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奶

今年5月，上海政法学院一名学生在微信上提取了一笔5万元零钱。在这一过程中，共被收取了50元左右的手续费。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其对提现费如此高昂立刻产生了质疑。在线上咨询腾讯客服后，得到的回答是“平衡银行侧交易成本。”因此在免费提前额度使用完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图为微信提现界面的提示（资料图/图文无关）该学生此后与其他法学生组成团队，花大量时间查阅包括腾讯近年来的财报在内的相关资料，并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该案于今年8月末开庭，据作为本案代理人之一的华东政法大学研一新生杨昊斌介绍，他在一审后又经过十几次修改，目前已将庭后意见写完并成功提交法院，并等待审判结果。他表示，即使这场官司败诉，也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被告，天下苦微信提现费久已。新闻晨报·周到记者联系到作为团队成员之一的上海政法学院大四学生吴祖祎，听她讲述了更多案件细节。随后我们也联系到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的陈善勇律师，专攻金融领域的陈律师表示，微信收取提现费本身并非不合理现象，加之腾讯主场作战历史败诉率极低，因此该案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但不管胜败，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并将引起各方重视。”微信方没有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吴祖祎向我们介绍，其团队成员的微信里此前有一笔5万元的资金流入。今年5月，该成员决定将钱取出，“第一次转了500元，没收手续费。第二次把剩余的都取了，一下子收了将近50元。”而这名团队成员在开通微信零钱之时并未在服务协议中找到提现手续费字样，但提现之时却发现需要支付手续费。她在咨询了微信官方后获知，根据规定同一个身份证名下的所有账户终身享受累计1000元的免费体现额度。一旦使用完这个额度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服务费。单笔服务费如小于0.1元，按照0.1元收取。例：零钱提现1000元，需要支付1元服务费。吴祖祎和当时还在上海政法学院读大四的杨昊斌以及同样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的席蕊璇、秦浩宁还有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潘灵青建立了一个五人团队，决定对此事进行深挖。8月底，团队中的三人自费前往深圳参与庭审。组团状告微信的法学生们陈律师表示，这一案件涉及到微信提现收费问题是否合理，而关键就需要看双方是否签订过相关的服务合同。“虽然用户不可能与腾讯平台签订纸面合同，但是用户注册使用过程中的电子合同基本不会少。”他说，“从监管层面上看，需了解收费有没有违反监管机关的相关规定。只要微信提现手续费收费没违反监管机关的规定，那么收取手续费无可厚非的。”“微信支付手续费的收取与银行的收取标准有关，因为前期微信支付需要承担了所有转账成本，故而在提现时收取手续费成本。这种模式在第三方支付行业内普遍存在。不同平台会根据自身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决定收取多少手续费。所以从法律层面讲，微信收取手续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原告方提出的主张，是微信方面没有尽到合理提示的义务。经过事后查询发现，微信是从2016年3月1日起针对提现功能收取手续费的，当时在官网进行了一个公告（含新协议）。“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份公告，还有更新后的条款，发现有些格式条款没有尽到相应的提示义务。因为公告里把收取手续费这部分内容藏得很深，1.1万字的公告里一半以上的字全都进行了加粗，因此其实没有起到辅助阅读的作用，因为加粗的字太多了，重点依旧不突出；此外，关于手续费细节的规定也没有直接写在里面，而是需要点击打开一个超链接。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尽到重要条款的相应提示义务。”吴祖祎称，“另外一点，它没有给大家一个退出机制。假如有人在公告登出前已经往微信里存了一大笔钱，但又没细看公告或者根本不知道公告的话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杨昊斌本人也在小红书上发帖记录了他们的这次起诉，该贴很快就登上热搜第一，底下超过1万+条评论清一色都在吐槽微信的做法。网友“ufiyyh”在杨昊斌的帖子下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在微信手续费上遇到的糟心事：“爸妈在农村卖菜，大半年收入2万元，（提现时）微信手续费就要20元。一斤菜的利润就5毛，20元手续费就等于少卖了40斤菜。担心爸妈心疼手续费，我都是让他们转给我，然后我折现给他们。可我一个人微信也用不上这么多钱，只能慢慢兑换提现额度，一年也兑换不了一万块。但如果爸妈的微信里放几万块我更加担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懂操作，另一方面是怕他们被人骗了或者丢失这笔钱心理扛不住。”