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洁老师王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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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熊超然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熊超然在部分西方人士口中，俄罗斯所谓“战争机器”的运转，有来自中国的支持。如今，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的一番说辞，被认为是在敦促欧洲与美国一道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据英国《金融时报》、美国“政客新闻网”（Politico）当地时间9月11日报道，坎贝尔当天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对记者毫无根据地声称，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的物资，“直接帮助”了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这些不是军民两用的技术，这些都是中国为帮助维持、建设和多样化俄罗斯‘战争机器’所做的巨大努力的组成部分。”《金融时报》认为，坎贝尔此言，是美国首次指责中国向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直接支持，标志着美国官员就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军事支持”程度做出了新的评估。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 资料图据报道，拜登政府曾多次污指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品，但此前也曾表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提供了“致命援助”。一位知情人士称，拜登政府正“非常密切地”关注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的迹象，这非常令人担忧，但他警告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而如今，坎贝尔还直接炒作称，为了所谓的“换取中方军援”，俄罗斯开始向中国提供潜艇、导弹和其他敏感技术。从以往来看，莫斯科一直对向北京提供其最新的军事技术持谨慎态度。“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些新的合作领域——设计和应用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他还声称，俄罗斯在隐身和监视等领域不断加深军事知识的分享，将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产生“负面和令人担忧的影响”，而这种合作可能“对中国在西太平洋的能力和部署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坎贝尔渲染称，俄罗斯的这种支持是为了换取中国提供用于制造俄罗斯武器的零部件等物品，并声称这种合作“不是一种战术联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结盟”。对于坎贝尔的这番说法，《金融时报》随后也重点“着墨”，援引柏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的话炒作称，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俄方变得更愿意在军事技术方面与中方合作，而自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一进程有所加快。比如，西方的制裁使得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来获得生产部署在乌克兰的武器，以及翻新其军工生产设施所需的军民两用产品。报道还声称，俄罗斯领导人2019年曾证实，莫斯科正在帮助北京开发导弹防御预警系统，而美国海军研究人员则声称，中国新型096型弹道导弹核潜艇也是在俄罗斯技术的支持下开发的，以使其推进系统更加安静。《金融时报》认为，坎贝尔此言是美国首次指责中国向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直接支持 资料图“政客新闻网”称，在坎贝尔最新表态的两周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刚刚完成了其任内的首次访华行程，而美国政府一直在加大对欧洲国家的施压，要求对所谓“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俄罗斯”做出更果断的回应。“我们已经明确表示了，会观察金融活动，并支持其中一些（监控）行为，”坎贝尔声称，“我们相信，只要对某些金融机构进行更仔细的监控，并明确表示这一点，就会产生重大影响。”此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曾明确指出，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更不是当事方，但我们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坚持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不是美国几句污蔑不实之辞能够抹煞掉的。