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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本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路透社9月12日独家报道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Thomas Greenfield)将于当地时间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报道指出,此举出台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的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格林菲尔德将有关计划描述为美国总统拜登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她对路透社表示,希望这一宣布推动有关议程“向前发展”,“以便我们能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实现安理会改革。”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发言,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中、俄、美、英、法)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权实施制裁和武器禁运,并授权使用武力。5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非程序性事项表决时各自拥有否决权,即所谓的“一票否决权”。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按照地区进行分配,其中非洲和亚洲国家5个,东欧国家1个,拉美国家2个,西欧和其他国家2个。 值得一提的是,格林菲尔德对路透社表示,华盛顿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外。 目前有3个非洲国家拥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分别是加蓬、加纳和莫桑比克。“问题在于,这些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无法让非洲国家充分发挥它们的知识和声音,为安理会的工作做出贡献……无法让非洲国家持续应对影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非洲人民的挑战。”格林菲尔德称。 她还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因为这些国家 “在一系列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尤其是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上,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支持这一安理会改革。他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讲话,联合国网站 但是,任何安理会成员的变动都要通过修改《联合国宪章》来实现,报道称,这需要三分之二会员国的批准和认可,而安理会目前的五个否决权也发挥着作用。 路透社指出,十多年来,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 格林菲尔德表示,她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扩容的决议进行投票。 报道指出,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印度、日本、德国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也希望获得这一席位。但多年来的改革谈判收效甚微,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的支持是否能推动相关行动。 在2022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均提到“安理会扩容”问题。拜登当时表示:“美国支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这包括我们长期支持的国家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在联大发表讲话时称,德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请求支持德国的候选资格,“德国准备好了”。除了德国之外,拜登当年5月访问日本时,也曾公开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曾在2020年表示,巴西和印度应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拉夫罗夫2023年8月谈及联合国改革问题时,曾表示德国和日本“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为这会加剧不公正,且德日两国是“美国意志的忠实执行者”。 对于安理会改革问题,在2022年11月的第77届联大会议期间,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曾表示,安理会要有效履职,全面改革势在必行。这是所有会员国的共同期盼。 张军称,中方对改革有三点期待:首先,安理会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安理会改革要体现公平正义,应优先考虑代表性不足地区的关切;第三,安理会改革应与其他治理机制改革协调推进。 “安理会的决策事关战争与和平,关乎集体安全机制的未来。安理会改革应有助于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加强真正的多边主义,增强安理会权威和效率,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改革不能只满足个别国家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入常’的私利。”张军强调。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大皖新闻消息,北京时间10日晚间,世预赛18强赛第二轮国足主场迎战沙特,在开场16分钟就1比0领先且多一人的情况下,国足最终惨遭沙特逆转,1比2输掉了比赛,遭遇18强赛两连败。赛后,主教练伊万科维奇成为众矢之的,现场球迷高喊下课,新闻发布会上媒体问其是否选择辞职,官媒人民日报也写道,“中国队痛失好局,主帅难辞其咎。”赛后,球迷纷纷去前国足主帅@高洪波2010年发布的唯一一条微博下留言,呼唤高洪波重新出山。截至目前,高洪波那条微博下的留言评论,已突破3.8万条。