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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告，9月25日起将停止执行原产于台湾地区的鲜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各项产品关税将恢复5%到20%不等，其中包括刚重启输入大陆的番荔枝、文旦柚以及白带鱼等。连日来，该事件在岛内持续发酵，舆论在盘点台湾农渔业将遭受怎样损失的同时，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放弃操弄“反中抗中”，改善两岸关系。大陆宣布将停止台湾的鲜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 资料图“真的很担心大陆消费者不买单”此次被取消关税减免的34项台湾农产品中水果包括椰子、槟榔、菠萝、番石榴、芒果、柚、木瓜、桃、梅、番荔枝（台湾称释迦）、杨桃、莲雾、枣、柿子、枇杷，水产类有比目鱼、鲱鱼、鲭鱼、带鱼、鲳鱼、鲈鱼、小虾、贻贝，蔬菜包括洋葱、甘蓝、花椰菜、莴苣、胡萝卜、丝瓜、清江菜、小白菜、苦瓜、山葵和芋头。该事件成为19日“京台科技论坛”讨论的焦点。据台湾《经济日报》9月20日报道，台湾前“行政院长”、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方理事长刘兆玄19日在北京出席第27届京台科技论坛时表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是他在“行政院长”任内推动的，多年来执行得很好，ECFA让台湾受益不少，两岸可通过根据ECFA设立的协商平台“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等既有机制来进行讨论，是较好的解决办法。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大陆全国台企联总会长李政宏呼吁民进党正视问题，不能一边依靠大陆让利，获取两岸贸易的顺差，却又在政治上“抗中反中”，破坏两岸交流。同一天，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要替岛内中南部农业大县“请命”。她说，一旦失去大陆市场，岛内弱势农民受的打击很大，民进党当局不能置之不理。台东县长饶庆铃强调，菠萝和番荔枝克服重重挑战才重返大陆市场，民进党当局应该立即出面协助，积极洽谈更优惠的关税税率。岛内评估，大陆停止台湾34项农产品免关税待遇，以柚子、白带鱼等受到的影响最大。联合新闻网称，2021年9月，大陆因为在水果中检疫出有害生物，暂停输入台湾菠萝和番荔枝，台东农民遭受重大打击。为此，台东县政府开展安全用药教育训练、辅导包装厂提升果品清洁质量，并培训530名果实清洁及品质管理人员，去年12月才得以重返大陆市场。台东县农业处长江慧卿表示，根据“大陆对台湾地区的进口水果免征关税产品列表”，目前文旦柚进口关税为12%，菠萝和番荔枝为20%，以每箱6公斤装的番荔枝为例，现在的价格介于200至300元人民币之间，若再加上关税，售价垫高两成，真的很担心大陆消费者不买单。大陆是台湾农渔产品最大的外销市场 资料图台湾《联合报》20日称，宜兰南方澳渔港是全台三大渔港之一，大陆课税将影响到白带鱼销往大陆。苏澳区渔会理事曾太山回忆说，5年前是白带鱼输出大陆的“黄金年代”，每天约有三四万公斤销往大陆，但两年前，大陆因为在冰鲜白带鱼中验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样本，暂停了台湾白带鱼输入，后经争取，第二年3月才恢复。他说，鲭鱼以前也可以销往大陆，现在不行了，可输出大陆的鱼货品项越来越少，民进党当局“一天到晚跟大陆斗，受影响最大的是农渔民”。赵少康：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台湾“中华经济与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曾志超撰文称，由于两岸距离近，航运相当密切，台湾农渔产品采收后，不到一天就可以运抵厦门或广东，数天内就可以送到大陆各地；加上饮食习惯相近以及购买力强，台湾高质量农渔产品深受大陆消费者的喜爱。他回顾道，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推动“和平之旅”，促成了15种台湾水果享有零关税与快速通关措施优惠；接着2010年6月两岸签署ECFA，早收清单中有18项农渔产品，自2011年1月1日起开始逐渐降至零关税。取消关税之后，台湾农产品对大陆输出快速增长。据统计，2006年对大陆输出总额占台湾农产品总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一成，这使大陆成为台湾最大农产品出口地，并于2018年与2019年出口达到高峰的12.7亿美元（1美元约合人民币7.06元），出口比例占23%。中时电子报援引台农业部门的数据称，中国商务部2005年8月1日起正式对原产台湾地区的菠萝、番荔枝、木瓜、杨桃、芒果、番石榴、莲雾、槟榔、柚、枣、椰子、枇杷、梅、桃、柿子15种水果实施进口零关税措施；2007年又宣布自当年3月20日起，正式对原产台湾地区的11种蔬菜，包括甘蓝、花椰菜、丝瓜、青江菜、小白菜、苦瓜、洋葱、胡萝卜、莴苣、芋头、山葵和8种水产品（鲳鱼、鲭鱼、带鱼、比目鱼、鲱鱼、鲈鱼、虾和贻贝）实施进口零关税措施。台“农业部长”陈骏季19日称，受影响的台湾农渔产品中，截至目前，今年槟榔外销大陆42吨、枣子150.76吨、石榴193.72吨，以及近期重启输往大陆的文旦柚有291.74吨，白带鱼3171吨，其中最多的是番荔枝6187吨，产值近1800万美元。从2023年到目前，34个品项输往大陆的贸易金额约736万美元，关税约107.5万美元。然而，陈骏季却声称“早有准备”，已持续协助台湾农产品推往大陆以外市场。对于台“农业部”的说辞，“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19日批评称，100多万美元对台当局来讲是小钱，但对农民是大钱。他说，农业经济产值不高，但农业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牵动的农业人口很多，“不能说农业产值小，或增加的关税金额不大，就可以不在乎，讲风凉话”。赵少康警告说，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大陆会不会把ECFA停掉？会不会从农业到工业产品，高科技产品都停掉？国民党“立委”牛煦庭直言，不该用总值影响不大来搪塞过关，对于受影响的农民都是切身相关。他认为，大陆把关税调回来，就是逐渐在没收ECFA早收清单，民进党若不调整两岸政策，这种状况只会加剧。“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对台“农业部”的说辞发出批评 资料图岛内民众对台“农业部”的论调也存在诸多不满。19日，台湾中天新闻针对台“‘农业部’表示损失有限、影响可控”的言论进行街访，有民众表示，“我家在云林，很多东西会外销到对岸或东南亚，取消免税会影响到台湾农产品，就因为少了大陆”。有岛内年轻人说：“现在陆客不来，台湾经济很惨。我在饭店打工，现在都没工作了。”还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只会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不关心民众的感受，“（大陆取消零关税）我们台湾农民损失会比较大”。岛内学者杨颖超20日撰文称，虽然农产品在两岸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在台湾农产品出口比重排名来说，2021年出口，大陆占19.8%，位列出口地第一名；2022年和2023年虽然占比有所降低，但仍然位列第三，“在‘农业部’眼里，这算影响不大吗？”针对台当局宣称“积极开拓大陆以外的高消费市场”，文章称，台“农业部”2020年自夸“菠萝外销突破”，但出口澳大利亚当年总占比2.5%，仅名列第8，到2023年年增率还是负的。此外，去年菠萝出口销量除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地区以外，其余地区都不足100吨，“这种成绩，恐怕不能让辛苦的农民感到安慰吧？曾志超此前也表示，民进党当局试图强化对其他地区出口，例如以所谓“自由菠萝”或“民主菠萝”之名，将菠萝销往日本，但仅有短期效果，2022年台湾农产品出口额增长11%，去年就暴跌16%，非但无法弥补失去的大陆市场，连对日本出口都创下14年来新低。还有德媒称，生鲜冷藏水果的运输距离是个大问题，台湾地区想要找到像大陆这样既大又近、且能适应其饮食习惯的市场并不简单。一旦失去了大陆市场，台湾想要在其他新兴市场弥补损失可不是容易的事。180项台湾产品已被中止关税减让台湾“风传媒”19日称，此次已是大陆第三波对台产品恢复关税。此前在2023年12月，大陆宣布中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受影响的包括早收清单中的丙烯等12项石化产品。今年5月底，大陆公告第二批中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其中涵盖石化、纺织、机械、钢铁及金属、运输工具等。加上此次第三波农产品34项，累计已有180项台湾产品被中止关税减让。总数约500项的ECFA早收清单中，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产品宣告结束关税优惠。台湾逢甲大学学者杨明宪直言，两岸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会员，台湾对大陆确实采取了不对等规范，当时两岸签署ECFA早收清单，后续还要谈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和海峡两岸货品贸易协议都在“太阳花学运”后无法达成，使得现在仍无法促成两岸贸易自由，在此情况下，大陆当然可以理直气壮不执行免征关税政策。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副教授魏艾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的贸易往来有歧视性，其禁止从大陆输入的品项有2509项，禁止从其他地区输入的只有97项，而必须要进行审查的输入品项中，从大陆进口的有788项，从其他地区进口的只有37项。还有媒体提到，大陆积极推动两岸贸易往来，但台湾方面对陆货、陆资入岛却设置了重重障碍。