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冯汉骥再次来到了月亮湾，站在高高的台地上望着远处的三星堆，他信心十足地说：“这一带遗迹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们的面前。”为了推进这一判断，次年他便带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与四川省博物馆组成的联合发掘队在月亮湾进行了一次发掘，对地层、玉石器、遗址性质等问题做出了新的解释和推测。

　　这里是杜店村“三夏”生产服务点，从5月中下旬起，村干部们要排班值守，一直值到6月10日。屋檐下搭起了一张简易的床，供值班的人休息。

　　对于器物坑性质的争论，本质上关联着对三星堆文化缘何衰亡的推测。作为彼时三星堆考古队副队长的陈显丹，是最早提出祭祀坑说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大量的埋葬器物是三星堆人为求得神灵保佑或宽恕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这种乞求行为背后有着密切相关的现实因素，三星堆人很可能面临着某些特大问题。而这些特大问题，有可能是外敌的入侵，也可能是《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那场“若尧之洪水”的灾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副所长赵殿增也是祭祀坑观点的坚定支持者，由坑内种类多样的祭祀形器物，他推测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神权至上的国家，但也正是因为对宗教的极度狂热，过度消耗社会财富贡献神灵，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社会恐慌，最终在一次次燎祭祈福无效后不得不告别故土迁居他处。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英国研究中心智库研究员李冠杰15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卡梅伦之后，历届保守党政府强调“脱欧”之后英国的特殊性，即英国是世界主导力量之一，在价值观上要靠近美国。现在虽然换了苏纳克这样追求平衡的领导人，但他骨子里也是将中国视为巨大挑战。所以出现了英国现政府既想与中国接触，又担心主流政客反弹的局面。李冠杰表示，克莱弗利在4月的讲话中从三个层面阐述英国的对华政策，其中一个层面就是同中国直接接触。但他认为，接触之后，英方大概率不会改变对华的一些错误倾向和认知。“所以我们不要对中英关系短期内出现大的改观抱太多期待。”

　　雷桂芬站在麦地里没有离开，她要等着这只“巨兽”吃饱之后，将肚子里的麦子“吐”到一旁的运输车上，再安排运输车拉去村民的家中或是直接由合作社收购。

　　过于庞大、耀眼的掩埋遗物对三星堆遗址与文化整体的研究和探索也构成了些许干扰。参加过1980年至200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和组织工作的赵殿增曾坦言：“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也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工作的计划性，同时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不仅上千件埋入时就被有意打碎文物的修复、整理、研究、保护工作需要投入很大的力量，而且社会各方面对这批文物的关注和需求，使我们无法正常地继续原有的工作。”计划被打乱的最直接影响便是发掘资料的整理与考古报告的发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万娇就在论文中表示过：“从祭祀坑旁边的三星堆开始，兴奋的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新的探索，自然就忽视了一项最基础的工作——对以往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表。1980年发掘后发表简报《广汉三星堆遗址》，这样及时的发掘—整理—发表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很好地延续下去。”时至今日，研究者能够使用的资料，除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三星堆祭祀坑》，只有1934年、1963年和1980年的三个简报，没有详细的正式报告。

简登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