高洪波唯一一条微博下的评论已近4万条记者注意到,高洪波的微博认证还是“中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高洪波”,2010年加入微博后,发且仅发了一条微博。在这条微博下,很多球迷留言请高指导重新出山,“队危,速归!”多位球迷留言请高指导重新出山当然,评论区也并非只有一种声音,也有部分球迷留言表示,高洪波教练的执教风格颇为“固执”,且其第二次执教国足的世预赛战绩也并不理想,“高洪波怎么下课的忘记了吗?”此外,还有球迷劝高洪波千万别趟浑水……也有网友劝高洪波千万别趟浑水高洪波教练被球迷普遍认为是过去近15年内所执教过中国国家队效果最好的国产主教练,中国足坛名宿范志毅也曾点评“小高(高洪波)带的蛮好的”肯定其执教水平,高洪波任内国足曾踢出过诸如东亚四强赛3-0大胜韩国,热身赛1-0力克法国队等等经典比赛。高洪波(左)现任北京市足协技术总监 图据北京市足协国足近10年换过9任主帅根据统计,近10年中国男足已经更换过多达9任主教练。在国足近10年的这9任主帅中,任期最长(825天)以及率队参加比赛最多(30场)的是里皮(一期),任期最短(49天)成绩最差(2场0分)的则是卡纳瓦罗,率队成绩最好(6场场均2.17分)的则是里皮(二期)。中国男足近10年9任主帅及带队成绩如下:伊万科维奇,任期199天至今,6场1胜2平3负,场均0.83分亚历山大·扬科维奇,任期384天,18场5胜5平8负,场均1.11分李霄鹏,任期117天,4场0胜1平3负,场均0.25分李铁,任期763天,13场6胜2平5负,场均1.54分里皮(二期),任期174天,6场4胜1平1负,场均2.17分卡纳瓦罗,任期49天,2场2负,场均0分里皮(一期),任期825天,30场11胜8平11负,场均1.37分高洪波,任期251天,8场3胜1平4负,场均1.25分佩兰,任期680天,26场11胜10平5负,场均1.65分伊万科维奇“继任者”已浮出水面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在是否换帅的问题上,中国足协一直持审慎态度。一方面,国足即便遭遇两连败,但仍有8轮未战,换言之,伊万到目前并不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完成阶段带队任务”的问题。另一方面,换帅牵扯的各类问题错综复杂,足协除了需要与现教练团队处理合同问题外,能否在短期内物色到适宜的接替人选也存疑问。9月10日,中国队赛后离场 图据新华社北京青年报称,从目前形式来看,中国足协已经到了非换帅不可的地步。除了舆论和球迷的压力,国足当下士气的低落也是不能忽视的事实。数据显示,国足在伊万麾下参加了6场比赛,战绩为1胜2平3负,而从36强赛末轮客战韩国队至今,3连败已经让球队内部对伊万的用兵产生一定的质疑。如果主教练不被广泛信任,那么不仅更衣室会失控,比赛中球队技战术执行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而这才是中国足协最为担忧的。综合各类因素来看,中国足协更有可能在现役国字号男足梯队主帅中,选择一人“火线”接手国足。2005年龄段U19国足塞尔维亚籍主帅久尔杰维奇、2003年龄段U21国足西班牙籍主帅安东尼奥都是相对适合的候选人。北京青年报称,伊万科维奇于11日下午返京,随后将与中国足协进行工作沟通。足协是否决定换帅,或者选择怎样的新帅,答案很快会水落石出。延伸阅读“伊万下课”上热搜,媒体:被足协解雇将获赔9个月薪水主教练伊万科维奇在赛场上某种程度来说,这场1比2被沙特队逆转的比赛,比五天前0比7惨败于日本更让人难以接受,中日两国足球整体实力巨大差距的面前,第一场比赛的结果无非是多输了几个球。但本场比赛国足完全有机会赢球,至少是拿分,球员拼命了,很多球员都拼到了受伤退场;对手也犯错了,3分钟时间内先后送上一个乌龙和一张红牌。近乎90分钟多一人的情况下,国足最终被沙特队用两个角球逆转比赛。这个责任,只能而且必须是主教练伊万科维奇来承担。球员谢场过程中,呐喊了90分钟的球迷还在高喊“伊万下课”!而在微博热搜榜上,“伊万下课”长时间位列其中。留下诸多问号的克罗地亚人,却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拒绝辞职,“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来回答。”国足输球的责任必须由主教练伊万科维奇来承担两场比赛丢了三个角球本场比赛两个丢球,都来自对手的角球,这是国足两场比赛所丢的第三个角球,五天前中日之战开场12分钟,日本队角球打出挡拆配合,远藤航在巨大空位处完成头球破门。如果更细节一点,打日本和本场比赛第一个丢球,都是近门柱没有站人而远门柱站人,虽然曼奇尼赛后发布会并不承认角球战术是有过演练,但明眼人都能看明白,国足在角球防守过程中的巨大失误。“近门柱本来是安排李磊站的,对方角球战术是比较传统的方式,我们出现了漏洞,导致了丢球。”伊万赛后给出的回应来看,他是的确知道对手角球得分能力很强,但球队就是防不住。大连集训期间,就有媒体报道,伊万战术训练的重点是攻守转换和定位球攻防,而在打完日本回到大连后,球员在训练前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定位球是球队训练重点。那么问题来了,定位球防守难道是练了寂寞?谢文能无法支持才被换下迟迟不换人,临场指挥存在问题本场比赛更大的争议来自换人,中场休息王上源换下蒋光太,比赛第70分钟张玉宁换下武磊后,国足此后在第87分钟才用黄政宇换下谢文能,这三个换人都完全是被动的——蒋光太上半场倒地铲球过程中看上去受伤了,武磊连续冲刺体能大幅度下降,谢文能也是拼抢中倒地受伤。在比赛75至80分钟这个阶段,因为长时间少一人作战,沙特队体能出现明显下滑,国足已经开始连续围攻对手,与此同时费南多和拜合拉木明显体能下降,但伊万始终没有在这个时候进行换人,而曼奇尼在比赛第81分钟连换三人,沙特最终站稳脚跟,随后利用第90分钟的角球完成绝杀。而在沙特队进球后,伊万才想起换上阿兰和林良铭,但此时留给中国队只剩下最后4分钟时间,最终回天无力,中国队惨遭逆转。对于不换人这个问题,伊万的回答和外界的观感南辕北辙,他认为费南多表现出色,助攻了第一个进球,而谢文能和拜合拉木还有体能,能够完成技战术要求。实际上,费南多和拜合拉木在体能和效率上的下降,是肉眼可见的。70岁的主帅,临场指挥经验应该是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最值钱的,但伊万带队6场比赛,客场打新加坡莫名其妙摆出505阵型被对手扳平比分,本场比赛迟迟不换人,强项完全变成短板,让人难以理解。伊万本场比赛迟迟不换人让人难以理解习惯性甩锅,不愿承担自己的责任本场比赛关于角球防守丢球,伊万的回答留给外界甩锅的嫌疑,他表示近门柱是安排李磊站位的。话外之音,是李磊没有执行战术,导致第一个角球丢球。执教国足5场比赛,外界认为伊万的一些做法存在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意思。比如第一场比赛2比0领先新加坡的情况下被对手追平,伊万选择更换主力门将,之后就一直使用王大雷顶替颜骏凌首发,传递出颜骏凌应该为两个丢球负责的信号。36强赛第五轮主场1比1打平泰国的比赛,国足第20分钟被素巴楚头球破门,伊万在28分钟就用拜合拉木换下高天意,高天意没有紧跟后插上的素巴楚的确是丢球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全部,蒋光太同样让对手过于轻松传中。换下高天意,意味着将丢球责任全部指向球员,事实上整个上半场泰国至少有三次必进球机会,这难道不是伊万自己体系出了问题?