中方从未拱火浇油、借机渔利，从未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武器，并始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中国企业按照世贸规则和市场规则，同包括俄乌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合情合理，无可指摘。来源|观察者网延伸阅读9月12-14日，以“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的1800多名嘉宾参会。13日，在关于欧洲安全走向的分组会议上，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谈到俄乌冲突时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安全绝对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一样不希望冲突，目前面临核战争风险，但还有机会“踩住刹车”。图为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吴大辉在发言中举了位于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古耶沃村的例子。村民在冲突前会把农产品带到乌克兰苏梅州出售，再从苏梅州购买日常消费品，村里几乎家家都与乌克兰有亲缘关系。但冲突让这种亲缘关系戛然而止，这对当地人是非常残酷的，他们都希望冲突早日结束。吴大辉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安全绝对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乌克兰的安全不能建立在俄罗斯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同样俄罗斯的安全也不能建立在乌克兰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安全是主观上没有恐惧，客观上没有威胁，但是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恐惧，都觉得有威胁。谈到俄乌冲突前景时，吴大辉提到，虽然他认为和平遥遥无期，但中国和很多“南方国家”一样，不希望发生冲突。“中国人就是希望和平，不希望看到别人动刀打仗。”吴大辉表示，中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十二条立场，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很多“南方国家”都不希望这场冲突继续下去。吴大辉提到，2022年1月中、法、俄、英、美五国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申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吴大辉认为，核战争打不得，核武器使不得。目前的局势接近核战争爆发，但还有机会“踩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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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日报消息，近日，小杨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被质疑虚假宣传。9月15日，涉事商家“美诚礼官方旗舰店”客服回复问询称，美诚品牌在香港注册，“品牌基因与研发团队均源自香港”。15日晚，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最新回应指出，9月13日关注到该情况后，该局立即对涉事企业——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核查。针对公众关注的“是否在香港注册”“是否属于香港品牌”等问题，该企业提供了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的商事登记资料，出具了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MEISUN”“美诚”“香港美诚月饼”商标的相关证明，同时也提供了该企业与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商标使用授权等文件。针对是否涉及“虚假宣传”问题，因涉及面较广，涉事企业和带货公司（合肥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分属不同地域，跨地域核查需要协调多方属地监管部门，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将加紧加快推进核查进度，依法依规处理，及时回应群众和媒体关注。相关新闻近期，包括小杨哥在内的多名头部主播带货的一款名为“美诚月饼”的产品遭到质疑。直播间宣传销售该品牌月饼时打“香港品牌”，实际其商标系去年在香港注册，而生产地在广东。（此前报道：多个网红主播带货，“香港美诚月饼”什么来头？）位于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美诚月饼的生产厂家。澎湃新闻记者 陈绪厚 图若一家企业在香港注册公司，然后在内地生产销售，其是否算“香港品牌”？