尤其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变本加厉，大陆此前调查立案时涉及被台方禁止进口的2509项大陆产品中，农产品就有800多项。去年岛内闹“蛋荒”，但民进党当局宁愿进口又远又贵、质量不佳的外国鸡蛋，也不愿就近进口性价比较高的大陆鸡蛋。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承柯受访时表示，台湾当局因为政治因素对大陆农产品采取完全抵制的措施，大陆却单方面开放市场，“这是两岸之间贸易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推销其两岸政策论调，同时扩大军费预算，不断叫嚣要和大陆对抗，导致两岸态势日益对立，紧张状态还在升级。他说，ECFA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如今没有这样的基础，大陆当然不愿意，也不可能把这样的优惠政策给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岛内学者杨颖超撰文称，从最近的两岸风向来看，大陆此次出手有可能与赖当局近来持续操弄“联大2758号决议案不涉台湾主权”有关，也有可能是在赖清德发表“双十讲话”前先给予警告，避免“台独”走过头。台湾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此前分析称，ECFA早收清单的关税优惠已过了法律有效期限，大陆可以说停就停。香港中评社19日称，ECFA是两岸最具指标性的协议，早收清单部分不管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农产品，大陆给予台湾的品项数量均明显多过台湾给予大陆的，其背景是在两岸关系正向发展之下对台湾让利。文章认为，大陆再次出手是对“台独”的有力反制，责任完全在赖清德当局。如果两岸僵局不解决，大陆接下来的措施可能还会一波接一波。▲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王夏，郭美婷 9月20日，华为、苹果同天开启了新品的销售。早上八点，苹果开启iPhone16的提货。七点多，位于广州天环广场的苹果直营店早已人满为患。排队等待现场提货新款iPhone16系列的人群从店内延伸到店外，环绕了好几圈。8点整，苹果旗舰店的玻璃门准时打开，苹果员工与前十几位进入门店的首批客人击掌，欢迎他们入场。据时代周报记者观察，从早上8点到9点期间，苹果门店排队人数有所减少，不过不断有不同批次提货用户进场。在门店外的天环广场上，更有不少黄牛聚集于此，有人直接摆出了“加价回收”的牌子，加价价格从300块钱到600块钱不等。两个小时后的10：08，华为MateXT也开启了抢购。与苹果不同，华为的热闹主要在线上，因为线下门店基本没有现货。时代周报记者发现，距离华为MateXT开售不到一分钟，京东、淘宝、抖音等线上平台均已显示无货。 华为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截图记者了解到有华为销售门店开启了摇号的方式，在早前登记意向的用户里面摇号。“现在到处都没货了。”实体店店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你现在如果想买，必有溢价。”记者在随后询问黄牛，得到了类似的答案——要卖到256G/512G的瑞红款华为MateXT，需要加价6万元。时代周报记者还了解到，明天同一时间还有第二批的MateXT释放出来。届时可能还有另一波抢购潮。iPhone 16黄牛加价回收，“让你早点出”据广州天环广场的苹果直营店内的店员介绍，目前iPhone16和iPhone16 Plus在官网下单后，就能够直接到门店自提，但是iPhone16 Pro系列还不行，要等待官网显示提货的时间。关于产品更具体的预定进度，该店员也表示以官网信息为准。时代周报记者查阅苹果官网发现，iPhone16 Pro系列在就近门店暂时无货，如果今天订购，预计配送送达日期为10月12日。iPhone16和iPhone16 Plus已能在就近门店自提，若选择配送，则可在9月24日送到手。“iPhone16和iPhone16 Plus产量较大，因为是性价比之选，所以备货多。”上述店员在现场解释称。 苹果旗舰店内 时代周报记者摄不过，时代周报记者在线下观察到，到门店取货的消费者，多购买的是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不过目前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广州部分门店基本没有现货。同样苹果在线上开售的当天，京东、天猫等平台的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公开版也是10分钟内被清空。而在门店外的天环广场上，聚集了不少黄牛。很多黄牛手上都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iPhone产品的袋子。有人在门口附近摆出“加价回收”的牌子，但很快被保安要求收起来。 苹果位于广州天环的旗舰店门口 时代周报记者摄“iPhone 16 Pro Max 512GB的，加价300块钱收，”在门口“摆摊”的黄牛吴洋（化名）吆喝道。随后有客户报价加价400块，吴洋称收不了，“现在没这个价了”“让你早点出”。另一个黄牛报价，iPhone 16 Pro Max 512GB/256GB，黑色的加价500块出，白色的加价600块出，今年的新色沙漠金，只需要加价300块就能拿到手：“金色的没有人要。”还有现场的黄牛表示，手头上iPhone 16都不是直接售卖的，他们已经有客户预收了。“你可以加价300块钱在门口收。”有黄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接近一个小时后（8:50），预约排队的人少了许多，不过仍不时有人加入队伍。而苹果门店附近的小小“二手市场”越来越热闹。 部分黄牛还在苹果门店外“顺道”收购华为最新的三折叠屏手机MateXT，对于“多少钱收”的进一步追问，黄牛笑答：“华为的你抢到再说。”MateXT上线秒没货，有经销商到手不到10部机同样在体育西核心商圈，华为位于正佳广场和天河城的两家门店格外平静。原因很简单，线下门店几乎没有华为Mate XT三折叠屏手机的现货。时代周报记者于10点后先后来到这两家门店，发现店内没有三折叠样机展示也没有现货，询问店员也无法得知店内何时上货。其中一名店员告诉记者，现在想拿到新款手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线上预定门店提货，要么通过线上网购平台购买。” （华为位于广州正佳广场的门店 时代周报记者摄） 华为位于广州天河城的门店 时代周报记者摄在线上渠道，10：08开售不到一分钟，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上的货已抢购一空。而此前，京东华为Mate XT的预约量就已经超过了600万。 华为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截图之后，时代周报记者向经销商、门店和黄牛分别询问销售状况，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机难求。“目前只支持意向登记顾客购买。”位于深圳万象天地的华为旗舰店店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早在Mate XT开启预售当天，该店的意向登记人数就已经满员了，该店员强调：“之前意向登记过的顾客有收到电话通知或短信通知的才可以购买。” 华为某门店贴出Mate XT预订已满的消息 时代周报记者摄“目前门店有样机体验。”另一家位于深圳的华为授权店店员坦言，现在货源基本都很少，后期也不确定是否会陆续加货。来自贵州的一位华为经销商同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门店Mate XT的货源很少，他手上门店拿到的货都不到10台。而之前有广东的经销商告诉时代周报的记者，他们门店首批Mate XT仅仅是个位数。时代周报记者询问了一位此前在苹果门店前收新手机的黄牛华为Mate XT红色512G/256G版本的价格。对方回复“+6w（加价6万元）”。 华为官网截图首发当日，“三折荒”平等地波及了每一位对新机充满好奇的用户。一位有多次抢首发经验的“花粉”向记者透露，自己也没有抢到。“明天会有第二次放货吧，到时再看吧”他说。同样在今天上午，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董事长、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东现身上海南京东路的华为旗舰店参与新机交付仪式。余承东表示，华为三折叠屏手机热销的程度远远超出预期，团队正在加班加点扩产能。

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关于在黎巴嫩发生的大规模通讯设备爆炸事件，美国《纽约时报》18日在报道中披露更多细节，称多名军方和情报官员指认以色列是事件幕后黑手，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酝酿这一计划，成立空壳公司，假冒国际寻呼机生产商。该媒体形容称，爆炸寻呼机是以色列制造的“现代特洛伊木马”。当地时间18日，黎巴嫩多地再次发生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图自美媒报道称，鉴于这一话题的敏感性，这些官员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要求保持匿名。《纽约时报》称，在黎巴嫩，以色列曾多次通过定点袭击暗杀黎真主党高级成员，这让黎真主党意识到，以色列显然是在利用手机网络来确定其成员位置。黎真主党高层从而推动使用寻呼机。报道称，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寻呼机虽然功能有限，但可以在不泄露用户的位置或其他危险信息的情况下进行通讯。《纽约时报》称，这让以色列情报官员看到机会。甚至在黎真主党高层决定扩大传呼机的使用范围之前，以色列就已经启动了一项计划，成立空壳公司，假冒国际寻呼机生产商。据三位了解此次行动的情报官员透露，被指制造在本次事件中爆炸的寻呼机的公司“BAC”就是以色列成立的空壳公司之一。