就在和泰国队关键比赛赛前,伊万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执教生涯在中国难度最大,因为中国足球没有明确清晰的足球体系。这话听着没毛病,但问题是,一场生死大战前主帅抛出这样言论的目的又是为何?言下之意,打不进18强赛都是中国足球本身问题,不是我的责任。伊万在场边高举双手看不出任何技战术的风格扬科维奇刷新职业化以来亚洲杯最差成绩后,中国足协选择了同样在亚洲杯带领阿曼小组出局的伊万。对于伊万来说,接手国足客观来说,有点时间紧、任务重。从3月至今已经过去半年,伊万也带队打了整整6场比赛。抛开1胜2平3负的成绩,克罗地亚人带给国足的技战术风格,犹如雾里看花,让人完全看不明白。6个对手可以细分,前两场打传统意义的弱队新加坡,国足以我为主,伊万采用4-3-1-2菱形中场体系。第三场生死战主场踢泰国,总体来说现在泰国和国足处在同一水准,伊万坚持的体系面对同级别对手就完全不奏效,若非运气帮忙,上半场就会被打花,最终1-1的平局也把国足逼上绝境,险些最终无缘18强赛。之后三场打韩国、日本、沙特,这是传统意义的强队,伊万两个客场采取稳守的策略没有问题,但最终场面呈现的结果是,守不住,更没有进攻。主场打沙特想拼进攻,哪怕人数处在优势的情况下,国足也没有控球优势,还因为两个定位球防守由胜转败。球队不但没有技战术风格,用人也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边路攻击手韦世豪在伊万的体系中始终打前腰,边路球员谢文能在中泰之战的关键时候替补打后腰,拜合拉木也在这场比赛打靠右的后腰,这都完全不是球员所擅长的位置。对阵日本的比赛,高准翼替补出场打后腰,同样是球员极其陌生的位置……伊万言下之意是自己不会选择辞职发布会为何拒绝辞职对阵沙特比赛赛后新闻发布会有点名场面的意思。资深媒体人孙雷一口气连续提问伊万:“为什么连续两场比赛角球丢球”“为什么体能下降比较严重的费南多坚持到了最后”“为什么用黄政宇对位换下谢文能”“你是不是会在这场比赛后选择下课”……很显然,下课是现场很多媒体人心中共同的想法,不少人现场都用鼓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伊万没有回避问题,但他表示,“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回答。”言下之意,自己不会选择辞职,当然,中国足协可以主动选择解雇他。此前中国足协方面表示,和伊万科维奇签订的是阶段式合同。也就是说,在打进18强赛后,伊万的合同已经自动延续到小组赛结束(明年6月),如果现在中国足协解雇伊万,将赔付其9个月左右的薪水。从金钱角度来说,伊万拒绝辞职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从来不主动承担责任的态度,无疑是令人失望的。最近两场比赛后,伊万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为比赛结果负责。哪怕在6日从东京返回大连当天训练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致歉,伊万也是表示,球队需要为0比7向球迷致歉。至于其个人问题,从来没有说过。国足上下还能一条心吗?但愿吧。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原标题:辛巴3倍赔付三只羊消费者 网友晒收款)

近日,一批落马中管干部受处分的结果密集公布。继昨日宣布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公职,刘跃进、李勇被开除党籍后,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海涛被“双开”,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被开除党籍的消息。李海涛:处心积虑对抗审查图为李海涛资料图,他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公开资料显示,李海涛出生于1963年9月,黑龙江巴彦人,一直在本省工作,曾任黑龙江省经贸委、省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佳木斯市委副书记、市长,大兴安岭地委书记等职,2011年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2013年12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2014年初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16年,他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兼任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一职(至2017年6月卸任)。2022年1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同年5月,他不再担任省委常委职务。2023年9月,李海涛官宣被查。经查,李海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搞迷信活动,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接受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出入私人会所;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人事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安排下属单位报销、支付个人费用,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利益;贪婪无度,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开发、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海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海涛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张祖林: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

(原标题:9月10日,中国和拉美干了一件大事)

