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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白色连衣裙，讲话坚定而有力。9月12日，天津大学2024年新生开学典礼举行，天津大学医学部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秀云教授作为师友导师代表发言。刘秀云发表讲话这位年轻的女科学家跟一万余名天津大学新生分享了她的感悟：第一句，祖国是我们最强大的背景第二句，热爱是我们最高级的力量第三句，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图为天津大学2024年新生开学典礼现场1988年出生的青年生物学女科学家刘秀云，在今年5月份就任天大药学院院长时曾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刘秀云，在今年5月份就任天大药学院院长刘秀云先后在天津大学、剑桥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求学和科研，2021年回到母校，任职英才教授，博士生导师。2023年，刘秀云被《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为亚太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以表彰其在神经重症医学与生物医学工程交叉领域所做的创新性研究工作。图为工作中的刘秀云刘秀云教授说：“成长之路，道阻且长，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更是充满了各种挑战和困难。有时，我们会遭遇失败和挫折，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但正是热爱，会让我们在逆境中拥有坚持下去的勇气。这份热爱，是对你求学城市的熟悉，是对亲爱母校的感恩，是对专业知识的渴求，是对探索未知的执着。敬畏科学、热爱科学，当你真正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的时候，你的审美、你的格局、你愿意为之付出的努力、你做事的态度都将随之而改变。深沉而执着的热爱，也将塑造大家敢为人先的勇气”“在大学里，大家要培养很多的能力：创新的能力、钻研的能力、实践的能力、团队协作的能力，还有最重要的时间管理能力——时间，是世界最公平的赠予，也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每天拥有平等的24个小时，如何利用时间，将决定我们与他人的不同。要制定计划、把握当下，宁静致远，行稳致远；要定期回顾，明确目标，经住诱惑，耐住寂寞。万物更迭，星辰变幻，唯有时间悄无声息地穿梭于过去与未来之间，它给予我们青春，也带来垂暮，没有人能阻止时间的流逝。愿大家都能拥有驾驭时间的智慧与勇气。”据报道，在天津大学，刘秀云将大量精力放在科研领域。她开发的脑脊液循环动力学联合组学及脑电技术，可对脑积水患者进行精准快速诊断，将诊断时间从传统的3天缩短到几十分钟。专注科研工作的同时，刘秀云也努力践行教书育人的职责。回国后，她引入了多门在国外学习时认为特别重要的全英文课程，并承担或参与了10门课程的建设工作：“我终于实现了当初的诺言，将国外的先进知识带到了国内，带到学生面前。”“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刘秀云在致辞中，祝愿同学们珍惜时光，不负韶华，拥有一段美好而灿烂的大学记忆！来源：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天津大学等延伸阅读女教授问政节目中怒批当地官员：怎么这么大官威啊近日，在湖北黄石市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问政节目中，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鹤批评当地官员耍官威，引发关注。陈鹤教授批评当地官员耍官威 视频截图陈鹤动怒的缘由是：8月28日，大冶电视问政第十五期节目中，居民就冻雨压断水泥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多次通过12345市长热线反映，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当地镇政府经办此事的12345专员胡某还回应称，“那个线挂着，是不影响他日常生活的”。对另一居民反映的门口渣土车抛撒问题，这名专员则抱怨，“你只考虑自己，货车司机怎么挣钱。”正是这样的回应态度，让陈鹤教授在点评环节发飙，直斥这名工作人员耍官威。因为陈教授的点评很直接、很不留情面，相关问政画面近日在网上流传散播开来。有媒体采访陈鹤教授，其表示，直播节目没有彩排，在节目中评论是自己一贯的风格。陈鹤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公共经济与财政学，行政法治，环境经济与环境政策。华中科技大学官网信息显示，陈鹤还兼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委党内法规专家组成员、湖北省行政机关能力建设指导专家等。尖锐直接，这的确是陈鹤教授一直以来的“问政Style”。在此前的电视问政中，她还曾喊话行政部门的“各路大神”，“干事儿要敢于动真碰硬，承担责任”；怒斥基层干部是“胆大妄为的法官”“怎么当上干部的”。这样直率而犀利的点评风格，也让陈鹤教授在网络上收获了一片赞誉。陈鹤的率直敢言，让电视问政节目有了“辣味”，这是节目引发关注的根本原因。这些年，为方便舆论监督，不少地方都开通了电视问政栏目。相关部门负责人走向前台，接受主持人与嘉宾问询。很多栏目的确起到了积极效果，不仅帮群众解决了急难愁盼问题，也提升了地方政府与官员形象。而陈鹤及这档电视问政栏目，也因敢于直面问题，不搞弯弯绕绕，在赢得观众尊重的同时，也为电视问政树立了一个榜样。

