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怒批校霸不带套抄了我一节课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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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当地时间10日晚9点,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将在宾夕法尼亚州展开首场电视辩论。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广播公司(ABC)此前宣布,这场辩论将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据悉,这场辩论预计将持续90分钟,现场不会有观众。辩论规则与两个多月前的辩论大致相同。辩论期间,只有主持人可以提问;每人有两分钟时间回答问题、两分钟时间反驳,还有额外一分钟用于追问或澄清。此外,只有发言方的麦克风能打开,此时另一方的麦克风处于关闭状态。9月8日,美国费城,工作人员为辩论做准备 图据视觉中国报道称,哈里斯和特朗普团队都在全力筹备这场重要的辩论。对于民主党而言,其担心此前在采访“首秀”中表现犹豫且缺乏大选辩论经验的哈里斯难以应对经验丰富且难以预测的特朗普;对共和党来说,其担心演讲有时语无伦次、缺乏重点的特朗普被激怒,引发选民们对其“是否还适合竞选总统”的讨论。辩论前“彩排”:哈里斯让人扮演特朗普模拟对战特朗普打磨“戏剧效果”曾报道过6次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记者卡蒂·凯指出,历来大选辩论的赢家都不是因为其政策有多好,观众更关心的是候选人能否在辩论中说出精彩语句,或者能否让另一方候选人相形见绌。“候选人可不是靠政策获得辩论胜利的。”卡蒂称,特朗普的一名顾问向其透露,这位前总统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在政策问题上,而是正在对自己能在辩论中表现出的“戏剧效果”进行轻微调整。按照卡蒂的说法,多次登上总统辩论舞台的特朗普太了解电视观众了,其顾问则建议他在辩论中不要表现得像个“欺凌者”。相比而言,缺乏辩论经验的哈里斯则更专注于“如何应对特朗普”。报道称,哈里斯团队已经搭建了一个模拟辩论舞台,还配备了与正式辩论现场相似的舞台灯光。哈里斯的高级顾问们则在模拟舞台上扮演起了特朗普的角色,模仿后者的攻击性语气,甚至有一人的穿着打扮都与特朗普相似。据报道,在过去的一周里,哈里斯都在宾州一家酒店里埋头研究政策类书籍。此外,为了让哈里斯适应特朗普的风格,其顾问们还回看了特朗普过往的辩论视频,分析辩论策略。9月8日,美国费城,工作人员为辩论做准备 图据视觉中国“新手”哈里斯:应对“闭麦”重拟辩论策略“最大程度激怒特朗普”报道称,相较于美国公众已熟知的特朗普,人们对哈里斯的了解要少得多,因此她在辩论中面临的风险要高于特朗普。而特朗普顾问杰森·米勒在辩论前夕告诉媒体,特朗普每天都在回答各种问题,所以对手无法针对其表现做出预判或准备。报道指出,哈里斯团队起初的策略是“在特朗普讲话时提出反对和质问”,然而在修改“闭麦”规则失败之后,不得不重拟辩论策略。其团队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最大程度地激怒特朗普”,让观众们看到特朗普的“不良表现”,从而让其“像两个月前的拜登一样失去支持”。卡蒂称,能触发特朗普愤怒的关键词可能包括“老”,如老观念等,特朗普可能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年纪。此外,提到特朗普的体型也有可能触怒他。另据美国大选辩论专家史蒂芬·费恩所说,特朗普至今仍难以接受拜登退选,这一点可能决定辩论的走向,“这种情况下,此次辩论可能是最考验特朗普心态的一次。”相关报道:哈里斯特朗普支持率"贴身肉搏" 首辩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美国东部时间10日晚上9点(北京时间11日早上9点),2024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将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迎来首次电视辩论。两个多月前,特朗普与拜登也举行了一场电视辩论。正是在那场辩论中的“灾难性”表现,导致拜登最终退选。据环球时报报道,10日的辩论很可能是哈里斯和特朗普在11月5日大选前的唯一一场面对面对决,也可能是影响大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报道指出,这次辩论的背景与此前有所不同。在支持率、筹款资金等方面,哈里斯已经弥补了此前拜登对于特朗普的劣势。无论是在摇摆州还是全美范围内,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都不相上下。不过也有人认为,哈里斯的“竞选蜜月期”可能已经接近尾声。而对特朗普来说,两次辩论的形势已发生变化:两个多月前对阵更年长的拜登时,年龄还是特朗普的优势,而现在面对年轻近20岁的哈里斯,年龄却成了他的“问题”。辩论前支持率“势均力敌”民调结果难见分晓根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9日发布的数据,在拜登宣布退选以后,总体来看,哈里斯和特朗普在已登记选民中的支持率相同,都是49%,但支持者结构却完全不同。从性别来看,男性选民更支持特朗普,女性选民更支持哈里斯。从种族来看,非洲裔选民压倒性地支持哈里斯(哈里斯84%,特朗普13%),大多数白人选民支持特朗普(特朗普56%,哈里斯42%),而拉美裔和亚裔选民则更倾向于支持哈里斯。