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被男人捅app|「春の熊くらい好きだよ」

“我明白党纪法规要求，也经常看到有些干部因为在拆迁中搞腐败被查处，最开始我都是直接拒绝。”9月12日“廉洁四川”发布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原四级调研员赵桂香的贪腐案例赵桂香女，汉族，1964年9月生，四川成都人，1982年5月参加工作，200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社区发展办负责人、金花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四级调研员。2023年4月，赵桂香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成都市武侯区纪委纪律审查。2023年7月，赵桂香因涉嫌严重违法，接受成都市武侯区监委监察调查。2023年10月，赵桂香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贪污、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4年4月，赵桂香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征地拆迁，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事关城市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征地拆迁资金密集、资源集中，一个项目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亿元，成了少数投机者眼中的“香饽饽”“唐僧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禁而未绝。赵桂香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原本再等几个月，我就要正式退休了，可以全身心回归到家庭中，可以给家人准备丰盛的饭菜，可以帮女儿带带孩子，可以和朋友们出去旅游，这些最平常的事，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我愧对培养和信任我的组织，愧对自己的家人……”今年4月，站在审判席上的赵桂香几度哽咽、泪流不止，令现场旁听庭审的数十名金花桥街道办事处党员干部深感触动。人未退休，心已脱缰“每次走到街上，看到那些漂亮的小区、热闹的商场、整齐的园区，我都感觉特别自豪，这些都有我的努力在里面。”自1995年起，赵桂香就在金花桥街道办事处从事拆迁工作，是该地旧貌换新颜的重要贡献者和见证者。上个世纪，位于成都西南方向的金花桥街道，还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低矮杂乱的民房中，夹杂着众多“小、散、乱、污”的作坊式小工厂，机器轰鸣、汽车喧嚣、人声嘈杂，充满了乡村“重金属”风格。1998年，武侯区政府下定决心让城中村“改头换面”，斥巨资将老厂拆迁、外移或集中管理，修路架桥、改电通水、兴建民居……经过20多年不断努力，曾经破败不堪的城中村，如今已经成为热闹繁华的产业园、美丽宜居的幸福地。征地拆迁是金花桥街道高速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不少居民有故土情结，抵触情绪很大。我都是拿着征迁方案和档案资料‘笑脸上门’，还吃了不少‘闭门羹’。”赵桂香干拆迁不怕苦、不怕累，可谓尽心尽力、干劲十足。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办事处在工作中，赵桂香也面临过不少考验。“有的拆迁户找到我，提出给我‘好处费’，让我在测量房屋尺寸上‘松一点’，帮他们多填些拆迁面积；有的并不符合拆迁要求，也想将他们自己的房屋纳入拆迁范围。我明白党纪法规要求，也经常看到有些干部因为在拆迁中搞腐败被查处，最开始我都是直接拒绝。”行百里者半九十。一个人廉洁一次、两次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到清正廉洁。2019年，时年55岁的赵桂香被提拔为副处级调研员，对其本人来讲，本是一件好事，但她却滋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原本的工作热情逐渐消退，纪律意识随之放松。“再往上升迁机会不大，很快就要退休了，也就没必要那么拼、那么紧。”人未退休，心已脱缰。2020年2月，罗某等人主动拉拢赵桂香，提出共同购买一个废旧厂房（属于赵桂香负责拆迁的区域），谋划着“赚取”拆迁补偿款。赵桂香深知，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当别人找到我时，我就想过几年等我退休，这事便无人察觉了，何不趁此机会捞点‘退休金’。”由于该废旧厂房面积较大，需要大量资金才能购买下来。赵桂香将东拼西凑的购房款200万元倾囊而出，与罗某等人共同买下了这个废旧厂房。手握百万“资产”却过着“低配”生活“她知道政策，手里又有实权，拉她入伙肯定有好处！”在罗某等人眼中，找赵桂香合伙购买废旧厂房，主要目的就在于赵桂香能提前了解拆迁政策，可以在违规搭建、征地拆迁中帮他们“便宜行事”，以获取丰厚“利润”。为让废旧厂房顺利获得拆迁，赵桂香一不做二不休，将尚未公布的拆迁政策文件提前转发给罗某等人。紧接着不到一个月时间，赵桂香和罗某等人花费80万元，便新增搭建了7300平米违规建筑。很快，赵桂香等人投资的厂房面临拆迁，她暗自窃喜，又开始密谋下一步计划。拆迁工作中，入户调查是一个重要环节，拆迁房屋面积有多少，性质及附属物是什么，都需要通过入户调查予以确认，这也是核定最终补偿资金的关键。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赵桂香。在利益的驱使下，赵桂香明目张胆利用手中职权，通过“打招呼”等方式，让测绘人员在认定厂房拆迁面积、结构、补偿标准等方面大开尺度。随后，赵桂香在拆迁补偿协议书上签字确认，顺利将抢建的违规建筑物面积全部纳入拆迁补偿范围。赵桂香自建自拆一笔“赚得”210万 资料图2021年6月，该笔拆迁补偿款发放到位，扣除购买、维护成本后，赵桂香“赚得”210万元。“拿到钱后，心里还是很慌张，每天都感到特别不安，担心自己的问题被发现。”为了掩盖自己的腐败问题，赵桂香还精心伪装自己，故意立起了低调的人设。“平时不追求大鱼大肉，也不爱奢侈品、不去国外旅游，过着‘低配’生活，但这样子‘伪装’心太累！”贪欲膨胀，难以自拔然而，这种小心翼翼的生活并未维持多久。一段时间后，赵桂香察觉此事无人过问，胆子渐渐变大，手越伸越长。她盘算着，“要抓住一切机会，赶在退休前多捞点养老钱。”