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军律师深耕知识产权领域多年，是安徽省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他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品牌的确立是基于产品的销售与推广活动。倘若在香港地区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商业运营，而仅仅是持有注册商标，那么相关商品只能被认定为拥有香港注册商标的商品，而非“香港品牌”。陈军表示，鉴于内地消费者对中国香港或国际品牌存在一定的消费倾向，部分商家会利用此心理，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在香港以较低成本注册公司及商标。随后，在内地市场销售产品时，一些商家会以“香港品牌”作为营销手段，以此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陈军就其办理过的“套路商标”案件介绍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如近期“美诚月饼”事件受到质疑的，尽管经营活动均在内地进行，但由于在香港注册了商标，便声称自己是“香港品牌”。此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涉嫌虚假宣传，消费者和竞争者有权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由执法机关依法进行查处。第二种情形涉及内地经营实体希望建立与内地某知名品牌的联系。然而，由于无法在内地成功注册相同的商标，以及在公司注册时无法使用与知名品牌相同的企业名称，这些实体转而利用香港企业登记的便利条件。在香港，注册资本无需实际缴纳和验资，经营范围和地址几乎没有限制，加之公司命名自由，可以使用“国际”、“集团”等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甚至可以采用与内地知名品牌相同的字号。因此，这些实体在香港注册公司，并使用与内地知名品牌完全相同的公司名称。最终，他们在产品上贴上“香港某某公司监制”、“香港某某公司商标许可人”等标识，试图模糊与内地知名品牌之间的界限。“此类案件既涉及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又涉及商标侵权问题。”陈军表示。对于商家把自己包装成“境外品牌”的情况，不少网友认为商家“钻了空子”。对此，陈军表示，针对前述两种情况，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欺骗或误导消费者。（2）商标法第五十八条明确指出，若将他人注册商标或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用作企业名称中的字号，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应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处理。（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时，必须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不得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澎湃新闻此前报道，疯狂小杨哥及其旗下主播前不久带货的一款“美诚月饼”引起外界关注，因在直播带货过程中，主播在介绍这款月饼时着重强调“香港”字眼，但这款月饼是不是香港传统品牌受到质疑。随后，便有媒体从生产企业方证实该款月饼产自广东，且目前在香港没有销售。澎湃新闻查询发现，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方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食品公司”），生产厂家为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科技公司”），均位于广州市花都区。两家公司自称，其母公司为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美诚集团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美诚科技公司注册时间为2014年，香港美诚集团公司注册时间为2019年。香港美诚集团公司于2023年、2024年在香港注册了多个与月饼有关的含“美诚”字样、图样商标，其中，“香港美诚月饼”字样、图样的商标注册于2023年9月22日，差不多刚满一年。面对“美诚月饼在香港买不到”的质疑，澎湃新闻以消费者名义咨询美诚月饼的官方网店客服，其回复称，该品牌是在香港注册并拥有商标注册证书，在广州和佛山设立了营销中心和生产基地。当问及月饼是哪里的，客服回复称“广东的”。9月14日，根据工商登记地址，澎湃新闻记者探访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发现该地址处于空置状态。在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门口，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回复澎湃新闻称，针对外界关心的美诚月饼是否在香港销售、线下是否有卖到200多元、其香港公司是不是空壳公司等问题，他们会记录下来，之后会统一回复。随后，澎湃新闻致电该公司一位负责人，其称当前太忙了，只能后面再和媒体沟通。不少网友认为，相关主播的带货话术会让消费者误以为美诚月饼是香港传统品牌，甚至产自香港，存在误导性。对此，有律师认为，若主播的带货话术给消费者造成误导，品牌虽注册于香港，但跟香港本地产品联系甚微，则涉嫌违反广告法的规定，有很大的误导性，可能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消费欺诈。澎湃新闻注意到，目前，美诚月饼的商家抖音账号已停止直播宣传产品，其账号仅有一个视频可见，其他视频疑被隐藏或删除。9月14日晚间，疯狂小杨哥并未像往常一样，在周六晚7点开播。目前，小杨哥抖音账号的橱窗已下架美诚月饼的相关产品。据红星新闻报道，针对该事件，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抖音平台已介入调查。