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贵州纪检系统正厅级“内鬼”陈罡今日获刑7年。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通报,9月12日,黔南州中院一审公开宣判贵州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原组长陈罡受贿、洗钱、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对被告人陈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陈罡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陈罡非法持有的5支枪支及732枚弹药,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陈罡(中)受审公开资料显示,陈罡出生于1964年8月,贵州沿河人,土家族,曾任遵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等职,2017年任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省工商局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19年任贵州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23年8月,陈罡官宣被查。2024年1月,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陈罡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钱款;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放贷获利;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今天的庭审中,法庭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23年,被告人陈罡利用担任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人员在案件处理、混凝土生产资质办理、消防手续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2万余元;2020年4月至2022年5月,陈罡为掩饰、隐瞒50万元受贿款的来源、性质,虚构向他人借、还款的转账事实,伪造借贷关系,转移受贿资金;陈罡还违反枪支、弹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罡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洗钱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应依法惩处。陈罡受贿数额巨大,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鉴于陈罡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事实,认罪悔罪,且退缴全部受贿赃款,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延伸阅读敛财5.5亿的公安厅长被指"胆子大":情妇家被搜出1亿多现金在被查一年多之后,“老虎”王大伟受审。2023年10月19日,湖北省襄阳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辽宁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受贿一案。据检方指控,他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另外,他还曾收受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孟冰等给予的财物。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他也是今年以来受审以及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搞假结婚欺骗组织王大伟1964年4月出生,曾在国家经贸委办公厅、中国联通公司、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任职。其间,他挂职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王大伟被控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图为其讲话画面 资料图挂职结束后,王大伟留在哈尔滨市工作,历任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2009年8月,王大伟调往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厅长。2013年3月,他跨省出任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次月他同时担任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2017年2月升任副省长。直到2022年3月1日落马,王大伟执掌辽宁省公安厅9年。2022年9月,王大伟被双开。纪委通报指出,王大伟为掩盖“裸官”问题,搞假结婚欺骗组织。这在落马“老虎”通报中尚属首次。此外,他还被通报大肆卖官鬻爵,严重破坏任职地区和系统的选人用人制度和政治生态;生活腐化,道德败坏;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徇私枉法践踏纪法底线,贪婪无度。2021年以来,辽宁省公安厅已经有3任厅长落马。2021年1月25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文喜(2002年5月至2011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落马。2021年8月23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主动投案。今年1月,李文喜受贿案一审宣判。2006年至2021年,李文喜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4亿余元,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李文喜受访视频截图去年8月,薛恒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审开庭。检察院指控,2005年至2021年,薛恒直接或者通过亲属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5亿余元。2019年,薛恒离职后,利用其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他人请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6.3万元。在情妇住所搜到超亿元现金在王大伟被查之后,有关他的案件细节被媒体披露。有媒体称,外界认为,王大伟被认为是落马的几个辽宁省公安厅厅长中,胆子最大的一个。此前,《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当地政法系统盛传,王大伟涉案金额超过李文喜,其被查后,办案人员在其沈阳市一位情妇住所处搜出的现金就超过1亿元。此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办案人员在王大伟妹妹的一个住处,搜出数以亿计的人民币,“王大伟主要的钱都藏在齐齐哈尔”。