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 作者：张慧敏 刘晓颖

　　作为国内黄金珠宝产业规模最大的制造加工中心，深圳水贝出产了全国70%左右的珠宝。但在2020年直播带货火起来之前，水贝市场的商户基本只做黄金批发生意，在圈内，水贝有名，但并不太为大众熟知。

　　不过随着直播兴起以及黄金价格的上涨，水贝市场开始成为普通人购金的网红圣地。一些水贝的黄金店家说，最热闹时，市场内人头攒动，堪比春运火车站。

　　可今年的行情却有些不一样。中国人有买涨不买跌的习惯，但真当金价在今年连破新高后，不论是大妈还是年轻人都犹豫了。“普通的消费者，没有谁把黄金首饰当饭吃。”一位商家在受访时如此对第一财经说。

　　外界认为这一波金价暴涨后，水贝的商家赚得盆满钵满，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些水贝的商家甚至表示，在这一波的金价暴涨之下，他们反而赚得比以往少了。

　　黄金生意站 上风口

　　随着互联网的传播，水贝以批发价零售黄金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个黄金珠宝批发市场开始成为普通人购金的网红地。小红书上，关于散客逛水贝的保姆级攻略话题关注度也很高，攻略细致到逛商城路线、金价计算方式，黄金真假检测等。“即使不买，也可以去逛逛，就像是深圳的一个旅游景点一样。”深圳市民李露对记者这样说。

　　记者前往水贝探访，看到这里的人流不少。进入金展珠宝广场，乘坐扶梯下到负一楼，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金灿灿的玻璃柜台，以及围绕在柜台周围的人头攒动。加上各种议价声音，这场视听盛宴往往会给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带来些许震撼，慕名来到水贝的人们，也会情不自禁地掏出手机拍照纪念。

　　2023年6月，余芳在水贝银座二楼租下了一个3.5米的柜台，月租5000元。彼时，她的团队仅有两个人，但到了去年年底黄金销售旺季，余芳开始有些忙不过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忙到凌晨三四点才结束。她表示，那段时间快递员也忙，很多时候凌晨两点顺丰站点的快递员都还在打包。“因为年底了，不少人感觉得买点东西犒劳一下自己，或者给家人买礼物。”生意火爆的情况下，余芳又迅速招了两名员工，目前团队增至五个人。

　　余芳现在抖音上有2万左右的粉丝，创业一年多以来，其团队扩展至五个人，每月的黄金销售额稳定在1000万元左右。

　　余芳表示，自己卖黄金算得上是白手起家，能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遇到了短视频、直播的风口，再加上这两年随着黄金价格上涨，人们对黄金也越来越感兴趣，自己的团队又在水贝，才能有今天的成绩。

　　余芳对第一财经表示，水贝是黄金珠宝的源头，无论顾客想要什么款式的黄金饰品，她都可以短时间内找到。在这里，同样的款式，拿货的价格比一般的品牌门店黄金售价低很多。

　　记者采访了解到，水贝模式火起来是因其“基础金价+手工费”的批发价优势。手工费由市场里的个体户自定，从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区别于品牌黄金的高溢价，水贝商家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在手工费中，换句话说，在水贝做生意，主要靠薄利多销。

　　像余芳这样的新入局者这两年在水贝多了起来，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原本2B的批发市场开始为人熟知，有越来越多的散客慕名前来购金，大商家看不上这些小单子，小商家却觉得生意可以“积少成多”，另一方面，金价的上涨也让一些人觉得或许其中或许会有机会。

　　严格来说，王琦并不算是水贝的新人，她在水贝市场开店已经有好几年，原本是个珠宝商，直到去年发现黄金有起来的苗头才入局。不过，目前黄金的业务只占到王琦店里整体收入的三成。她表示，在所有的珠宝中，黄金的利润是最低的，水贝金价透明，像她这样的二道贩子，一克赚几块钱到十几块的差价，基本就靠跑量。当被记者问及不怎么赚钱为何还要做？王琦的回答是因为这样可以通过黄金这样的大普货来拓展开发客户，发展她的翡翠老本行，同时捎带卖点彩宝，所以在这样多元化的组合下整体收益还行。