原创 熊超然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熊超然在部分西方人士口中，俄罗斯所谓“战争机器”的运转，有来自中国的支持。如今，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的一番说辞，被认为是在敦促欧洲与美国一道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据英国《金融时报》、美国“政客新闻网”（Politico）当地时间9月11日报道，坎贝尔当天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对记者毫无根据地声称，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的物资，“直接帮助”了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这些不是军民两用的技术，这些都是中国为帮助维持、建设和多样化俄罗斯‘战争机器’所做的巨大努力的组成部分。”《金融时报》认为，坎贝尔此言，是美国首次指责中国向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直接支持，标志着美国官员就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军事支持”程度做出了新的评估。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 资料图据报道，拜登政府曾多次污指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品，但此前也曾表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提供了“致命援助”。一位知情人士称，拜登政府正“非常密切地”关注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的迹象，这非常令人担忧，但他警告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而如今，坎贝尔还直接炒作称，为了所谓的“换取中方军援”，俄罗斯开始向中国提供潜艇、导弹和其他敏感技术。从以往来看，莫斯科一直对向北京提供其最新的军事技术持谨慎态度。“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些新的合作领域——设计和应用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他还声称，俄罗斯在隐身和监视等领域不断加深军事知识的分享，将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产生“负面和令人担忧的影响”，而这种合作可能“对中国在西太平洋的能力和部署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坎贝尔渲染称，俄罗斯的这种支持是为了换取中国提供用于制造俄罗斯武器的零部件等物品，并声称这种合作“不是一种战术联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结盟”。对于坎贝尔的这番说法，《金融时报》随后也重点“着墨”，援引柏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的话炒作称，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俄方变得更愿意在军事技术方面与中方合作，而自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一进程有所加快。比如，西方的制裁使得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来获得生产部署在乌克兰的武器，以及翻新其军工生产设施所需的军民两用产品。报道还声称，俄罗斯领导人2019年曾证实，莫斯科正在帮助北京开发导弹防御预警系统，而美国海军研究人员则声称，中国新型096型弹道导弹核潜艇也是在俄罗斯技术的支持下开发的，以使其推进系统更加安静。《金融时报》认为，坎贝尔此言是美国首次指责中国向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直接支持 资料图“政客新闻网”称，在坎贝尔最新表态的两周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刚刚完成了其任内的首次访华行程，而美国政府一直在加大对欧洲国家的施压，要求对所谓“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俄罗斯”做出更果断的回应。“我们已经明确表示了，会观察金融活动，并支持其中一些（监控）行为，”坎贝尔声称，“我们相信，只要对某些金融机构进行更仔细的监控，并明确表示这一点，就会产生重大影响。”