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商报

　　5月28日，“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落幕。在两天的论坛中，围绕“全球宏观经济转变：债务、通货膨胀与低增长”“构建多元养老金融体系”“金融赋能科技创新”“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等话题，与会嘉宾展开激烈的讨论。

　　构建更均衡的融资体系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目前我国科创金融和科技创新融资的需求不完全匹配，资金投入总额巨大，但存在结构性问题，需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需要建立崭新的创投组织形式以及正确的人力资源政策赋能科创企业腾飞。

　　谈及金融在提升新质生产力方面起到的作用，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张晓慧直言，金融的核心作用就在于优化资源配置，从而能够促进各个要素的整合和协调，促进劳动者素质提升，促进各个市场主体要素流动，促进各个区域协调发展。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田轩也提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重塑生产关系，包括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金融强国核心，同时以科技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由于新质生产力企业不确定性更大、风险更高、回报周期更长，因此更需要“耐心资本”支持。但需要关注的是，尽管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在逐步扩大，但间接融资，尤其是通过银行提供的贷款，仍然是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而这与科创融资的需求并不贴合。

　　“金融有很大的问题在于它有长短期‘二元悖论’，创新实际上是周期非常长、不确定性非常大、失败率很高的一个活动，但金融很多投资者更多关注的是短期的回报。虽然我国银行系统极其发达，但现在仍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因为银行的支付结构，收益和风险不对称。所以要市场化，要更多地发展直接融资，而不是仅仅专注于银行的发展。”田轩说道。

　　为了克服金融市场的“二元悖论”，需要构建一个更加均衡的融资体系，既发挥银行等间接融资渠道的稳定作用，又大力推动私募股权等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

　　“风险投资需要耐心的资本，不只是看下一个季度、下一个月的回报，更多关注的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回报，所以需要耐心的资本，需要对失败高度的容忍”，正如田轩所言，“需要建立崭新的创投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人力资源政策，需要有强有力的反敌意收购条款，例如AB股、交错董事会等，对创新型企业都是非常好的保护机制。在宏观层面，需要有完善健全的法治环境，加大法治力度，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民营企业家财产的保护，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励创新，让他们心无旁骛地关注长期投资。”

　　2024年是私募股权投资面临产业持续升级转型，市场格局加快转变，细分赛道迅速转换的关键时期。李亢表示，作为股权投资机构，要研判宏观经济形势、关注政策变化，把握投资方向；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领先优势，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和创新药这三个新兴产业；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三个新增长引擎；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

　　数字金融串联“五篇大文章”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血脉”，数字金融也被认作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同时强调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数字金融首次被写入中央文件，也为金融机构数字化提供了新思路。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张健华看来，数字金融是“五篇大文章”的基础。究其原因，张健华进一步解释称，数字金融会贯穿在前四篇“大文章”中，数字化既包括产业、经济、社会的数字化，也包括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这两者缺一不可。

　　连连国际联席CEO吕蔚嬿也在会上提到，当前随着跨境电商增长、数字化和技术进程发展，加速了产业链和产业整体的数字化升级，催生了新业态。原本作为基础服务的支付功能，完成了到“智付”的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囿于机构本身技术实力、资金实力的差距，小型金融机构与大金融机构之间的数字鸿沟难以避免，并且呈现出持续扩大之势。如何弥合这样的数字鸿沟？张健华认为，要搭建好金融业的基础设施，特别是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这样能为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更好的便利，使它们同时搭上数字时代的快车。

　　张健华指出，传统金融业的基础设施包括支付清算网络、交易场所以及为交易提供服务的交易清算机构等，在数字金融领域，算力、算法以及数据等都有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来看，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但在数据要素、金融科技外包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明确。

　　张健华认为，数字金融具备其本身的特点，持续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需要关注技术、监管、制度安排以及公共服务等问题。“例如，监管要求金融科技外包，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哪些是可以外包的？自主掌控到什么程度？还需要平衡金融安全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平衡好数据共享和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关系。”张健华补充道。

　　此外，张健华还提到，当前金融机构从获客到风控、风险评估，再到贷后管理、贷后催收等各个环节，均可以全面实现线上化。但真正在最后的司法诉讼环节，受制于司法资源，未能实现线上化，这也对司法数字化转型提出要求。金融业数字化是走在前面的，但全社会的配套并没有跟上，司法只是其中之一。

　　而谈及数字金融的后续发展，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海洲表示，在数字货币时代，从全球政策层面来讲，数字SDR（特别提款权）非常值得关注，可以将SDR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做大。另外，数据在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想要具体在经济、金融层面落地，也有很多东西要做。

　　二三支柱短板待“加长”

　　积极有效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趋势，需要加快建设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金融业要抓住养老金融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社会养老财富的积累和储备提供更加安全、稳定、可持续的保障。”原中国保监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周延礼表示。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人们多元化养老需求的日益增长。第一、第二支柱的局限性和第三支柱的短板越来越凸显。贝莱德集团中国区负责人范华在演讲中表示，目前，我国现行的养老金融体系呈现了“一大二弱三空白”，第三支柱的空白方面，已经实现了0的突破，有望进一步推广。