从年龄上看,50岁以上的选民更倾向于特朗普,而50岁以下的选民则更喜欢哈里斯。哈里斯与特朗普首次电视辩论海报 图据《纽约时报》9日的一份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哈里斯以47.2%的全美平均支持率略高于特朗普(44.4%)。而一份8日公布的民调数据则显示,特朗普以48%的支持率略高于哈里斯(47%)。在七个摇摆州,哈里斯大体以非常微弱的优势领先特朗普。媒体评价称,不到最后一刻,很难说到底谁能在摇摆州领先。有分析指出,无论是全美还是摇摆州的支持率,两党候选人之间的差距都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通过民调结果预测谁是最终赢家。此外,这种全国性的平均民意调查结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体现出候选人的受欢迎程度,但鉴于美国大选采取的“选举人团制度”,这一数据并不一定能准确预测最终结果。哈里斯“竞选蜜月期”恐进尾声特朗普年龄从优势变成“问题”在拜登宣布退选、哈里斯接棒总统候选人后,民主党的支持率也一路狂飙。在一份于8月23日至27日进行的民调中,56%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哈里斯在竞选中表现非常出色或良好,对特朗普持同样看法的人只有41%。不过报道同时指出,哈里斯的“竞选蜜月期”似乎已经进入尾声。此外,在与特朗普的辩论开始前,上述民调显示,有43%的受访者相信哈里斯的表现会优于特朗普,而有37%的受访者预计特朗普可能表现更优。这与此前拜登-特朗普辩论的民调预期相反,当时多数受访者认为拜登的表现会比特朗普差。报道认为,若哈里斯在辩论中能给选民留下积极的深刻印象或满足选民的期待,那她的“竞选蜜月期”可能将延长。对特朗普来说,年龄成了他的一大问题。两个多月前,当78岁的特朗普“对阵”81岁的拜登时,前者显得声音洪亮、身体更为健壮。但这次辩论中,特朗普将对战59岁的哈里斯,将近20岁的年龄差距让特朗普的年龄成了选民们关注的问题。“总统候选人身体到底健不健康”这一问题,也转而成为了选民们针对特朗普的质疑。在最新的民调中,针对“身体健康状况和思维敏锐程度”的问题,哈里斯以巨大优势领先特朗普,认为哈里斯身体健康状况更佳的人数是特朗普的两倍多(哈里斯57%-特朗普25%)。

极目新闻记者 邓波9月11日19时33分,天津滨海机场因受到无人机影响,出现多趟航班无法起降的情况。直到12日上午6时,天津滨海机场进出港航班才恢复正常起降。12日上午,极目新闻记者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公安分局了解到,针对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问题,警方目前正在工作当中。据多名网友发布的视频,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受到影响,多趟航班备降周边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石家庄正定机场,还有不少出发旅客延误滞留。航司通知因公共安全原因延误(图片来源:网络)11日晚从深圳飞往天津的蔡先生亲历了备降,他告诉极目新闻记者,21时30分许,航程已经过半,突然听到飞机上的广播通知需要备降石家庄正定机场,随后飞机就改变方向,直飞石家庄正定机场,“半道上直接就拐弯了,幅度不是特别大。”蔡先生称,22时50分许,他乘坐的航班备降落地。备降后,机上的旅客都比较激动,航司安排了住宿。12日上午9时,他乘坐飞机从石家庄正定机场再次起飞,40分钟后落地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现已经安全到家。山西运城的谢先生原定11日当晚从天津飞往山西运城,其家人告诉极目新闻记者,本来当晚就能回家,但因航班延误了12个多小时,直到12日上午10时左右才在运城盐湖机场落地。另一名旅客发布的视频显示,她登机了一个多小时,但航班并未准时出发,“天津机场停飞排查,居然有人在这飞无人机。”这名旅客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航班当晚最终没能起飞。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深夜发布的通报(图片来源:官网账号截图)据天津滨海国际机场11日深夜发布的通报,2024年9月11日19时33分,天津滨海机场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航班起降受到影响。机场及时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联合应急处置预案黄色等级响应,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迅速调集力量,妥善转运安置滞留旅客。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航班信息,妥善做好出行安排。12日6时10分,机场进出港航班恢复正常起降。12日上午,极目新闻记者以旅客身份致电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公安分局询问无人机事件处置情况,接线人员称,警方目前正在工作当中,其余情况无可奉告。是否找到无人机相关涉事人员?机场派出所工作人员称,以机场方面对外通报为准。相关新闻旅客:登机后等了两小时被通知取消,飞机上的人一直想要个说法“天津滨海机场”官方公众号、“天津机场便捷飞”微博发布出行提示,2024年9月11日晚19时33分,天津滨海机场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航班起降受到影响。