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此前报道，本次事件中爆炸的寻呼机疑似来自台厂金阿波罗公司，金阿波罗公司18日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与BAC公司建立长期的贴牌授权及区域代理合作关系，根据合作协议，该公司授权BAC公司在特定区域内使用该公司品牌商标进行产品销售，但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均由BAC公司负责。《纽约时报》称，从表面上看，BAC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匈牙利的公司。但知情情报官员称，该公司实际上是以色列制造的掩护之一。他们说，以色列至少还成立了另外两家空壳公司，以掩盖制造寻呼机人员的真实身份，那就是以色列特工。报道称，BAC公司确实接受一些普通客户的订单，为他们生产普通寻呼机。但其真正重要的客户只有黎真主党。据这三名情报人员说，这些寻呼机是单独生产的，电池掺有爆炸物。这种寻呼机2022年夏天开始少量进入黎巴嫩，但在黎真主党高层指责手机会泄露情报后，这种寻呼机的生产量迅速增加。《纽约时报》称，在以色列，情报人员将寻呼机称为可以在时机成熟时按下的“按钮”。据媒体此前报道，当地时间17日，黎巴嫩全境多地几乎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中死亡和受伤者多为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也包括一些平民，其中遇难者中有两名儿童。伊朗驻黎巴嫩大使也在事件中受伤。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分别发表声明，对此强烈谴责。真主党表示，以色列应对爆炸事件“负全部责任”，并誓言采取报复行动。当地时间18日，黎巴嫩卫生部长阿卜亚德表示，前一天在该国发生的寻呼机爆炸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其中约400人伤势危重。延伸阅读牛弹琴：黎真主党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 释放危险信号救护车运送爆炸事件伤者摩萨德果然够狠。虽然以色列拒绝公开承认，但全世界都认定，黎巴嫩寻呼机大规模爆炸，幕后黑手就是摩萨德。摩萨德秘密主导生产了这批真主党订购的寻呼机，摩萨德偷偷在每台寻呼机中放置了约3克的炸药，摩萨德又在同一时间突然引爆了这3000台寻呼机。最后的结果，9月17日，黎巴嫩各地3000台寻呼机突然响了，人们纷纷掏出寻呼机查看情况，寻呼机突然爆炸，在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很多人的眼睛、胳膊被严重炸伤。12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死伤者中，还包括多名可怜的儿童。图为爆炸的寻呼机和对讲机按照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驻黎巴嫩大使穆杰塔巴·阿米尼，也在寻呼机爆炸事件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严重受伤。这还没有完。9月18日，也就是第二天，就在真主党为死难者举行葬礼时，很多成员使用的对讲机突然又发生爆炸，又造成2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批寻呼机和对讲机，都是真主党在约5个月前购买。我们中国人可能对寻呼机有点陌生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寻呼机一度非常流行，它不能打电话，但可以查看和回复信息，很多人接到寻呼机信息，然后挤到电话亭去打电话。在中国，手机大规模出现后，寻呼机逐渐退出市场。但在黎巴嫩，情况不一样。因为手机可以被定位，以色列随后发起定点清除，真主党为谨慎起见，不久前还下令真主党成员及家属，尽量少使用手机，而使用寻呼机。这一批寻呼机，正是真主党的定制货。生产商是台湾金阿波罗公司，但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台湾厂商授权一欧洲工厂生产，哪知道实际是摩萨德在主导。一家欧洲公司贴牌生产台湾的寻呼机！听来很不符合常理。台湾厂商有没有猫腻，我们不知道。台湾金阿波罗公司回应但我们知道的是，毫无疑问，这是真主党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你想一想，有问题的数千台寻呼机，还有对讲机，真主党要员天天带在身边，居然不知道已经被摩萨德做了手脚；这批寻呼机、对讲机，里面还都秘密安置了烈性炸药，真主党依然毫无察觉。让人匪夷所思。但这就是现实。摩萨德的耐心和精细，让人不得不服。真主党的大意和颟顸，也让人叹为观止。但我总觉得，这一超限战的做法，更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什么才是安全的电子产品？真主党本以为，手机太危险，寻呼机较安全。哪知道，花钱购买的台湾产寻呼机，不仅被摩萨德掉包改装，实际更成了身边的定时炸弹。寻呼机是这样，对讲机是这样，手机呢？手机的锂电池更大，手机里的零部件也更多，手机可远程操控的可能性也自然更大。说实话，只要是电子设备，都存在类似风险。尤其是手机。手机，现在是很多人最亲密的伙伴。你手里最经常拿的，就是手机；即便睡觉，手机也可能就放在枕边。那会不会存在某一天，一个电话响起，你突然接电话，手机突然发生爆炸……别以为这都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从黎巴嫩大规模寻呼机、对讲机爆炸，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事件发生后，“棱镜门”曝光者斯诺登在社交媒体上就感叹，这“让世界上每个人都变得更不安全了”。他说，试想“如果有一天出厂的iPhone内部塞满爆炸物，媒体就会更快明白今天发生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先例”。救护车运送伤者，当地街上满是持枪警戒的人员黎巴嫩的离奇爆炸，更传递了几个信息。1，情报工作，要胆大心细，但归根到底，还是靠科技。2，你眼中最安全的工具，往往是最危险的东西。3，不分差别的引爆，是不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真主党马失前蹄遭受重创，摩萨德高超手段让人拍案，但又带来一个疑问。以色列早不做、晚不做，为什么偏偏现在突然引爆，到底意欲何为？可能性一，真主党要发现这个秘密了，摩萨德一不做二不休，在发现之前豪赌一把。可能性二，进一步刺激真主党，小打小闹不过瘾，要来就来一场大的，这样更有助于平息以色列内斗，稳固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我看到，事件发生后，伊朗谴责，俄罗斯谴责，欧盟谴责，联合国也谴责。欧盟谴责很简单，这样的攻击，危及黎巴嫩安全与稳定，增加了局势升级的风险，而且，“即便这些袭击似乎有针对性，但它们仍对平民造成了严重的附带伤害，在受害者中包括儿童”。联合国人权官员更是警告，这种以数千人为目标的攻击，不顾对方是平民还是武装成员，也不顾周遭环境，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无论谁下令和实施这次攻击，“都必须被追究责任”。以色列怕这些谴责吗？但毫无疑问，这开启了一个新的潘多拉盒子。寻呼机也罢，对讲机也罢，手机也罢，电脑也罢，如果在产业链供应链中被不法机构渗透，那就面临不可预知的重大风险。真主党成员在贝鲁特的街道上使用对讲机 资料图软件有风险，硬件也有风险。摩萨德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CIA就真不知道？CIA就真没参与？如果一个隐藏的敌人，根本也不在乎所谓道德，总是喜欢无差别攻击，那后果会怎样？这就是不折不扣的超限战。超限战，战到了我们都拥有的电子产品。而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些产品。黎巴嫩寻呼机、对讲机大规模爆炸，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到，这个世界，危险，真的无处不在！

据“广西日报”微信公众号9月20日消息，中央批准，王维平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维平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王维平出生于1965年11月，甘肃甘谷人，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央组织部干部监督局局长，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局局长等职。2021年8月，王维平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广西行政学院院长（兼），直至此次履新。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还有一名副省级干部履新。“广西日报”微信公众号消息，9月20日下午，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李常官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表决决定任命胡帆为自治区副主席。胡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资料图公开信息显示，胡帆，男，汉族，1971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会计学硕士，中共党员。他曾历任财政部人事教育司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副司长级），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副司长，财政部驻广西专员办党组书记、监察专员，财政部广西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2021年，他任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后任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李常官，壮族，1968年10月生，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自治区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等职，2023年1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就在上个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也迎来一名新任自治区副主席。