图为法院的出庭通知书这触及了本案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微信客服称收取手续费是为了平衡银行交易成本，但怎么能确定微信没有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吴祖祎介绍，他们经过了一个粗略的估算，结论是手续费定价过高。“因为有些数据其实涉及到商业机密，所以我们就只能根据网上公开的信息进行估算，”她说，“我们现在也希望对方拿出证据，他们既然说自己是为了弥补成本，那我们就希望他们证明自己怎么弥补成本。”陈律师也向记者解释，“因腾讯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非上市公司，并无财报可以查看。”“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方式，获取年度流水，从而推算出利润率是否过高。在财付通利润率明显暴利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法院酌定减少手续费用。”但让大家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并未能得到精确的内部数据。吴祖祎告诉我们，大家现在正在等待最终的判决结果，“我们觉得微信收取提现费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把这次诉讼进行到底。就算不能赢，我们也希望让各方面都能重视起这个问题，从而提醒微信正视广大用户的声音。”微信提现费对商户影响更大陈律师认为，相比个人用户，微信收取提现费对于商户的影响其实更大。如果可以通过这次诉讼引起各方重视，那么诉讼本身就达到了它的目的，而它的意义无疑也将是深远的。“目前财付通主要是提现收取费用，也就是说不提现、钱一直放在账户中是不收取费用的。针对个人用户来说，我可以选择仅用微信支付不提现。但针对于商户而言，微信收款却处在两难境界。不用微信收款明显影响生意，腾讯支付平台正看中这一点，所以将商户提现与个人提现区别对待（商户的提现费率更高）。”“这种区别对待方式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运作规律，损害了广大经营者和微信支付服务使用者的合法利益。”他希望看到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可以制定相关文件明确提现手续费最高比率，切实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曾发布过《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我们期待针对财付通提现额监管部门也能出一份类似文件，规范提现费率。”

图为村中“8.15”老年节活动现场经济观察网 记者 田进 落地吉林省延吉市这座热门旅游城市后，沿着延龙高速一路行驶近50公里，就能抵达坐落在边境线附近的龙门村。除了春季时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和村里独具朝鲜族特色的井字形房屋，在中国版图上，你能找到许多与龙门村类似的村落。20世纪90年代，龙门村还拥有两所六年制小学。此后，随着村里年轻人外出务工或定居县城，村里的小学被陆续关停，现在村里仅剩的8位小学生和6位中学生需要去9公里外的镇上上学。作为龙门村土生土长的党组织书记，41岁的张春雷见证了村庄的巨变。他用“热闹非凡”形容小时候村里的场景。但现在，他变成了村中最年轻的劳动力。截至目前，龙门村共有1526位户籍人口，却只有303位常住在村里，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54%。龙门村共有1526位户籍人口，却只有303位常住在村里，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54% 网络图在今年8月，这座如同世外桃源的村子久违地迎来了增量——村中心一家专为村里老人提供饭菜的老年食堂正式开始运营。每天11点半，村里老人只需自费2元即可来此就餐。推动老年食堂成立源于中国老龄协会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于去年11月在吉林省的一次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昭德基金主任李红霞发现，很多地处边境的农村面临严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老龄化率普遍在50%以上，其中一个村庄甚至20年没有婴儿诞生。同时，受限于身体原因和消费观念，老人们经常用咸菜、酱汤简单对付一顿，缺乏足够的营养摄入。李红霞说，如何改善老年人的营养状况甚至对抗村庄的衰减是大量边境农村面临的共同困境。近一年来，发展老年人助餐服务得到政策层的密集关注。2023年10月，民政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的《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提出目标，到2025年底，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实现较大幅度提升。其中包括采取倾斜性措施支持农村地区扩大服务供给，引导公益慈善力量积极参与等。未来如何将这样的老年食堂案例拓展到更多城市与农村地区，甚至让老年食堂实现独立运营，依旧是一道待解的难题。多方共担的老年食堂每天上午9点，龙门村约50位老人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汇集至村中心的门球场。有人参与、有人围观，通常这样的门球活动会持续两个小时。