机场及时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联合应急处置预案黄色等级响应。天津滨海机场发布的出行提示天津滨海机场出港信息显示,多趟航班状态为延误、取消和提前取消,包括国航、川航、东航和南航等航空公司的航班均出现上述情况。9月12日,一名知情人士解释称,导致航班延误的主要原因有很多,包括航班出发地和航班目的地天气突变,无人机黑飞、飞机出现机械故障,空中交通管制等,而无人机黑飞近年来已对民航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天津机场航班大面积延误中转旅客:登机后等了两小时被通知取消9月12日,记者联系到一位打算在天津机场中转的海南航空乘客彭女士(化名),她告诉记者,目前,她的航班计划改到了12日早上九点起飞。航旅纵横APP显示天津滨海机场的出港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取消彭女士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显示,原本她的航班,是从哈尔滨出发在天津中转,9月11日下午14:40,她就到了天津机场,等着19:30从天津出发,“我们从18:50登机开始,就在飞机上等,直接等到23:30,结果通知我们全部下飞机。”彭女士称,下了飞机之后,包括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在内没有给她们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航班的乘客都比较生气,“等到晚上23:50,航班直接被取消,飞机上的人一直想要个说法,但是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据彭女士发布的信息显示,9月12日凌晨三点,机场方面告诉她们安排了住宿,飞机上总共一百多人,结果接送的只有一个核载56人的大巴,“显然坐不下,于是我们坐了第二辆大巴。等到了四点多第二辆车才出发,说给我们又安排了其他酒店,现在四点三十五分了,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睡上一个小时,也不知道明天九点能不能按时出发。”12日上午,记者联系到彭女士时,她说看到六点十分左右,天津机场已经有飞机顺利起飞,她估计她们的航班九点也可以顺利起飞。同时,据天津机场发布的信息称,9月12日6:10,CA293Y航班(天津-大连)于天津滨海机场顺利起飞,机场进出港航班恢复正常起降。专业人士:“无人机黑飞”威胁民航安全12日上午7时许,记者联系天津滨海机场,机场人工客服电话显示作息忙,前方还有16人排队等待。据了解,此次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遭遇无人机引起的公共安全事件,导致航班起降服务受阻。截至9月11日晚21时35分,机场方面紧急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的联合应急处置预案,响应级别设定为黄色。据统计,到晚上11时,已有29个航班出现延误,8个航班被取消,另外有32个航班不得不备降到其他机场,影响了大约3000名旅客的行程。据了解,因无人机黑飞,即未经批准的无人机飞行活动,已对民航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一位民航业内知情人士告知,飞机在起飞、降落过程中的飞行高度比较低,这个过程要求飞机行驶的航道必须畅通无阻,否则就会影响飞机的正常飞行。而无人机一旦侵入民航客机的飞行空域,就存在与客机发生碰撞的风险,“因为,大多数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低、体积小、速度慢,这使得民航客机上的雷达难以发现,增加了避让的难度。民航客机在起降过程中速度极快,与无人机发生碰撞将造成严重后果。”无人机“黑飞”存在哪些危害?记者注意到,如果机场净空环境遭受破坏,首先构成安全隐患,危及飞行安全;其次降低机场使用条件,影响航班正常起降。在净空保护区内放飞“低慢小”飞行物,达到一定高度或是一旦失去控制,很容易漂移到航道上,造成飞机飞行不安全事故。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已发生多起无人机“黑飞”事件,不仅干扰机场正常运行秩序,也频频导致航班备降、取消或延误,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造成经济损失。(文中彭女士为化名)

(原标题:吵归吵,别拿中国说事)

你没办法看护孩子时会选择雇佣保姆照顾孩子吗?近日,贵州一男童在保姆陪伴在外面玩耍时突遭意外脸上有两个分别为3cm和6cm长的伤口两个伤口缝了100多针妈妈心都碎了当事妈妈莫女士接受采访时,由于家里孩子很小,又有一个需要照顾的老人,自己平时做生意根本无法照顾家里。于是,去年12月份,莫女士通过中介找了一个保姆,在家照顾老人和小孩,每月给保姆6500元工资。图为莫女士的儿子雇佣期间,保姆做事勤勤恳恳,把老人和小孩都照顾得很好,一直到今年4月份,意外发生了。孩子脸上有个6厘米长的伤口事发当天,保姆带着孩子下楼去玩,男童在玩的过程中骑车顺着坡道滑了下去,撞到小区门上,发出一声闷响。紧接着,孩子大哭起来,保姆发现后跑去查看伤势,之后抱着孩子跑回家中。图为小区监控画面保姆跟莫女士说的是自己一直跟在孩子后面,孩子摔下去的时候没有拉住。莫女士事后查看监控发现,保姆一直在跟小区的一位阿姨聊天,孩子出意外的过程中,保姆一直没有看过孩子一眼,直到听到孩子的哭声。保姆一直在跟小区的一位阿姨聊天事情发生后,莫女士带着孩子去医院进行了处理,前前后后花了一万五千多。期间,保姆一直在家照顾老人。五月底,莫女士辞退了保姆,并且扣除了对方两个月工资。