8月31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任命卢新宁为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女，汉族，1966年12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她曾任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委员兼评论部主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2019年3月，她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今年8月19日消息，中央批准，卢新宁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8月28日，国务院免去卢新宁（女）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延伸阅读市委书记被提拔为副省级后 "70后"女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9月4日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黄江，女，汉族，1971年4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党委委员，防城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兼）、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黄江曾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黄江，广西桂林人，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她早期任职于广西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4月由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调任当时县级贺州市副市长，后任八步区副区长。2006年，黄江任贺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2009年6月任贺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她职务再调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2012年至2013年，她还挂职任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2017年，黄江调任北海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2月同时任北海市委常委，2020年2月，她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21年8月，她任防城港市代市长，9月当选市长。此前，防城港市委书记谭丕创已被提拔为副省级。5月30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任命谭丕创为自治区副主席。谭丕创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资料图）谭丕创出生于1968年10月，广西贵港人，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市长，凭祥市委书记、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工委书记，崇左市委副秘书长（正处长级），梧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百色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钦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等职。2018年，谭丕创出任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3月，他转任防城港市委书记，至此次履新。“上官汇”注意到，近期多名市长出任任职地市委书记。9月5日，“安徽先锋”发布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吴劲同志任滁州市委书记。吴劲，男，汉族，1969年10月出生，安徽巢湖人，2000年6月入党，1991年8月工作，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21年4月，吴劲任滁州市市长。此前担任滁州市委书记的是许继伟，他1964年6月出生，曾任滁州市市长，2021年任滁州市委书记。9月4日，“安徽先锋”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安徽省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华东，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男，汉族，1972年11月生，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2022年8月，汪华东任淮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月当选市长，至此次履新。此前任淮北市委书记的是覃卫国，他已任安徽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9月3日，据中华先锋网消息，辽宁省委决定：李文飙同志任中共铁岭市委书记。李文飙，男，汉族，江苏泰州人，1970年5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0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2022年8月，李文飙任铁岭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并于次月任铁岭市市长，至此番履新。前任铁岭市委书记是宋诚，他1967年11月生，2021年6月起任铁岭市委书记，今年8月调任丹东市委书记。9月3日，据微信公众号“北斗融媒”消息，辽宁省委决定：高键同志任抚顺市委书记；王庆海同志任抚顺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抚顺市市长候选人。高键，男，汉族，1969年10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9年12月，高键任抚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当选市长，至此番履新。此前任抚顺市委书记的是来鹤。来鹤出生于1964年9月，2018年9月任抚顺市委书记，今年1月任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江西省委组织部消息，9月3日，景德镇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小林宣布省委关于景德镇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胡雪梅同志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再担任景德镇市政府市长职务；刘锋同志不再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市长的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胡雪梅，女，汉族，1967年8月出生，江西玉山人，198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21年3月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5月任市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刘锋，出生于1964年8月，自2021年3月起任景德镇市委书记。

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

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