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难以关上。2021年7月，黄某找到了赵桂香，希望能帮忙提高自家房屋拆迁赔付标准，并许诺事后给予感谢费。面对送上门的“好事”，赵桂香立刻答应下来。在她的操作下，黄某很快获得了拆迁补偿款，并将10万元送给了赵桂香。有了这次“成功”经验，赵桂香如法炮制，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在加快拆迁进度、审核拆迁资料、提高拆迁赔付标准等方面为他人提供便利，事后获得相应“好处费”。野蛮生长的贪念，让赵桂香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2023年4月，武侯区纪委监委收到关于赵桂香的问题线索，随即成立调查组，对此问题线索展开深入调查。经查，赵桂香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骗取公共财物816万余元，非法收受“好处费”20万元。“仅仅3年时间，前面30多年的努力通通白费，因为自己的贪心，到头来只是一场空。如今，苦果只能我自己吃，可我又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家人，面对自己曾经的同事，面对自己的朋友。”赵桂香大梦初醒，但悔之晚矣。来源丨四川观察、廉洁四川

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 见习记者 陈奕桐】据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等媒体报道，英国国家审计署1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大量军援物资和装备“本要报废或被更换”。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称，俄罗斯于2022年2月向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一些国家向乌提供军事援助。由于乌克兰的盟友就应向乌方提供军援的规模和类型存在争议，西方援助进程“时断时续”，导致前线乌军士兵在不同时期面临武器短缺的困境。《金融时报》援引上述报告称，在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一事上，英国国防部“优先考虑本要报废或被更换”的物资和装备，因为其被认为能“直接给乌方带来军事价值”，而将其运送到基辅“能减少浪费或与处理这些物资和装备有关的成本”。报道举例称，英国于2022年3月向乌克兰提供了约17000双“接近限用日期”的军靴，如果不出售，这些军靴会“被运往垃圾填埋场”；英国2023年向乌方所提供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账面价值为1700万英镑，而上世纪90年代末的最初采购价为4700万英镑。报道称，英国一名国防官员称：“战争考验我们的库存，但对我们来说，清理旧装备以及用新装备进行替换是件好事。”英国国家审计署负责人加雷斯·戴维斯 资料图片 图源：外媒《金融时报》称，英国国家审计署负责人加雷斯·戴维斯称，“在对未来援助进行规划时，国防部必须继续在英国战略利益与维持英国自身军事能力之间进行平衡。”“这包括确保英国军队拥有适当的装备库存和接受充分训练。” 戴维斯称。延伸阅读：普京态度突然变了普京的态度突然变了。要知道，不久前乌克兰军队攻入库尔斯克地区，普京勃然大怒，下令：绝对不和乌克兰谈判，将敌人彻底赶出俄罗斯。用普京的话说，“这些人有什么好谈判的？”言犹在耳，普京却变了。9月5日，在东方经济论坛问答环节，普京表态：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普京在第九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言他的原话是：“我们准备好与他们谈判了吗？我们从未拒绝这样做，但不是基于一些转瞬即逝的要求，而是基于在伊斯坦布尔达成一致并实际签了字的那些文件。”敌人还在境内，原来暴跳如雷的普京，同意谈判了。当然，谈判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从2022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土耳其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按照俄罗斯的说法，当时在伊斯坦布尔，俄乌几乎就所有内容达成了共识，还进行了小签。普京说：“我们设法达成了一份协议，这才是重点。乌克兰代表团团长的签字证明了这一点。签字这件事意味着乌克兰方面对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是满意的。”普京还说：“这份协议之所以没有生效，只是因为他们收到了不要这样做的命令，因为美国、欧洲（一些欧洲国家）的精英们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按照普京的说法，俄乌谈判达成后，“（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先生去了，并下达了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指示。众所周知，英国当局并不否认这一点。”英国肯定不是好的斡旋者，美国也自然不是，那接下来的和谈，哪个国家合格呢？普京的答案：中国、巴西和印度。按照普京的说法，中国、巴西、印度都是“诚实的调解人”，“我们彼此相互信任有信心”，这些国家可以充当调解人并发挥重要作用。最后，怎么看？几点粗浅看法吧。第一，普京在展示姿态。毕竟，冲突爆发至今，俄罗斯态度，至少有一点很明确：我们愿意谈。当然，谈判是有条件的，乌克兰彻底放弃加入北约，乌承认俄军占领的东部四州为俄罗斯所有。乌克兰当然不愿意，泽连斯基态度更是很坚决：只要普京在台上，坚决不与俄罗斯谈判。泽连斯基此前曾放话，只要普京在台上，坚决不与俄罗斯谈判虽然有前提条件，但一方表态可以谈，一方表态不能谈，对普京来说，这就是一种成功的谋略。所以，乌军进攻库尔斯克地区，普京短暂大怒之后，很快又回到了老路线：来来来，我们可以谈。但得按我们的条件谈。第二，普京更有谋算。毕竟，打仗打了两年多，双方都蒙受重大损失，乌克兰反攻有心无力，俄罗斯也没实力一举灭掉乌克兰。谈判，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普京更认为，中国、巴西和印度作为调解人更可靠，也是在对冲西方对乌克兰一边倒的支持。从目前状况看，普京对和谈有所松口；泽连斯基也暗示，下次乌克兰和会，俄罗斯也可以参加。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双方在战场上厮杀得你死我活，但离和谈确实也越来越近。图为在前线作战的士兵 资料图第三，和谈更不会平坦。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谈得顺利，前线稍微缓解；谈得不顺利，前线只能拼命打。事实上，乌军突然攻入俄罗斯境内，现在更试图守住库尔斯克的前线阵地，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围魏救赵，缓解俄军对乌东地区的攻势；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在为和谈寻找筹码，俄占领乌克兰土地，乌军手里也有俄罗斯地盘……现在，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当然，即便看到了黎明，也不排除乌云又压顶。和谈需要智慧，需要谋略，更需要勇敢的妥协。当然，谈判更离不开一点：战场上得不到的，你就别指望在谈判桌上能得到。

