批货物,并通过发送密码信息引爆了这些货物。而另据Axios上的消息称,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和他的高级官员,很快就批准了18日的协同袭击,因为最近几天的情报显示,真主党可能已经检测到据称放置在他们传呼机中的炸药。“由于真主党成员在17日的突然袭击后会丢弃这些设备,因此加快了18日发动后续袭击的决定,此次袭击导致真主党的数千部对讲机爆炸,”知情人士这样说道。被炸毁的通讯设备另据《纽约时报》援引了解此次行动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官员的话报道,参与第一波袭击的 “AR-924传呼机”,在进口到黎巴嫩之前被以色列方面给劫持了。随后他们在电池旁植入了爆炸物,并设置了一个可以远程触发引爆的开关,“一名冒充该组织头目的人利用发送信息,引爆了装有炸弹的传呼机。”事实上,真主党方面不是没有担心过以色列会通过通讯设备发动袭击,他们担心以色列会入侵黎巴嫩手机网络,并可能借此针对性攻击。为此真主党头目警告其成员丢掉手机,此后真主党成员就改用传呼机进行联络了。18日被引爆的对讲机,都是真主党方面在大约5个月前订购的,与传呼机大约在同一时间送至成员们的手中。尽管多方报道都将以色列视为制造爆炸的“元凶”,但以色列方面拒绝就真主党通讯系统遭受的袭击发表任何评论,不过国际社会非常担心,这样的冤冤相报会让该地区陷入更大的混乱,进而波及更多的国家。

教育部原副部长杜玉波。资料图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秋小长假后上班第一天(9月18日)上午,中纪委网站发布通报,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杜玉波曾任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杜玉波出生于‍‍‍1955年9月,河北晋州人,1975年进入北京工业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就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党委常务副书记等职。2002年,杜玉波升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明确为副部长级。2010年12月,他转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2011年1月卸任北航党委书记。2016年10月,杜玉波不再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2018年3月,他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退休后,杜玉波还分别于2017年7月、2022年7月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七届、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并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杜玉波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在8月1日,他主持召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一场座谈会。此外,8月6日,一家报纸刊登了他的署名文章。“上官汇”注意到,杜玉波曾任职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此前也有一名“老虎”被查。2023年8月6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广被查。公开资料显示,张广,男,汉族,1973年10月出生,黑龙江伊春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2002年11月参加工作。张广历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书记,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教育集团总经理、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飞行学院院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校党委委员、校长助理等职务。2019年1月,张广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广今年1月19日被“双开”,2月5日被逮捕,5月13日被提起公诉。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贾柯:“4月2日,县政府由常务副县长带队,集结了400人左右,包括警车、铲车、特警、交警,大概有一百多辆车,三台施工用的挖掘机。他们到梨园里面,先把电路给切断了,然后封锁周边道路。然后把我家人的手机给夺走,把我们的人全部按在泥地里面抬走,关进附近的乡镇派出所里面,关了一整天。”贾柯提供的强拆现场视频截图贾柯向中国交通广播记者提供了一段他的父亲与叶县常务副县长胡炜哲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胡炜哲承认政府强拆了梨园。胡炜哲:“拆迁(梨园)我到场了,专班的负责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到场了。我们是为了项目的进展,我愿意承担责任。我不管是谁,我不只是针对你,我是因为重点项目在叶县落不了地,我是参与了拆迁,那一天,作为众多的拆迁组织的领导,我也不是官最大的”。在河南叶县的采访结束后,叶县县委宣传部转发给记者一份盖有叶县任店镇人民政府公章的情况说明。其中提到,2024年4月2日,在同贾宏勋(贾柯的父亲)反复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施工方中交二公局在我镇政府及县有关部门配合下,开始在该规划区域施工。贾宏勋亲属进行阻工,工作人员介入稳控疏导。中交二公局项目负责人李矿森向中国交通广播记者表示,“他们只负责建设施工,并不负责征地拆迁工作,拆除梨园的当天是政府通知他们进场施工的”。李矿森:“现在是法治社会,人家说(征地)没谈好,我们敢进去(施工)”?记者:“这个强拆是谁主导的”?李矿森:“应该是镇政府吧!这个我不太清楚,我们只是接到了相关通知,我们是配合,我们任何时候都起不到主导作用”。国家林业局和河南省林业厅关于经济林的认定和补偿都有标准2013年9月,国家林业局下发了《关于印发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林与经济林认定标准的通知》,其中明确了生态林和经济林的认定标准。2020年11月,河南省林业局出台了《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20】167号),明确了经济林的补偿标准。国家林业局和河南省林业厅关于经济林的认定和补偿都有标准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太琨律创始合伙人朱界平律师告诉记者,“如果依据的政府文件被上级司法部门认定失效,显然已经不能适用。上位法与下位法规定不一致时,应该以上位法为准”。就此事进展中国交通广播将持续关注。记者:杨凯、华昱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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