极目新闻记者 付瞰9月15日，多家媒体报道中国香港著名演员徐少强因病过世，并称该消息得到徐少强子女确认，香港知名影视人田启文也接受媒体采访透露了相关细节。媒体报道截图9月15日下午，极目新闻记者致电田启文，他表示，根据他多方打探确认，徐少强在9月1日因病离世，“为什么会等了半个月才有消息出来呢？因为徐老师去世后，他夫人帮他办完后事，也不幸去世了，好像听说是因为心脏病。所以（徐少强过世）这个消息就没有人来传达。”根据网络公开信息，徐少强的夫人比他年轻约30岁，二人于2005年结婚，夫妻俩婚后一直生活在北京。田启文在电话中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虽然他并不认识徐太太，但根据他得到的信息，在徐少强病逝后也骤然离世的，就是这位女士。田启文表示，自己得知徐少强夫妇离世的消息后非常震惊，所以找了多方朋友进行求证，“是证实过了，我才跟媒体发布的。”田启文在采访中称徐少强为“徐老师”，表示自己入行时拍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与徐少强合作，从最初的电视剧《天蚕变》到后来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我们都有合作，我跟徐老师很熟，一直很敬佩他的努力。”田启文对徐少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的敬业精神，“他去拍戏的时候不用带剧本的，因为他都背得很好了，所以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很高的。”据田启文了解，近些年来，徐少强一直在横店拍戏，较少回到香港，所以二人一直没有机会合作。田启文告诉记者，大约在下周，将会有一场徐少强追思会在浙江横店举办。（来源：极目新闻）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9月11日在被媒体问及欧盟对华关税问题时，表示欧洲方面“需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这一“罕见”表态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西班牙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的“重大转变”，“令欧洲各国和欧盟总部的一些官员感到意外”。但我们要说，桑切斯通过访华深入了解了中国企业发展情况，了解了中国发展理念之后，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图为在记者会上发言的桑切斯（视频截图）桑切斯是在参观江苏昆山西班牙工业园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是基于对中国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看得出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令他印象深刻，他在谈到自己短暂的试驾经历时表示感到“确实非常先进”，认为欧洲一些著名车企应该向中国企业学习技术，“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他还多次提及对华合作，强调“不仅限于西班牙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还延伸到欧盟”。而与中国在汽车领域有着大量合作交往的德国，则在桑切斯做出这一表态后迅速表示支持，称“这是我们共同的行动方向”。这说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那就是发展的契机往往是在大量的交往、而非隔断中产生。如果欧洲的政治精英都能试一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不带偏见地听一听中国企业的先进经验介绍，看一看中国乐于开放合作、促进彼此共同进步的决心，那么他们将大概率不再会对桑切斯的转变“感到意外”。桑切斯的观点代表了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欧洲国家的普遍心声。这种实事求是的理性声音，理应更多地被世界所聆听。就在桑切斯访华期间，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主持的欧盟经济竞争力报告于9月9日在布鲁塞尔发布。这份名为“欧洲竞争力的未来”的报告与其说是“聚焦于中国带来的挑战”，不如说它反映了欧洲对科技竞争力落后于中美的深深焦虑。德拉吉报告提议大刀阔斧地改革，以重振欧洲经济，我们认为，改掉在保护主义中发展技术的错误想法，应当是其改革的底层逻辑之一。现在中欧都有能源转型的需要，同时全球产业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洗牌，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有中国的优势，欧洲有欧洲的优势，双方本应携手走出一条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路。中国对此一直抱有诚意和期望。9月10日，中国商务部再次表达希望与欧方磋商解决贸易纠纷的意愿。尽管中欧达成一致具有一定挑战，但中方相信，只要欧方展现诚意、相向而行，就可以通过磋商解决彼此关切。与桑切斯访华几乎是前后脚，挪威首相也刚刚结束对华访问，他再次表明挪威不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而在这之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爱尔兰代表团近期都到访中国，有分析认为，近期欧盟成员国政要频繁访华，清晰说明他们并不希望同中国展开贸易战。图为挪威首相资料图，他此前也再次表明挪威不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这样的态度在欧盟内部并非少数派。实际上，欧委会已经修改了部分关税或降低了最终拟议关税，表明这一政策在欧洲内部遭遇了强大的抵抗。最近，美国对华征收301关税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因遭遇大量行业内反对而不得不一再推迟决定，这与欧盟对华加征关税一事虽有不同，但大的逻辑是相通的，那就是保护主义的做法不仅在外部难以得到认同，在内部同样会遭遇强大阻力而最终难以持续。