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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有网友爆料，ODDA中文版的杂志骗了几十个明星拍封面，目前已销号跑路。图为马思纯为涉事杂志拍的封面据爆料人称，事件起因是ODDA中文版杂志不给摄影师结款，还以各种理由拖欠了很长时间。之后，摄影师无奈给ODDA的官方ins账号联系，希望可以解决问题。但没想到，ODDA官方回应表示，自身与ODDA中文版没有任何关系，目前已联系律师介入处理。摄影师发文讨薪此事曝光后，ODDA中文版杂志已在微博销号跑路。ODDA中文版杂志已在微博销号跑路据不完全统计，已有数位明星因参与该杂志封面拍摄而牵连其中，包括娜扎、马思纯、谭卓、林允、袁姗姗和程等人。数位明星因参与该杂志封面拍摄而牵连其中延伸阅读河南一医院职员集体讨薪 医生：8个月只发了1000元图为涉事医院近日，网上流传几段视频，濮阳市清丰第一医院职工在公共场合集体讨薪。公开资料显示，清丰第一医院曾名清丰县人民医院，是一家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是清丰县主要医疗机构，拥有床位800张。清丰第一医院于8月28日发布公告称，目前医院正在积极筹备资金，中秋节前按新的绩效核算办法发放2024年1月份的绩效工资。清丰第一医院就欠薪事件发布公告8月30日，清丰第一医院医生王萍（化名）向《正在新闻》证实，网络上流传的欠薪讨薪和医院通告属实。王萍表示，从今年1月至8月就一直没发工资。为了稳定员工情绪，“8月25号左右发了1000块钱。”王萍称，此次集体欠薪前，医院一直没有提出解决方案，“就一直拖欠着”。对于此次欠薪涵盖多少人，资金缺口有多大，王萍表示不便告知。《正在新闻》致电清丰县第一医院院长办公室，接线人员称，“县里已经派调查组下来了，钱还没有到位，钱到位了就给了。”医院曾向各个科室主任集资《正在新闻》就此事联系清丰县卫健委得到回复，“领导正在协调（此事）。”王萍还称，之前医院曾向各个科室主任集资。“医院说，资金周转不开了，当时向个人集资。比如有的主任或者职称高的，有（钱）的拿出一部分钱，10万20万的，用来发（工资）。利息比银行高一点。”延伸阅读知名医院拖欠约200名职工工资总计400余万元 员工：老板曾说3天解决问题7月30日，连云港和美家医院的一则停业整顿公告在当地炸开了锅。这家位于连云港市主城区主干道海连路上的医院，十年前从一家月子中心起家，做成了当地知名的高端民营医院。停业整顿公告该院多名职工向红星新闻介绍，近两年，医院拖欠、晚发工资，据初步统计，拖欠约200名职工工资总计400余万元，“我们不久前问老板要工资，他还说三天内给我们解决，让我们相信他。”8月9日，红星新闻记者从连云港市海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连云港和美家医院停业整顿是因为资金链断裂，目前医院负责人已被找回，正在政府部门与律师、员工代表等谈判。此外，经卫健委初步统计，医院向患者预收资金200余万元，“我们要求医院要么给患者治疗，要么退费。患者可及时登记信息，如有进一步消息，会有工作人员电话通知。”一民营医院宣布停业整顿员工称初步统计欠薪400余万元连云港和美家医院的停业来得突然。在医院工作了四五年的职工李小姐回忆，7月30日下午医院宣布第二天停业时，所有职工都还在上班，手术室还在做手术。当天医院张贴的停业整顿公告显示，医院方面称“根据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关于规范民营医院发展的要求以及市场和经营原因，我们将于2024年7月31日起停业整顿”。李小姐称，近两年医院拖欠、晚发工资，但得知要停业整顿，她和许多职工都感到震惊，“我们不久前问老板要工资，他还说三天内给我们解决，让我们相信他。”据李小姐介绍，医院负责人近一年也一直在开设新科室和进新设备，且医院设备都是几百万元起步，没想到会倒闭。多位职工对医院要停业整顿都感到震惊，图为医院资料图在该院多名职工看来，院方对外称投资1.5亿元，医院注册资金也上千万，即使破产清算也能平账，“没想到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注册资金改为100万，这几天律师警察来清点时，大家才知道医院的医疗设备大多数是租的。”多名医院职工介绍，目前已登记欠薪员工数量约200人，初步统计欠薪金额400余万元，平均每个人被拖欠5到9个月薪资。“之前是疫情时开始拖欠工资的，从一月一发变成两三个月发一次，一直拖，拖到现在还剩半年多的没发。”据了解，宣布停业整顿当天，医院口腔科还在收患者的定金。公告发布后连续几天，不光医院职工，很多预付款的患者也到医院讨要说法。“有的是牙齿种了一半，有的刚付完五六万预付款，还有的患者交了13万元预付款，医院就宣布停业，只能先登记信息，再以诈骗报警。”该院一名口腔科医生向红星新闻介绍道。走高端服务，在当地名气大曾因漏取产妇体内纱布被处罚8月8日，该院口腔科的一名患者欧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连云港和美家医院在当地比较出名，又有月子中心，广告也打得很多，“我当时就是刷到抖音上的广告才来这里种牙的，6月1日交了六千元，刚做完第一步，医生让我8月有时间再过来继续做。”另一名患者介绍，他是去年11月交的钱，预备种12颗牙，一共交了3.5万元。今年6月做了一次手术，还有7颗牙没有安好。据院方官网介绍，连云港和美家妇产医院成立于2014年11月，为当地政府招商引资项目，迄今已在连云港市运营近10年。为进一步发展，于2021年12月创建和美家口腔。2023年12月，连云港和美家妇产医院升级为集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中医科、老年科、疼痛康复和月子会所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天眼查显示，连云港和美家妇产医院有限公司、连云港和美家医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苏少雄。2024年3月28日，连云港和美家医院有限公司申请注册资本变更，从1000万人民币变更为100万人民币。该院职工介绍，连云港和美家医院是一家走高端服务的民营医院，在本地同性质医院里名气比较大，“医生和设备都是有口皆碑的，之前妇产科的负责人也是从当地公立医院主任退下，风评很高。”但一名职工对记者表示，两年前，医院曾因医疗事故陷入纠纷。据媒体公开报道，2022年8月，连云港市的朱女士在网络发视频反映自己的遭遇，称自己在连云港和美家妇产医院顺产生子，出院两天后，出现低烧、下体疼痛的症状，持续十多天未见好转，到其他医院检查，医生从她体内取出两块纱布。