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认为，变成了“更低的增长、较高的通胀、较高的利率、更高的债务”。今年以来，已有多位专家学者提出了类似观点，认为世界经济已走向“三高一低”的新阶段。

　　对此，我们该怎么办？王一鸣认为，过去出现过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没有造成通胀，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被全球化所吸收，特别是金融全球化，吸收了巨大的货币供应量。但现在全球化在倒退，全球化碎片化，化解高通胀的因素被制约了。

　　奥纬咨询全球高级顾问、德国央行前执委会成员安德里亚·多姆布雷特提到，欧元区的通胀率今年可能还要再提升1个百分点。欧元区已很久没有经历这么长时间的能源价格上涨，而且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这样。

　　在多姆布雷特看来，要把 通货膨胀率降至2%，而对抗通货膨胀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最难走。他指出，所有对抗通货膨胀的方式都有一点共识，即要支持有消费需求的释放，消费会带来经济增长及社会稳定，而这对于所有经济体都非常重要

　　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张涛则谈到，世界债务水平越来越高，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整个世界都是如此。这种高债务表现在总债务、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和主权债务都处在历史高位，现在又遇上了高通胀和高利率，在此环境下债务可持续性成为一大问题。

　　他直言，全球在新冠疫情后出现了高通胀的局面，需要所有央行协同，同时采取措施抑制全球通胀，使得通胀逐渐稳定下来。

　　面对“三高”难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海洲说，“增长才是关键”。他认为，增长一方面要靠科技革命，以及多数国家需要进行的制度性改革，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仍要拥抱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这个意义上讲，所有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靠增长，实现增长应该优先于对债务的担忧。”

　　对于走出低增长，多姆布雷特认为，目前没有“万灵药”能够让生产力持续增长，但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首先需要投资，必须要更多地投资私营经济，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绿色转型也至关重要，从金融角度来看，它是一种替代性投资。此外，还应通过技术提高生产力，在技术领域，各国应该加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