11点半，紧挨着门球场的老年食堂开始营业，老人们如开席一般围坐在圆桌旁，开始了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顿饭。自从8月初老年食堂正式运营后，这样的安排成为村里许多老人固定的生活方式。对卧床在家的老人，老年食堂会提前安排相关人员送餐上门，配送人员也能获得2元的送餐补贴。一开始，为了测试建设老年食堂的可行性，龙门村尝试自主出资在每周末给村里老人提供午餐，同时协调村里老龄协会成员做饭以及收拾餐厅。张春雷说：“在前期两个多月的试餐中，村里有需求的老人几乎都来用餐，大家也非常认同这样的助餐模式。”当试验成功后，一条由公益项目、村集体、老人共担成本的模式逐渐形成。在老年食堂的建设中，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启动的“边境老人的午餐”公益项目将负担2万元的装修及设备费用，具体包括冰柜、消毒柜、锅碗瓢盆等用具。实报实销之外，如果费用超支，则由村集体承担。日常餐食方面，“边境老人的午餐”公益项目按照每人每天6元的标准补贴老年食堂，老人则需要自付2元；在食堂的日常运营中，公益项目每年补贴5000元用于支付水电费、燃气费等费用，超出部分则由村集体承担；此外，公益项目会给予老年食堂两位厨师每人每月1000元的补贴。张春雷说，选择让老人象征性地付一些费用，也是为了增加老人们对老年食堂的责任感。同时，每天结束用餐后，我们都会询问老年人对第二天餐食的想法，再由相关工作人员去镇上的生鲜超市统一采购。老年食堂每餐也都会保持四菜一汤的标准。老年食堂的到来，也让龙门村老年人多了一条聚集起来聊天、娱乐的理由。张春雷说：“老年人助餐活动现在也延伸变成了一种监护方式。村里很多老年人处于独居状态，如果某一天他们没有及时出现在食堂，我们就会打电话询问了解他的情况。”随着龙门村老年食堂的落地，“边境老人的午餐”公益项目还在继续谋划扩张。李红霞介绍，公益项目短期内计划在延边地区建立5所老年食堂。中长期来看，会在东北边境地区以及在云南、广西边境地区的农村拓展老年食堂。在选点过程中，李红霞也对开设老年食堂的村庄设置了相应的基础条件——村庄常住人口老龄化率需超过50%，村里有30位以上老人能固定在老年食堂就餐，村以及所在的基层政府有强烈意愿去推动老年食堂的建设。虽然规划逐渐清晰，但现在，李红霞的团队依旧需要为公益项目的筹款而奔走。她说：“边境地区的气候环境、居住环境、老年人数量差异很大，不同边境村的老年食堂建设成本起伏较大。此时，来自企业、个人和社会等层面的多元资金支持就非常重要。同时，我们也希望借这个公益项目让更多人关注边境地区的老人，让更多村庄探索独立运营老年食堂，这也是这个项目更长远的价值。”一座老去的村庄从张春雷记事起，龙门村的长辈们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以玉米和大米为主的种植业也是村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因龙门村主要是丘陵地貌，无法使用大型农业机械，2000年后，当地种植业逐渐变得不具备经济效益，春耕秋收的模式难以维持一个家庭的运转。于是，大量年轻人选择背井离乡。2002年至2009年，张春雷也曾是村里外出务工大军中的一员。他说，一部分朝鲜族年轻人甚至选择去韩国打工，如果老家没有重大事件，可能3—5年才回村一次。最初，大量老人依旧选择坚守在村里从事农业耕种。再后来，随着村里年轻人用外出务工的积蓄在县城买房，相当一部分老人被子女接到县城，村里闲置的房屋变得越来越多。截至目前，龙门村共有户籍人口579户1526人，但常住人口只有161户303人，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165人，占比超54%。张春雷曾和选择留在龙门村的老人多次交流，他说，很多老年人对村子有一种故土难离的感情。他们也习惯了在农村平房居住，不愿意住楼房，县城对他们而言都是陌生环境，很难结交新的朋友。因此，如果不是为了帮忙带孩子，村里很多老年人不愿意跟着子女去县城。其实，龙门村的发展也是东三省大量农村的缩影。从2011年起，东北人口出现负增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年东北三省总人口为9851万人，比2010年减少1101万人。2023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的老龄化率领跑全国且均在26%以上。2023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的老龄化率领跑全国且均在26%以上 网络图因为缺乏年轻人，龙门村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十分简单。打门球是龙门村老人最主要的娱乐项目，在当地，门球也被称为长寿球。近几年，在张春雷的推动下，村里为老人们新建了两座门球场，这也是他至今最为自豪的一件事。在调研过程中，李红霞也发现，龙门村相当一部分家庭未安装电视机，老人也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刷短视频，手机的功能基本局限于与远方家人沟通。低龄老人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打理种在院子里的蔬菜、红薯和玉米等农作物。生活方面，龙门村老年人的退休金在100元/月—300元/月不等。村里50岁至60多岁的低龄老年人普遍还在从事农业来赚取生活费，而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费大部分只能依靠子女支持。2023年，龙门村人均纯收入约1.4万元。调研中，李红霞发现，因为肉类食品需要到9公里外的镇里购买，叠加老年人节俭的观念，龙门村老年人吃饭特别简单，院子里的蔬菜是一年四季最主要的餐食来源。