图为相关视频报道截图当年，连云港市卫健委到现场调查，确认朱女士反映的情况属实，医院方存在过错，对该院及相关人员行政立案处理。情况通报还称，约谈该院负责人，责成该院对直接负责人做暂停执业处理，主动登门向当事人道歉，对涉事科室开展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等。此外，卫健委还在对该院开展“驻院式”监督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医疗机构监管力度，深化民营医院依法执业专项整治行动，整顿和规范医疗秩序。医院负责人已被找回正与律师、员工代表等谈判距院方宣布停业整顿已过去近十天，而院方对正在治疗的患者和被拖欠工资的员工尚未出具明确方案。患者欧先生向红星新闻介绍，他了解到，患者群里很多人都预付了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看到停业整顿公告后，他和几名患者打医院电话都没人接听，咨询当地卫健部门和警方，说会帮忙协调等。“口腔手术周期很长，很多患者手术都还没做完。作为受害者，我们希望政府能帮忙协调，看哪家医院能继续做未完成的口腔手术。”欧先生说。8月9日上午，该院多名职工向红星新闻透露，医院负责人已经露面，目前正在当地信访局与员工代表商谈，职工的诉求是发放被拖欠的工资。随后，红星新闻记者从连云港市海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核实了解到，连云港和美家医院停业整顿是因为资金链断裂，“7月30日（和我们）打了一个报告，人提前就跑了，我们也没办法。目前，医院负责人已被找回，正在政府部门与律师、员工代表等谈判。”上述负责人介绍，经卫健委初步统计，医院向患者预收资金200余万元，“我们要求医院要么给患者治疗，要么退费。患者可及时登记信息，如有进一步消息，会有工作人员电话通知。”

《冷王萌妃对对碰》

原创 熊超然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熊超然在部分西方人士口中，俄罗斯所谓“战争机器”的运转，有来自中国的支持。如今，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的一番说辞，被认为是在敦促欧洲与美国一道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据英国《金融时报》、美国“政客新闻网”（Politico）当地时间9月11日报道，坎贝尔当天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对记者毫无根据地声称，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的物资，“直接帮助”了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这些不是军民两用的技术，这些都是中国为帮助维持、建设和多样化俄罗斯‘战争机器’所做的巨大努力的组成部分。”《金融时报》认为，坎贝尔此言，是美国首次指责中国向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直接支持，标志着美国官员就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军事支持”程度做出了新的评估。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 资料图据报道，拜登政府曾多次污指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品，但此前也曾表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提供了“致命援助”。一位知情人士称，拜登政府正“非常密切地”关注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的迹象，这非常令人担忧，但他警告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而如今，坎贝尔还直接炒作称，为了所谓的“换取中方军援”，俄罗斯开始向中国提供潜艇、导弹和其他敏感技术。从以往来看，莫斯科一直对向北京提供其最新的军事技术持谨慎态度。“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些新的合作领域——设计和应用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他还声称，俄罗斯在隐身和监视等领域不断加深军事知识的分享，将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产生“负面和令人担忧的影响”，而这种合作可能“对中国在西太平洋的能力和部署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坎贝尔渲染称，俄罗斯的这种支持是为了换取中国提供用于制造俄罗斯武器的零部件等物品，并声称这种合作“不是一种战术联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结盟”。对于坎贝尔的这番说法，《金融时报》随后也重点“着墨”，援引柏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的话炒作称，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俄方变得更愿意在军事技术方面与中方合作，而自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一进程有所加快。比如，西方的制裁使得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来获得生产部署在乌克兰的武器，以及翻新其军工生产设施所需的军民两用产品。报道还声称，俄罗斯领导人2019年曾证实，莫斯科正在帮助北京开发导弹防御预警系统，而美国海军研究人员则声称，中国新型096型弹道导弹核潜艇也是在俄罗斯技术的支持下开发的，以使其推进系统更加安静。《金融时报》认为，坎贝尔此言是美国首次指责中国向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直接支持 资料图“政客新闻网”称，在坎贝尔最新表态的两周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刚刚完成了其任内的首次访华行程，而美国政府一直在加大对欧洲国家的施压，要求对所谓“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俄罗斯”做出更果断的回应。