我们希望欧洲方面能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着眼于解决问题而非掩盖问题，与中方相向而行，探讨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中国始终未曾改变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贸易争端的立场，西班牙和德国的理性呼声，理应成为欧盟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延伸阅读外媒：桑切斯180度转向，向布鲁塞尔施压自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呼吁欧盟“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计划后，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加入反对行列。“桑切斯180度转向，向布鲁塞尔施压。”西班牙《机密报》12日报道称，在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收关税的投票中，作为占欧盟总人口10.67%的国家，西班牙的立场很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占欧盟人口18.7%的德国也一直反对向中国产电动汽车加收关税。除西班牙和德国外，匈牙利、瑞典等国此前也对欧盟立场持反对或怀疑态度。1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这表明欧盟内部在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上的分歧较为明显，然而目前找到中方和欧盟都能接受的结果仍存在难度。据报道，欧盟委员会8月20日披露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终裁草案，如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将在11月初正式生效，并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为期5年最高36.3%的关税。27个欧盟成员国必须就最终关税进行投票，除非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欧盟成员国投反对票，否则欧盟委员会的提议将得到实施。据业内人士透露，在7月的意向调查中，包括西班牙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支持临时关税，4个成员国反对，包括德国在内的11个成员国弃权。不过，据西班牙《世界报》11日报道，11日正式结束为期4天访华行程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明确表示，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必须“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立场。“我们不需要贸易战，我们需要在欧盟和中国之间建立桥梁。”桑切斯表示，“我们主张寻求解决方案，在中国和欧盟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立场。”桑切斯称赞中国电动汽车“坦率地说是先进的”，值得“荣誉奖学金（西班牙学校设立的特别奖学金，可用于下一年学费减免——编者注）”，并认为“欧洲（汽车）品牌需要向中国品牌的技术和进步学习”。他还说，他此行访问中国的目的之一便是“吸引中国对西班牙（的电动汽车）投资，使后者能够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桑切斯的表态让德国联邦政府嗅到新的机会。”德国《商报》11日报道称，德国联邦政府当天表示，对欧委会计划对华电动汽车加税持保留意见的欧盟成员国正在增加。彭博社11日称，德国总理朔尔茨当天通过其发言人斯特芬·黑贝施特赖特对西班牙的举动表示欢迎，称“这是我们共同的前进方向”。彭博社称，去年欧盟的关税计划宣布后，朔尔茨就曾对将中国电动汽车排斥在欧盟市场外表示反对。报道提到，瑞典也对欧盟立场持怀疑态度。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曾警告不要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强硬立场。另据匈牙利媒体报道，匈牙利方面也曾多次反对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对于桑切斯呼吁欧盟全体成员国和欧委会“重新考虑立场”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日回应称，桑切斯首相所谈体现了理性客观的思考，中方表示赞赏。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符合中欧共同利益，双方携手合作、共迎挑战，将惠及双方企业和消费者，助力中欧乃至全球绿色转型。中方始终秉持最大诚意，积极寻求符合世贸规则、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1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西班牙、德国等国家表态明确反对，说明欧盟内部在是否应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上分歧比较明显，但欧盟的决定最终取决于多数成员国采取的同一立场，目前的局势对妥善解决问题、找到中欧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仍存在难度。欧盟内部在是否应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上分歧比较明显，图为欧盟旗帜资料图另据中国商务部12日的消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近日将访问欧洲，本月19日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对于上述会谈磋商，屠新泉认为中欧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妥善解决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即便是11月初欧盟终裁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之后，双方仍然可以秉持合作宗旨，面对贸易分歧。