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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日消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出生于1962年1月，四川省小金县人，长期在阿坝州工作，曾任阿坝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等职，2011年12月任阿坝州政协主席，2015年2月任阿坝州州长。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杨克宁热衷文学创作，笔名为宁克多杰，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他的作品除了诗歌散文之外，还包括多篇官场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在其落马被查的前一个月，杨克宁还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讲述基层工作的长篇小说《惠风和畅》。在关于这篇小说的访谈中，他表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遇上诱惑与贪婪，有的人大步迈过，有的人却踏入深渊，这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严峻考验。一语成谶，杨克宁自己就没有抵制住诱惑与贪婪，踏入了深渊。2023年11月，他官宣被查，2024年5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检方指控杨克宁的罪名除受贿罪外，还包括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延伸阅读贪官20多年收钱只收现金 自称是当地"最讲规矩的干部"“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原创 阮佳琪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阮佳琪接连两日，黎巴嫩多地发生了涉及寻呼机、对讲机等通信设备的多轮爆炸事件，总计造成30余人死亡，超过3000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国家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不过外界普遍把矛头指向以色列。同时，涉事通信设备来自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制造商也引起关注。港媒《南华早报》18日援引多名专家分析指出，尽管目前仍存在诸多疑点有待厘清，但这一系列由通信设备引发的致命爆炸，或将促使中国对电子产品武器化提高警惕。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拉赫曼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会有人怀疑，台湾与美国相互勾结，而美国又是以色列的亲密盟友，台湾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场阴谋行动。”他表示，中国大陆可能会以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同时对台湾其他产业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9月18日，台湾寻呼机制造商“金阿波罗”否认生产了涉事产品 视频截图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黎巴嫩全境多地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遇难人数已攀升至12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约2800人受伤，伤者包括伊朗驻黎巴嫩大使。黎巴嫩各家医院已实施460例手术，其中大部分是眼睛和面部手术。真主党指责以色列应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路透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事发几个月前，摩萨德就在真主党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内放置了爆炸物，这种被做了手脚的电路板很难被普通扫描设备检测到，一旦接收到指定代码便会引爆。在此期间，真主党一直没有察觉爆炸物的存在。有专家表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长期行动，很可能是通过渗透供应链，并在寻呼机运抵黎巴嫩之前安装炸药来实施的。“这看起来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体供应链攻击。”