据检方指控:2008年至2022年,被告人王大伟利用担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王大伟当庭认罪悔罪从检方指控来看,王大伟是进入政法系统之后开始堕落的,他敛财的第一个岗位是“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辽宁忠旺集团和下属孟冰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第一,他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他是今年受审、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第二,根据检方指控,他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公开资料显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忠旺的下属公司。据《证券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国忠旺实控人是刘忠田,贴有“亚洲铝王”标签。在王大伟被查之前,2021年10月15日,中国忠旺收到下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因重大亏损、运营困难,下属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出现严重经营困难,经多方努力,已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当前问题。中国忠旺发布内幕消息2022年9月,中国忠旺公告称,公司接获通知,相关中国债权人已于2022年8月30日,针对公司附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等共计14家公司,向法院提交破产重整申请。今年4月6日晚,中国忠旺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香港联交所宣布,由2023年4月13日上午9时起,该公司的上市地位将被予以取消。另外,王大伟还曾为下属孟冰提供帮助。孟冰,男,汉族,1973年9月出生,今年50岁,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王大伟的“70后”下属孟冰孟冰长期在辽宁省公安厅工作。2013年,王大伟从黑龙江调任辽宁担任公安厅一把手时,孟冰是辽宁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副厅级)。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孟冰任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之后他重回省公安厅,出任公安厅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2018年10月,孟冰出任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兼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次年11月,他任省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正厅长级)。2021年5月,在王大伟被查前一年,孟冰调离辽宁省委政法委,出任辽宁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2022年6月16日,在王大伟被查3个月后,孟冰落马。孟冰的双开通报提到,他“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政治攀附,并在组织核查时掩盖攀附问题,花费巨资跑官买官”“为谋求职务提拔调整,向领导干部赠送钱款”。孟冰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官网截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第三,王大伟曾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此前“老虎”受审时,官方的报道表述多为“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XX万余元”,王大伟案件则明确列出了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此前,8月4日,“正部级”老虎、十三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主任沈德咏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法院审理查明,沈德咏收取现金、黄金制品、车辆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56万余元。更早一些,2019年5月,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张化为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化为被认定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金条、玉石、珠宝首饰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284.93万余元。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中新社记者:据报道,李强总理已结束对沙特的访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此访相关情况?毛宁:应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于9月10日至11日对沙特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李强总理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共同主持召开中国—沙特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同沙特工商界代表进行座谈。李强总理表示,中方把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中国外交全局特别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愿同沙方坚定相互支持、相互成就,坚定把彼此发展看作重要机遇,进一步发挥高委会机制作用,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双方要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规模,鼓励本国企业赴对方国家投资兴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要办好“2025中沙文化年”活动,推进人文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李强总理鼓励两国企业家把握大势,展现作为,希望沙特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更加坚定地在中国投资兴业。