药房老板何东（化名）近日收到了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2021年10月，他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抓获，之后被提起公诉。检方认为，何东通过其药房购入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片后，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向一吸毒人员及其推荐的朋友出售该药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责。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含有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多用于止痛。不过，该案案发一年多后的2023年7月1日，曲马多复方制剂才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何东认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时，何东的辩护人为他作了无罪辩护。2022年5月，广州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何东上诉，广州中院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检方曾变更指控罪名为非法经营罪重审期间，白云区检察院曾变更指控罪名，认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何东刑责，后又提供了新的鉴定意见。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赔偿何东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4万余元。2024年4月，检方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未按处方违规卖药被指涉贩卖毒品罪何东是广东东莞人，在东莞经营一家药房。2021年10月，他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刑拘，涉嫌的罪名是贩卖毒品罪。何东涉案，是因其曾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两人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公开资料显示，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每片含有盐酸曲马多五十毫克，具有镇痛消炎的功效，在临床上常用来缓解中度疼痛，比如创伤疼痛、癌症疼痛、手术后疼痛、产后疼痛等，是处方药。2008年，曲马多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但不包括曲马多复方制剂。2023年7月1日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到案后，何东供述称，2020年，有人来他的药店问有没有盐酸曲马多，他说没有盐酸的，但有复方曲马多片，然后就卖给对方一些复方曲马多片，并留了其中一个男子的微信。之后，这名男子经常在微信上找他购买复方曲马多，基本一周买一次，由他邮寄给对方。2021年9月，这名男子以400元的价格买了8板复方曲马多片。几天后，另一名男子称是前述男子的朋友，也找他买了复方曲马多片。何东向澎湃新闻表示，他确实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存在过错。案发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曾约谈过一些药房老板，并对他们没有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进行了行政处罚，他的药房也被行政处罚了。案发后，因未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等，何东（化名）的药房曾被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于警告的行政处罚2022年6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2年4月，该局执法人员到何东经营的药房检查。经核查得知，何东于2021年1月至2021年9月曾购买过复方曲马多片，但执法人员现场查阅当事人的药品购销系统，均没有显示相关上述复方曲马多片的购销信息，同时何东现场未能出示销售上述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的处方凭证和相关处方销售登记。经查证，何东在购销复方曲马多片时，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同时销售复方曲马多片时，未向顾客索取并留存相关处方凭证且未做相关登记，即当事人存在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和未按照规定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初次违反，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上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警告。何东认为，自己有完整的复方曲马多片进货凭据，有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而该药品当时尚未被列入二类精神药品，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其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被以贩卖毒品罪判刑8个月何东称，为了争取尽快获释，他选择了认罪认罚。2021年11月，他被取保候审。2021年12月，广州白云区检察院作出起诉书指控称，2020年11月起，何东通过其经营的药房购入复方曲马多片后，违反药品管理规定，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多次通过微信向吸毒人员黄金某及其推荐的朋友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021年9月24日，何东以40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96片：9月25日又以18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的朋友黄锦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5片，后被公安人员查获。经鉴定，缴获的上述复方曲马多片共计43.65克，均检出曲马多成分。白云区检察院认为，何东贩卖毒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何东犯罪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何东有期徒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在一审中，何东的辩护人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何东的辩护人提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复方曲马多在案发时未被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故销售复方曲马多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首先，复方曲马多是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处方药，患者凭处方就可以在药店购买。其次，复方曲马多是包括曲马多在内的几种不同的药物混合而制成的药物复方制剂。在使用和管理的流程上看，案犯时复方曲马多不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麻药品。不能因为复方曲马多含有曲马多的成分且存在滥用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将复方曲马多视为毒品。何东的辩护人还提出，何东在主观方面从未认为复方曲马多为国家管制类精麻药品，也不知道购买人为吸毒人员，不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何东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行政管理规定，但不至于构成刑事犯罪。何东虽然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若何东不构成犯罪的，就算其本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也应当对其作出无罪的判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白云区法院一审认为，《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已明确列明曲马多是国家二类管制药品，鉴定意见证实本案所缴获的药品中检出曲马多成分，且是涉案的复方曲马多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何东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大幅加价并多次售卖复方曲马多的行为应认定为贩卖毒品。其次，何东辩解其不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但其供述称黄金某、黄锦某先向其询问是否有盐酸曲马多出售，其作为药品销售从业人员，明知盐酸曲马多是管制药品，在没有盐酸曲马多出售的前提下，仍推介具有成瘾作用的含有盐酸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作为替代品，且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长期以约二倍于进货价的价格将复方曲马多予以拆分后销售牟取暴利，可见其具有主观明知故意。白云区法院表示，何东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关于本案的量刑，何东作为药品销售的从业人员，长期贩卖含有国家二类管制药品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牟取暴利，公诉机关建议适用缓刑与何东的罪责刑不相适应，不予采纳。2022年5月，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一审宣判后，何东再次被羁押。