美国智库“西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主席阿尔佩洛维奇也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次日（18日），真主党使用的对讲机又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等多地发生爆炸，造成20人死亡，超过450人受伤。涉事对讲机据称来自日本无线电通信制造商ICOM，不过根据其官网公开信息，有关型号已于2014年停产。无独有偶，寻呼机爆炸事件中指向的台湾地区制造商“金阿波罗”（Gold Apollo）也急于与该事件切割。其宣称，该公司只提供了商标授权，负责产品设计制造的是一家位于匈牙利的公司BAC。匈牙利政府18日澄清称，BAC只是一家贸易中介公司，在匈没有设厂。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美联社援引社交媒体图片正如“棱镜门”曝光者、被称为美国“吹哨人”的斯诺登所说的，“如果有一天出厂的iPhone内部塞满爆炸物，媒体就会更快明白今天发生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先例。”有关通讯设备武器化的讨论随之而来，一些组织利用数字化手段和全球供应链的联系进行杀伤性的破坏，正引发各方担忧。拉赫曼对《南华早报》表示，这些爆炸事件表明“以色列有能力利用数字手段和全球供应链中的隐秘联系，深入对手据点实施打击”，“这是一个非常规而又巧妙的例子，它融合了数字和热战策略战术，将普通的通信设备变成了（简易爆炸装置），而非通常的监视用途。”救护车运送伤者拉赫曼进而指出，考虑到台湾地区有厂商牵涉其中，以及其与美国的勾结关系等因素，中国大陆可能会因此用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他分析称，“在战略层面，这表明大国及其强大盟友的军事和情报机构，可以利用全球供应链或将其武器化，预先部署不对称战争工具，在冲突期间或战争目标发生变化时启动这些工具。”香港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莱文提到，以色列情报部门曾在上世纪90年代使用过类似手段暗杀哈马斯炸弹工程师叶海亚·阿亚什，但这次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此次事件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这些爆炸物是何时以及如何被放入寻呼机的，是在台湾工厂里，还是运往黎巴嫩途中，亦或是在运抵目的地之后。“一般来说，在供应链过程中，炸药的安置地点距离台湾制造商越远，距离像真主党这样的最终客户越近，影响就越小”，他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曼奇尼也表示，不仅对于中国，对于所有国家而言，这起事件表现出的设备武器化倾向“令人极为担忧”。“这是朝着‘自动化战争’方向迈出的又一步。在这类战争中，技术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将设备武器化，还开发出可以通过远程信息（触发）爆炸的系统。”他补充道，“这表明以色列在提高技术战争能力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可以引发人们思考的是，以色列可能不是唯一一个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中国杀毒软件厂商瑞星的唐威也指出，改装后的设备能够躲过检查，说明策划这次袭击的势力拥有成熟的处理技术。唐威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手机或汽车系统被黑客入侵导致爆炸的风险仍然“非常小”，因为黑客需要突破复杂的电池保护系统，而且中国的大部分智能手机和新能源汽车都拥有“最高级别的电池保护”，因此普通人在使用大品牌产品时不必担心会发生爆炸。相较而言，唐威认为，高强度手电筒和头灯等其他使用电池供电设备的风险可能会更高。他说，这些产品与智能设备不同，“一旦有人事先做了手脚，安装了用于远程遥控的SIM卡，风险概率就会更高”。军事专家魏东旭在央视节目上分析称，普通的寻呼机是不可能被远程遥控引爆的，即使它的通信基站和相关的网络遭到外部入侵，有关方面也仅能够向这些寻呼机发送特定信息而已。他推测称，这些寻呼机一定是事先被人做了手脚，比如在寻呼机内部植入小型爆炸物，将其伪装成电池的一部分，或者在寻呼机的电子元器件中加装小型引爆装置，通过信号激活爆炸物，让它成了一个“遥控炸弹”。“一旦真主党确定了以色列是幕后操纵者，黎以冲突还将进一步升级。”他警告道。应阿尔及利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在当地时间20日下午，就近期黎巴嫩多地发生的通信设备爆炸事件举行紧急会议。来源|观察者网

