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汛期，在天然河湖水域游玩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在亲水的同时避免风险？
来自防汛调度管理组组长的提醒
6月21日上午，在位于北京市北护城河的松林闸管理站下游约200米的河道里，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北环管理所防汛调度管理组组长朱子良身着救生衣、手持安全绳，下水试验不同流量和流速下水流对人体的冲击力。
身高1.83米、体重超过200斤的朱子良起初还能在水中自由行走，可随着松林节制闸开闸放水，电波流速仪实时监测到河道中的水流速度从0.2米/秒逐渐增加到1.6米/秒，他很快就被水流冲击得完全无法控制身体。
“刚才到流量最大时，我在水中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站立。对于我这么大体重并且会游泳的人来说，心理上会恐惧，身体会出 现胸闷，被水的不可抗力往下冲。”朱子良说，如果当时没有安全绳保护，加上河道里有一些淤泥、石子、水生植物的干扰，情况是比较危急的。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开闸后水流流量形成流速需要一定时间，但这短短的时间差恰恰是隐患所在。
“当我感觉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来不及再做一些应急反应，只能靠试验安全绳来控制身体平衡。”朱子良说。
北环管理所所长侯燕峰表示，近期天气炎热，亲水的市民也多了起来，管理所对河道加密了巡查和维护频次，还设置了救生设施，进一步保障亲水市民的安全。
安全隐患还存在于桨板、皮划艇等水上运动中。在八一湖，朱子良作为初学者，体验了玩桨板落水和自救的过程。
相对于大灾大难，民间救援队面对更多的是这种日常救援任务，同样面临高昂的救援成本。张成林给记者算过一笔账，以经常出现的驴友失联救援为例，会用到绳索、探照灯、消耗挂片、车修壁虎等工具，这些工具都是消耗品，都要定期更换。有些搜救会用一天时间，10多名队员的车辆油费、伙食费、通讯费等花费至少在2000元以上，而这些钱都是队员们自己掏腰包。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王毅强调，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争取早日达成行之有效、富有实质意义、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国际法的地区规则。我们相信，中国和东盟国家完全有能力、有智慧维护好南海的和平稳定，建设好我们的共同家园。
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所知，厅级官员中，也有多人涉及高利转贷问题。如江西省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高利转贷违规获利650余万元，广东省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叶胜坤、辽宁省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思福等落马官员的通报中，也提到涉嫌高利转贷犯罪。
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甚至监守自盗，自己亲自出手做起了高利转贷的生意。曾任云南省富滇银行副行长的孔彩梅，被通报虽然拿着上百万的年薪，却不知足，整天琢磨怎样钱生钱、利滚利。在审批贷款过程中，她了解到多位私营企业主资金短缺，于是滋生了放高利贷的念头。孔彩梅把自己筹来的资金进行高息借贷，“白天当银行行长，晚上作钱庄庄主”。经查，孔彩梅涉嫌贪污、受贿、高利转贷等多项违法犯罪行为，违纪违法所得共计3180余万元。
据了解，民间救援队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社会爱心人士和企业的捐赠，陆玖坦言，天龙救援队的资金大部分来自社会捐赠，平时的募捐效果并不理想，“没有灾情时，社会大众很少关注民间救援队。”
郑佳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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