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绿色金融的产品设计主要以债务为核心，但以股权为内涵和落脚点的金融产品设计严重滞后，这与其收益的高度不确定性有关。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全球绿色金融的产品设计主要以债务为核心，但以股权为内涵和落脚点的金融产品设计严重滞后，这与其收益的高度不确定性有关。

　　6月1日举行的第十二届（2024）SIIFC国际研讨会上，刘元春表示，目前全球绿色贷款、绿色债券已经达到了数十万亿规模，但绿色股票却寥寥无几。“全球第一单绿色债券是2009年，第一单绿色股票却是在2020年。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很多以绿色、ESG为主体的基金，并没有为投资者真正地创造额外的收益。”

　　为什么绿色股票在金融市场上的发展是滞后的？刘元春表示，这与其收益风险特性有密切关联。绿色金融很重要的收益是未来的收益，但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例如，大规模减碳所产生的气候变化结果是超级不确定的，甚至连传统的风险概率也测不出来。这就使得寻找到无风险的收益锚非常困难。也因此，绿色收益中很重要的一种确定性收益往往体现为政治保证与政府补贴。

　　“不仅仅未来收益具有超级不确定性，同时这种收益大部分是超级公共品、半公共品。”刘元春表示，要想通过股权对投资行为真正产生利益分享，是超级难的一件事情，这也是绿色股票难以发行出来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刘元春提醒说，从理论研究和现实反思可以看到，有大量一拥而上的“假绿”，以及在绿色化运动特别是绿色金融推进中，没有增加创新，没有真正降低绿色活动成本，反而增加成本的情况。

　　也因此，刘元春表示，对于ESG新的投资产品、投资模式，要回归到最基本的金融定价本质，看它是不是真正进行了未来收益的创造，是不是提升了环境和人民福利，是不是在福利提升中进行了绿色技术创新，是不是在收益捕捉上解决了外部性，是不是解决了超级不确定性。

　　为此，刘元春表示，除了要大力推进绿色金融，还要以新质生产力作为判断各种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标准。也就是说，绿色金融一定要落脚到新质生产力提升、人民福利提升、公司价值提升的维度。

　　“因为一旦形成新质生产力就一定会产生真实的收益，如果有真实的收益，通过金融构建一定能够使公司价值、投资者收益得到大幅度提升。这样才能使绿色金融和绿色行动合二为一，真正使人民福利得到大幅度提升。”刘元春说。

　　3月27日央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未来5年，我国要基本构建国际领先的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体系，到2035年，各类经济金融绿色低碳政策协同高效推进，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标准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更加成熟，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功能得到更好发挥。

　　当前，我国已形成以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主、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本外币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余额均居全球前列。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截至2023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0.08万亿元，居全球首位，七年间的年均增速保持在20%以上；我国境内贴标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超3.4万亿元，在过去七年里，新发行绿色债券的年增长率平均保持在20%左右。

　　今年一季度，我国绿色贷款保持高速增长。截至一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3.77万亿元，同比增长35.1%，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5.9个百分点，一季度增加3.7万亿元，季度增量创历史新高。

　　刘元春同时也提醒关注自2020年至今在欧美掀起的反ESG运动，他认为，原因之一是ESG对于资本主义基本逻辑产生了根本性的侵害，对于投资者的利益产生了额外的成本，很多ESG行动在过度政治化中偏离了真正的长期主义逻辑。

　　3月6日，美国10个共和党执政州集体向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气候披露新规超出委员会法律权限、违反宪法。当天早些时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新规，首次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和申请上市登记表中披露公司业务面临的气候风险、解决风险的计划、极端天气事件可能造成的财务影响等。

　　3月初，美国四大银行宣布退出国际绿色金融倡议“赤道原则”。美国律所Ropes & Gray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8日，全美有超过30个州实施或提出了限制ESG的法案。

　　刘元春表示，发生在欧美的这股反ESG浪潮，也提醒绿色金融要回归实体经济，回归减碳、绿色技术发展以及社会福利改进等活动中。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