▲民警执法现场红星新闻记者丨周炜皓 主编丨蓝婧编辑丨张寻 责编丨邓旆光今年9月，红星新闻记者接到报料线索，称广东揭阳普宁市存在违法私自宰杀生猪的地下产业。9月19日、20日白天到夜间，记者暗访多个疑似私宰窝点及生猪中转站，并协助警方查获一个非法屠宰窝点。记者在现场看到，该窝点卫生条件恶劣，十八头猪挤在狭小空间内，宰杀后的猪肉、内脏堆置于地面，地上污水横流，市民称这些生猪仅是该窝点“一晚上的量”。停靠在这些疑似转运窝点附近的货车，以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车牌为主。红星新闻记者查询发现，今年年初，普宁市曾对类似窝点做出过三起行政处罚。据权威信源透露，普宁生猪非法屠宰链条上游的江西省赣州市，已经成立工作组，针对这一问题开展调查。黑窝点藏在居民楼下环境恶劣，猪肉随地乱丢9月19日，在当地居民带领下，红星新闻记者暗中探查了多个分布在普宁市高埕村、麒麟镇、洪阳镇周边的疑似生猪屠宰窝点。这些窝点有的藏在树林里，有的则以空置猪圈为掩护，还有的就设置在居民楼下。当地居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之前还看到过一处窝点藏在一间庙里。白天，大多窝点都大门紧闭，只是在附近能发现用于运载生猪的车辆、设备。据当地居民回忆，2月、3月普宁市曾打击过几间非法屠宰生猪的窝点，9月江西省赣州市曾与本地农业农村局合作拦截过一批生猪，这之后不少非法屠宰、转运的窝点都疑似已经转移。记者来到高埕村，这是最近才被发现的一处窝点，位于一栋贴着红砖的楼房下方，前后都装有摄像头。记者假装路过时发现铁门内有人正在擦洗生猪，里面还有明显的猪叫声，通过后墙的窗子，可以清楚看到三头被关着的生猪。9月19日半夜23:30到次日凌晨，记者在高埕村外进行蹲守，凌晨3:40分左右，有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来到这间小院，打开院门，进行烧水等准备。之后半小时内，又接连有五辆摩托车驶入小院所在的巷道中。作为向导的居民告诉记者，这些窝点通常会在杀猪时打开音响掩盖猪叫声，也有非法屠宰点会用电击等方法让猪猝死，避免被发现。确认窝点情况后，红星新闻记者与普宁市公安机关进行联络。已开始宰杀时，记者带民警进入，突击了这处窝点，窝点内有四名男子正在处理刚刚杀好的猪。▲非法屠宰窝点内的生猪制品记者看到，这些男子穿着雨鞋，踩过屋外的泥巴路，又直接踩进屋里，屋里遍地血腥，地上污水横流，宰杀后的猪内脏、猪头等产品就在他们脚边。见到民警进来，男子们仍然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持刀继续分解猪肉，一名老板模样的女性上前，跟民警辩解称这些猪都是“自己养的”。▲非法屠宰窝点涉案人员整个窝点非常逼仄，包括一间三四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四个用水泥、木板分隔的猪圈，以及工人们进行操作的屠宰区。连上已经宰杀分解的两头猪在内，当晚在该处窝点共发现18头生猪。当地居民介绍称，按照市价，这些猪的货值估计在3万元以上，这些只是该窝点“一晚上的量”。红星新闻记者离开前，民警已将该窝点6名涉案人员控制，固定证据，等待当地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来到现场共同调查。知情人称70块钱杀一头，“检疫许可”明码标价只要25元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不实行定点屠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定点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非法私自屠宰，最主要的隐患在于检疫。按照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在出栏前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另外，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任命的兽医在生猪屠宰过程中也要同步检疫，同步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对生猪的胴体及生皮、原毛、脏器、血液、蹄、头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检疫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正常情况下，定点屠宰场应配备驻场的官方兽医，从生猪进场到最后屠宰结束，每一个环节都要在兽医监督下进行。而在地下非法屠宰窝点内，对检疫则毫无要求。红星新闻记者从普宁市公安了解到，9月20日查封的这处窝点内，当晚6名涉案人员中，三名是来购买猪肉的摊贩，剩下三名则是宰杀人员，其中没有兽医。另外，与民警一起在该窝点内取证时，记者也没有在其中发现任何检疫设备。通过特殊渠道，记者联系上一名曾委托这类窝点宰杀生猪的当事人。据其回忆，在整个宰杀过程中，没有人检查过猪耳标、检票证等。根据当时的单据显示，2024年7月2日，他以5960元的价格购买了两头生猪，屠宰收费共140元，为这两头生猪制作‘检疫许可’的价格为50元，“每头猪宰杀费用是70元，如果没有检票证就再加25元”。▲某非法屠宰窝点的收费明细 受访者供图据了解，广东省各地生猪屠宰定点企业，服务费收取标准都由政府统一制定。在周边城市梅州市发布的《关于调整我市生猪定点屠宰加工服务收费标准的说明》中，2016年，揭阳市的生猪屠宰服务费为40元/头。普宁市当地居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价格上，非法屠宰与定点屠宰应该差距不大，但整个普宁市仅有8间定点屠宰机构，且定点屠宰机构对猪肉检疫、来源等都有更高要求，私自非法屠宰则可不受监管。疑似转运窝点附近货车来自多个省份一地已开始调查非法屠宰链条宰杀，只是这条灰产链的其中一环。据当地居民表示，这些通过非法屠宰窝点流出的猪肉，有些被直接拉到当地摊位上进行售卖，有些则流向批发市场。