“我们已经明确表示了，会观察金融活动，并支持其中一些（监控）行为，”坎贝尔声称，“我们相信，只要对某些金融机构进行更仔细的监控，并明确表示这一点，就会产生重大影响。”此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曾明确指出，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更不是当事方，但我们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坚持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不是美国几句污蔑不实之辞能够抹煞掉的。中方从未拱火浇油、借机渔利，从未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武器，并始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中国企业按照世贸规则和市场规则，同包括俄乌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合情合理，无可指摘。来源|观察者网延伸阅读9月12-14日，以“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的1800多名嘉宾参会。13日，在关于欧洲安全走向的分组会议上，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谈到俄乌冲突时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安全绝对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一样不希望冲突，目前面临核战争风险，但还有机会“踩住刹车”。图为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吴大辉在发言中举了位于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古耶沃村的例子。村民在冲突前会把农产品带到乌克兰苏梅州出售，再从苏梅州购买日常消费品，村里几乎家家都与乌克兰有亲缘关系。但冲突让这种亲缘关系戛然而止，这对当地人是非常残酷的，他们都希望冲突早日结束。吴大辉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安全绝对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乌克兰的安全不能建立在俄罗斯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同样俄罗斯的安全也不能建立在乌克兰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安全是主观上没有恐惧，客观上没有威胁，但是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恐惧，都觉得有威胁。谈到俄乌冲突前景时，吴大辉提到，虽然他认为和平遥遥无期，但中国和很多“南方国家”一样，不希望发生冲突。“中国人就是希望和平，不希望看到别人动刀打仗。”吴大辉表示，中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十二条立场，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很多“南方国家”都不希望这场冲突继续下去。吴大辉提到，2022年1月中、法、俄、英、美五国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申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吴大辉认为，核战争打不得，核武器使不得。目前的局势接近核战争爆发，但还有机会“踩刹车”。

《盛宠王妃：腹黑三小姐》

大象新闻记者 关新耀 刘园园 杨灿 李昌 段晋哲/视频拍摄 特约撰稿人 柳俞伶被生父抢走藏起来后的第329天，梳着小揪揪，奶声奶气呼唤着“妈妈、妈妈……”的大眼萌娃田田（化名），被生父田某及和其婚内同居女友文某虐待致死。2024年8月21日，呼伦贝尔的天空飘着小雨，在田田离世后的第244天，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两岁女童被生父及女友虐待致死案”。大象新闻记者全程旁听了此次庭审，见证了现场的每一个细节。这场长达近6个小时的庭审，田田生母李婷婷携女儿照片出庭，情绪几度失控的她，当庭放弃律师提出102万的民事赔偿，跪求法庭判处被告人死刑。被告人文某、田某出庭受审，最终也双双认罪“求死刑”。当日，法庭宣布休庭，择日宣判。而此时此刻的田田，依旧躺在200公里外满洲里的一家殡仪馆里，她还在静静地等待着妈妈来接她回家……“12·21满洲里虐童事件”中的受害人田田婚还没离，孩子就被抢走藏匿2023年的5月13日-28日，李婷婷自媒体社交平台连发4条视频，全网寻夫寻女。“平乡县油召村田某……把孩子给我送回来，孩子那么小你也管不好，作为一个男人要有担当，不要老是逃避，你爸妈都说联系不上你，全网找人。”那时距离田田被抢走已过去了近4个月时间。事后据李婷婷回忆，孩子被抢走时，是两人结婚的第4年。婚后田某长期在内蒙古做生意，她则待在河北平乡县家里照顾孩子，两人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之前没有矛盾，就是突然间，2022年年底他突然就回来就要提出离婚，我不同意。”2023年的正月初五（1月26日），田某说要把孩子抱走一两天，李婷婷不同意，两人发生争执。田某用拳头抡倒李婷婷后抢走了孩子。之后，又趁李婷婷回娘家修养的两天时间，带人将两人的婚房搬空。李婷婷至此被田某拉黑、删除所有联系方式，过上了在空房里打地铺的日子。“抢走”孩子后，田某将李婷婷拉黑、删除，彻底失联2023年5月，田某起诉要求离婚，7月18日，法院立案；8月8日，离婚案因田某一家无人出庭判撤诉处理而被搁置。李婷婷怎么也想不明白，两个大人吵架，田某为什么将孩子藏起来？孩子被抢走的十个多月里，李婷婷常常被噩梦惊醒，总会梦见田某打孩子，孩子一直在哭！