　　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也提到，资金端，目前我国养老金三支柱发展不平衡，积累性养老金发展不足。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已经停留在保基本的水平上，居民需要丰富养老储备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养老生活。

　　实际上，很多国家都面临着养老金替代率下滑的挑战。范华透露了一组数据，2022年末，全球22个主要经济体的实收养老金资产合计达到47.86万亿美元，较上一年下降了16.7%。近年来全球各国的养老收入替代率普遍下滑，目前OECD国家的平均养老收入的替代率仅为55.3%，较2021年统计已经下降了2.3%。

　　当然，养老还要靠自己！董克用补充道，除了养老金制度，居民还要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个人情况，在制度之外进行一些财富的积累，工作期间的财富积累以及工作退休后财富的使用，这里面不只是保险、理财、基金，还有房屋。董克用认为，房屋是居民的主要资产，将来在其他资金不足的时候，以房养老也是一件必须提上日程的事情。

　　“当前从我国养老金参与的资本市场整体来讲，还是不足，投资工具也不是太丰富。”周延礼坦言，下一步要研究保险业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提高投资能力，加强这方面的风险管理。

　　但摆在养老金面前的投资工具并不多。董克用表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到，积累的养老金称为“长钱”，它助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助力了养老金的成长，两者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周延礼同样认为，养老保险的资金应该作为耐心资本发挥其长期资金的优势，为资本市场注入稳定性和发展的活力。

　　目前的低利率环境为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带来了更严峻的考验，但其他国家却处于不同的利率周期，基于此，范华建议开放养老金的跨境投资，实现全球资产配置，捕捉海外高收益的投资机会。“养老金投资的范围越大，配置越多元，就越能够有效地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并提高长期收益率。”范华给出了自己的理论依据。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宋亦桐 廖蒙 李秀梅

　　|专家观点|

　　■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廖岷：

　　坚定不移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

　　廖岷指出，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现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同时伴随着自身的发展，中国始终深度参与世界银行、IMF的改革与治理，并积极支持现有国际机构做大、做强。中国不仅是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国，还是国际开发协会第19期以及20期增资的第六大捐款国和最大发展中国家捐款方。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与金砖国家共同组建新开发银行，这些新机构正按照国际的高标准运营，并与世界银行开展多种形式融资合作，已经成为现有国际体系有益的补充。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

　　加强10+3财经合作机制具有特别重大意义

　　朱光耀认为，要加强区域的经济合作和经济政策协调，10+3财经合作机制在当前形势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00年5月，10+3财长在泰国清迈签署了推动10+3国家财经合作的《清迈协议》，当前这一机制的资金总规模已经达到2400亿美元。

　　“10+3国家从签署《清迈协议》之初，就明确了两个基本概念，一是要处理好结构性问题和流动性问题的关系，结构性问题是10+3国家要自身进行结构性改革，加强经济活力。流动性问题，就是要有相当数量的外汇储备，作为应对外部冲击的防火墙。二是区域合作机制是国际合作机制的补充和加强，近期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作出的重要决定，在《清迈协议》框架下，建立资金快速拨付机制。随着资金快速拨付机制的建立，一个具备完整功能的东亚资金合作机制已经呼之欲出。”朱光耀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海洲：

　　以数字化方式做大SDR大有可为

　　黄海洲表示，国内以前用过一个词叫“虚拟经济”，后来造成了不少的困惑，到现在强调要“脱虚向实”。香港发过虚拟银行的牌照，但香港已经意识到所谓虚拟银行的牌照这个东西不准确，所有虚拟银行的牌照全部要替换成数字银行的牌照。因此，数字金融、数字经济是比虚拟金融或者虚拟经济更准确、更现代的表述。当前在数字金融领域，已经有些非常重要的企业成长起来了，还有很多新的企业、新的业态会成长起来。

　　展望未来，从发展的角度，数字金融哪些方面值得关注？黄海洲认为，在数字货币时代，从全球政策层面来讲，数字SDR（特别提款权）大有可为，可以将SDR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做大。另外，数据在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想要具体在经济、金融层面落地，也有很多东西要做。还可以通过依赖股权融资、依赖资本市场来助力数字经济的发展。

　　■原中国保监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周延礼：

　　保险业要对养老保险产品进行创新和扩展

　　周延礼表示，金融业要抓住养老金融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社会养老财富的积累和储备提供更加安全、稳定、可持续的保障。从保险的视角来看，养老金融的发展是当前保险业重要的任务，保险业在养老金融发展方面可以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养老保险不仅在宏观经济和养老金融层面能够助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而且还通过发展多样化的保险产品，积累资金投资，使资金能够保持增值。

　　下一步如何做好养老金融的发展，提高认识，完善第三支柱？周延礼指出，要把发展养老金作为重要抓手。一是要推动养老保险产品的创新与服务的多样化。保险行业要对养老保险产品进行创新和扩展，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多样化的预期。二要提升风险管理和资产配置水平。当前从我国养老金参与的资本市场整体来讲，还是不足，投资工具也不是太丰富，下一步要研究保险业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提高投资能力，加强这方面的风险管理。三是要进一步提高个人养老金的覆盖面，优化个人养老金制度，要不断地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提高制度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何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