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做好外资企业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扎根中国、赢在中国。在沙特期间,李强总理还会见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表示中方愿同海合会通过中海战略对话等机制加强政策协调,支持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实现持久睦邻友好。海方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等地区问题上坚持公正立场,支持中东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多位非洲领导人将中非合作誉为南南合作的典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峰会上表示,中非伙伴关系是全球南南合作的主要支柱。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如何看待南南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推动南南合作?毛宁: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南方”的当然一员。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峰会上就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提出了六大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认同,这对引领“全球南方”加快实现现代化、推动世界现代化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始终是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中坚力量。我们已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150多个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同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组织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合作,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实施了150多个项目。在南南合作中,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始终真心诚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我们将继续以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繁荣。图为媒体记者提问韩联社记者:9月8日至9日,中国驻朝鲜使馆冯春台临时代办出席了朝鲜国庆76周年庆祝活动。请问王亚军大使是已离任还是目前不在朝鲜?毛宁:据我了解,王亚军大使正在国内休假。韩联社记者:朝鲜今天向韩国东海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此次发射是否与中国和俄罗斯在东海海域和鄂霍次克海举行的联合军演有关?朝鲜此前连续五天向南发射“垃圾气球”,随后又发射了弹道导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关于第二个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始终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支持有关方面通过对话改善关系。法新社记者:据报道,韩国足球运动员孙准浩本周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赛。但他否认了任何不当行为,称他的供述是被迫的,并且他和他的家人受到了中国警方的威胁。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方是否已通知国际足联关于孙准浩禁赛的事宜?毛宁:今年3月,中国司法机关对韩国公民孙准浩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作出公开宣判。孙准浩认罪认罚,当庭悔过,表示不上诉。中国是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各项合法权益。关于你提到的禁赛等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澎湃新闻记者: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发布《2024世界贸易报告》,重申贸易对于减少贫困和共同繁荣的重要性,指出保护主义加剧可能会让缩小贫富差距的进程倒退30年。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保护主义既不高效,也不划算,更多更好的贸易才能让更多民众和地区融入全球经济的主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我也注意到世贸组织这份报告。报告还指出,保护主义日益加剧,将损害所有经济体的增长前景,贫困和经济边缘化的国家将遭受最沉重的打击。中国是开放贸易的重要贡献者。我们一贯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致力于通过贸易促进全球发展,缩小南北差距。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包括贸易繁荣伙伴行动在内的十大伙伴行动,宣布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保护主义没有前途。世界的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同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安排,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务实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交通和物流条件,提升参与国际贸易的水平和能力。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昨天中国与菲律宾就南海问题举行了坦诚的高级别会谈,中方能否提供更具体的信息,双方在会谈中达成了哪些共识,讨论了哪些问题?毛宁:昨天中菲在北京举行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团长会晤。