这样的心惊胆战持续到了2023年12月21日晚八点左右，一通来自满洲里公安局的电话彻底击溃了李婷婷情绪，从警方口中她收到了孩子被虐待致死的惊天噩耗。无辜稚子，却遭遇“猎杀时刻”李婷婷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是2023年12月27日在满洲里的殡仪馆里。当时的她，只看了一眼孩子的背面，就瘫软在地。孩子浑身是伤，胳膊、腿上、屁股上，后脑的位置暗红的手指印……李婷婷案发后在满洲里的殡仪馆见到了离世的孩子医院的危重病人抢救记录、急诊病历，尸检报告的短消息以及法院寄送的起诉书，都相继还原了田田在被生父抢走10个月内的惨痛经历。庭审现场田某和其女友文某声称打骂孩子，完全是出于管教目的，没想到会这么严重，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虐待。文某也表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成了恶魔？”从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文某手机里都能看到，田田叫文某“妈妈”，她经常会在被打时说，“妈妈我错了；妈妈我不这样了；妈妈宝宝错了。”可即便如此，文某与孩子生父田某也没有停手的意思。法庭现场展示了捆绑孩子的白色尼龙绳，有手指粗；殴打孩子的木棍约长45厘米，宽4、5厘米……公诉人提交文某的手机备忘录中的证据显示，两人曾在室外温度零下二十多度的情况下，将田田的衣物剥光并打开窗户，让孩子站在客厅达20分钟，等孩子认错之后才带她洗热水澡。文某、田某两人多次殴打田田，除了用皮带抽打、尼龙绳捆绑等极端手段，甚至还将袜子塞入田田口中、尿垫套在头上。更令人震惊的是，文某竟将这一系列行为称为“猎杀时刻”。而当法官询问文某“猎杀时刻”的意思时，23岁的文某回答“我初中文化，没有太高的文化，可能就是字面的意思吧，未必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凶残？”令人难以接受的残酷事实是——文某、田某对待孩子的手段非常残忍，庭审现场有证人表示两人不给孩子吃饭，时间长达一天两夜；田某、文某也表示自从2023年2月把孩子接过来同住后，除了9月份可能没有殴打孩子，其余时间隔三差五就会因为孩子不听话“管教”孩子，还曾把孩子吊在家里像秋千一样的吊床上……无论是此前李婷婷对外公布的案情资料还是公开审理的呈堂证供，都逐渐揭开了田田因何“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造成右心房破裂，导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压塞而死亡”。田田急诊病历，抢救无效临床宣布死亡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法院起诉书揭露田田离世前曾遭受长期虐待闪婚 成为悲剧起源这场悲剧源起应该从两人的“闪婚”说起。2019年6月，李婷婷经媒人介绍与田某相识，两人均为“97年”生人。两人相识后，田某表现积极，经常会到李家的服装店帮忙。当时，李婷婷和母亲觉得，这个勤劳肯干的小伙子还不错。刚认识一周多，田家就催着结婚，李婷婷没有拒绝；于是在相识的第12天，两人订婚了。同年12月18日，两人领证，并在河北老家举办婚礼。婚后，田某内蒙古、河北两地跑。2020年下半年，李婷婷怀孕了。怀孕后，田某曾回来共同生活过两三个月，但对怀孕的妻子表现冷淡。次年4月27日，李婷婷生下女儿。对于新生命的到来，李婷婷很欢喜，她的自媒体90条视频中，半数以上记录着孩子出生以来的点滴成长。然而，婆家却对这个新生命的到来不冷不热。李婷婷其实一直明白婆家重男轻女，产后第二天，婆婆曾在产房里叮嘱她，“养好身体，过两年生个男孩”。孩子尚未满月时，她也曾听到公公抱怨，“第一胎应该是个男孩”。孩子满月后，回满洲里工作的田某偶尔回家，要么抱着手机打游戏，要么酗酒。法庭现场，带着脚镣、佝偻着身体的田某异常沉默，只在法庭询问意见时多表示“没有”。而李婷婷印象中的田某嚣张跋扈，对她粗言粗语言，有一次深夜醉酒回家，李婷婷怕他吵醒孩子让他睡沙发，田某还一拳把房门砸出了个窟窿。不仅如此，在李婷婷全职照顾家庭、孩子的这段时间，田某还以做生意没钱为由，让李婷婷帮他还信用卡，帮他从多家网贷平台借款，本息加起来超过了20万。可现实是田某挥霍着李婷婷给他的钱“养小三”，他与某社交软件相识比自己年轻的文某恋爱、同居，两人在满洲里生活的日子亲密无比，对外均以夫妻相称。文某、田某以夫妇相称带孩子出行事后，恍然大悟的李婷婷对外控诉，“从头到尾都是他们的谋划，让我背贷款，藏起孩子要挟不还钱。”“判处死刑” 一个母亲最朴实的诉求女儿离世的8个多月时间，为了给孩子伸冤，李婷婷一次次地通过自媒体平台实名发声，痛心疾首地将孩子生父田某和其婚内女友文某残忍虐待孩子事实公之于众，她一次次恳请相关部门给予重视，严查严审女儿的案件。公开庭审前，李婷婷和田田的姥姥、姥爷、舅舅，一家四口专程从河北老家驾车20多个小时，提前一天抵达了内蒙古。“我希望田某和文某最后能判处死刑，尽快能给孩子讨回公道。”站在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面对多家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新闻媒体的镜头，平日里说话轻言细语的李婷婷，眼神坚定、语气坚定地表达着她的诉求。李婷婷携女儿照片出庭，跪求法庭判处被告人死刑庭审前一晚，直至凌晨，李婷婷都难以入眠，脑子乱，心痛的她，拿起笔含泪给女儿写下了一封长信，诉说着这八个月来的锥心之痛和对女儿的无尽思念。信件里，李婷婷跟田田诉说，“总有人问我，有什么诉求，妈妈能有什么诉求？我只希望凶手能判死刑。”这位母亲发出了朴实的心声：“妈妈现在只想让案子结束，然后把你带回老家。到时候，我找个离家近的地方安葬你，没事了就能去看你。”8月21日“两岁女童被生父及女友虐待致死案”庭审结束后，李婷婷辩护律师梁嘉辉在接受大象新闻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及案件的具体情节，目前本案无疑构成了虐待罪，但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则需进一步结合案情分析，但他对司法公正充满信心，相信法律会给出公正的裁决。“时下很多涉及孩子抚养权和探望权诉讼中，伴有抢夺、藏匿孩子行为的案例占一定比例。”河南银盈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安新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4年修正）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未成年人的成长既需要父爱也需要母爱，父母双方均应履行抚养、教育和保护的监护职责，未成年人作为独立个体，在家庭关系中享有的基本人格权益，八周岁以上的有自己选择随父或随母生活的权利。朱安新认为夫妻一方在分居期间抢夺、藏匿子女，对另一方及未成年子女均会造成较大的心理伤害，系家庭暴力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田田的悲剧就是从生父抢走她开始的，谁也未料到一次婚内藏匿孩子的事件，最后竟以这么惨烈的方式收场”。“还有不到1个月就中秋节了，希望到那个时候，咱们母女已经都在老家了。我给你做很多月饼，买很多粉色衣服，买很多积木……”庭审的第二天，李婷婷兑现信中对孩子的承诺，从海拉尔来到了事发地满洲里，田田遗体存放的殡仪馆。这一次，她要和田田做最后的告别，“妈妈这次带你回家，这次不会让你在外面了”。2024年8月25日，离开母亲577天的田田回家了。