冬季时，很多老人就用蔬菜制作成的咸菜搭配米饭、酱汤简单对付一顿，营养摄入严重不足。李红霞表示：“结束调研回北京后，我们就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对抗村庄的衰老过去五十余年，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升至2023年的66.16%。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村庄在快速衰老。从历史经验和经济发展规律来看，随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大量村庄的老去甚至消失也不可逆转。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说，中外研究均表明，城市的生产力是农村的3—5倍，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取决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万广华用了一个亲戚的亲身经历来说明推进农村居民市民化的好处——一位亲戚户籍在江苏农村，在那里，一个服务员岗位月收入不到2000元，如果驱车向东4个小时到上海，工作内容没有任何变化，月收入至少5000元。因此，江苏农村空心化现象已非常严重。作为土生土长的龙门村人，除了守着村里上百位老人，张春雷想寻求机会去对抗这样的时代变迁。他说：“除了养老，目前村里的另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壮大村集体经济。我们想要寻找一个既能让年轻人留在龙门村，又能挣钱养家的办法。”在推动老年食堂建设过程中，李红霞说，如果能同时通过外部社会的助力发掘村里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帮一个村庄每年创收10万元—15万元，那么基本就能解决村里老年食堂独立运营的问题。此消彼长间，我们也能将公益资金用于帮扶更多村庄的老年食堂建设。张春雷的想法是，只要年轻人愿意回到村里发展事业，村里会根据年轻人的产业发展方向提供相应的政策性帮扶。“让不熟悉此地的人来投资不现实，让年轻人回来种地也不现实。现在我们在征求村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的意见，探讨他们回村后可以做什么产业，村里也会根据他们的意见积极去做配套发展。”近几年，龙门村的集体产业发展逐渐有了起色。依靠实施头道镇林下灵芝产业项目、有机大米共享稻田等产业项目，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106万元，2023年收入108.9万元。张春雷说，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相信在未来几年，村里能依靠自有收入来维持老年食堂的运转。在李红霞看来，助餐服务能满足短期内老年人的需求，但大量边境村仍处在减量发展的过程，只有通过特色化方式发展村集体经济，赋能村集体带头人，逐渐让年轻人或者中年人愿意再次回到村里，无数个如龙门村一般的村落才能够延续下去。随着中秋佳节的到来，沉寂多月的龙门村将迎来一年中人数最多的时节。在当地的朝鲜族中，每年中秋节的隆重程度堪比春节，年轻人只要不身处外省，基本会拖家带口赶回龙门村，村里老人也会穿上传统服饰迎接节日的到来。恍惚间，龙门村又变回张春雷记忆中那个热闹非凡的村落。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田进 经济观察报记者 大国资新闻部记者

（原标题：孟祥青：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旦出手就是重锤猛击）

“我不理解，挺漂亮的小姑娘，为什么会把租住的房子搞成这样。”9月11日，深圳女房东发视频称。网友称女租客失联房子变成“垃圾场”9月12日，有网友反映称，租房的女租客失联后，她发现自己出租的房子成了“垃圾场”，引发网友关注。

9岁的乐乐走了。半年前，因血氨指标高，家人带他到上海市儿童医院治疗，没想到他最终在医院离世。乐乐父亲何生（化名）向现代快报反映，入院的第5天，乐乐曾窒息至少6分钟未被及时施救，随后陷入重度昏迷，直至3个月后死亡。事发后，医院科室主任曾向家属承认过错，并表示不回避责任。但让何生不满的是，医院的诊疗记录对此事只字未提，“抢救及时、无医疗差错”等措辞让家属失去了对医院的信任。9月11日，上海市儿童医院有关人士回应现代快报记者，由于一些诊疗细节涉及患儿隐私，院方不便透露。对方称医院不回避问题，也不推脱责任，建议何生通过医调委或司法机关解决此事。图为涉事的上海市儿童医院到医院追查病因，7天后男童发生意外9月6日，乐乐离世后的第88天，何生向现代快报记者讲述了事发经过。何生一家住在上海，乐乐患有孤独症，为了照顾儿子，妻子甚至辞掉了工作。去年初，乐乐被查出血氨指标较高。“服用降血氨药后，指标虽然控制得较好，但我们觉得一直吃药不是事，就带他到上海市儿童医院进一步追查病因。”何生称，今年3月6日，一家人带乐乐到上海市儿童医院，其间做了很多项目，但始终未找到病因。“我们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肝脏穿刺手术，孩子被安排住进了PICU病房监护。”何生介绍，手术很成功，术后孩子留在PICU观察。3月13日中午，医院突然告知，乐乐出事了。“我们过去时，乐乐已陷入深度昏迷。”何生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这一突发意外让一家人情绪崩溃，手足无措。窒息至少6分钟才被施救，科室主任承认存在过失3月15日，上海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崔云和护士长一起约谈家属，当着何生及妻子的面讲述了意外发生的经过。