受伤男童撞到的小区大门莫女士认为,孩子受伤,保姆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介公司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莫女士方的诉求就是家政公司给5000元的赔偿和补贴,阿姨给5000元的赔偿和补贴。然而,莫女士与中介公司和保姆就赔偿问题,却一直无法达成一致,家政公司与保姆相互推诿。当着记者的面,莫女士拨通了中介公司贵州金卓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的电话。中介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事件是保姆的个人行为造成的,公司也是存在管理上的问题。至于赔偿,公司最多能赔偿三千元。随后,莫女士也给保姆打了电话,但对方一直没有接听。莫女士表示,她会等中介公司带着保姆来和她协商处理此事,如果协商不成,她将走司法途径。网友评论光脚过雪地:确实给孩子的一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话说今事:100多针啊,心疼孩子!话说回来:有条件的还是自家人带孩子靠谱些!默默大夜猫:为什么常说带小孩很累,因为真的不能分心,否则太可能出现意外……水年华V:什么赔1万?这么大的疤至少要他赔20万。墨白云朵:100多针啊!父母心痛死了!而且肯定会留疤,我女儿缝了四针都留疤了!依然050505:这要是门开着,滑到马路上,后果更可怕了!是毛豆不是四季豆:保姆经常带孩子时跟人聊天或者刷手机。相关案例幼童在家受伤保姆和家政公司被告上法庭如果在照顾过程中,保姆因疏忽导致孩子受伤,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此前就有相关案例,法院判了→自2021年女儿小美出生以来,王某夫妻便长期因女儿无人照料而发愁。2023年3月,经某家政公司介绍,王某与罗阿姨、家政公司共同签订了《家政服务合同》,聘请罗阿姨为家务保姆,专门照顾尚不满三岁的小美。根据合同约定,家政公司应对罗阿姨相关技能进行审查、培训,确保罗阿姨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否则应承担包括更换服务人员在内的义务。某天,罗阿姨在在客厅做辅食时,并未注意到小美借着学步车走到了辅食机电线旁边,导致小美在脱离罗阿姨视线范围后拉扯电线,辅食机中热液倾倒而出致小美被烫伤。后小美被父母送往医院治疗。同年7月,在各方就赔偿问题协商无果后,小美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罗阿姨及家政公司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费用共计10万余元。庭审上,公司辩称,作为中介方,公司仅仅为双方提供家政人员信息,是否聘请由小美家人自己决定,公司对于雇主或其亲属身体损害结果不应承担责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罗阿姨作为专职照顾婴儿的保姆,未能注意到小美身处危险当中,理应承担赔偿责任。而被告家政公司作为中介方,负有培训、审核保姆技能水平的义务,亦负有部分责任。据此,法院最终判决,小美因烫伤遭受的损害合计9万余元,由罗阿姨与家政公司按照6:4的比例分别承担赔偿责任。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无独有偶,河南安阳殷都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小明(2岁)的家人通过美丽家政公司(以上均为化名)聘用程某为住家育婴师程某在独自照顾小明过程中,因疏忽大意,导致小明摔倒,下巴处严重受伤。因伤口较深,需进一步做除瘢痕治疗,双方就赔偿协商未果,小明的父母代小明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000元,庭审中美丽家政公司未到庭。殷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明家人与程某经美丽家政公司介绍认识,并签订《家政服务合同》,双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程某从事育婴工作刚满半年,没有育婴师资格,也未尽到合同约定的看护义务,造成小明摔下楼梯受伤,应承担90%的责任。美丽家政公司收取小明家人500元介绍费,在介绍育婴师程某时有诱导性言论,对程某的从业经验也介绍不实,应承担10%的责任。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来源新闻晨报 陆靖珺综合百姓关注、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集大成律师事务所、网友评论(来源:新闻晨报)

2022年6月,朱女士花费近1000万元,购买了浦东新区金鼎首府一套130平米的“样板房”,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软装费,以为交房时可以“拎包入住”。她没想到,金鼎首府交房时和她“开了个玩笑”,软装交付清单一共有14套家具,均未提供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朱女士使用相关电商平台识图功能发现,14套家具加起来就值2万多元。与朱女士一样,另外几位购买“样板房”的业主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他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业主:为买“样板房”支付117万元软装费2022年6月,朱女士通过摇号选房,购买了一套浦东新区金鼎首府130平米的房子,有些特殊的是,这套房子被定义为“样板房”。