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 吴静 卢志坤 北京报道

　　消息发布后，中交地产股票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4年9月13日、9月1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在宣布收购物业公司之际，中交地产董事长李永前提交书面辞职报告，在其任职期间，地产行业调整持续深入，中交地产已连续多年增收不增利，公司千亿销售目标渐行渐远。压在中交地产未来新任主帅肩上的担子，显然并不轻松。

　　收购物业公司

　　9月11日，中交地产发布公告称，公司正筹划以现金方式收购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持有的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物业”）100%股权。

　　截至公告披露日，中交集团、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房地产”）、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一公局”）及中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投资”）分别持有中交物业10%、51%、24%及15%股权。

　　据了解，中交集团是中交地产间接控股股东，是国内八大基建央企之一，主要从事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以及装备制造、房地产及城市综合开发等。

　　中交房地产是中交地产直接控股股东，也是中交集团为推进内部房地产板块整合所设立的专业化子集团，旗下拥有绿城中国（03900.HK）与中交地产两个上市平台。

　　目前交易对价尚未披露，中交地产称将采用自有资金方式支付。

　　待交易完成后，中交地产将持有中交物业100%的股权，中交物业将成为中交地产的全资并表子公司。

　　物业成房企转型抓手

　　据了解，中交物业成立于2022年12月13日，注册资本3亿元。此前中交集团党委副书记刘翔曾表示，组建中交物业是中交集团优化产业布局、增强发展后劲的关键一步。

　　根据中交物业此前官微，“走高质量上市发展之路”被写进公司目标指引。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还曾在2022年12月23日通过官微发布了一则招聘公告，面向社会为中交物业征选一名副总经理，当时的条件中，除了工作经验限制，“具有物业公司IPO经历优先”也被写进招聘条件中。随后中交物业引入了明星职业经理人、龙湖智创生活前执行董事及首席运营官曾益明。

　　不过，中交物业在成立之时，国内物管企业独立上市之路就已遇冷。据了解，在地产行业高歌猛进之时，房企纷纷拆分物管板块寻求上市，以完善业务体系。回顾物企上市的几个阶段可以发现，房企分拆物业上市数量从2017年起出现明显增加，2019年和2020年是物企上市密集期，期间碧桂园服务（6098.HK）、融创服务（1516.HK）等头部房企的物管板块纷纷成功上市。

　　2020年上半年时，物管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得极高估值。但从当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行业调整深入，物业股亦随之开始出现回落，但彼时寻求上市依然是许多物企的首要选择。

　　2021年上半年，依然不断有物企尝试冲刺上市，当年6月份，10家物企密集递表，打破物企单月递表数量纪录。但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受地产行业政策收紧和房企信用事件影响，港股物业板块热度也骤然下降，当年递交招股书的物企等待审核时间明显加长。

　　之后，随着房企流动性危机频发，不少企业纷纷抛售资产以求快速回笼资金，物管资产首当其冲。除了卖股引战、抵押出售外，部分物企还为地产母公司进行财务担保、直接借款、兜售资产，甚至还出现资金被母公司违规挪用的乱象。当时，业务独立性一度成为物管行业关注的焦点。

　　然而，面对行业的持续下行，不少地产企业开发业务面临亏损，资本市场上股价不断走低。寻找新的增长曲线、谋求转型，甚至剥离开发业务成为众多房企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物管业务现金流相对稳定，被业内认为具有较强的抵御周期波动的属性，重新成为房企转型的一个抓手。

　　在中交地产宣布收购中交物业之前，行业已有类似案例。2022年5月，建发国际（1908.HK）收购建发物业（2156.HK） 35%股份，股权转交后，建发物业再次成为建发国际的附属公司，并实现并表。

　　具体到中交物业，公开信息显示，其依托于中交集团全产业链和综合一体化服务，布局有“大城市服务”与“大交通服务”两大赛道，业务范围涵盖公建、商写、住宅、港口、陆路、空港六项核心主业。

　　根据中交房地产公布的数据，2023年其下属物业管理营业收入5.07亿元，较2022年增加1.74亿元，物业管理营业成本4.05亿元，较2022年增加1.11亿元，主要是因为业务规模增长；物业管理毛利率20.06%，较2022年上升8.28%，主要是因为业务规模增长，人工成本增长缓慢。