　　自4月初足金饰品零售市场价突破700元/克之后，王琦也感受到了高金价对于消费的抑制。她说，现在观望的人越来越多，问价的人有之，但看来看去就是不下单。 “之前有好多人来做跑腿代购，现在连代购的人都少了。”

　　黄金价格上涨让不少人看好今年一整年的整体行情，还有源源不断的入局者打算在上面赚一票。这也掀起了水贝商家之间的价格战，不少新商家为了抢客户打出更低的加工费。到了今年3月中旬，深圳水贝珠宝园区各大厦联合发起了“统一金价、工费”的倡议书，制定了一套最低基础工费的参考标准。

　　“现在这样的局面让一些老实卖货商家很难赚钱，顾客越来越少，日子难过。”王琦叹口气道。

　　在这轮黄金行情大涨期间，一些观点会认为，随着黄金价格上涨，水贝商家囤货的黄金也会随之上涨，所以他们会赚得更多，但根据记者目前走访的情况看来并非如此。

　　高级黄金分析师、壹极炫珠宝(成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栋告诉记者，中国珠宝首饰行业都有品牌化发展和渠道化发展两条发展之路。像周大福这种就属于连锁品牌，必然要靠品牌溢价能力来获利。而建立品牌需要巨大的成本，因此销售同样的产品价格自然要贵。但有些消费者在钱包不鼓的情况下倾向于选择直接地板价的水贝市场。“黄金首饰在整个行业内是标品，因此各大珠宝品牌的货和水贝模式批零店中货品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品牌珠宝商靠品牌溢价赚钱，而批零型金店靠产品本身的薄利多销赚钱。”

　　金价飙涨，利润却降了三成

　　金店的生意本来在过完农历春节后就进入淡季，如今金价上涨，交易愈加困难。

　　顾客的观望情绪明显。余芳告诉记者，去年年底，加了微信的顾客，基本上有一半的人都是会购买黄金的，但是今年以来大多数加了微信的顾客在观望。在她看来，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上半年是各个行业的生意淡季，另一部分原因，可能还是因为金价太高。

　　“金价比去年高了100元/克，普通的消费者，没有谁把黄金首饰当饭吃。”她说，对于商家来说，金价大涨也并非一件好事。

　　余芳向第一财经透露，3月中旬到4月上旬期间，其团队的黄金销售额和净利润整体是下降的，净利润下降幅度在30%左右。“金价暴涨暴跌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意。”余芳说，金价大幅上涨并进入平稳小幅上涨阶段后，购买投资金的顾客明显增加。“我们这种小商家每天都能卖出几公斤的金条。”不过，尽管购买投资金的人在增加，但是投资金的销售利润率不到1%，比首饰金2%左右的利润低，所以即使投资金销量上去了，总的利润并没有太大的增幅。

　　进入2024年，国际金价一路走高，国内的金价也是水涨船高，高金价对黄金消费影响出现两极分化的特征。

　　中国黄金协会在4月26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全国黄金消费量308.905吨，与2023年同期相比增长5.94%。其中：黄金首饰183.922吨，同比下降3.00%；金条及金币106.323吨，同比增长26.77%。

　　协会分析称，快速上涨的黄金价格，叠加黄金首饰加工费和品牌溢价高等因素，消费者观望情绪增强，使得黄金首饰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黄金首饰零售商销售压力增加。金价高企及巨幅波动使得黄金加工销售企业生产经营风险增大，批发零售企业进货变得谨慎，首饰加工企业原料成本上升、出货量下降，部分中小型加工企业甚至停工放假。

　　世界黄金协会在一份报告也提到，在金价飙升的状况下，消费者更加青睐轻量化、单件价格更低的产品，再加上中国金饰市场发展竞争激烈，企业盈利压力加大。从调研情况来看，二季度通常为金饰消费淡季，这可能会进一步对需求造成压力。预计3月需求的疲软态势可能会延续到二季度，由于4月份国内金价持续上涨，消费者继续维持观望态度，零售商在劳动节假期这一传统销售旺季前补货时也更为谨慎。