在陪同民警查封高埕村的窝点后，记者又前往洪阳镇附近，在一处疑似存在非法宰杀窝点的路口附近蹲守。9月20日凌晨5时左右，有三辆运载着已屠宰过的生猪的摩托车出现，记者紧跟其后，直到在一个分岔路口处失去线索。其中两辆摩托车，驶向了洪阳镇屠宰场周边的批发市场及档口所在方向。▲普宁市街头运载生猪的车辆在普宁市实地走访期间，记者多次在街头看到运载大量生猪的货车，其中一些驶往了当地居民口中与非法屠宰有关联的“中转站”。9月20日9时许，记者前往位于普宁市麒麟镇的疑似生猪转运窝点附近，看到一辆运满生猪的小型货车驶离该窝点大门。不久后，又有一辆运满黑猪的大货车在该窝点不远处过磅。由于引起了该窝点人员的警觉，记者不得不离开。▲高速入口附近停着的卡车当地居民称，甬莞高速公路广太入口附近有一个大型生猪运输中转站，附近还分布有小型窝点、洗车场等。记者前往调查后发现，这处小型窝点疑似还在使用，有工作人员出入其中，小型窝点前方不远处的洗车场，停靠着三辆大型货车正在清洗。出入、停靠在这些疑似转运窝点附近的货车，以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车牌为主。赣州市权威信源透露，截至目前，该市已由多个部门联合成立三支工作组，针对来往于赣州、普宁之间的生猪运输及可能存在的非法屠宰等问题展开调查，据悉，近期赣州市已对生猪养殖产业进行整顿，加强养殖户教育，抓好队伍的建设，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上述消息人士强调，要斩断这一涉及多个省份的生猪运输、非法宰杀链条，需要多地共同合作，并对合法合规的生猪交易机制做出完善调整，“渠道不通畅就会催生黑作坊。”——④——当地人称黑作坊两三年前已存在非法屠宰猪肉流向正在调查当地居民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据其所知，普宁市的非法生猪屠宰问题已经持续两三年，在普宁市多个镇、村都有这类窝点。公开资料显示，今年2月、3月，普宁市就曾对三起生猪非法屠宰事件作出过行政处罚。据“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2024年2月8日，普宁市燎原街道办事处对巫某某作出行政处罚，罚款6.5万元；2024年2月28日，普宁市大坝镇人民政府对韦某某罚款5.1万元；2024年3月6日，普宁市梅塘镇人民政府对陈某某罚款5万元。上述三个行政处罚中，除巫某某案处罚原因为“专项检查”外，陈某某、韦某某案的处罚原因都是违反处罚依据都是违反《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三起案例的处罚依据都是该《条例》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没收生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9月20日晚间，红星新闻记者从普宁市方面了解到，针对当天凌晨查封的窝点，公安系统正与有关部门合作开展进一步调查，计划对涉案三名非法屠宰窝点相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至于这些在普宁市周边进行非法屠宰的生猪去向，截至发稿前仍在调查中。-End-

近日，多名驴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他们在湖南桂东县境内的齐云山露营时，遭遇了帐篷被割，手机、手表等物品被偷的情况。驴友发文称帐篷被划、手机被偷此事发生在9月8日凌晨。当日，山顶露营地聚集了从周边省市来徒步的驴友共计约50顶帐篷。一名驴友告诉《正在新闻》，经粗略估算，至少有十几名驴友的手机被偷，经济损失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之间。多位驴友发现，嫌疑人作案时间卡得很巧妙，作案手法熟练，应该熟悉上山、下山的路径及露营地情况，对驴友的动向也很清楚。还有驴友认为，至少应有两个人协同作案。9月18日下午，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沙田派出所一民警告知驴友称，案件出现新线索，有进展会及时通报。近两年来，因风景秀美、云雾缭绕，且是尚未开发的野生景点，齐云山受到越来越多徒步爱好者的追捧，周边居民也依附齐云山做起了小生意。失窃，在这里还是第一次发生。户外露营，手机被偷了刘鹏去齐云山是临时决定的。他今年35岁，在浙江金华从事工程相关工作，玩户外两年来，他每月都要外出徒步一到两次，花去月薪的五分之一。他在短视频平台刷到齐云山，被齐云山的云海、日出吸引。9月7日，他和两位驴友一起，坐了九个小时的火车到达江西省赣州市，又驱车数小时、徒步四五个小时，终于在下午四点抵达齐云山山顶。然而，这次露营却成了一次令人不快的经历。8日凌晨，刘鹏发现自己的手机和新买的运动手表被盗，帐篷上还多了三道口子。凌晨四点半，刘鹏醒来时天还没亮，他习惯性摸了一下手机，没摸到。刘鹏以为是自己睡着的时候手机滑到了帐篷的其他位置，刚准备开始找，就听到有人在帐篷外说手机找不着了。“当时我还是不觉得真的有小偷，因为我在户外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刘鹏把帐篷里里外外翻了一遍，仍然没见到手机的影子。同时，他发现帐篷上多了三道口子，都是30厘米左右长，且位置分别在他躺下时对应的头部、脚部和侧面的位置——他新买了三个月的运动手表也不见了。手机、手表加上帐篷，刘鹏的损失超过了一万元。刘鹏发现帐篷上多了三道口子他戏称，“这是一趟收费一万元的旅程。”