所谓“样板房”,是开发商金桥集团特别推出了10套房子,在精装交付的基础上,另外添置一系列软装家具,让业主可以“拎包入住”,这10套房子的面积从90至160平米不等,需要另外缴纳81至144万元的软装费用。“我们摇号靠后,轮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楼层的房源了,咬咬牙才买的这个‘样板房’。”朱女士直言,早在房源公示阶段,所有业主都注意到了这10套特殊的房子,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些“样板房”性价比不高。但是,考虑到金鼎首府是金桥集团在上海开发建设的第一个楼盘,应该会为了好口碑而保质保量。图为涉事小区金鼎首府特别推出了10套“样板房”考虑再三,朱女士最终花费近1000万元买下房子,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算作“样板房”的软装费。“签合同的时候,‘样板房’买家都是在另外一个小房间签的,里面的条约很不公平。”朱女士说,合同里对于软装家具的质量没有任何保证,还规定业主不能以家具有损耗、污渍、磨损等理由拒绝收房。尽管如此,朱女士和其他9户“样板房”业主仍然选择了签订合同,相信金桥集团应该会保质保量。傻眼:花117万元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经过不到2年的等待,今年年初,金鼎首府小区交房,当朱女士和其他“样板房”业主走进新房一看,顿时傻了眼。“所有的家具,品牌、质量证书、保修单统统没有。”朱女士说,这些家具一看就很简陋,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等均不见踪影。朱女士家的一张床,连床板都是翘起来的,用手按下去还会发出“哐哐”的声音,还有斗柜抽屉的缝隙,要么宽度不均,要么没有对齐。朱女士提供的一份《软装交付清单》显示,她家总共有14套家具,包含3张床、2个沙发、1个餐桌,以及多个床头柜、电视柜、椅子等。根据相关电商平台的识图功能,朱女士拍下自己家的各个家具,搜寻相同的商品,结果令她大吃一惊:其中,最贵的斗柜价值约4878元,沙发价值约3280元,其余的床和柜子价值一两千块,床头柜和茶几价值几百块,朱女士算了一下,她家所有家具加起来,也就2万多元。“我花117万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这不是冤大头吗?”朱女士说,其余几户“样板房”业主也上网查询比对了自己家的家具,无一例外,不管是多付81万元购买的90平米“样板房”,还是多付144万元购买的160平米“样板房”,家具总价都没有超过3万元。诉求:希望开发商提供发票并退还差价近日,周到帮办记者来到浦东新区轲桥路101弄金鼎首府小区,见到了另外两户“样板房”业主。吴女士家一张床的床板上写着“金桥退”三个字吴女士购买的是160平米的房子,额外支付了144万元“软装费”。吴女士说,她家交房时,其中一张床是坏的,床板上还写着“金桥退”三个字,“这种需要退货的家具也拿给我们,吃相实在太难看。”另一位业主张先生表示,他专门查询过相关资料,由上海市住建委等部门颁布的《关于开展2018年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规定“未按备案价格销售商品住房(含附属地下车库),或者以电商费、装修费、捆绑搭售理财产品或者附带条件等限定方式,变相实行价外加价,侵害购房人合法权利”,属于“商品房销售违法违规行为”之一。“我认为,根据该《通知》的规定,金桥集团明显属于捆绑搭售、变相加价。”张先生说,拿到这些“三无产品”的家具后,想转售处理也很难。图为房子里的家具作为对比,金鼎首府普通的精装房配置了近20多种电器、橱柜等物品,全都提供了生产厂家质量保证书,唯独这些“样板房”里的家具没有生产厂家的质量保证书。最让“样板房”业主难以接受的是,《软装合同里》第15条写明:凡由本补充协议引起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一致同意由该房屋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开发商从不出面,我们怎么友好协商?”朱女士直言,如今她已经打算起诉开发商,希望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几位“样板房”业主告诉记者,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开发商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律师:提供“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近日,记者致电金鼎首府销售人员,表示希望采访开发商相关人员,对方回复会向公司汇报这个情况,但是截至发稿,记者并未收到任何回复。记者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记者致电金桥集团总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对接媒体的部门,除非记者报出具体公司人员的姓名,否则无法转接电话。金鼎首府小区内景那么,金鼎首府提供的“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周到帮办记者采访了上海创同律师事务所的孙磊律师。针对朱女士几位业主碰到的情况,孙磊律师认为,要判断开发商是否存在欺诈嫌疑,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如果合同有具体的承诺,或是对于“样板房”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存在,那么开发商可能有欺诈的嫌疑。但是,如果合同里没有比较细致的承诺,像家具品牌、单价等约定,那么就难以构成欺诈。