他表示，一是根据欧盟规定，每年的复审审议仍有调整空间，二是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等方面能够开拓更多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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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余晖据青海理工学院官网消息，近日，青海理工学院举行2024级开学典礼。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院长宁栋，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化工作处副处长曹毅，校党委书记王晓英，校长贾叙东，校领导赵之重、樊协珍、张亚权，校长助理王东出席。上述公开信息显示，此前担任青海省科协党组书记的王晓英现已出任青海理工学院党委书记。王晓英现身开学典礼王晓英，女，汉族，1982年7月出生，吉林双辽人，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1999年，王晓英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于2003年获学士学位，2003年9月以免试资格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7月获博士学位，并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2008年8月，王晓英到青海大学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系工作，2008年12月进入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在职博士后研究工作，2010年12月完成博士后工作出站。2013年，王晓英任青海大学计算机系常务副主任。2015年6月，王晓英获任青海大学校长助理，并于2018年5月任青海大学副校长，后担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职务。2023年5月，她获公示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后出任青海省科协党组书记。如今，她担任青海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据官网介绍，青海理工学院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是青海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学校，2019年开始筹建，2024年教育部批准设立。王晓英的丈夫靳力同为清华大学博士，也在毕业后扎根青海。王晓英和丈夫的合影靳力出生于1980年10月，籍贯河北保定，1999年被保送进入清华计算机系，2008年获博士学位。据清华新闻网此前报道，毕业那年，靳力和王晓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要敢于挑战，但是更重要的是坚持。不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好，而是为了更多的人生活更好，这是我们的人生观，也是在将来的坎坷道路上让我们能够坚持理想的动力。”公开资料显示，靳力曾任青海省海北州发改委主任，海东市平安区区委书记，青海省工信厅副厅长兼省招商局副局长等职，2024年1月履新青海省数据局局长（副厅级），后兼任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局长。延伸阅读苑振超拟任新职，他清华毕业，父亲早逝，上学时靠母亲收废品维持生计据《辽宁日报》8月25日消息，辽宁省委组织部8月25日发布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其中：苑振超，男，汉族，1987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台安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图为苑振超资料图，他毕业于清华大学苑振超毕业于清华大学，曾是辽宁省最年轻的副县长。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2005年，苑振超以645分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2005年至2009年，他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得学士学位后，放弃直博机会，只留下一句“我离不开鞍山，因为我的梦放飞在那里”，便在同学们诧异的眼神中离开北京，坐上了驶往家乡的火车。作为辽宁省委选调生身份，公开简历显示，2009年，苑振超开始任职鞍山市铁西区繁荣街道办事处，后任职鞍山市发改委，2014年任鞍山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2015年12月，他任岫岩满族自治县朝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后任镇长。2017年9月，他任岫岩满族自治县副县长，后挂职南京建邺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2019年12月明确为三级调研员。当时，他是辽宁省最年轻的副县长。图为苑振超简历照片2020年，他任鞍山市商务局党组成员、鞍山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主任，2021年任台安县县长。2022年4月报道显示他已任台安县委书记，时年35岁。苑振超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辽宁给了我实现梦想的舞台，在辽宁振兴发展的征程中，我愿意披甲执锐。”“是这片热土养育了我，我希望能为它作一点贡献。”面对千头万绪的县域工作，苑振超认为，不同岗位的工作经历使他能够在处理各项难题时更加从容、更有底气。“每个岗位、每段经历都是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的历练。”曾因寒门学子身份受关注苑振超考上清华大学时，其寒门背景曾受到舆论关注。