后来露营的人陆续醒来，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的手机被偷。刘鹏告诉《正在新闻》，粗略统计下来，大概有十顶左右帐篷被划，十几部手机被偷。一名驴友的手机价值9000多元，也是新买的。据这名驴友说，他睡着时手机还在充着电，8日凌晨三点半，他醒来时发现手机电充满了。五点多，他再次醒来时，手机就不见了。根据自己和这名驴友的时间线，刘鹏推测，事情应该发生在9月8日凌晨三点半到四点半之间。上饶人邵明发现手机丢失时是9月8日早上六点，他帐篷上的口子15厘米左右，出现在枕头边上，“一伸手就能摸到手机的位置”。发现手机被盗后，同帐篷的驴友提起，他睡着后感觉自己的脚被什么东西触碰过，当时以为是风或者别的什么动物，当下没有在意、继续睡了过去。“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嫌疑人，先碰到了他的脚，就摸清楚了手机的大概位置。我帐篷上只有这么一道口子，在外面是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的，所以只能这么解释。”李贺敏是赣州市崇义县人，崇义县距离齐云山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事发当晚，他是在齐云山顶出租帐篷的商户之一，租出去的20顶帐篷里有一顶也被划了口子。“一道口子在外帐，七八厘米左右，还有一道在内帐，接近20厘米长。而且外帐的口子在帐篷顶上，内帐的口子在底部。”李贺敏告诉《正在新闻》，帐篷的外帐起防雨、保暖作用，内帐则是一层半透明的网格布，嫌疑人应该是先割破了外帐，观察了帐篷内部的大致情况，才割破内帐摸手机。两天后清理垃圾时，李贺敏还在这处帐篷驻扎的位置发现了一个剃须刀刀片的包装。帐篷驻扎位置有一个剃须刀刀片的包装可疑的“窃贼”帐篷被划、手机被盗的消息在齐云山顶的露营区传开后，9月8日凌晨夜爬上山看日出的驴友提供了一条线索。有驴友说，他们上山时遇到一位正在下山的中年男子，看着大约三十来岁。因为只有这一人下山，且穿着与普通驴友不同，所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名男子穿着拖鞋和短裤，戴着黑帽子，背着商务包。邵明告诉《正在新闻》，单就戴帽子这一项，就能与徒步的驴友区分开来，“我们一般不戴帽子，会很闷。”山脚下光菇山农庄的老板娘向刘鹏证实了这件事。老板娘说，当天早上八点半左右，她也看到这么一个独自下山的人。“大部分人爬齐云山是为了看日出的，天还没亮就逆着人流下山，比较反常。”刘鹏告诉《正在新闻》。刘鹏还分析了嫌疑人可能的上山时间。刘鹏说，9月7日晚上六点到十二点期间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较大，他认为嫌疑人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顶着大雨上山。同时，由于上山至少要花去四个小时，如果走夜路，需要的时间更长，刘鹏据此认为，嫌疑人大概率是像他们一样，在7日下午或者傍晚就已经抵达齐云山顶。“山顶就这么点地方，他要躲雨，要么是待在帐篷里，要么是躲在附近的铁庙或者小卖部里。”刘鹏说。邵明给出了更多推测。“首先，我觉得至少有两个人同时作案。”邵明说，“割帐篷的时间长了难免发出动静，所以应该是短时间内完成的，但是一个人不太可能做得到。”同时，邵明认为嫌疑人的身材应该比较娇小，至少比他的块头要小。“他割的那个口子，我手从那里伸进去的时候老费劲了。”邵明告诉《正在新闻》，他身高170cm，体重90kg。更重要的是，驴友们认为嫌疑人应当有一定户外经验，熟悉帐篷构造、齐云山路况。刘鹏说，事情发生的时间不仅是露营的驴友们睡下后的时间，也卡在夜爬上山看日出的驴友到达山顶之前。同时，当晚的雨下得很大，即使后半夜雨停了，下山的路也很难走，邵明说，他第二天早上八九点下山时还摔了好几跤，“而且凌晨天还是黑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完成作案，肯定是对当地情况很熟悉的了。”山脚下光菇山农庄的老板张强也认为嫌疑人可能来自周边县市。张强告诉《正在新闻》，虽然这两年经常有外省来的驴友在齐云山露营，但是外地驴友专程来齐云山偷东西的可能性不大。他认识几位曾背物资上山售卖的村民，但张强也说，这些人看着老实，知根知底，“不太像能做出这种事的人”。新晋“网红徒步路线”许多人也许没听过齐云山。在安徽黄山休宁县，还有一个更出名的道教文化齐云山。而赣南的齐云山，则是近两年才被户外爱好者发掘出来，成为新晋的一条“网红徒步路线”。公开资料显示，齐云山地处桂东县普乐镇、新坊乡与江西省崇义县思顺乡、上犹县五指峰乡交界处，主峰齐云峰海拔2061.3米，为赣南第一高峰，因山势高峻，山顶终日云雾缭绕而得名。在生活类app小红书上搜索江西齐云山，能发现，几乎发帖的都是户外爱好者。标题有“你只知道武功山，却不知道江西齐云山”“武功山人太多，来齐云山刚好”“你一句向云端，我连夜赶到齐云山，太美辣”……但相比而言，齐云山还是一个很小众的户外目的地。社交媒体上有关齐云山的贴子内容邵明说，齐云山吸引驴友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尚未进行商业开发，三条上山线路里只有一条修建起了台阶，还是今年刚刚开始修建的。然而这恰恰是徒步者所钟爱的。“相比成熟的风景区，户外徒步的驴友更喜欢这种没有开发的景点，更有挑战性。”同时，齐云山还曾被写进徐霞客的游记里。在李贺敏的印象里，齐云山露营是2022年、2023年左右火起来的。