其次,如果消费者的诉求是解除合同,需要先行判定消费者是否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孙磊律师提醒道,消费者在购买大宗商品前,一定要注意保存合同,明晰卖方的服务承诺等证据,一旦走到司法诉讼阶段,消费者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都会很高。来源 | 新闻晨报周到APP记者 陈泉来源:新闻晨报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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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21 11: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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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臣家有神医妻》

    罗某珍和鲜大爷居住在四川南充市南部县王家镇乡下,两女一子都已成家,在外居住生活。儿女们曾经接了二老到城里方便照顾,但他们待不了几天就坚持要回去——他们在村里种了四亩田地,养了鸡鸭,生活自给自足,觉得这样的生活才踏实。这片稻田,就是夫妻俩一起播种的,今年收成不错,预计能收一千多斤。但这一次,罗某珍再也无法享受丰收的喜悦……1割稻葬礼已过去好几天,鲜大爷仍不愿相信老伴已经离世。这位86岁的老人,身高1米6左右,头发花白,指甲缝里嵌着泥垢,握手时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指关节处的硬茧,这是长期干农活留下的烙印。妻子罗某珍比他小3岁,勤劳本分,比他心细,家里大小事都是妻子拿主意。但在几天前,这个家拿主意的人走了。“那天,她要是听话去看医生就好了,她都是为了我啊……”9月9日,坐在凳子上的鲜大爷突然低下头,用手捂住双眼,屋里随后传出断断续续的抽泣声……9月2日,一个平常的日子。凌晨5时,鲜大爷和妻子罗某珍起床煮了稀饭,这是当地常见的早餐。吃饭时,妻子说自己有些头疼,他不放心,让妻子等会儿去看医生,不要跟其下田割稻。但妻子觉得只是小毛病,吃过饭就拿上镰刀背着背篓跟他一起下田。这块稻田,鲜大爷和妻子已连续收割了两天,再劳作一上午,就可以收完了。他后来想,妻子那天肯定是担心自己一个人割稻太累太慢,才坚持要一起下田的。▲收割后的稻田 王超摄今年鲜大爷家的稻子收成不错,预计有一千多斤。鲜大爷说,春耕时没下雨,稻田距河远抽水不便,错过了插秧时节,好在后来落了一场雨,他跟妻子拿上钉耙花了两天平整稻田,赶着撒下3斤多稻种。这样直接将谷种随意撒进稻田,对于种庄稼几十年的鲜大爷夫妇来说,也是第一次。好在,这些种子努力地发芽、生长,终于变成黄澄澄的稻穗。鲜大爷和妻子只需割下稻穗,背回家用机器脱粒就好了。9月2日上午,年过八旬的夫妻俩一直在稻田忙碌。上午9时,南部县气象部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8℃以上,提醒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和露天作业。今年以来,当地已发布多次高温预警。“从来没见过哪一年像今年这样热。”鲜大爷说,割稻这几天,他和妻子每日凌晨5时起床,吃完早饭就下田,一般劳作到上午11时才回家。那天上午割稻时,罗某珍又嘀咕说自己头有些疼,鲜大爷催她去看医生,但她并没停下手里的镰刀。11时许,鲜大爷让妻子先回家,剩下的稻子自己一个人割就行了。罗某珍看了看自家田里所剩不多的稻子,同意先回家。随后,她走上田埂,背上背篓,离开了稻田……2死亡妻子走后半小时,鲜大爷也回家了,只剩最后一点稻谷没收割。然而,回到家,他却没看到妻子。妻子左眼早年失明,右眼视力也不好,平时不用手机。他呼喊妻子的名字没回应,又出去找了一圈,还是不见人。鲜大爷慌了,给远在成都的儿子鲜伟(化名)打电话,儿子闻讯往家里赶。鲜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老家的监控能确定母亲当天没回家,邻居家的监控显示母亲离开稻田后,走向了跟回家相反的方向。在回家路上,鲜伟报了警。当天下午,村干部通过广播号召村民帮忙寻人,但一直找到晚上毫无进展。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村民们心中闪现出不祥的预感:会不会溺水了?村外就是西河……9月3日,接到求助的南部县红十字会救援大队带着装备进村,除了在岸上寻找,还重点沿河搜救,但一无所获。▲救援人员在河里搜救 救援队供图直到9月4日早晨,家属和搜救人员在村里一处荆棘丛生的山林里发现了罗某珍,她倒在荒草丛中已经去世,现场还遗留着她的背篓。这里,距她的家有三四百米远。鲜伟说,这里本来有条小路,但很多年没人走了,现在杂草齐腰,不走近看,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人。搜救人员和村民分析,罗某珍失踪那天应该是中暑了,而且情况严重,加上她视力不好,迷迷糊糊中走错了方向,最后晕倒在山林里不幸去世。鲜大爷至今后悔不已,那天如果自己不继续割稻,而是跟着妻子一起回家,妻子就不会出事。3留守鲜大爷的家,位于村庄的一个山弯里,周围还有几户人家。平时只有三对夫妇留在这里生活,最年轻的是鲜大爷的侄媳,但她今年也已70岁,三户人家都种着庄稼。土地,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比生命还珍贵的东西,有了土地才能种出更多粮食,养活一家人。鲜大爷和妻子从未外出务工,就靠着土地养育了两女一子,供他们读书、长大,然后各自成家。鲜伟说,母亲虽患眼疾,但热爱劳动,心思细密,家里很多事情都是母亲拿主意。此前,他们曾尝试将父母接到成都生活方便照顾,但父母待了几天就坚持要回老家。