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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当前,文化日益成为发展旅游经济的重要引领,旅游成为彰显文化魅力的重要载体。在“文化赋能:精神生活与产业发展”平行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文艺事业是文化文旅产业的精神动能和源头活水,旅游业是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当前,“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跟着短视频去旅行”成为时尚,为了一部剧、一台戏、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成为一种旅行热潮。如何推动精神生活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文旅行业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引擎,成为下一步要深入思考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介,丰富文艺创作的内涵和形式,有效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随着新技术的加速应用,文旅融合正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美好前景。”中国文联副主席徐永军表示,期待有更多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文旅融合发展事业,深入基层采风创作,推出更多接地气、聚人气的新作佳作,为乡村振兴、文旅融合赋能添彩。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表示,近年来,文学界以多样、高质量的文学创作,为发展文化事业产业提供了充沛的源头活水。一方面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以更多优秀文学供给,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中国作协通过“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形成从创作、出版、传播到影视转化和海外译介的全生态支持机制。另一方面,推动新时代文学“破圈”“跨界”,打造文艺新生态。例如,北京以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星鱼》为蓝本,跨界转化、跨国合作引发广泛反响;中国作协与平遥国际电影展合作推出“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推出“网络文学IP微短剧创作扶持项目”,以优质文学母本,催生视听精品。
中国旅游集团董事、总经理范云军介绍了近年来中国旅游集团围绕旅游赋能美好生活所做的实践,包括打造旅游零售业务线上线下一体化经营的新零售模式,推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旅游相关场景中的应用等,展现了“旅游+”和“+旅游”的产业深入融合。范云军表示,下一步,将深耕旅游主业,充分发挥旅游业为民、富民、利民、乐民作用,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做优做强相关业务,持续提升旅游服务保障质效。
交流互鉴促进共同进步
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动力。兼收并蓄使中华文明不断保持活力,这也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与共同进步”平行论坛上提出,面对当今世界的严峻挑战,各国应携手合作,更好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要建立更加广泛的交流合作机制之桥,加强政策沟通和民间参与,增强文化交流的广泛性和深入性;要打开更加现代的人文交流科技之窗,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文化交流方式的创新与发展;要拓宽面向青年的互学互鉴交往之门,促进世界青年加深文化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为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绵延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文明交流互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石,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表示,深化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全球共同发展进步,应秉持共同价值,合作应对全人类挑战;搭建互鉴平台,汇聚民心相通合力;重视科技赋能,破除交流障碍壁垒。
高校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在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具有天然平台优势。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认为,要从当代实践的视角推进“全球倡议”,就必须以人文交流和文化传播为重要着力点。未来,北京师范大学将进一步开展面向“全球倡议”的中华文化研究,推进跨文化国际人才培养项目,深化高水平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认为,和平性为文明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包容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创新解决了文明的发展动力问题。如何让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保持创新性,在文明对话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让中国故事变成世界故事
中国文化如何通过影视创作发挥更好的文化传播作用?在“文化传播:影视制作与时代表达”平行论坛上,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表示,中国影视行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中国的资金、企业、影视创作者纷纷进入国际主流电影工业。他认为,讲中国故事和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层级向前的递进,核心是 回到人的故事。现代化的故事核心是中国人的故事,而人的故事核心是人性的故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冯远征认为,在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创新是影视行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要敢于突破传统框架束缚,勇于尝试新的叙事手法、技术手段和艺术表现形式。同时要积极拥抱科技力量,将VR、AR、AI等前沿科技融入影视创作中,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观剧体验,增强文化创新的活力;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影视内容形式、传播方式的创新,提高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法国国际阳光纪录片节主席罗曼·雅诺认为,要借助中国年轻一代电影制作人和创作者,他们受国际电影创作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仍能扎根于文化和传统;要持续输出中国的平台,如爱奇艺、哔哩哔哩、优酷、腾讯视频等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并实现内容播放,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还要利用视听传播的多种渠道,它们可以发挥“软实力”作用,能够加强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
中国导演、编剧、出品人郑晓龙认为,影视作品不仅是娱乐产品,更是文化载体,是传递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只有坚守中华文化根基,展现时代精神,才能创造出真正具有中国品格的影视精品。
廖秋隆(记者 陈怡婷)09月21日,
廖秋隆(记者 杨佳蓉)09月21日,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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