此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曾明确指出，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更不是当事方，但我们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坚持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不是美国几句污蔑不实之辞能够抹煞掉的。中方从未拱火浇油、借机渔利，从未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武器，并始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中国企业按照世贸规则和市场规则，同包括俄乌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合情合理，无可指摘。来源|观察者网延伸阅读9月12-14日，以“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的1800多名嘉宾参会。13日，在关于欧洲安全走向的分组会议上，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谈到俄乌冲突时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安全绝对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一样不希望冲突，目前面临核战争风险，但还有机会“踩住刹车”。图为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吴大辉在发言中举了位于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古耶沃村的例子。村民在冲突前会把农产品带到乌克兰苏梅州出售，再从苏梅州购买日常消费品，村里几乎家家都与乌克兰有亲缘关系。但冲突让这种亲缘关系戛然而止，这对当地人是非常残酷的，他们都希望冲突早日结束。吴大辉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安全绝对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乌克兰的安全不能建立在俄罗斯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同样俄罗斯的安全也不能建立在乌克兰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安全是主观上没有恐惧，客观上没有威胁，但是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恐惧，都觉得有威胁。谈到俄乌冲突前景时，吴大辉提到，虽然他认为和平遥遥无期，但中国和很多“南方国家”一样，不希望发生冲突。“中国人就是希望和平，不希望看到别人动刀打仗。”吴大辉表示，中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十二条立场，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很多“南方国家”都不希望这场冲突继续下去。吴大辉提到，2022年1月中、法、俄、英、美五国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申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吴大辉认为，核战争打不得，核武器使不得。目前的局势接近核战争爆发，但还有机会“踩刹车”。

大象新闻记者 关新耀 刘园园 杨灿 李昌 段晋哲/视频拍摄 特约撰稿人 柳俞伶被生父抢走藏起来后的第329天，梳着小揪揪，奶声奶气呼唤着“妈妈、妈妈……”的大眼萌娃田田（化名），被生父田某及和其婚内同居女友文某虐待致死。2024年8月21日，呼伦贝尔的天空飘着小雨，在田田离世后的第244天，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两岁女童被生父及女友虐待致死案”。大象新闻记者全程旁听了此次庭审，见证了现场的每一个细节。这场长达近6个小时的庭审，田田生母李婷婷携女儿照片出庭，情绪几度失控的她，当庭放弃律师提出102万的民事赔偿，跪求法庭判处被告人死刑。被告人文某、田某出庭受审，最终也双双认罪“求死刑”。当日，法庭宣布休庭，择日宣判。而此时此刻的田田，依旧躺在200公里外满洲里的一家殡仪馆里，她还在静静地等待着妈妈来接她回家……“12·21满洲里虐童事件”中的受害人田田婚还没离，孩子就被抢走藏匿2023年的5月13日-28日，李婷婷自媒体社交平台连发4条视频，全网寻夫寻女。“平乡县油召村田某……把孩子给我送回来，孩子那么小你也管不好，作为一个男人要有担当，不要老是逃避，你爸妈都说联系不上你，全网找人。”那时距离田田被抢走已过去了近4个月时间。事后据李婷婷回忆，孩子被抢走时，是两人结婚的第4年。婚后田某长期在内蒙古做生意，她则待在河北平乡县家里照顾孩子，两人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之前没有矛盾，就是突然间，2022年年底他突然就回来就要提出离婚，我不同意。”2023年的正月初五（1月26日），田某说要把孩子抱走一两天，李婷婷不同意，两人发生争执。田某用拳头抡倒李婷婷后抢走了孩子。之后，又趁李婷婷回娘家修养的两天时间，带人将两人的婚房搬空。李婷婷至此被田某拉黑、删除所有联系方式，过上了在空房里打地铺的日子。“抢走”孩子后，田某将李婷婷拉黑、删除，彻底失联2023年5月，田某起诉要求离婚，7月18日，法院立案；8月8日，离婚案因田某一家无人出庭判撤诉处理而被搁置。李婷婷怎么也想不明白，两个大人吵架，田某为什么将孩子藏起来？孩子被抢走的十个多月里，李婷婷常常被噩梦惊醒，总会梦见田某打孩子，孩子一直在哭！这样的心惊胆战持续到了2023年12月21日晚八点左右，一通来自满洲里公安局的电话彻底击溃了李婷婷情绪，从警方口中她收到了孩子被虐待致死的惊天噩耗。