在何生提供的谈话录音中，崔云承认，监护仪器提示异常后，护士未查看孩子，也未通知医生。孩子处于监护仪测不出血氧饱和度、心率状态至少6分钟，最长可能达11分钟，直到医生路过发现，乐乐才被实施抢救。录音里，重症医学科主任崔云表示“是很低级的错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事发后，乐乐就处于严重脑损状态，且不可逆。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说很残忍，当时看到医院方面既然那么坦诚，我们只能积极配合治疗，期待奇迹发生。”何生说，事发后，他们一直克制情绪，积极配合医院理性处理此事。然而，奇迹并未发生。6月11日，乐乐情况恶化，最终离世。何生称，料理完乐乐后事，他便在院方陪同下前往当地医调委处理此事。乐乐情况恶化最终离世院方小结中称“抢救及时”，家属指病程记录涉嫌造假“6月3日院方约谈时还说监控录像都在，但乐乐走后，我们再要，就说没有了。”何生说。在他提供的调解建议中，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院方未向医调委提供监护仪记录和事发时监控录像。也正因此，医调委认为：综合已知证据，说明医方抢救可能存在延误，与患儿死亡有因果关系，建议医方参照主要责任进行调解。家属认为乐乐的病程记录涉嫌造假8月27日，何生到医院封存病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详细的诊疗内容，足足有一尺多高的记录单，详细记录了乐乐入院以后的各种检查以及手术、用药情况。死亡小结中“抢救及时”“经验教训吸取无”等表述，让何生不能接受。9月6日，现代快报记者在何生提供的诊疗记录中看到，乐乐入院时各项检查指标都正常，意外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与窒息直接相关的缺氧缺血性脑病、中枢性呼吸衰竭、大脑功能障碍等一直都是诊断书上乐乐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自5月31日起，排位靠后的高氨血症被提上第一位，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并持续到乐乐离世。乐乐走后，高氨血症也被归结为直接死因和根本死亡原因。奇怪的是，何生在医院查到的诊疗记录中，乐乐入院后，先后做过10次血氨检测，且大部分都在正常范围，仅4次略高于正常值。且4月7日后，就再也没有乐乐的血氨检查记录了。何生据此怀疑，这些极有可能是医院为了隐瞒真相，造假“洗白”诊疗记录，进而避开窒息6-11分钟未被及时施救的事实，把孩子死因指向高血氨症。院方回应：不回避问题，建议通过有效途径解决9月11日，针对何生反映的问题，上海市儿童医院组织相关人员向现代快报做出回应。他们表示，出于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患儿的信息和诊疗记录都不便对外公开，无法对某些细节问题做出回应。“医调委已经介入，相关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并没有结束。”院方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事发后，医院和患者的沟通是畅通的，未发生不接电话等推诿情况。医调委介入后，医院方面也在积极配合调查、处理。此外，院方代表还表示，医院不回避问题，也不推卸责任，但医院无权判定自身的医疗责任，应该由相关监管部门、司法机关等单位根据调查结果来界定。同时，对于目前医调委的专家给予的调处建议，院方并未提出抗辩或予以否定，医调委调解工作可以进一步进行。建议患儿家属通过医调委、司法机关等有效途径解决此事。然而，在此前的采访中，何生已明确表示，他要反映的不是医疗纠纷，而是医院涉嫌隐瞒事实真相、瞒报事故、伪造诊疗记录等违纪违规行为，“如果当时我没录音的话，我可能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目前，何生已就相关问题向上海市纪委、监察部门反映。对于此事的进展，现代快报将持续关注。来源：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宋体佳 文/摄

近日，多名网民反映曾在西安多次坐“霸王车”不给钱被判刑的女子杨某某出狱后故伎重施，继续打车不给钱，引发关注。2024年6月，杨某某因坐车拒付车费，并发视频辱骂出租车司机，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责令其退赔11名“的哥”经济损失1095.9元。最近多名网民发视频称，杨某某已出狱，并再次坐出租车拒付车费。视频中，司机让杨某某扫码支付车费，但其一言不发。另有视频显示，民警已经到场处置，司机还称“这是惯犯”。图为段先生拍摄的视频截图9月13日，记者联系上了视频发布者段先生，段先生称，他也是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杨某某住处位于当地东大街道，其打车行程较为固定，距离不短，费用在130元上下，已有多名司机“中招”。记者就此事联系了属地东大派出所，表明来意后，工作人员并未正面回应此事。东大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则告诉记者，听说过此事，建议向司法所了解具体情况。记者向东大街道司法所求证，工作人员证实，杨某某本人已于不久前刑满释放，也确实有司机反映她再次坐出租车不给钱。该工作人员称，司法所、街道办、派出所以及村里对杨某某的事很关注，并上门了解了情况，杨某某本人没有工作，经常外出，行踪也不固定，家中只有父亲，且年事已高，老人也表示无法约束女儿。