（原标题：李海涛被“双开”、张祖林被开除党籍）

近日，一批落马中管干部受处分的结果密集公布。继昨日宣布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公职，刘跃进、李勇被开除党籍后，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海涛被“双开”，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被开除党籍的消息。李海涛：处心积虑对抗审查图为李海涛资料图，他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公开资料显示，李海涛出生于1963年9月，黑龙江巴彦人，一直在本省工作，曾任黑龙江省经贸委、省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佳木斯市委副书记、市长，大兴安岭地委书记等职，2011年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2013年12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2014年初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16年，他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兼任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一职（至2017年6月卸任）。2022年1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同年5月，他不再担任省委常委职务。2023年9月，李海涛官宣被查。经查，李海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搞迷信活动，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接受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出入私人会所；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人事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安排下属单位报销、支付个人费用，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利益；贪婪无度，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开发、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海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海涛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张祖林：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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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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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上海政法学院一名学生在微信上提取了一笔5万元零钱。在这一过程中，共被收取了50元左右的手续费。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其对提现费如此高昂立刻产生了质疑。在线上咨询腾讯客服后，得到的回答是“平衡银行侧交易成本。”因此在免费提前额度使用完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图为微信提现界面的提示（资料图/图文无关）该学生此后与其他法学生组成团队，花大量时间查阅包括腾讯近年来的财报在内的相关资料，并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该案于今年8月末开庭，据作为本案代理人之一的华东政法大学研一新生杨昊斌介绍，他在一审后又经过十几次修改，目前已将庭后意见写完并成功提交法院，并等待审判结果。他表示，即使这场官司败诉，也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被告，天下苦微信提现费久已。新闻晨报·周到记者联系到作为团队成员之一的上海政法学院大四学生吴祖祎，听她讲述了更多案件细节。随后我们也联系到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的陈善勇律师，专攻金融领域的陈律师表示，微信收取提现费本身并非不合理现象，加之腾讯主场作战历史败诉率极低，因此该案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但不管胜败，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并将引起各方重视。”微信方没有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吴祖祎向我们介绍，其团队成员的微信里此前有一笔5万元的资金流入。今年5月，该成员决定将钱取出，“第一次转了500元，没收手续费。第二次把剩余的都取了，一下子收了将近50元。”而这名团队成员在开通微信零钱之时并未在服务协议中找到提现手续费字样，但提现之时却发现需要支付手续费。