无辜稚子，却遭遇“猎杀时刻”李婷婷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是2023年12月27日在满洲里的殡仪馆里。当时的她，只看了一眼孩子的背面，就瘫软在地。孩子浑身是伤，胳膊、腿上、屁股上，后脑的位置暗红的手指印……李婷婷案发后在满洲里的殡仪馆见到了离世的孩子医院的危重病人抢救记录、急诊病历，尸检报告的短消息以及法院寄送的起诉书，都相继还原了田田在被生父抢走10个月内的惨痛经历。庭审现场田某和其女友文某声称打骂孩子，完全是出于管教目的，没想到会这么严重，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虐待。文某也表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成了恶魔？”从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文某手机里都能看到，田田叫文某“妈妈”，她经常会在被打时说，“妈妈我错了；妈妈我不这样了；妈妈宝宝错了。”可即便如此，文某与孩子生父田某也没有停手的意思。法庭现场展示了捆绑孩子的白色尼龙绳，有手指粗；殴打孩子的木棍约长45厘米，宽4、5厘米……公诉人提交文某的手机备忘录中的证据显示，两人曾在室外温度零下二十多度的情况下，将田田的衣物剥光并打开窗户，让孩子站在客厅达20分钟，等孩子认错之后才带她洗热水澡。文某、田某两人多次殴打田田，除了用皮带抽打、尼龙绳捆绑等极端手段，甚至还将袜子塞入田田口中、尿垫套在头上。更令人震惊的是，文某竟将这一系列行为称为“猎杀时刻”。而当法官询问文某“猎杀时刻”的意思时，23岁的文某回答“我初中文化，没有太高的文化，可能就是字面的意思吧，未必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凶残？”令人难以接受的残酷事实是——文某、田某对待孩子的手段非常残忍，庭审现场有证人表示两人不给孩子吃饭，时间长达一天两夜；田某、文某也表示自从2023年2月把孩子接过来同住后，除了9月份可能没有殴打孩子，其余时间隔三差五就会因为孩子不听话“管教”孩子，还曾把孩子吊在家里像秋千一样的吊床上……无论是此前李婷婷对外公布的案情资料还是公开审理的呈堂证供，都逐渐揭开了田田因何“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造成右心房破裂，导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压塞而死亡”。田田急诊病历，抢救无效临床宣布死亡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法院起诉书揭露田田离世前曾遭受长期虐待闪婚 成为悲剧起源这场悲剧源起应该从两人的“闪婚”说起。2019年6月，李婷婷经媒人介绍与田某相识，两人均为“97年”生人。两人相识后，田某表现积极，经常会到李家的服装店帮忙。当时，李婷婷和母亲觉得，这个勤劳肯干的小伙子还不错。刚认识一周多，田家就催着结婚，李婷婷没有拒绝；于是在相识的第12天，两人订婚了。同年12月18日，两人领证，并在河北老家举办婚礼。婚后，田某内蒙古、河北两地跑。2020年下半年，李婷婷怀孕了。怀孕后，田某曾回来共同生活过两三个月，但对怀孕的妻子表现冷淡。次年4月27日，李婷婷生下女儿。对于新生命的到来，李婷婷很欢喜，她的自媒体90条视频中，半数以上记录着孩子出生以来的点滴成长。然而，婆家却对这个新生命的到来不冷不热。李婷婷其实一直明白婆家重男轻女，产后第二天，婆婆曾在产房里叮嘱她，“养好身体，过两年生个男孩”。孩子尚未满月时，她也曾听到公公抱怨，“第一胎应该是个男孩”。孩子满月后，回满洲里工作的田某偶尔回家，要么抱着手机打游戏，要么酗酒。法庭现场，带着脚镣、佝偻着身体的田某异常沉默，只在法庭询问意见时多表示“没有”。而李婷婷印象中的田某嚣张跋扈，对她粗言粗语言，有一次深夜醉酒回家，李婷婷怕他吵醒孩子让他睡沙发，田某还一拳把房门砸出了个窟窿。不仅如此，在李婷婷全职照顾家庭、孩子的这段时间，田某还以做生意没钱为由，让李婷婷帮他还信用卡，帮他从多家网贷平台借款，本息加起来超过了20万。可现实是田某挥霍着李婷婷给他的钱“养小三”，他与某社交软件相识比自己年轻的文某恋爱、同居，两人在满洲里生活的日子亲密无比，对外均以夫妻相称。文某、田某以夫妇相称带孩子出行事后，恍然大悟的李婷婷对外控诉，“从头到尾都是他们的谋划，让我背贷款，藏起孩子要挟不还钱。”“判处死刑” 一个母亲最朴实的诉求女儿离世的8个多月时间，为了给孩子伸冤，李婷婷一次次地通过自媒体平台实名发声，痛心疾首地将孩子生父田某和其婚内女友文某残忍虐待孩子事实公之于众，她一次次恳请相关部门给予重视，严查严审女儿的案件。公开庭审前，李婷婷和田田的姥姥、姥爷、舅舅，一家四口专程从河北老家驾车20多个小时，提前一天抵达了内蒙古。“我希望田某和文某最后能判处死刑，尽快能给孩子讨回公道。”站在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面对多家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新闻媒体的镜头，平日里说话轻言细语的李婷婷，眼神坚定、语气坚定地表达着她的诉求。李婷婷携女儿照片出庭，跪求法庭判处被告人死刑庭审前一晚，直至凌晨，李婷婷都难以入眠，脑子乱，心痛的她，拿起笔含泪给女儿写下了一封长信，诉说着这八个月来的锥心之痛和对女儿的无尽思念。信件里，李婷婷跟田田诉说，“总有人问我，有什么诉求，妈妈能有什么诉求？我只希望凶手能判死刑。”这位母亲发出了朴实的心声：“妈妈现在只想让案子结束，然后把你带回老家。到时候，我找个离家近的地方安葬你，没事了就能去看你。”8月21日“两岁女童被生父及女友虐待致死案”庭审结束后，李婷婷辩护律师梁嘉辉在接受大象新闻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及案件的具体情节，目前本案无疑构成了虐待罪，但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则需进一步结合案情分析，但他对司法公正充满信心，相信法律会给出公正的裁决。