新华社一篇报道称，苑振超的父亲早逝，哥哥患有脑瘫，母亲靠收废品维持生计。父亲去世时，苑振超刚刚两岁。十几年来，苑振超的母亲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推着手推车，走大街串小巷收废品，为儿子撑起了学习生活的蓝天。苑振超的母亲告诉他，每份工作都是谋生的手段，只要人活得堂堂正正，就算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也一定要挺起胸膛做人。新华社报道称，苑振超在读书期间，学习成绩很好。他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高中生奥林匹克物理选拔竞赛，获得辽宁省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二等奖。“因为没有获得一等奖，孩子的情绪非常低落，随后在学校的月考中，他的成绩也下滑了许多。这时候，我并没有责怪孩子，而是告诉他，只要有信心，就能学好。我认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帮助孩子用乐观的心态去战胜困难，这是每一位家长的责任，也是家庭教育的艺术。”在母亲的鼓励下，2004年苑振超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在辽宁省重点高中五校联考的月考中取得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当时暑期里，有很多人找上门来想资助苑振超读书，都被母子俩婉言谢绝。母亲告诉苑振超：“你要靠贷款上大学，毕业后首先还贷款。”清华大学新闻网2005年8月发表的文章称，辽宁鞍山的苑振超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已下岗多年，脑瘫的哥哥给家里造成负担。在社会和老师朋友的帮助下苑振超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并考取了清华大学。“我以前的想法就是毕业挣钱、回报母亲，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我的心里很矛盾，觉得这种想法很狭隘。我们也要为回报社会而努力学习，争取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做到‘忠孝两全’”。

摘要：新周期，新的挑战。孙颖莎4比2战胜队友王艺迪夺得冠军9月15日晚，2024年WTT澳门冠军赛落下帷幕。在女单决赛中，孙颖莎4比2战胜队友王艺迪夺得冠军。在男单决赛中，林诗栋4比0战胜德国选手邱党，首夺WTT冠军赛单打冠军。孙颖莎和王艺迪曾有12次交手，前者以8场胜绩占优。本届赛事，孙颖莎先是以两个3比0战胜田志希、金娜英，之后又以3比1战胜朱芊曦晋级4强，半决赛孙颖莎4比2力克张本美和；王艺迪则以“不失一局”的出色发挥，先后击败张默、高桥布鲁娜、木原美悠、王曼昱，闯入决赛，可谓手感火热。孙颖莎在赛场上决赛中，孙颖莎通过发球抢前三板，一定程度抑制了王艺迪的攻势，顺利赢下第一局。此后两人的争夺你来我往，前四局双方打成2比2平。第五局开始，孙颖莎果断从王艺迪正手位突破，并加快击球节奏，打破僵局，并以11比8和11比4连下两城，赢得比赛。孙颖莎表示，“王艺迪的状态非常好，自己对这场决赛的目标就是想尽快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我觉得第五局之后自己的质量和状态，比想象中还要更好一些。”孙颖莎举起冠军奖杯孙颖莎总结，“巴黎奥运会结束后，自己一直没有特别系统的训练，但我觉得通过比赛打一打，自己找状态找得还挺快。新的周期开始了，现在展望洛杉矶（奥运会）还有点早，还有四年时间，但也算新周期一个好的开始吧，希望自己再接再厉。”男单决赛则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林诗栋在比赛中没有给邱党任何机会，攻防兼备，打出了速度、旋转和力量。林诗栋在赛场上赛后，林诗栋谈到，“这是自己第一次拿到系列赛的冠军，非常开心。跟邱党之前打过两次，算比较熟悉了，他是现在欧洲非常有实力的一名选手，也战胜过很多中国球员。这场比赛自己赛前准备得非常充分，比赛中发挥也还可以。”和上一站阿拉木图站相比，林诗栋认为这一站的成绩完全超出预期，“没有想到会进决赛、拿冠军，打得比想象中要好。但是从领奖台下来，就一切从零开始，还是要去想好下一站的比赛”。林诗栋举起冠军奖杯林诗栋有“小小胖”之称，而他的打球风格跟樊振东颇有几分相似。小将的横空出世对国乒来说是一大喜讯，将帮助中国男乒在洛杉矶奥运周期顺利完成新老交替。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等待着林诗栋。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在中秋假期来临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多地纪委监委通报了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多人违纪违法细节被披露。其中，山东省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边祥慧被指曾多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现金、购物卡、金条等财物。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乡卫生院院长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开会200多次。边祥慧被指曾多次收受金条 资料图/图据天下泉城客户端9月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卫生院院长于斌组织会议过多过频，加重基层负担问题。通报中称，于斌落实基层减负要求不到位，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召开晨会和午会共计200余次，要求全体医护人员参加，影响医护人员接诊。