她在咨询了微信官方后获知，根据规定同一个身份证名下的所有账户终身享受累计1000元的免费体现额度。一旦使用完这个额度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服务费。单笔服务费如小于0.1元，按照0.1元收取。例：零钱提现1000元，需要支付1元服务费。吴祖祎和当时还在上海政法学院读大四的杨昊斌以及同样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的席蕊璇、秦浩宁还有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潘灵青建立了一个五人团队，决定对此事进行深挖。8月底，团队中的三人自费前往深圳参与庭审。组团状告微信的法学生们陈律师表示，这一案件涉及到微信提现收费问题是否合理，而关键就需要看双方是否签订过相关的服务合同。“虽然用户不可能与腾讯平台签订纸面合同，但是用户注册使用过程中的电子合同基本不会少。”他说，“从监管层面上看，需了解收费有没有违反监管机关的相关规定。只要微信提现手续费收费没违反监管机关的规定，那么收取手续费无可厚非的。”“微信支付手续费的收取与银行的收取标准有关，因为前期微信支付需要承担了所有转账成本，故而在提现时收取手续费成本。这种模式在第三方支付行业内普遍存在。不同平台会根据自身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决定收取多少手续费。所以从法律层面讲，微信收取手续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原告方提出的主张，是微信方面没有尽到合理提示的义务。经过事后查询发现，微信是从2016年3月1日起针对提现功能收取手续费的，当时在官网进行了一个公告（含新协议）。“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份公告，还有更新后的条款，发现有些格式条款没有尽到相应的提示义务。因为公告里把收取手续费这部分内容藏得很深，1.1万字的公告里一半以上的字全都进行了加粗，因此其实没有起到辅助阅读的作用，因为加粗的字太多了，重点依旧不突出；此外，关于手续费细节的规定也没有直接写在里面，而是需要点击打开一个超链接。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尽到重要条款的相应提示义务。”吴祖祎称，“另外一点，它没有给大家一个退出机制。假如有人在公告登出前已经往微信里存了一大笔钱，但又没细看公告或者根本不知道公告的话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杨昊斌本人也在小红书上发帖记录了他们的这次起诉，该贴很快就登上热搜第一，底下超过1万+条评论清一色都在吐槽微信的做法。网友“ufiyyh”在杨昊斌的帖子下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在微信手续费上遇到的糟心事：“爸妈在农村卖菜，大半年收入2万元，（提现时）微信手续费就要20元。一斤菜的利润就5毛，20元手续费就等于少卖了40斤菜。担心爸妈心疼手续费，我都是让他们转给我，然后我折现给他们。可我一个人微信也用不上这么多钱，只能慢慢兑换提现额度，一年也兑换不了一万块。但如果爸妈的微信里放几万块我更加担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懂操作，另一方面是怕他们被人骗了或者丢失这笔钱心理扛不住。”图为法院的出庭通知书这触及了本案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微信客服称收取手续费是为了平衡银行交易成本，但怎么能确定微信没有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吴祖祎介绍，他们经过了一个粗略的估算，结论是手续费定价过高。“因为有些数据其实涉及到商业机密，所以我们就只能根据网上公开的信息进行估算，”她说，“我们现在也希望对方拿出证据，他们既然说自己是为了弥补成本，那我们就希望他们证明自己怎么弥补成本。”陈律师也向记者解释，“因腾讯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非上市公司，并无财报可以查看。”“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方式，获取年度流水，从而推算出利润率是否过高。在财付通利润率明显暴利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法院酌定减少手续费用。”但让大家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并未能得到精确的内部数据。吴祖祎告诉我们，大家现在正在等待最终的判决结果，“我们觉得微信收取提现费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把这次诉讼进行到底。就算不能赢，我们也希望让各方面都能重视起这个问题，从而提醒微信正视广大用户的声音。”微信提现费对商户影响更大陈律师认为，相比个人用户，微信收取提现费对于商户的影响其实更大。如果可以通过这次诉讼引起各方重视，那么诉讼本身就达到了它的目的，而它的意义无疑也将是深远的。“目前财付通主要是提现收取费用，也就是说不提现、钱一直放在账户中是不收取费用的。针对个人用户来说，我可以选择仅用微信支付不提现。但针对于商户而言，微信收款却处在两难境界。不用微信收款明显影响生意，腾讯支付平台正看中这一点，所以将商户提现与个人提现区别对待（商户的提现费率更高）。”“这种区别对待方式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运作规律，损害了广大经营者和微信支付服务使用者的合法利益。”他希望看到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可以制定相关文件明确提现手续费最高比率，切实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曾发布过《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我们期待针对财付通提现额监管部门也能出一份类似文件，规范提现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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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赢了吗？美国怎么办？）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