作为子女,他们只能顺从老人心愿。他们带父母去做过体检,没什么大的问题,就连常见的“三高”也没有,这让他们对父母回老家生活也多了一份安心。“我想我妈心细,两个人在老家互相照应,种点蔬菜就当锻炼身体。”鲜伟说,没想到父母回到老家还是坚持种了很多庄稼。提到母亲的意外离世,鲜伟感到很内疚,“他们(父母)总想着给儿女减轻负担,作为子女,我们是不孝的。”但鲜大爷说,儿子、儿媳和女儿,对他和妻子都很孝顺,几个孩子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和妻子平时身体情况都还可以,打理着家里的四亩田地,种蔬菜、花生、玉米、红薯,也种稻谷、油菜。此外,家里还养了鸡鸭。“每天都有活儿等着干。”鲜大爷说,农忙自不必说,农闲时也要时不时去地里看看庄稼,锄草施肥,忙完回家还要给鸡鸭添食喂水。晚上,罗某珍因视力不好,夫妻俩很少出门散步,也不看电视,早早就上床休息,等待新一天的到来。这样的乡村生活,虽然单调重复,但鲜大爷和妻子都觉得踏实。4这一代人罗某珍的离世,在村里没有引起太大讨论。村里人不多,留下来的也基本是老人,死亡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一名村干部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老人都七八十岁了,村民会根据自身情况种些粮食庄稼,对于那些无人耕种的撂荒地,村委会便统一耕种管理。走在村里,房屋“关门闭户”很常见,一些屋前院落甚至长满荒草。但撂荒地很少,成片稻田在收割后留下或高或低的谷桩。61岁的老杜花了5天终于收割完父母种的一亩多稻谷。老杜家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二,在新疆做生意30多年。因年近90岁的父亲身体不好,83岁母亲身体也大不如前。兄弟几人商量后决定轮流回家照顾父母,以便遇到突发情况可及时送父母就医。老杜说,去年有一次父亲突发疾病,自己远在新疆,只能打电话托老家一个朋友开车送父亲去医院。他的母亲在一旁抱怨,自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但她每年都要种些水稻、花生和玉米,现在每到庄稼收割就发愁,不知该怎么收回家。好在今年老杜在家,帮忙将粮食收回了家。他算了笔账,今年收割一千多斤谷子,按每斤1.4元计算,除开成本就1000多元,这也就是自己两三天的收入。他的母亲觉得账不能这么算,自己在家种点粮食喂些鸡鸭,总能给孩子减轻些负担。她和老伴曾被儿子接到新疆生活,但待了两个月就坚持要回家,“不习惯,我就想回老家喝点红薯稀饭。”同在一个村生活,老杜的母亲也为勤劳本分的罗某珍意外离世感到惋惜,“她怎么就没走回家呢?”母亲就这样走了,鲜伟有些伤感地说,在农村生活的父母这代人总想着为儿女减轻负担,平时很少关心自己的健康,小病小痛总想着忍一忍就好了。比起来,他们对地里庄稼的长势这些农事更关心,也更心中有数。儿女们担心父亲鲜大爷接受不了这突来的打击,商量后决定接他进城生活。鲜大爷这次同意了儿女的建议,进城前,他卖掉了家里的鸡鸭,还跟儿子一起,去把地里已成熟的花生收了回来。▲收割后的稻田 王超摄坐在屋里,他抬头就能看到百米开外的那块稻田,走路就三四分钟,他想不通妻子那天怎么就没走回来。他多想重回那一天,他会搁下手里的镰刀,跟妻子一道回家。他又重复着说:“那天,她要是听话去看医生就好了。”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编辑郭宇 责编 魏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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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超级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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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漫之道门修士》

    哈里斯戴着大珍珠耳环当地时间9月11日,卡玛拉·哈里斯出现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参加“9·11事件”的纪念活动。这位现年59岁的女副总统佩当天的造型,看上去还是挺端庄优雅的,无论是发型还是衣着,乃至佩戴的首饰都很得体。很多人注意到,当天哈里斯佩戴的珍珠耳环,和她此前一天晚间在费城与唐纳德·特朗普辩论时所佩戴的耳环是一样的,而正是这对耳环,让哈里斯陷入了争议之中……哈里斯在辩论场上这就是哈里斯在辩论场上的样子,造型和在纽约的差不太多,只不过当时穿的是一件白色衬衫。尽管哈里斯自决定参选以来,就几乎没有接受过记者们的随机采访,但在辩论会上的表现却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当然在共和党方面看来,这是因为哈里斯得到了两位ABC主持人的帮助。从大多数的评论看,哈里斯是应该赢得了这场辩论的,当然最终总统选举的结果会如何,目前仍难判断。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在辩论结束后,各种评论声音蜂拥而至,而其中有一条针对哈里斯的“阴谋论”,格外引人关注。“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其实是隐形耳机,”有人给出了这样的判断,进而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据称有这样的一种名为”NOVA H1”的音频耳环,每对的售价为625美元,它能够“将珍珠内部的声音直接投射到耳道中”。