《言太太每天都在萌CP》

中秋节前夕，“疯狂小杨哥”在直播间宣传售卖的“香港高端月饼”，被曝在香港没有线下售卖点，且产地并非香港。该“香港高端月饼”品牌名为“美诚月饼”，产地在广东，在短视频平台近30天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根据购买“美诚月饼”的网友所展示的产品外包装，美诚月饼品牌运营方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诚食品”），该品牌月饼生产商有两个，一个是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另一个是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美诚”）。“美诚月饼”生产商有两个 图片来源：潇湘晨报9月1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走访了广州美诚。针对近日的网络舆论，该公司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公司在香港的注册商标，并称公司2019年就在香港注册了品牌，目前遇到这样的事情也很无奈。他说：“您提到（网上质疑）在香港注册公司、在内地生产问题，我想，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香港品牌不能在内地生产的。”“我们也很无奈”广州美诚注册地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这里是中国皮具之都，密密麻麻的工厂遍布小镇。在镇上的葛岗路，记者找到了公司厂房，主楼只有数层高，与几栋副楼把厂区围成“C”字形。“香港美诚食品”的招牌矗立在楼顶，远远便能看到。主楼墙壁上还有“香港美诚”“美诚·缔造中国高端时尚伴手礼”字样。“香港美诚食品”的招牌矗立在楼顶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吴泽鹏 摄整个厂区并不大，记者走进主楼的一楼，看到一些员工正在办公。说明采访来意后，上述公司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接待了记者。“我们其实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也呼吁大家去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上述负责人在和记者的交流中说，“作为商家来讲，目前只能说比较无奈。”美诚月饼引发争议，主要原因在于直播中大力宣传“香港高端月饼”，但实际或许并未在香港销售的反差。据蓝鲸新闻9月12日报道，“疯狂小杨哥”及旗下直播间均有售卖一款名为香港美诚品牌的月饼，该月饼有99元3盒、169元3盒等不同款式。经过查询香港最大网购平台发现，未有此款月饼售卖。而多位该月饼品牌代理商表示该公司“在香港没有门店”，产地基本都是广州和佛山。据第三方数据平台，该月饼在短视频平台近30天的销售额已超5000万元。记者查询到的直播视频片段显示，直播中并未提及该产品是否有在香港销售，但会强调“香港高端品牌”等信息。美诚月饼究竟是不是“香港品牌”？上述负责人拿出了一叠在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署商标注册处注册登记的相关商标注册证书的复印件，包括“美诚月饼”“美诚”“美诚礼”“MEISUN”等，其中一个商标的注册时间显示为2019年10月9日。“我们也是慢慢沉淀，才有了今天。”他说。记者注意到，在广州美诚内部，其文化墙上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程。其中提到，2019年，美诚集团正式在香港成立，开创旗下三大品牌；2020年，内地建立占地10000平方米第一生产基地，专注高端食品研发、生产；2023年，佛山市南海区、广州市从化区两大全新工厂建成投产，构建多元产业体系。美诚智能制造及高端食品研发中心项目正式启动。美诚月饼发展历程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吴泽鹏 摄很显然，拥有“香港品牌”身份的美诚月饼，确实是在内地生产。对此，上述负责人也不否认，他还表示：“（网上质疑）我们为什么在香港注册公司，然后在内地生产，我相信，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我在香港注册品牌，不能够到内地生产的，对不对？如果说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的话，也可以拿出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是否在香港销售？未正面回应记者查询到，美诚食品背后的官网为美诚饼艺。官网介绍，美诚食品成立于2019年，除月饼外，还经营各式礼饼、中西烘焙糕点等。此外，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找到了美诚月饼的销售信息，其产品详情中也有介绍，美诚饼艺隶属于香港美诚集团。不过，生产商之一的广州美诚成立时间更早，为2014年4月。广州美诚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在今年1月进入广东省认定机构2023年认定报备的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名单。