重审期间检方撤诉，当事人已收到国家赔偿何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1月，广州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2023年6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变更起诉决定书》，称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和起诉书指控事实不符，何东违法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该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3年7月，白云区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此案。庭审时，何东的辩护律师周泳秀提出，何东的药房具备售卖处方药的资质，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且，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部门规章，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达不到本罪的入罪条件。此次庭审结束后的5个月，公诉机关补充了一份新证据，是一份新的鉴定意见，其鉴定结果显示，本案被查扣的曲马多药片中“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澎湃新闻查询药品说明书了解到，复方曲马多片的主要成分为盐酸曲马多和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1月，此案重审第二次开庭。针对公诉机关提供的新鉴定意见，周泳秀表示，侦查人员是在2021年9月查获药品，但2年后才对药品进行鉴定，已经远远超过司法解释中关于毒品送检的时间。而且，根据复方曲马多片的药品说明书，复方曲马多片含有两种成分，一是曲马多，二是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公诉机关补充的《测试报告》共有两份，其中一份仅表明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而不是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经该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何东不起诉。之后，白云区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周泳秀透露，原本法院准备组织第三次开庭，她已经申请鉴定人出庭，之后第三次开庭被取消，不久检方撤诉。何东因此案共被羁押243天。获得不起诉后，他申请了国家赔偿，提出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损失费等60多万的索赔。今年7月，广州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共获得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 受访者 供图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被羁押243天，可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数额为112372.92元。羁押确对其精神造成一定损害，故酌情给予何东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何东表示，目前，他已经收到了国家赔偿款。

当地时间21日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份讣告，确认其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在以军20日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的袭击行动中丧生。黎巴嫩真主党确认其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丧生，图为以军袭击现场以色列国防军20日晚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开展了一次“定点袭击”行动。以军出动战机在贝鲁特南郊打死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根据黎巴嫩卫生部数据，以军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总台记者 孙建）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令外界感到震惊的是，在一片争议声中，三只羊公司开启了复播。据九派新闻，9月19日，包括“三只羊网络”“三只羊网络水果生鲜”“三只羊网络美丽生活”在内的多个三只羊公司旗下账号在停播两天后复播，多个三只羊官方授权账号也在正常直播中。从与辛巴的大闸蟹之争到美诚月饼事件，近期的三只羊可谓风波不断，处在漩涡之中。9月19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来到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三只羊（合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园区内一片平静，多位员工表示，公司员工都在正常上班。同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已与商务局、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核查处理。为进一步了解该公司情况，9月20日，上游新闻记者向三只羊企业邮箱发送了采访提纲，截至发稿未获回复。“这次事件的核心，在于三只羊带货主播是否（存在）误导消费者。”9月20日，康德智库专家、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如果执法部门介入调查后确认虚假宣传成立，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带货主播和三只羊可能会面临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罚款，甚至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具体来说，如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可能会被处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只羊集团公司大楼。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摄实探三只羊当外界围绕三只羊的讨论早已不绝于耳时，处于风暴核心的三只羊却显得格外平静。9月19日，上游新闻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三只羊公司园区，看到公司门口马路上和园区内停放了不少汽车，公司大门旁的停车库内也停放了不少电动车，还有外卖小哥不时进出配送，展现出一种平和有序的氛围。而园区内部，也是一片平静。上游新闻记者看到，有员工在办公楼走廊上抽烟、休息，也有员工在园区内走动，还有员工和车辆不时从大门进出。公司内部有食堂，而公司附近没有餐饮店、便利店，即便中午时分也鲜有员工外出就餐。一间架设有直播灯具的房间内，几台大灯长亮，疑有主播正在直播。天色渐晚，可以明显看到三只羊集团大楼内不少办公室亮起灯光。下午6时30分一过，不少员工陆续从公司大门走出，在路边等待网约车。9月19日晚6时39分，三只羊公司门口下班等待网约车的员工。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摄上游新闻记者以求职为由上前询问公司情况，多位三只羊员工告诉记者，公司仍在正常办公。“肯定正常上班呀。”“目前在正常上班。”“我现在不是在正常上班吗？”部分员工向记者表示。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员工对于记者的询问表现出明显的警惕：“别问我，我不清楚。”“这个问题不方便回答。”而三只羊的直播电商业务，似乎也并未受到影响。9月20日上午，上游新闻记者以“三只羊网络”为关键词，在抖音平台进行搜索，看到包括“三只羊网络”“三只羊网络水果生鲜”等在内的账号正在进行直播。“疯狂小杨哥”抖音账号显示，自9月7日直播以来，该账号再未开启新直播。灰豚数据显示，近7天，该账号掉粉超146万，近30日掉粉超300万，截至发稿该账号粉丝数1.2亿。“疯狂小杨哥”账号数据。 图片来源/灰豚数据截图小杨哥“栽”在月饼上围绕三只羊和小杨哥的争论，近段时间以来一直霸占着各大平台的热搜榜。事情的起因，源于小杨哥和另一头部主播辛巴之间的大闸蟹之争。8月底，辛巴在直播间带货“蟹太太”蟹卡，却被品牌方告知价格机制被举报，导致无法继续售卖，随后辛巴开始“炮轰”小杨哥。“质检你们没有，售后你们没有，赔偿态度你们没有，担责的态度你们没有，你们什么都没有，就剩炒作了。”辛巴对小杨哥的商业模式也提出质疑，还表示要拿出1亿元，对此前在小杨哥直播间买到使用槽头肉的梅菜扣肉、三无吹风机等问题产品的消费者，替小杨哥进行赔付。而小杨哥在直播中红了眼眶。“兄弟们，骂可以骂我，恳请大家不要去骂我们的同事们。”小杨哥说。对于产品问题，三只羊始终没有进行正面回复。真正将事件推向高潮的，是一块小小的月饼。在网络上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大小杨哥在直播间奋力叫卖，称“美诚是很大的牌子，香港美诚”“它是米其林大师调出来的”，而出现在直播间的香港演员曾志伟，仿佛成了月饼的背景板。然而不久就有网友表示，“香港美诚月饼”似乎和“香港”关系不大。据红星新闻，多名代理商和网友表示，美诚月饼在香港没有门店，而月饼的产地信息基本都是广州和佛山。随着事件愈演愈烈，9月17日，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对三只羊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9月18日，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涉美诚月饼的情况通报：香港美诚食品集团在香港注册有“美诚”“香港美诚月饼”“MEISUN”等核准在月饼商品上的商标，并授权给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使用，生产方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暂未发现存在违法行为。