　　今年上半年，中交房地产物管业务贡献收入2.63亿元，较去年同期的2.73亿元有所减少；但对应成本2.29亿元，却较去年同期的2.23亿元有所增加。

　　据了解，中交地产此前也有少部分物管业务，去年其物业管理服务收入1065.21万元，同比增加40.52%，不过仅占总收入的0.03%。

　　对于此次收购，中交地产表示，交易完成之后，公司将新增物业管理业务，实现房地产业务产业链的延伸，助力公司拓展轻资产业务。本次交易也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和长远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提升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公告披露后，中交地产股价持续走高。9月12日收盘报7.42元/股，较前个交易日上涨3.78%；9月13日收盘报8.16元/股，上涨9.97%；9月18日当天涨停，收盘报8.98元/股。

　　记者就收购后的整合规划联系中交地产方面，对方表示暂以公告为准。

　　公司董事长辞职

　　在收购计划公布两日后，9月13日，中交地产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12日收到董事长李永前的书面辞职报告，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其申请辞去董事长、董事会战略与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关于新任董事长，中交地产表示将进行重新选举产生。在此之前，李永前将继续履行相应职务。

　　而在当天发布的另一份公告中，中交地产于表示已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41次会议，通过关于选举郭主龙为董事会董事的决议，并将在9月30日举行的股东临时大会上进行审议。

　　与此同时，在9月12日，中交地产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也发布了董事长变更的公告。因工作需要，经中交集团研究决定，任命郭主龙为中交房地产董事、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免去李永前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的职务。据了解，郭主龙现为中交房地产的党委书记，而此次任命或意味着其将对中交房地产党政“一手抓”。

　　公开信息显示，李永前于2014年入职中交集团，之后被派遣到绿城中国任职。在绿城中国任职期间，李永前见证了绿城中国销售规模从几百亿到千亿的突破，以及旗下代建业务绿城管理（9979.HK）上市。

　　2019年时，其从绿城中国执行总裁的岗位调回中交地产担任总裁职位，并于2020年年初出任中交地产董事长。其在任职初期就曾提出，要“复制绿城中国、创新中交地产”，并效仿其轻重资产并举的开发模式。在开发业务上，2020年中交地产要冲刺500亿元销售额，到2023年要突破千亿大关。

　　随后，中交地产在土地市场高歌猛进，2020年共计拿地635.59万平方米，较上年增长176.9%，土地购置总价款535.8亿元，权益价款252.54亿元。

　　但是，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楼市情况急转直下，各线城市销售惨淡、房价不断下行。与此同时，行业风险事件频发，消费者购房意愿较低。

　　在此情况下，中交地产业绩也如同其他同行企业一样出现下滑。此外，因为前期拿地成本提高以及销售端限价等因素影响，公司部分项目毛利空间有限，盈利空间收窄。2018年—2022年，公司营收从89.48亿元升至384.67亿元，但同期归母净利润则分别为8.1亿元、5.4亿元、3.47亿元、2.36亿元和0.34亿元。去年实现营收324.68亿元，同比下降15.59%，归母净利润则亏损16.73亿元。

　　前段时间发布的中期 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中交地产实现营收89.8亿元，同比微增2.48%；归母净亏损9.83亿元，同比亏损幅度扩大72.86%；利润总额为-9.2

　　今年1—6月，中交地产全口径签约销售面积43.4万平方米，较上年同期减少56.73%；签约销售金额81亿元，同比减少62.26%；销售回款113.4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3.97%。

　　在现金流方面，上半年中交地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7.44亿元，同比下降75.16%；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66.48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近半。

　　值得注意的是，李永前在回到中交地产后，曾有意推动公司代建业务发展。不过，该项业务目前在行业内并不突出。去年，中交地产代建业务新签货值114.63亿元，实现代建回款0.52亿元。而同期，绿城管理代建项目销售额为1068亿元，同比增长22.1%；销售面积同比增长46.7%至861万平方米。

　　记者就此次人事变动联系中交地产方面，对方不予置评。

责任编辑：李桐

杨健豪（记者 王雅奇）09月21日,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杨健豪（记者 文真玫）09月21日,#entText .video-list a,#endText .video-list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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