于斌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于斌被批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召开晨会和午会共计200余次，图为文件材料（资料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通报的问题是当前作风顽疾，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党的事业，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各级党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醒，牢牢扛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紧盯领导干部、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等关键群体，聚焦作决策、定政策、审批监管等关键环节，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把作风要求传导给每一名同志、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刹享乐奢靡歪风，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瘴痼疾出重拳、下狠手，一体推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让违规违纪者知痛知止。同日，山东省纪委监委通报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山东省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边祥慧（正厅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问题。2013年1月至2023年1月，边祥慧多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现金、购物卡、金条等财物。边祥慧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今年6月，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公开简历显示，1963年出生的边祥慧，曾任山东省威海市委副书记，山东省青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山东省济南市委副书记等职。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最近几天，湖南、安徽等多地纪委监委也都通报了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红星新闻记者 付垚延伸阅读案件细节披露，突然被查的市委原书记，“明招暗定”敛财两千万突然被查的“70后”市委原书记王彦博，案件细节披露。9月10日，山东通报3起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件，其中提到了“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严重违纪违法案”。王彦博是今年2月任上被查的。图为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资料图）王彦博，男，汉族，1972年1月出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他曾任莱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海阳市市长等职，2021年4月任招远市代市长，后任市长。2022年1月，王彦博任招远市委书记。2024年2月22日，山东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招远市委书记王彦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彦博被查很突然。2月20日上午，招远全市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在龙湖大酒店召开，身为市委书记的王彦博还出席了会议并讲话。此次的通报显示，王彦博在担任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期间，就已经存在问题。通报提到，2009年2月至2024年1月，王彦博在任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莱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某集团城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某、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明招暗定”等方式指定中标企业，帮助请托人和相关公司中标，先后多次收受请托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73.18万元。此次和王彦博一同被通报的还有“内鬼”马玉星，他在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也存在腐败问题。山东省委第四巡视组原组长马玉星是今年1月16日被查的。他曾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此次通报提到，2011年至2019年，马玉星在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山东某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向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下属企业或单位打招呼的方式干预项目招标投标，帮助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顺利中标项目，并先后多次收受其所送现金、黄金等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1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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