正考虑与出租车公司沟通，看能否让司机拒载杨某某，避免发生此类的事。对于有些网民质疑的杨某某是否存在精神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并无正式鉴定，将征求本人意见，看是否要做专业的鉴定。接下来将向上级反映，并分析研判，尽快拿出比较有效的措施。2023年，陕西西安一女子被多名出租车司机指控打车不给钱，后该女子发布多条视频辱骂出租车司机，并称自己坐车不给钱是“司机没有本事”。23年8月19日，记者获悉该女子被刑拘。2024年6月，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在西安理工大学曲江校区模拟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杨某某寻衅滋事罪一案，并当庭宣判，判处被告人杨某某有期徒刑一年，责令其退赔11名“的哥”经济损失1095.9元。西安理工大学100余名学生现场旁听了案件。杨某某曾被被多名出租车司机指控打车不给钱2023年6月8日——杨某某因数次打车拒付车费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0日，但其不知悔改，继续实施此类违法行为，多次乘坐出租车往返于西安SKP、小寨至长安区东大镇、滦镇等地，到达后以身上没钱、手机没电、沉默不语等理由、方式，拒不支付乘车费用。2023年7月29日，杨某某乘坐被害人赵某某驾驶的出租车从小寨回到其居住的长安区东大镇住处，到达后杨某某以手机欠费为由故意拒付车费，赵某某索要车费无果后驾车带杨某某前往公安机关报警。途中，杨某某为下车，拉拽方向盘并多次殴打赵某某头部。2023年8月——被告人杨某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辱骂出租车司机群体的视频，宣称自己坐车不给钱是“司机没有本事”等不当言论的视频，被多家网络媒体转载报道，累积点赞、留言、转发量100万以上，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造成恶劣影响。2023年8月17日——西安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抓获被告人杨某某，并向社会征集杨某某的其他涉案线索。经查，2022年4月至2023年8月间，杨某某有19次乘坐出租车不付费的行为，其中有明确计价器费用的金额共1095.9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某多次恶意乘坐出租车，拒不支付车费，扰乱出租车客运市场秩序，辱骂、殴打司机，且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在自媒体平台上恣意发表侮辱出租车司机群体的言论，经网络广泛传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破坏了社会秩序，到达了情节恶劣的程度，构成寻衅滋事罪。结合杨某某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认罪态度，法庭当庭做出上述判决。图为庭审现场来源：大皖新闻、封面新闻、此前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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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招聘会现场（资料图）财联社9月14日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比上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4%；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6%。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4%。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7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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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四届大满贯得主、前世界排名第一大坂直美宣布，她与大满贯冠军教练费赛特的第二次合作已经结束。这也意味着，在去年“背刺”郑钦文、单方面宣布解约加入大阪直美团队的费赛特，如今再次失业。9月14日，日本网球名将大阪直美今日更新Instagram。大阪直美晒出了自己和教练费赛特的合照并写道：“4年、2次大满贯，和数不清的回忆。谢谢威姆，你是一名优秀的教练，也是一个更优秀的人，希望你未来一切顺利。”大坂直美官宣与费赛特结束合作大坂直美与费赛特的合作关系分为两段，其中第二段是从去年夏天开始，大坂直美为产后复出进行训练。在费赛特的执教下，大坂直美赢得2020美网和2021澳网两座大满贯冠军。今年大坂直美在布里斯班重返赛场，赛季迄今最好成绩是两次打进八强，目前的世界排名第75。她复出后也战胜了六位世界排名前20的球员，包括在美网击败奥斯塔彭科，四年多以来首次战胜世界前10的球员。不过，总体而言，大坂直美今年整体成绩较为平淡。比利时教练费赛特是WTA名气最大的教练之一，2009年开始执教，曾帮助克里斯特尔斯连夺二个大满贯冠军并登上世界第一。其后，科贝尔、哈勒普、大坂直美等球员也在他的执教下拿到大满贯冠军。2023年中，郑钦文放弃与启蒙时期合作的西班牙教练里巴合作，签约有大满贯冠军教练称号的比利时教头费赛特。