天眼查信息显示，该企业由李水清、张绍灯分别持股58%、42%。那么，美诚月饼在香港是否有销售？上述负责人称，由于其非销售岗位人员，“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具体还是以线上客服公布的消息为准”。9月15日下午，记者根据美诚食品官网介绍，拨打了美诚月饼客服电话，但电话未有人接听。美诚月饼天猫店铺客服则介绍，美诚品牌是在香港注册并拥有商标注册证书的，品牌基因与研发团队均源自香港。“美诚为了更好地拓展市场需求，在广州与佛山设立了营销中心与生产基地，强化供应链管理，提升品牌竞争力。”但面对记者两次询问产品是否在香港销售的问题，该品牌天猫客服并未正面回复。“疯狂小杨哥”直播间售卖美诚月饼的截图显示，该月饼包装正面印着醒目的“香港美诚”四个大字，背面关于品牌、生产厂家的介绍中，最先展示的是“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字样，其次是品牌运营方美诚食品；生产商则有2家，分别是广州美诚和佛山美诚。“疯狂小杨哥”直播间售卖美诚月饼的截图北京市中闻（长沙）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与娱乐法律师刘凯表示，商标的保护具有地域性，境外注册的商标在境内并不具备自动的法律效力。刘凯介绍，如“疯狂小杨哥”直播间售卖的美诚月饼，通过包装和宣传让消费者误以为是香港生产的产品，而实际产地在广州或佛山，可能涉嫌虚假宣传和欺诈消费者。据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的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可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以相应罚款，甚至吊销营业执照。“同时，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应当真实、全面，不能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性能、用途等做出误导性介绍。如果商家利用‘香港美诚’的标签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认为产品产自香港，而实际上产地为广州或佛山，可能构成欺诈行为。”刘凯说。据九派新闻报道，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陈贞律师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果产品产地与广告宣传、实物标识不符，可能构成欺诈行为，消费者有权要求相应的赔偿。其还表示，网红作为中间商，如果所带货物涉嫌假冒伪劣，或夸大虚假宣传，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当直播卖货遇上月饼实际上，每逢中秋节，围绕月饼出现的各种问题总能引发热议。前两年，“过度包装”成为讨论重点，记者发现，当时美诚月饼也被点名。中国新闻网2022年9月报道，江苏省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当地一超市所售价格为499元的“美诚安娜金樽月饼（1.68KG/盒）”，标称生产厂家为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该产品不符合“经营者销售盒装月饼，不得以任何形式搭售其他商品；也不得以礼盒等形式将月饼同其他产品混合销售”的要求。除了过度包装问题，美诚也因生产问题受过处罚。今年2月，佛山美诚被当地政府处罚5.5万元，处罚事由是生产了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具体依据的处罚条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条款内容包括生产的产品含有致病性微生物、食品添加剂超标以及使用了超过保质期的原材料等。工商资料显示，佛山美诚去年2月才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分别是张绍灯、余永奇，二人持股比例分别是70%、30%。9月15日午间，记者添加了该企业法定代表人、股东余永奇的微信并发去采访问题，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记者注意到，针对美诚月饼引发的讨论，也有消费者提出疑惑，例如特斯拉、宝马等国际汽车品牌，同样是在国内设厂生产并销售，这与一些打着国际品牌的旗号，实际是内地企业生产的厂家，是否有区别？刘凯律师认为，上述知名车企，属于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业务布局，包括生产、销售、研发等实际活动，它们在境外有实质性的商业存在，进入中国市场后通常是通过设立生产基地或销售网络来进一步扩大市场。品牌在全球都有消费者认知和业务运营，其内地业务是全球扩展的一部分。“相对而言，很多‘假洋品牌’并没有实际的境外业务，而是仅在境外注册公司或商标，以此营造‘国际品牌’的假象。它们的产品几乎全部在内地生产和销售，境外的商业存在可能只是空壳公司或没有实际运营的注册公司。这样的品牌通过包装成‘洋品牌’来抬高产品价格或获得消费者信任，这种行为实际上带有虚假宣传和误导消费者的倾向。”刘凯说。

《二婚喜孕：总裁么么哒》

“寻找2000年丢失的龙凤胎儿女”，这是一则曾引发关注的寻人启事。孩子父亲在甘肃省嘉峪关市一宿舍区宿舍楼下带着龙凤胎玩耍，之后两个孩子失踪了。图为被拐的龙凤胎9月7日，一份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刑事裁定书公开。裁定书显示，龙凤胎失踪11年后，父亲去世，母亲继续寻找孩子，并在2015年报警。龙凤胎分别被多次拐卖至河北两个不同家庭。直到2021年，女儿选择了与母亲相见；此后 ，儿子则表示“不想跟亲生父母走了”。裁定书显示，一位参与拐卖的人贩子李某在24年后，因拐卖儿童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裁定书显示，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被害人李女士的儿子小浩、女儿小玲（2周岁，化名）被他人从嘉峪关市带至李某与妻子王某在张掖市甘州区经营的汽配店，李某伙同妻子将小浩贩卖给王某乙，并通过王某乙的介绍，又将小玲贩卖给河北省邢台市的张某夫妇，从中非法获利16000元。