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出版座谈会召开

来源: 封面新闻
2024-06-13 01:49:33

  甄占民表示,“两个结合”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极大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也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指明了正确方向。作为“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觉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大时代观考察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赋予文化发展以更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更鲜明的时代特色。

  甄占民表示,只有深化研究阐释,真正把“两个结合”的基本问题讲清讲透,才能有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的实践进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开展跨学科、有组织的科研,加强基础性、元点性问题研究,持续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研究阐释,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学理支撑。《“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思想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充分吸纳社科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创新之处。相信该书能为思想理论界深入研究“两个结合”提供重要参考,为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两个结合”提供有益帮助。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韩庆祥表示,《“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是一部对“两个结合”命题进行学 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建构的精品力作。该书紧抓“两个结合”基本问题,对“两个结合”内在构成要素、基本内涵进行深入研究,对“两个结合”提出的时代背景的分析较为贴切,对“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侧重点的分析颇为细致,具有全面性、开拓性、深刻性、独到性、启发性等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认为,《“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面向“两个大局”,把历史与时代、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集中围绕关于“两个结合”的哲学问题、历史问题、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等基本问题,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历史背景、思想内涵、精神品格、时代价值和重大意义,深刻彰显“两个结合”的历史底蕴、发展脉络,深刻揭示其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化和拓展“两个结合”重要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相信该书以其研究的基础性、现实性、学理性,必将产生巨大的学术传播力、说服力和影响力。

  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杨耕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这种共同之点、契合之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前提、理论依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内在规定性。应当以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实践为思维坐标,寻找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共同之点、契合之处,进而对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使二者融为一体,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臧峰宇表示,《“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一书深刻阐释了“两个结合”的内在构成要素和相互关系,深入解读了“第二个结合”何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通过阅读该书,我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一个走过百余年历程的历史事实,而且是一个历史必然,还是一种科学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谈到,《“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是首部从历史与哲学相结合的视角深入系统研究“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的著作,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学理性和深入性,同时又通俗易懂,对于广大读者准确理解和科学运用“两个结合”,增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具有重要意义。

  服务业也已经成为中国外商投资的另一大去处。据AgeLifePro统计,截至2020年底,已有至少11个国家和地区的40家公司进军中国养老市场,遍布17个省份,已建成44个项目。

  如果说,航天成果点燃了人们内心的火焰,王印则希望借着东风,让孩子们钻研的兴趣更持久一些。后来,为了制作便捷,他用3D打印技术优化了水火箭的材料结构。他又和学生们一起还原了天和空间站的模型,将废弃的小型塑料瓶,一一区隔成核心舱、载人舱和载物舱。

  举例来说,韩国主流媒体大约从2002年初开始大量报道中国沙尘暴、雾霾等对韩国空气质量的影响,甚至韩国中小学教材中也有“韩国是中国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内容。在韩国,一些有识之士反驳这一言论反而会遭到媒体的尖锐批评。除环境问题外,经常被炒作的还有“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韩国人爱吃的泡菜很多进口自中国,但一项民调显示,50%以上的韩国人不信任中国农产品的安全性或品质。有相对客观的韩媒澄清说,从中国进口的泡菜很多都是韩国知名企业在中国设厂生产并返销韩国的,炒作中国产泡菜“质量问题”无疑让这些韩企非常尴尬。

  韩国东亚研究院近年来进行的“为何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的调查显示,有40%的韩国受访者认为“中国不尊重韩国”。在詹德斌看来,韩国民众之所以有这种心态,部分原因是中韩实力对比已发生实质性逆转,但韩国社会还处在俯视中国,甚至贬低中国的阶段,还未适应也不愿适应将中国视为一个崛起的强国,特别是一些民主化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更加以所谓的“制度优势”自居。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派记者 张悦 环球时报记者 谷棣]当中国和韩国多地4月中旬被发源于蒙古高原的沙尘暴笼罩时,又有韩国媒体不负责任地炒作“韩国是中国环境污染受害者”,这一幕自然让人想起一些韩国人近年来屡屡“归罪”中国的做法。与此同时,多家韩国和国际机构的民调均显示,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下降,特别是一些自称“进步”的年轻人“厌华”情绪相对更强。《环球时报》“中外民间交流系列观察”栏目组就此话题深入采访后发现,部分韩国人对华心态上的变化反映出他们尚未适应中国的快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地位变化,仍固守原有利益观和优越感,这使得他们在与中国人交往时高度敏感。中韩建交今年已是第31个年头,两国之间多领域的友好合作有目共睹,但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让双方重视两国关系发展的人士感到遗憾,并期待通过促进交流努力改变这一现状。

  而上述官员“股神”以通过获取内幕信息、与企业老板利益勾兑等方式,炒作股票谋取暴利,本质上仍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彭新林说,在实践中,官员或凭借内幕信息购买股票,或购买公司原始股,之后通过政策扶植、资金支持,推动公司上市。

李怡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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