“时下很多涉及孩子抚养权和探望权诉讼中，伴有抢夺、藏匿孩子行为的案例占一定比例。”河南银盈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安新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4年修正）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未成年人的成长既需要父爱也需要母爱，父母双方均应履行抚养、教育和保护的监护职责，未成年人作为独立个体，在家庭关系中享有的基本人格权益，八周岁以上的有自己选择随父或随母生活的权利。朱安新认为夫妻一方在分居期间抢夺、藏匿子女，对另一方及未成年子女均会造成较大的心理伤害，系家庭暴力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田田的悲剧就是从生父抢走她开始的，谁也未料到一次婚内藏匿孩子的事件，最后竟以这么惨烈的方式收场”。“还有不到1个月就中秋节了，希望到那个时候，咱们母女已经都在老家了。我给你做很多月饼，买很多粉色衣服，买很多积木……”庭审的第二天，李婷婷兑现信中对孩子的承诺，从海拉尔来到了事发地满洲里，田田遗体存放的殡仪馆。这一次，她要和田田做最后的告别，“妈妈这次带你回家，这次不会让你在外面了”。2024年8月25日，离开母亲577天的田田回家了。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来源：视频综合）

近日，上海苏州河因市民盲目放生而出现大量死鱼，甚至一天内捞出1吨死鱼，受到公众关注。去年，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江苏结案。徐某从刘某处购买了2.5万斤原产于非洲尼罗河水系的鲶鱼，并将它们擅自放生到长荡湖，不久后，徐某放生的鲶鱼大量死亡。长荡湖水产管理委员会管理处副主任徐俊华表示，渔政监督大队历时10天，累计打捞出死亡鲶鱼20208斤。图为捞上来的死亡鲶鱼20208斤最终，法庭认为被告徐某、刘某构成共同侵权，应连带承担3.5万元生态资源损害赔偿费用，1.8万元专家评估费及5000元惩罚性赔偿。该案审判长、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庭长陈迎介绍，案发后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徐某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向长荡湖投放大量外来物种，严重危害长荡湖水生态系统安全。“根据《生物安全法》，未经批准擅自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由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捕回，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长荡湖水域属于长江流域的范畴，《长江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在长江流域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陈迎表示，革胡子鲇也被称为非洲鲶鱼，属于外来入侵物种，肉食性凶猛。这种鱼在长荡湖水域中基本没有天敌，会对本土的鱼类形成竞争关系，严重冲击本土鱼类的生存，从而影响生物安全。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我对什么是外来生物，什么是本土生物，法律法规都不了解。”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陈迎认为，这起案件有一定的示范警示作用，提醒大众要有生物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如果涉及投放入侵物种，会构成刑事犯罪。来源：中国之声延伸阅读上海苏州河现无序放生：无人阻拦 最多1天捞出1吨死鱼苏州河42公里岸线贯通后，水面干净，岸线优美，深受市民喜爱，也由此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到这里放生。可实际情况却是，错误的“放生”等同于“杀生”，不仅让苏州河多次因大量死鱼登上热搜，今年还创下了1天捞出1吨死鱼的“新纪录”。4月18日网传视频画面截屏今年4月18日，网传视频显示，上海外白渡桥附近的苏州河水面出现很多鱼，其中部分已经死亡。此后，市水管处答复媒体表示，这些鱼可能是市民放生所致，死鱼已经被打捞。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上海多个部门去年专门联合发文，规范公共水域放生活动，为何越“规范”越加剧？记者日前前往实地走访。早上8点多，记者跟随保洁船，从苏州河周家桥基地出发，开启到江宁路桥一段的保洁作业。当天河面垃圾不多，以人工清捞为主，垃圾仓内大约一半是死鱼，船上恶臭难闻。作业的师傅在进行打捞作业的师傅告诉记者，下过暴雨或是宗教节日的两、三天后，清捞就必须要开自动设备。在他们拍摄的视频里记者看到，死鱼进仓，堪比鱼塘开捕，触目惊心。死鱼进仓画面触目惊心（摄于2024年8月10日）迅速清捞，不只为了城市景观，更是在与水质恶化抢时间，维护来之不易的水环境。上海水域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苏州河项目部副经理朱振文说，苏州河保洁长度24.78公里，每天有3条船同时作业，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作业人员表示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图为捞上来的各种垃圾和死鱼河里忙着清捞，而在苏州河两岸，“护生心切”的市民毫不知情。