后小浩又被王某乙贩卖给邢台市的常某某抚养；小婷则被张某夫妇贩卖给同乡的赵某抚养。图为法院的裁定书截图将龙凤胎带到李某店里的人是谁？在李女士的讲述中，提到了这样的细节：“我的两个孩子于2000年丢失，一个张掖老太太说，孩子是被两个老乡和一个四川口音的人领走了，那个四川口音的人经常到宿舍区打麻将，和我老公认识，姓杨，缺一个胳膊。孩子丢了以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个人。”李女士称，她曾多次询问丈夫，孩子去哪里了，被丈夫告知送回了老家。再三追问下，他们前往张掖市找孩子未果。“一直到2011年，孩子父亲去世，他也没有如实告诉我孩子的去向。”而在此前李女士在网上发布的寻人启事中，她提到，孩子失踪后，家人当时怀疑有一个四川口音的人拐走了孩子，可当家人找到对方家时，对方已经去世，线索也断了。2011年1月11日，被拐卖龙凤胎的父亲在医院住院期间因病抢救无效死亡。4年后，2015年6月24日，李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同年6月26日立案侦查。李女士的女儿小婷的陈述内容显示，她从记事起就生活在邢台市广宗县某乡。“9岁时，养父母说我是他们捡来的，具体情况没有告诉我，养父母一直对我很好。2021年，我与亲生母亲相见。”李女士的儿子小浩称，“10岁时，常某某说我是她抱养的。养父母对我非常好，我不想跟亲生父母走了。”2023年3月23日，李某因涉嫌拐卖儿童罪，于被公安机关从酒泉监狱解回再审。此前，2015年11月2日，李某因犯诈骗罪被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5万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李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还有漏罪没有判决，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六万元。李某非法获利16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李某上诉后，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证人证言，被害人李女士的儿女系被“老杨”带至李某和王某经营的店中。“老杨”让王某、李某帮忙将两个孩子贩卖，李某遂让王某打听要孩子的人，并让王某向对方要钱，李某与王某达成了贩卖涉案儿童的合意。之后，王某联系王某乙，以16000元的价格将两个孩子贩卖，李某对王某将两个孩子交给他人并收取一万余元均明知，其并未有效阻止王某实施贩卖儿童的犯罪行为，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因此李某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来源：潇湘晨报）延伸阅读人贩子拐卖14名儿童获死刑 表妹充满恨意：他该死近日，四川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浩文等人拐卖儿童案一审宣判，主犯王浩文前罪和漏罪共计拐卖儿童14人，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在寻亲“圈子”，王浩文是“该死的人贩子”。在乡邻们眼中，王浩文是个“聪明人”，甚至还有些“书生气”。王浩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6月21日，封面新闻记者深入他的老家进行了调查。王浩文被判处死刑 央视报道视频截图乡邻印象：王浩文是个“聪明人”但在老家的名声一直不好穿得比较体面，经常挎一个包，看起来有些“书生气”；很少回家，每次回来只住几天就走了。在四川渠县涌兴镇，这是乡邻们对王浩文的印象。邻居们都记得，王浩文是2000年在场镇上买的房子，住在一栋叫“向阳楼”的居民房中。房子装修好以后，王浩文于2001年搬进新房。6月21日，封面新闻记者找到了王浩文的房子，但房门紧锁，多次敲门也无人应答。邻居称，多年前，王浩文的家属就把房子租出去了。但是，最近几年，基本上没有见到有人住这个房子。王浩文在四川渠县涌兴镇居住的“向阳楼” 曾业 摄除了日常见面打招呼，邻居们基本和王浩文没有往来——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人贩子”。“他是个聪明人。”一名销售建材的邻居告诉记者，王浩文在涌兴高中读过书，20世纪70年代毕业，“那个时候，能考上高中，是非常聪明的。”这位邻居称，王浩文在2013年曾在甘肃包过工程，做商品房的粉刷，在涌兴镇找人过去干活，没人愿意去。因为，王浩文在老家的名声一直不好。“听老一辈的人讲，王浩文80年代拐卖过妇女，但是，拐卖细娃（儿童）的事，直到他前些年在外省被抓了以后，我们才晓得。”邻居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王浩文经常往省外跑，回家后爱打麻将，一元、两元都打。“当年，有钱的人才打得起那样的麻将。”王浩文在省外具体做什么，没人知道，乡邻们问起，他只说“在做生意”——在此之前，王浩文曾有过两次偷盗经历，这是他选择外出“挣钱”的重要原因。“高中毕业之前，王浩文偷过学校的猪。”涌兴镇上“向阳楼”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当年，王浩文偷了一些小猪仔到周边乡镇售卖，被人揭发过。学校本来可以直接将王浩文开除，但由于他成绩好，最终只给了个处分让他毕业了。“向阳楼”三个字下方便是王浩文的家 曾业 摄高中毕业后，王浩文一直没找到正式工作。几年后，王浩文又被传出“偷过牛”。“事情发生在当时的金竹公社大溪大队，王浩文的老家在隔壁的沙湾大队，现在都变成了村，归报恩乡管。因为偷牛，王浩文被判过刑。”邻居的说法，有案件材料佐证。据央视《今日说法》栏目报道，1987年2月17日，王浩文因犯诈骗罪、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亲戚讲述：王浩文喜欢逗小孩曾断言“娃娃丢了就找不回了”“白天是人，晚上是鬼。”提及王浩文，表妹阿珍（化名）就充满恨意。虽然是亲戚，但阿珍从来没去王浩文家走动过，即便是外出在涌兴镇上落脚，也只住旅馆。为何如此恨王浩文？阿珍道出了缘由。1990年12月31日上午，阿珍年仅2岁2个月大的小儿子，跟在哥哥身后一起去幼儿园的途中，被人拐走。从兄弟俩出门到事发，时间不到10分钟。孩子丢失的街道，在渠县三汇镇，名为大井街。而王浩文在渠县涌兴镇买的房子，所处的街道也叫大井街。