在以八强成绩打完2023美网后，郑钦文突然收到费赛特的通知，称将转投大坂直美团队。在美网后的杭州亚运会期间，郑钦文在采访中透露遭教练“抛弃”时，一度情绪激动：“我再说一遍，我很能理解他的选择，虽然他违反了约定，这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件。既然这是他的选择，我必须要尊重，虽然这带给我和我的家人一些伤害，所以我现在并不想提起那个人。 ”图为赛场上的郑钦文 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可以看出，在郑钦文眼中，这件事情已经逐渐淡去，她已经将注意力放在球场上面，正变得更加成熟。在去年美网被冠军教练“抛弃”后，郑钦文决定不再请大牌。“如果我成为了大牌球员，我的团队也是大牌了。”从找大牌到自己成为大牌，郑钦文给出自己的答案。上游新闻综合@北青体育、北京晚报等延伸阅读郑钦文被指培养费2000万 有女孩学球花掉深圳一套房子“就像郑钦文这一代网球运动员是看着李娜成长起来的，现在郑钦文也成了更年轻一代球员追随的目标。”郑钦文的启蒙教练、十堰市业余体校前教练陈宏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退休多年，仍有家长慕名前来，让陈宏鸣看看孩子“是不是打网球的好苗子”。从发现女儿郑钦文的运动天赋，到对照李娜训练路径来找教练、全力托举女儿的郑建坪也成为被追问的对象：在网球这项高度职业化、市场化的运动上，如何才能把孩子培养成为世界顶级运动员？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是，培养郑钦文的费用高达2000万元。针对职业化赛训的投入，郑建坪并未正面回应，他回复《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只是普通人，不想出名，只想安静地希望中国网球越来越好。”刚刚在巴黎奥运会夺得网球混双银牌的中国男选手张之臻，其父亲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培养一名打进世界前100名的网球选手要投入约2000万元。“职业网球是一项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运动。想成为职业选手，高额的费用投入是最基本的。能否转型成为好的职业选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现在职业选手出好成绩的年龄比以前要推迟了，这意味着，可能需要持续、更多的投入。”亚太区知名职业网球培训机构星河湾职业网球俱乐部的王继宏说。“并不是所有家庭都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12岁，转职业的一道坎儿”每次在场边陪孩子练球，尤知都在心里吐槽“真贵”，但回想女儿练球半年多从厌倦训练到主动打球，又觉得“值了”。女儿五岁，练球快一年，还在启蒙阶段，她已经换了六七家机构，才找到一位满意的教练。毕竟网球上手难，练一年还无法对打的情况很常见。“重复训练本身是枯燥的，教练自己得对网球充满激情和热爱，才能激发出孩子的兴趣。”她最终物色的这位热爱网球的外教每小时收费1000元，每次上课，家长还要额外支付每小时两三百元的场地费。“不只是技能上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品格方面的影响。”尤知举例，比如输赢观，训练过程中，教练会鼓励孩子“永远不要说我不行”，但也会告诉她“一次的输赢不代表什么”。尤知还不是“最下血本”的家长。这位教练带的另一个小球员，同样在启蒙阶段，已经加练到每周五次课，仅训练这一项支出，就是尤知付出的5倍。而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这样的收费标准，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从整个青少年网球培训周期来看，启蒙阶段的投入是最少的。”陈宏鸣说，这个阶段主要培养孩子兴趣，以玩为主，训练支出主要是教练费和场地费，不同城市收费差异较大，有家庭每年投入两三万元，也有的投入四五万元，没有统一标准。业内的共识是，从教练水平、价位选择等各个角度衡量，启蒙阶段的培训市场最为成熟。陈宏鸣介绍，由于家长对体育运动的重视，孩子接触网球的年龄普遍更小，有的四五岁就开始“玩球”。这样坚持到八九岁，通常要进入下一阶段的培训，逐步增加网球训练时间、难度，将训练正规化，从而将兴趣转化为运动技能。这时，家庭投入也会随之翻倍，如果更换水平更高的教练，费用自然水涨船高。“省队一般会在12-14岁年龄段的比赛中选苗子，如果继续走网球这条路，基本就要进入专业培训的更高阶段了。”陈宏鸣说，目前国家、省、地市或社会俱乐部都有针对青少年举办的不同等级的网球赛事，形成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排名系列赛，一般最小8岁报名，可以打到18岁，每两岁一个年龄组，可“以小打大”，不能“以大打小”。球员通过比赛积累经验、提升球商球技，被高水平教练和机构发掘，甚至签约经纪公司。可以说，实战是检验小球员是否具备继续走职业运动道路能力的最佳方法。郑钦文在巴黎奥运会比赛中 新华社发之所以在12岁左右球员中进行选拔，是因为这时青少年身体基本发育完全，“到了可以看出成年时期身体状态的拐点。”陈宏鸣介绍，孩子能否走职业运动道路，通常还受到“家庭”影响，比如父母身高、家族体育史、是否有家族遗传病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大多数职业选手基本是全年无休地辗转于世界各地赛场，网球运动对身体消耗极大，要结合实际情况理性选择。”“中国孩子确实普遍面临12岁退役的坎儿。”尤知在为女儿做运动规划时了解到，12岁孩子进入初中，学业压力变大，加上自身比赛成绩不佳、家庭经济条件无力支撑等各种原因，很多小球员到这时会选择放弃训练。