“天气好的时候，一天下来可能就有三四百号人，这两年以前可能就几十号人。”事发前的9月7日晚上天气恶劣，山顶的露营区仍然有至少50顶帐篷。齐云山山顶露营区里的帐篷开了六七年农庄，张强眼见着齐云山在户外圈里慢慢火起来。“打个比方，比如2019年国庆期间，来这里的驴友可能有三五百人，但是去年国庆最少都有800人。”同时，从前的客人大部分来自广东，如今来自福建、湖南、江苏、浙江等等各省份的游客都有。人流带来生意，也就这一两年的时间，从鹅形村到齐云山山脚下的这条小路上，五六百米的距离里陆续开起六七家农庄。附近村民也看见商机，常有本地人背物资上山，卖水、泡面给来露营的驴友，也出租帐篷。“我们农村人没有固定的工作，都是在外面打打零工，有什么做什么。”张强说。也正因为无人管理，齐云山上的垃圾只能由山顶小卖部的老板就地焚烧。后来人越来越多，老板烧不过来，于是裹着土的、新扔下的垃圾，全都堆积在了黄土里。刘鹏对齐云山的印象不好，他用“狼狈不堪”形容这趟旅程。除了手机手表被偷，他还告诉《正在新闻》，自己从没在户外见过这么多垃圾。“爬了这么多山，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实在太难受了。”刘鹏仍然希望事情能有个结果。直到十天后，9月18日下午，刘鹏才收到办案民警的消息，称有了线索，有结果后会向社会公布。（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林先生称，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私自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目前法院终审已判决侄子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侄子却迟迟未履行归还义务。对此，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他不认同法院这一判决结果，会在60天期限内申请再审。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监护人方回应财产使用情况：由几个长辈共同管理，没有非法行为据李先生9月13日介绍，他的叔叔李某斌（1965年生）曾是湖南桃源一家开发公司的大股东，于2020年意外去世，留下上千万遗产和2个儿子。李某斌与前妻张某某（1964年生）2013年已协议离婚。叔叔去世后，其大儿子跟着张某某生活，小儿子小李跟着李某斌的二姐李某宏（即李先生的二姑）生活。叔叔意外去世后，二姑李某宏在几个兄弟支持下，确定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文书查明，大儿子系李某斌与张某某之子，小儿子小李系李某斌通过代孕方式生育之子。2013年9月16日，李某斌与张某某离婚，大儿子由张某某抚养，李某斌于2020年6月3日死亡，2022年1月24日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指定李某宏为小李监护人。2022年1月27日，张某某与李某宏分别作为两个儿子的监护人就李某斌的遗产分割达成分配协议并经过公证。侄子李先生称，他怀疑二姑非法使用财产，曾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他发现二姑一家曾背着他做了监护人确认，卖掉了叔叔在长沙的别墅后瓜分，价值七八百万。“后来我了解到，二姑的儿子在深圳买房，按揭了上千万。”9月19日，监护人李某宏儿子林先生向红星新闻澄清，目前孩子的财产由李某斌的几个长辈，也就是李某斌的几个兄弟姐妹共同管理，有资金支出均需要获得多个长辈同意。对于非法使用财产的质疑，林先生说，他的房子是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前购买，且无房贷，不存在拿孩子的钱买房一事。对于李先生的指控，他将会诉诸法庭。此外，李先生在此前受访时表示，他怀疑小李并非李某斌亲生，曾要求二姑李某宏对孩子做亲子鉴定，但是作为监护人的二姑并不愿意，法院也不支持。二姑也阻止他们见孩子。对于李先生的质疑，林先生回应称，当时舅舅李某斌去世后，没想到后来会出现此类质疑，李某斌遗体已经火化处理，没有留下可用作鉴定的身体发肤。其次，小李经法院审理认定为舅舅代孕所生，且孩子相貌与舅舅极为相似，家里人都坚定认为孩子就是舅舅的，没必要做亲子鉴定。在林先生看来，李先生坚持做亲子鉴定是想剥夺小李正当的继承权以及李某宏的监护权，以争夺家产。李先生的撤销监护人申请因114万元商铺房款对簿公堂终审判决侄子应返还给叔叔的两个儿子近期，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和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因一起价值上百万的商铺房款归属权对簿公堂。林先生向红星新闻介绍，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在李某斌去世前还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上个月，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但李先生迟迟未执行。林先生提供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19年10月10日，李某斌曾向侄子李先生出具委托书，委托他处理漆河镇佳沅广场（原为万豪广场）损失追回相关事项，李先生陈述其在处理委托事项时李某斌向他给付过一些费用。