　　按照张栋的判断，在整个中国珠宝首饰行业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海量的全国珠宝店是无法生存和发展下去的，也可以说珠宝渠道的内卷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中国珠宝首饰行业必然迎来一轮淘汰，因为严重过剩的渠道数量早就超过了行业最大渠道数量的红线。“行业的年度总销售虽然看起来不错，但行业的总毛利因为行业综合毛利率的下滑而不断下降。”

　　水贝市场发展这数十年，进进出出的大小商家无数，有人发财暴富亦有人落跑破产。老黄金人姚懂经历过大起大落，他入行时黄金的价格每克仅60元左右。疫情期间，姚懂关掉了自家的工厂，决定开网店、做直播卖小克数的黄金。这次“创业”姚懂抓住了消费者的需求。第一年，这位老黄金人的线上店铺的营收就已经达到1亿元，最近两年，他店铺的年度营收已经稳定在3亿元左右。

　　姚懂告诉记者，黄金行业的老板们一般会走两条路，一条类似于赌博，即预测未来黄金价格上涨或者下跌，从而在价格涨跌中赚取差价；另一条则是将黄金价格的涨跌稍微置身事外一点，更多地是在赚取加工、生产、服务过程中的利润，大多数本分的商家都是在走这条路。他表示，国内的黄金行业发展至今已经比较成熟，加上银行风险管控越来越严格，如今行业内能够走上第一条路的人已经不多。

黄正宁（记者 吴劭智）09月23日,在中秋假期来临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多地纪委监委通报了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多人违纪违法细节被披露。其中，山东省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边祥慧被指曾多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现金、购物卡、金条等财物。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乡卫生院院长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开会200多次。边祥慧被指曾多次收受金条 资料图/图据天下泉城客户端9月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卫生院院长于斌组织会议过多过频，加重基层负担问题。通报中称，于斌落实基层减负要求不到位，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召开晨会和午会共计200余次，要求全体医护人员参加，影响医护人员接诊。于斌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于斌被批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召开晨会和午会共计200余次，图为文件材料（资料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通报的问题是当前作风顽疾，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党的事业，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各级党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醒，牢牢扛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紧盯领导干部、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等关键群体，聚焦作决策、定政策、审批监管等关键环节，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把作风要求传导给每一名同志、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刹享乐奢靡歪风，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瘴痼疾出重拳、下狠手，一体推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让违规违纪者知痛知止。同日，山东省纪委监委通报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山东省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边祥慧（正厅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问题。2013年1月至2023年1月，边祥慧多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现金、购物卡、金条等财物。边祥慧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今年6月，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公开简历显示，1963年出生的边祥慧，曾任山东省威海市委副书记，山东省青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山东省济南市委副书记等职。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最近几天，湖南、安徽等多地纪委监委也都通报了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红星新闻记者 付垚延伸阅读案件细节披露，突然被查的市委原书记，“明招暗定”敛财两千万突然被查的“70后”市委原书记王彦博，案件细节披露。9月10日，山东通报3起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件，其中提到了“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严重违纪违法案”。王彦博是今年2月任上被查的。图为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资料图）王彦博，男，汉族，1972年1月出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他曾任莱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海阳市市长等职，2021年4月任招远市代市长，后任市长。2022年1月，王彦博任招远市委书记。2024年2月22日，山东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招远市委书记王彦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彦博被查很突然。2月20日上午，招远全市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在龙湖大酒店召开，身为市委书记的王彦博还出席了会议并讲话。此次的通报显示，王彦博在担任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期间，就已经存在问题。通报提到，2009年2月至2024年1月，王彦博在任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莱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某集团城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某、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明招暗定”等方式指定中标企业，帮助请托人和相关公司中标，先后多次收受请托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73.18万元。此次和王彦博一同被通报的还有“内鬼”马玉星，他在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也存在腐败问题。山东省委第四巡视组原组长马玉星是今年1月16日被查的。他曾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此次通报提到，2011年至2019年，马玉星在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山东某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向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下属企业或单位打招呼的方式干预项目招标投标，帮助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顺利中标项目，并先后多次收受其所送现金、黄金等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100余万元。

黄正宁（记者 曾尧心）09月23日,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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