9月19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已与商务局、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核查处理，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判定涉嫌虚假宣传的关键点，主要在于主播是否故意陈述虚伪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购买产品。”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此次事件中，三只羊带货主播涉嫌虚假宣传的关键点，在于宣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造成了消费者的误解和受欺骗。”9月20日，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向上游新闻记者表示。付建表示，如果经调查认定虚假宣传成立，带货主播和销售方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包括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等。具体处罚力度会根据虚假宣传的程度和情节轻重而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虚假宣传行为一经查实，经营者可能会被处以相应罚款，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三只羊团队直播带货美诚月饼的画面。直播电商需加强监管事实上，除此次美诚月饼事件之外，直播带货界还有不少问题。此次“炮轰”小杨哥的辛巴，2020年也发生过假燕窝事件。据北京商报，事后主播辛巴道歉，表示召回相关产品，承担退一赔三责任，金额超6000万元；将追究品牌方的法律责任，团队也将进行整改。其他中小主播的售假事件也不罕见。据新京报，今年8月初，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西潞派出所接到王女士报警称，7月25日—27日，王女士先后在某直播间花费3万余元购买名家名画10张，均带有国家认证的鉴定证书，但鉴定均为仿品。经警方侦查发现，嫌疑人在直播带货平台建立账号，通过租赁豪车拍摄视频、PS修图等方式，虚构人设，包装主播身份，后将临摹仿品冒充名家字画，通过直播间进行销售骗取暴利。类似事件层出不穷，在直播电商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消费者该如何避免“踩雷”，切实保护好个人权利，值得关注。“在直播带货领域，目前已有多部法律法规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基本权利，并要求经营者提供真实、全面的商品信息。此外，电子商务法也针对网络交易的特点，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包括要求其提供清晰的商品信息、保障消费者的退换货权利等。这些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保护消费者直播间购物权益的法律体系。同时，顾准也坦言，头部主播拥有超强的带货能力，而目前行业在监管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监管力度可能不够严格，导致一些主播在带货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监管手段也可能不够先进，难以有效应对直播带货这种新兴业态带来的挑战。”顾准说。顾准认为，应该加强监管力度，提高对头部主播的监管要求，确保他们在带货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手段，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来加强监管，提高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另外，还可以建立更加完善的投诉举报机制，让消费者能够更加方便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9月18日，深陷月饼风波的“三只羊网络”旗下多个账号重启直播，引发关注。南都记者注意到，“疯狂大小杨哥（三只羊小卖部）”当天的直播累计观看人次达446.3万，直至临近下播仍有超1万人在线观看，有网友称“怎么还敢顶风作案”。南都此前报道，同日，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南都记者表示，“事件仍在调查”。“疯狂大小杨哥（三只羊小卖部）”直播间南都记者搜索发现，18日，“三只羊网络”旗下的多个官方授权账号复播，包括“疯狂小杨弟（三只羊）”“疯狂大小杨哥（三只羊小卖部）”“美婷母婴生活（三只羊）”等。“疯狂小杨弟（三只羊）”于18日早上5时59分开播，共带货213件商品。当天8时26分至14时49分，“疯狂大小杨哥（三只羊小卖部）”也开启直播。南都记者注意到，“疯狂大小杨哥（三只羊小卖部）”当天的直播累计观看人次达446.3万，直至临近下播仍有超1万人在线观看，直播间评论区充斥着关于此次月饼风波的质疑，有网友称“怎么还敢顶风作案”，但主播并未对相关评论作出任何回应。此外，“三只羊网络”“疯狂小杨弟（三只羊小卖部）”于15日、16日仍进行了多场直播，但17日大多账号都停止了直播，拥有上亿粉丝的“疯狂小杨哥”最后一场直播的记录还停留在9月7日晚。在引发大规模争议后，截至目前，小杨哥及其团队并未就“虚假宣传”的质疑作出回应。南都此前报道，中秋临近，“疯狂小杨哥”及其旗下直播间带货名为“香港美诚”的月饼。小杨哥称其系“高端月饼，香港月饼”。有网友质疑，该月饼产地并非在香港。9月17日，南都记者从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获悉，已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此前，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官博曾通报称，“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已多次约谈督促企业规范经营行为”，但发布不久即秒删。此举引发争议，被质疑是“地方包庇企业”。对此，18日，南都记者致电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该局工作人员称，“此事仍在调查处理，还需要一定时间。”至于通报为何秒删以及“被质疑地方包庇企业”，该工作人员均未作正面回应，仅称“建议关注官方后续通报”。延伸阅读辛选打假三只羊"兔茅" 有消费者领到12万元"行业慰问金"小杨哥和辛巴之间的争议正在愈演愈烈。近日，两大超头主播辛巴和小杨哥因带货同一品牌的大闸蟹时在价格上发生争端，与之相关的多个话题登上微博热搜。随后，辛选方面称“针对在三只羊团队直播间购买了争议商品如梅菜扣肉、茅台等的消费者，辛选将向他们发放‘行业慰问金’”。辛巴818专属店人工客服称，在三只羊团队直播间购买了兔年生肖茅台的消费者，（领取“行业慰问金”）需要提供广州中九检测鉴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九检”）出具的电子溯源码，具体情况直接咨询中九检。9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将进酒》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并采访了中九检法定代表人谢智锋。了解到，自9月11日至今共检测460瓶（消费者在三只羊直播间购买的兔茅），其中不符合正品特征的有154瓶，大部分都是“拔帽”酒。同时，记者致电贵州茅台打假维权部门，相关人士表示，贵州茅台没有和任何第三方鉴定机构合作鉴定茅台酒产品。为何中九检会成为辛选团队指定的鉴定机构？中九检的检测是否具有准确性？对于这一引发热议内话题，记者也分别向辛选团队、三只羊团队发去采访函欲了解详情。截至发稿，上述两个团队均未回复。辛选指定茅台鉴定机构：共检测460瓶，154瓶“不符合正品特征”“大家好我是辛有志，明晚8点我将开启直播，我会带着1亿元现金进行赔付。”辛巴在9月10日发布的视频中如是说。9月11日晚，辛巴没有如期开启直播。截至目前，辛巴在快手平台上的账号仍处于“直播封禁”状态。《每日经济新闻·将进酒》记者在快手平台上咨询“辛巴818专属店”，在问及相关的“行业慰问金”发放情况时，人工客服表示：“因行业慰问金发放需要广州中九检测机构出具的电子溯源码辅助证明，具体操作可以直接联系中九检测咨询。”在记者多次确认“茅台发放慰问金是否为9000元？”时，辛巴818专属店人工客服均未直接回应，而是称“可以直接联系中九检测咨询”。辛巴818专属店在线客服回答中九检方面表示，如果检测出不符合正品特征，消费者可以向辛选助理申请到9000元/瓶的行业慰问金，并向记者发来一些消费者领取后的转账截图。其中有消费者领到的金额高达12万元。谢智锋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11日至今共检测460瓶（消费者在三只羊直播间购买的兔茅），不符合正品特征的有154瓶。“154瓶中有14瓶假盖假喷码，2瓶换内芯，剩下都是‘拔帽’酒。”9月17日11时左右，谢智锋方面提供的最新数据公司成立不足一年 中九检“何许人也”？辛选团队为何要指定中九检？中九检的检测结果是否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天眼查显示，广州中九检测鉴定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法定代表人为谢智锋，背后第一大股东为广州九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持股99%；而谢智锋持有广州九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99.9%股权。