记者蹲点多日发现，放生行为在亲水岸线十分普遍。市民：想起来就放，刚刚吃过午饭，我想今天是初一，我就过来。市民：鱼，你们去自由自在吧！放你们，你们保佑我。市民在进行放生就连沿岸的养护管理人员也说，“随便放”“不碍事”。联勤保安：放生不管，随便放生的。有时候早上，桥上不知道从哪里拉过来，放好多鱼。绿化养护工人：经常有人放，不碍事的。网友记录下苏州河畔的放生现场事实上，近年来，苏州河每年都会因为大量死鱼引发关注，去年市农委牵头发布了规范放生活动的《意见》，明确放生的种类、数量、时间、地点等都要报告，接受监督检查。其中，郊区找沿岸属地农委报告，其余区向区城管执法部门报告。但记者咨询了静安、普陀、长宁等苏州河沿岸的城管部门，都不知道：城管部门1：肯定不是找城管，我们只是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单位，而不是给各种行为许可的。城管部门2：申请放生？没有这样的窗口呀。城管部门3：没有的，没有的，我们执法单位是没有行政许可的。由于《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没有将放生行为纳入禁止行为，没有执法依据，不能对无序放生行为做出处罚。好消息是，今年市农委在答复市人大代表建议时已经表示，将加大与相关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推进《条例》修订完善。但从更大范围来看，何谓“规范放生”？在河网密布的上海，答案依然模棱两可。而对本意爱护生命的市民来说，如何把公众的善意转化为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力量，或许才是更值得探寻的答案。

9月14日，全网拥有千万粉丝的农村美食视频博主“川味盐太婆”发帖称，“川味老太婆”系列视频的主角之一“盐太婆”、74岁的闫兴英不幸去世，引来众多网友的哀悼。9月15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baoliaosy@163.com）记者从闫兴英亲属处获悉，去世消息属实，老人是13日晚不幸落水去世，16日早上出殡。9月15日，“川味盐太婆”账号头像变灰，背景也变为蜡烛。网络图去年10月，闫兴英的老伴漆明国也不幸去世。此前，这对相伴五十多年的老人一起做饭的视频吸粉无数，被网友称为“神仙夫妻”，一年不到相继离世，也让众多网友唏嘘不已。9月15日，上游新闻记者看到，“川味盐太婆”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的粉丝有980万，全平台粉丝超过千万，视频配文“只愿与你同粥”，也成为两位老人爱情的写照。2023年10月29日，“川味盐太婆”发布两位老人一起制作秋梨膏的视频。最后，漆爷爷的图像变为黑白，以这样的方式宣布了漆爷爷去世的消息：“从凉面相聚，到秋梨膏分别。春夏秋冬，只愿与你同粥！”“川味盐太婆”账号发布的帖文。网络图上游新闻记者看到，8月10日，“川味盐太婆”的最后一个视频，是闫婆婆与孙女、重孙女一起做烧椒酱，随后就一直没有更新。9月14日下午，“川味盐太婆”发布了一张闫兴英和漆明国的合照，并配文称，“无论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我只愿与您同粥！爷爷建好花园就迫不及待来接走奶奶，从此奶奶不会再失眠，爷爷又有水煮牛肉。刚好11个月，无论春夏秋冬，生老病死，只愿与您同粥！衷心感谢大家一路支持、陪伴、厚爱。”目前，该账号的头像已经变灰。网友对闫婆婆的突然去世十分震惊，也纷纷送上哀悼：“温暖且慈祥盐太婆一路走好”“爷爷来接盐太婆了，一生一世一双人，中秋团聚了”“好喜欢这对爷爷奶奶，是我理想中爱情的样子，祝福在天堂继续美好。”闫兴英和漆明国。网络图9月15日上午，上游新闻记者联系上闫兴英的外孙女陈女士。她表示，平台账号上发布的情况属实，婆婆已经于前天（13日）晚去世，是不幸失足落水出事，16日早上就将出殡。对于“川味盐太婆”账号此后是否还会继续做下去，陈女士表示不便透露。据新华每日电讯、新华网报道，闫兴英和漆明国是四川广元青川县清溪镇一对普通夫妻，两人的爱情故事令人艳羡。50多年前，30岁的漆爷爷拎着一只书箱，从绵阳城走进大山。19岁的阎婆婆见到文质彬彬、喜欢读书的漆爷爷，内心欢喜，赶忙手脚麻利地做了一碗凉面款待他，成就美好姻缘。如今，家里已是四世同堂，有三个重孙。2019年，在外地做过电商的漆爷爷孙子返乡创业，通过网络推销家乡优质的农副产品。因为漆爷爷是高中毕业，常常跟孙子一起探讨时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四川省向武汉市捐赠了一批“儿菜”（一种四川特有的蔬菜），爷孙俩一拍即合，第一个视频就拍摄教武汉人民如何把“儿菜”做好吃。此视频收获了60多万点赞，不少武汉网友留言表达感动和感谢。该账号粉丝量和点赞量迅速上涨。随后，闫婆婆也加入进来。两位老人早前拍摄的视频。网络图两位老人在厨房里一边做川菜、一边聊天的视频，吸引了众多粉丝关注。有人羡慕二老甜蜜的爱情，有人爱听他们诙谐的对白，有人喜欢质朴的乡风，有人想起陪伴自己成长的长辈——“我想我奶奶了，我奶奶也是这样剁辣椒的”“可惜我再也见不到我爷爷了”。也有人对视频中的山川和村庄感到亲切：“我没去过四川，但这里就像是我小时候的家。”这些内容，也让“川味盐太婆”迅速涨粉，目前在全网积累了千万粉丝。据了解，目前“川味盐太婆”的实际运营者是闫兴英的孙子和孙女，运营重心主要是短视频拍摄和直播带货，销售当地土特产和农产品等，名下有青川盐太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四川盐太婆食品有限公司。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