“打球花掉了一套深圳市中心的房子”对继续坚定职业赛训的家庭来说，“以一年打20周左右比赛计算，只是差旅食宿费用，就要二三十万元，如果再加上训练费，这个数字只会更高。”王继宏说。一位青少年体育培训领域工作三十多年的资深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体育竞技就是靠成绩说话，国内赛事打到一定程度，要想办法送孩子去欧美网球学校集训，参加国际青少年网球比赛，男子拿到前3，女子拿到前6，基本就算踏上了职业这条路，否则还要花更多时间、资金来试错。郑钦文早在11岁时就在其父亲建议下前往美国佛罗里达的IMG学院，在一项面向全球青少年网球选手的公开赛中展示出惊人天赋，从而赢得了网球界头部经纪公司IMG青睐并签约。“网球是非常个性化的运动，一个成功运动员的路径未必能顺利复制到其他球员身上。”王继宏举例，有的球员启蒙晚，十多岁才开始接触网球，也有的孩子可能身体发育较晚，没有那么早开始参赛，因此没能早早展现出能力。而对青少年来说，成绩是可以靠加训练量堆出来的，很多一度被看好的苗子最后在职业赛场上销声匿迹，在该出成绩的年纪已经“打疲了”。因此，就青少年网球培训而言，阶段性出成绩固然重要，但各个阶段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年龄划分，更要注意的是在转职业前保护好他们对网球的长久热爱。当网球选手踏上国际比赛征程，资金投入注定将成倍上涨。男单名将吴易昺的母亲吴芳曾坦言，吴易昺幼时学球花费不菲，15岁之前的花费就已经超过100万元，而此后历年的训练和比赛花费，加起来也超过了1000万元。据IMG学院官网显示，根据报名年龄和课程不同，2024-2025全年网球学费从6.94万美元到9.39万美元不等，折合人民币约49万~67万元。“加上比赛、食宿、装备、穿线、治疗、请私教等开销，每年实际支出费用轻松达过百万人民币。”王继宏提醒，其中很大一笔支出是用于“开小灶”的，在常规训练之后，通常还要请一对一私教。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培养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轻易承担的。去年获得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网球女子单打金牌的小将张瑞恩，年仅15岁，据其父亲张義磊在媒体上介绍，女儿从3岁半开始练球，已经花掉了一套深圳市中心的房子。图为网球小将张瑞恩 资料图“世界排名前100才能养活自己”既然投入如此之多，为什么在青少年培训阶段就要去国外打比赛？“和乒羽相比，网球的国际化、职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更高，要在职业赛场上与欧美选手抗衡，提前去海外训练、比赛是必经之路，而且越早越好。”前述从业三十多年的青少年体育培训工作者说，与其他球类相比，网球受场地限制、上手难等影响，在国内普及率并不高，有国际大赛经验的教练更是屈指可数，其中大部分教练只带本国学生，缺少指导国际球员和顶级赛事的经验。王继宏进一步介绍，国际大牌教练提供的帮助不局限在提升技能方面，更能帮助球员匹配各方面资源。例如，比赛当地哪里有好的俱乐部，快速对接理疗师、康复师，帮运动员找到合适的比赛搭档，甚至拿到顶级赛事的外卡。“有一个在职业网坛多年的专业团队，更大的优势在于帮运动员做出最科学的赛训规划。”王继宏说，如何在复杂的赛事体系中做出最合理安排，让球员锻炼技术能力的同时，拿到赛事积分与奖金，这门学问靠运动员自己研究要花费大量精力，最好有团队根据实际情况协助做出决策。而整个团队是靠选手打比赛来供养的。例如波兰历史上第一位登顶WTA世界排名的网球运动员斯瓦泰克，长期跟随她满世界飞的不止有教练、体能教练，还有理疗师、心理顾问。想要在巡回赛取得突破，聘用专业人员组成团队已变成一种趋势。但团队成员越多，意味着球员的开销越大，排名50开外的选手要复制同样“奢侈”的团队已经非常吃力。“如果把门槛降低到靠比赛奖金养活自己，起码稳定在世界排名前100。”王继宏说，排名前百与百名开外就是两个世界，前者很多赛事基本不用打预选赛就能进入正赛，积分高、奖金高，而后者想进正赛必须从预选赛打起，赛训投入需要精打细算，甚至入不敷出。很多欧美球员没有官方支持，盈亏自负，比赛失利意味着没有进项，后续交通食宿都可能受到影响。以美国网球公开赛为例，2023年，郑钦文打进8强，即便没拿到奖杯，依旧收获了430积分，以及45.5万美元的奖金，约等于330万人民币。即将举行的2024年美网公开赛，年度总奖金再次提高到7500万美元，相较去年上涨了15%，继续稳居四大满贯奖金之首。然而，现实对大多数职业运动员是残酷的。根据国际网球联合会（ITF）在官网发布了《2021年全球网球报告》，目前在职业网球联合会（ATP）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拥有排名的职业球员共有3619人，来自113个国家。其中273名运动员曾经排进世界前100，包括男职业选手137名与女职业选手136名，分别占有排名男女职业选手的6.41%和9.18%。也就是说，在职业赛场上，运动员要打进前百分之十，才能获得足够多的收入覆盖赛训成本。“职业体育同样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王继宏坦言。在国内网球运动比以往更普及的当下，更需要家长和孩子做出理性判断，是否要坚定选择职业网球之路。（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尤知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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