广州中九检测鉴定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法定代表人为谢智锋 天眼查截图“我们是借助X-RAY设备来对三只羊直播间所销售的兔茅进行检测，这个设备也是我参与研发出来的。通过X光透视瓶盖的内部结构，能非常直观地能看到其结构是否变形，准确度还是非常高的。”谢智锋告诉每经记者。早在今年6月，谢智锋就开始对三只羊直播间所售茅台进行检测。“当时三只羊发布了声明，我觉得他们在质疑我的能力，所以我为了证明自己，在视频中称我个人免费鉴定三只羊直播间卖出去的生肖茅台酒。”谢智锋向《每日经济新闻·将进酒》记者表示，在9月之前他并不认识辛巴及其团队。9月辛巴第一次主动电话联系他；两三天后，辛巴再次与他电话并邀请他去杭州见面，“当时在他办公室，我们最终决定免费给消费者做鉴定”。目前，与谢智锋相关联的公司共有5家尚处于存续、开业状态，包括江西九觅酒业公司、江西九觅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九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等。记者注意到，在谢智锋团队运营的“九觅国香”小程序上，其也有售卖茅台。对此，谢智锋向记者解释：“中九检测就是专门做鉴定，不售卖酒；但我还在其他公司担任股东，江西九觅酒业有销售茅台酒以及其他名酒。我们售卖的茅台产品，大部分都是从市场上的经销商以及同行酒商等进货，有少部分也会从熟悉的消费者手中回收。”贵州茅台打假维权部门：未与任何第三方鉴定机构合作鉴定对于三只羊直播间所售卖的兔茅真假争议问题，贵州茅台公司如何看待？三只羊公司如何回应？三只羊直播间售卖的兔茅产品渠道又来自哪里？《每日经济新闻·将进酒》记者查询发现，三只羊抖音带货账号为“三只羊网络对酒当歌”，该账号认证公司显示为“安徽金樽世家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控股股东为三只羊集团。每经记者进入上述三只羊公司抖音账号的商品橱窗中，显示飞天茅台酒均来源于“盛锦鸿业酒类专营店”，该专营店的客服向记者介绍：“（我们）这边和经销商合作，正规渠道拿货。保真且支持鉴定。”每经记者与专营店客服对话截图9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将进酒》记者致电贵州茅台打假维权部门，相关人士表示，贵州茅台没有跟任何第三方鉴定机构合作鉴定茅台酒产品。他还称，消费者购买到假茅台酒的概率没有那么大。如果你在线下（指茅台官方在各省市的专卖店预约鉴定）鉴定过了，应该也没啥问题。同时，每经记者也致电茅台华南某地线下鉴定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茅台酒鉴定只能先通过官方渠道预约，预约成功后到线下门店鉴定。“我们专门有一个部门每周六会过来鉴定，需要打客服电话预约。”在每经记者询问是否生肖茅台酒较为容易被“拔帽”时，该工作人员称，需要带上酒到线下咨询专家。“电商那些卖（茅台酒）回收品包材的人都是炒酒的，市场上确认存在假茅台。尤其是在部分电商平台上购买的茅台酒。”成都某酒商此前在谈及对生肖酒“拔帽”问题时表示。

林先生称，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私自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目前法院终审已判决侄子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侄子却迟迟未履行归还义务。对此，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他不认同法院这一判决结果，会在60天期限内申请再审。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监护人方回应财产使用情况：由几个长辈共同管理，没有非法行为据李先生9月13日介绍，他的叔叔李某斌（1965年生）曾是湖南桃源一家开发公司的大股东，于2020年意外去世，留下上千万遗产和2个儿子。李某斌与前妻张某某（1964年生）2013年已协议离婚。叔叔去世后，其大儿子跟着张某某生活，小儿子小李跟着李某斌的二姐李某宏（即李先生的二姑）生活。叔叔意外去世后，二姑李某宏在几个兄弟支持下，确定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文书查明，大儿子系李某斌与张某某之子，小儿子小李系李某斌通过代孕方式生育之子。2013年9月16日，李某斌与张某某离婚，大儿子由张某某抚养，李某斌于2020年6月3日死亡，2022年1月24日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指定李某宏为小李监护人。2022年1月27日，张某某与李某宏分别作为两个儿子的监护人就李某斌的遗产分割达成分配协议并经过公证。侄子李先生称，他怀疑二姑非法使用财产，曾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他发现二姑一家曾背着他做了监护人确认，卖掉了叔叔在长沙的别墅后瓜分，价值七八百万。“后来我了解到，二姑的儿子在深圳买房，按揭了上千万。”9月19日，监护人李某宏儿子林先生向红星新闻澄清，目前孩子的财产由李某斌的几个长辈，也就是李某斌的几个兄弟姐妹共同管理，有资金支出均需要获得多个长辈同意。对于非法使用财产的质疑，林先生说，他的房子是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前购买，且无房贷，不存在拿孩子的钱买房一事。对于李先生的指控，他将会诉诸法庭。此外，李先生在此前受访时表示，他怀疑小李并非李某斌亲生，曾要求二姑李某宏对孩子做亲子鉴定，但是作为监护人的二姑并不愿意，法院也不支持。二姑也阻止他们见孩子。对于李先生的质疑，林先生回应称，当时舅舅李某斌去世后，没想到后来会出现此类质疑，李某斌遗体已经火化处理，没有留下可用作鉴定的身体发肤。其次，小李经法院审理认定为舅舅代孕所生，且孩子相貌与舅舅极为相似，家里人都坚定认为孩子就是舅舅的，没必要做亲子鉴定。在林先生看来，李先生坚持做亲子鉴定是想剥夺小李正当的继承权以及李某宏的监护权，以争夺家产。李先生的撤销监护人申请因114万元商铺房款对簿公堂终审判决侄子应返还给叔叔的两个儿子近期，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和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因一起价值上百万的商铺房款归属权对簿公堂。林先生向红星新闻介绍，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在李某斌去世前还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上个月，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但李先生迟迟未执行。林先生提供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19年10月10日，李某斌曾向侄子李先生出具委托书，委托他处理漆河镇佳沅广场（原为万豪广场）损失追回相关事项，李先生陈述其在处理委托事项时李某斌向他给付过一些费用。经关联案件审理查明，李某斌委托侄子李先生就案涉一商铺与他人签订《漆河某商铺置业计划书》，将该商铺出卖给案外人陈某华。商铺转让款共计114万元已由侄子收取，其中15万元应于2019年12月28日确认以收取的该商铺租金抵扣，李先生未将上述款项转交给李某斌。孩子监护人就李某斌遗产签订的分配协议中未包含案涉商铺。2023年5月，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发现上述情况后，均要求李先生如实报告其接受李某斌委托期间收回的财物，而李先生至今未报告或返还财物，孩子监护人张某某和李某宏认为侄子的行为侵害了孩子的权益，故诉至法院。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委托人死亡，委托合同终止。本案中，侄子李某某未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转交给李某斌，并主张该笔款项系李某斌对他的赠与，且15万元系办证费用，但就其主张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采纳；李某斌死亡后，二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应终止，侄子因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应依法由李某斌的继承人继承。李某斌两个儿子系李某斌第一顺序继承人，双方就该114万元未进行遗产分配，故应为二人共同所有。一审判决后，侄子李先生不服上诉，他提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存疑，主体不适格。此外，他获得赠与房屋是存在对价的，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是他为李某斌追回约定之外房屋的额外报酬。今年8月13日，二审法院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称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认为侄子李先生主张李某斌已将案涉商铺赠与他作为之前委托工作的报酬，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二审法院认为，李某斌去世后，案涉购房款依法由李某斌的两个儿子继承，应返还给两个孩子。另外，关于两名孩子及其监护人的身份，已经由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予以确认，本案中不予重复审查。最终，李先生的上诉请求被驳回。此为终审判决。9月19日下午，针对未返还114万元商铺房产一事，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称，他坚持认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还存疑。此外，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因此，他不认同法院判决，在60天的申诉期限内会申请再审。红星新闻记者蔡晓仪编辑 潘莉 责编 冯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