30多年来，阿珍始终认为，小儿子的失踪跟王浩文脱不了干系。为此，阿珍无数次与王浩文对质。“从他40多岁问到50多岁，他始终不承认有那回事。”“后来，王浩文的堂弟就告诉我，王浩文被抓了，说是在拐卖现场被警察带走的。这让我更加相信，我小儿子失踪跟王浩文有关系。”回顾34年的艰难寻亲之旅，阿珍印在脑海中的细节，始终挥之不去。“我小儿子丢失前，我表妹正好在一个口腔诊疗门市上班，她连续好几天看到过王浩文。都是亲戚，肯定不会认错。”阿珍分析称，王浩文当时出现的地方，就在她大儿子就读的幼儿园旁边的拐角处。由于没有往来，王浩文不认识阿珍的孩子，作案嫌疑增大。阿珍曾经在涌兴镇打听王浩文的情况。不少邻居都说，王浩文特别喜欢逗5岁以下的小孩，身上随时都揣着糖果和玩具。“大概10年前，我最后一次找王浩文对质，请求他帮忙寻找失踪的小儿子，他说‘娃娃丢了就找不回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找过他了。”阿珍告诉记者，为了获得小儿子失踪的相关信息，34年来，他和家人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如今，他们仍在艰难寻找，一直没有音讯。王浩文也许本来可以帮忙，但他没有——得知王浩文被判死刑的消息后，阿珍说：“他该死，但不该到死都不说那些娃娃到底去哪儿了。”记者调查：王浩文未给母亲送终判决书中的“从犯”是其妻子最近几天，王浩文的老家渠县，都在关注这个“人贩子”的最终结局。尤其是在涌兴镇和报恩乡，曾见过王浩文的乡邻，都对其唏嘘不已。封面新闻记者通过走访调查得知，王浩文搬家到涌兴镇场镇居住前，一直在报恩乡沙湾村的老家居住。如今，老房子早已垮塌，过往，被埋在蓬蒿之下。“原先，他们家有9口人，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曾与王浩文同村居住的村民介绍，王浩文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加上父母和奶奶，原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多年之后，兄弟姊妹大多都已离开渠县老家，有的远在湖北武汉，各有各的事业，各过各的生活。居民楼电表上留着王浩文的名字 曾业 摄“王浩文的父亲走得早，50多岁就不在了。大约是2000年，王浩文的奶奶去世，活了96岁。”村民告诉记者，今年3月，王浩文的母亲因食道癌不治离世，享年88岁。那时，王浩文被锁在铁窗内，未能回家给母亲送终，丧事由王浩文的三弟办理。据村民讲述，母亲过世，王浩文的妻子胡某雄该回老家的，但大家没有看到她。“王浩文拐卖儿童，胡某雄也参与了，可能不好意思回来。另一个原因是，她当时在湖北武汉，据说是患了宫颈癌和糖尿病，回来不了。”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川13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中，王浩文和胡某雄的户籍地和住址地一致；被告人胡某雄曾用名胡治，被认定为“从犯”。2015年12月10日，胡某雄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2019年9月25日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刑事拘留，2023年4月23日被逮捕。经法院审理，被告人胡某雄被判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曾三次入狱：从3人到14人检察院两次追加遗漏罪行封面新闻记者梳理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王浩文11宗拐卖儿童事实发现，王浩文在湘鄂川多地作案，检察院两次追加他的遗漏罪行。案件材料显示，王浩文多以糖果等食物引诱儿童，还和情人王某琼、妻子胡某雄一起作案，拐卖一个儿童一般可获利数万元。法院判决书显示，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浩文、王某琼、胡某雄犯拐卖儿童罪，于2021年6月10日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11月1日，南充市人民检察院又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王浩文的遗漏罪行。2023年4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浩文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23年10月，四川高院以原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24年4月，检察院再次追加王浩文的遗漏罪行。2024年5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处王浩文死刑。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有三次入狱经历。1987年2月17日，王浩文因犯诈骗罪、盗窃罪被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06年11月17日，因犯拐骗儿童罪被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5年12月10日，王浩文、王某琼、胡某雄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判处刑罚，其中王浩文因拐卖儿童3人被判十五年。结合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诉，在案证据显示，王浩文从2001年10月开始从事拐骗、贩卖儿童犯罪活动。2006年获刑，2008年7月刑满释放后，王浩文又在2009年2月至2010年5月期间连续拐卖儿童6名。至2014年6月，在多地流窜作案十四起，共计拐卖儿童14人。造成部分被害人父母轻生、离婚和巨额经济损失，在多地造成社会恐慌，引发社会不安，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一审时，面对死刑宣判，王浩文当庭表示要上诉。王浩文的结局，还要等法律最后裁定。但案件中的14名儿童和背后的家庭，命运已被改写。

《快穿前任女配：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