“这些耳环采用了嵌入真珍珠的最新技术,可全天候为您提供音乐、电话和数字助理,”商家在介绍中这样说道。不过另有消息称,这种耳环其实根本没有投放到市场,不过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一些人参与了“众筹”,但并没有收到产品。但即便如此,在帖子被发布后事态迅速发酵,尽管有人持怀疑的态度,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政客们就是这样做的。顺便说一句,她很糟糕,而且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她不需要任何帮助!如果她戴了耳机,那就更糟糕了,她得到了帮助,但仍然输了。”不过这样的“阴谋论”其实已经不新鲜了,在2020年和2016年的选举周期中,社交媒体上都流传着类似的理论,声称拜登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在与特朗普的辩论中都戴着隐形耳机。哈里斯的珍珠耳环细节图就连向来力挺特朗普的一些美国报纸,在“耳机阴谋论”出现后也是较为公正地站在了哈里斯的一边。他们称耳环其实来自蒂芙尼,哈里斯已经不是第一次佩戴了,而且蒂芙尼的珠宝中从未包含过电子产品。特朗普与哈里斯握手估计现年78岁的特朗普本人也不太相信哈里斯用耳环作弊,所以他没有参与到这场“闹剧”中,不过他倒也给出了另一种对哈里斯不利的观点,那就是在他看来,副总统已经提前知道了辩论的内容。“他们搞了一场作弊节目,甚至找了一个可能知道答案的人,”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与朋友们》的采访时这样说道,“我是说,说实话,我看了她的谈话,然后我说,‘你知道,她似乎对这些问题非常熟悉。’”不得不说,相较于怀疑耳环是隐形耳机,特朗普的这个观点,还算是靠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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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灰女配重修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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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家的日常生活》

    商务部称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权益,图为商务部 资料图问:当地时间9月10日,加拿大财政部宣布对自华进口的电池及其部件、半导体、太阳能产品和关键矿产拟采取加征附加税的限制措施启动为期30天的公众咨询。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回应?答:中方注意到加方发布相关文件。在出台对华电动汽车等限制措施仅半个月后,加方再次罔顾事实,跟随个别国家,威胁对华采取单边打压措施,严重阻碍中加两国企业开展正常经贸合作,严重冲击中加经贸关系,严重破坏全球经济体系和经贸规则,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加方此举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中方坚决反对。中方敦促加方尊重事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不要一错再错。中方将密切关注加方后续动向,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相关新闻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 中方回应8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提问,加拿大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发言人已就此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林剑强调,加方此举无视客观事实、罔顾世贸规则、违背历史潮流,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做法,不仅破坏了中加的经贸关系,损害了加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也无助于加绿色转型的进程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他指出,补贴补不出产业竞争力,保护主义保护的是落后、失去的是未来。中国电动汽车产业依靠持续的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快速发展,这是比较优势和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林剑表示,中方敦促加方尊重客观事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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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求我刷副本》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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