经关联案件审理查明，李某斌委托侄子李先生就案涉一商铺与他人签订《漆河某商铺置业计划书》，将该商铺出卖给案外人陈某华。商铺转让款共计114万元已由侄子收取，其中15万元应于2019年12月28日确认以收取的该商铺租金抵扣，李先生未将上述款项转交给李某斌。孩子监护人就李某斌遗产签订的分配协议中未包含案涉商铺。2023年5月，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发现上述情况后，均要求李先生如实报告其接受李某斌委托期间收回的财物，而李先生至今未报告或返还财物，孩子监护人张某某和李某宏认为侄子的行为侵害了孩子的权益，故诉至法院。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委托人死亡，委托合同终止。本案中，侄子李某某未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转交给李某斌，并主张该笔款项系李某斌对他的赠与，且15万元系办证费用，但就其主张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采纳；李某斌死亡后，二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应终止，侄子因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应依法由李某斌的继承人继承。李某斌两个儿子系李某斌第一顺序继承人，双方就该114万元未进行遗产分配，故应为二人共同所有。一审判决后，侄子李先生不服上诉，他提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存疑，主体不适格。此外，他获得赠与房屋是存在对价的，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是他为李某斌追回约定之外房屋的额外报酬。今年8月13日，二审法院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称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认为侄子李先生主张李某斌已将案涉商铺赠与他作为之前委托工作的报酬，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二审法院认为，李某斌去世后，案涉购房款依法由李某斌的两个儿子继承，应返还给两个孩子。另外，关于两名孩子及其监护人的身份，已经由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予以确认，本案中不予重复审查。最终，李先生的上诉请求被驳回。此为终审判决。9月19日下午，针对未返还114万元商铺房产一事，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称，他坚持认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还存疑。此外，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因此，他不认同法院判决，在60天的申诉期限内会申请再审。红星新闻记者蔡晓仪编辑 潘莉 责编 冯玲玲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日消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出生于1962年1月，四川省小金县人，长期在阿坝州工作，曾任阿坝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等职，2011年12月任阿坝州政协主席，2015年2月任阿坝州州长。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杨克宁热衷文学创作，笔名为宁克多杰，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他的作品除了诗歌散文之外，还包括多篇官场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在其落马被查的前一个月，杨克宁还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讲述基层工作的长篇小说《惠风和畅》。在关于这篇小说的访谈中，他表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遇上诱惑与贪婪，有的人大步迈过，有的人却踏入深渊，这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严峻考验。一语成谶，杨克宁自己就没有抵制住诱惑与贪婪，踏入了深渊。2023年11月，他官宣被查，2024年5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检方指控杨克宁的罪名除受贿罪外，还包括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延伸阅读贪官20多年收钱只收现金 自称是当地"最讲规矩的干部"“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