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我没有更多信息可以提供。《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结束前的记者会上表示,正在重新考虑在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税问题上的立场,并呼吁欧盟全体成员国和欧委会都重新考虑立场,强调欧中之间不应发生贸易战,而应该达成妥协,寻求解决方案。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桑切斯首相所谈体现了理性客观的思考,中方表示赞赏。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符合中欧共同利益,双方携手合作、共迎挑战,将惠及双方企业和消费者,助力中欧乃至全球绿色转型。中方始终秉持最大诚意,积极寻求符合世贸规则、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希望欧盟方面更多倾听理性客观意见,充分认识中欧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互补优势和合作潜力,展现灵活与诚意,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妥处经贸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法新社记者: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今天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叙述了今年太平洋岛国论坛网络遭受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渗透后,澳大利亚政府派遣专家组赴斐济向论坛提供协助的情况。中方是否了解情况,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同时也注意到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并没有将此次黑客攻击与中国相关联。类似出于政治目的炮制的虚假信息已经出现了多次,旨在挑拨地区国家与中方的关系。我想强调的是,南太不是哪个国家的后院,希望有关方面充分尊重南太国家平衡发展与各方关系的权利。彭博社记者: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商务部通知国内电动汽车企业,不应向他国出口中国电动汽车技术或在印度投资,在土耳其投资设厂前应通报中国工信部和驻土使馆。一直以来,中方批评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阻碍芯片技术销往中国,那么中方为何阻碍或控制电动汽车技术出口至印度、土耳其等地?毛宁:这个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王毅外长正在出席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会议。与会期间,王毅外长与他国一些外长、代表举行会见。王毅外长是否将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会见?毛宁:关于王毅主任出席金砖国家安代会期间举行的双边会见,我们会适时发布消息,请你保持关注。图为女记者提问

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基金经理的一举一动不仅决定着基金的投资策略,也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和市场情绪。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经理祁禾近期的操作和言论矛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照片系易方达基金经理祁禾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也揭示了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上的一些不透明问题。祁禾曾以抗压能力稳定著称祁禾作为资深基金经理,拥有超过14年的投资管理经验。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华泰联合证券,后来加入博时基金,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研究经验。自2017年起,祁禾开始掌管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并逐步在新能源、制造业等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投资眼光。在他管理期间,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曾因其卓越的表现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爆发的2020年至2021年。图1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A单位净值走势祁禾的投资风格一直以来以稳健和前瞻性著称,尤其擅长在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布局。凭借对行业趋势的敏锐洞察,他在多次市场波动中表现出了稳定的抗压能力。然而,随着2023年开始,新能源板块的高波动性和市场调整,祁禾的操作策略也开始出现变化。一边公开看好基金投资方向一边悄然赎回个人份额尽管祁禾多次公开表态看好新能源行业,并且在2024年中期报告中表示“在市场预期低点加大了对光伏、储能、电力等优质企业的研究和配置”,但根据基金定期报告,祁禾本人在2024年上半年却悄然赎回了一部分个人持有的基金份额:相对于2023年底,祁禾个人持有的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份额从超过100万份下降至50万至100万份。表1易方达从业人员持有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基金份额总量区间情况这一现象无疑让市场备感困惑。祁禾在投资策略报告中依然保持乐观,尤其是对新能源行业的长期增长潜力表现出了极高的信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悄然减持。这种言论与操作的不一致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应,许多投资者质疑基金经理是否真的看好未来市场,还是仅仅是借助乐观言论维持市场信心以掩盖减持行为。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中的隐患基金经理自购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向市场传递信心的标志,尤其是在市场波动较大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然而,一些基金经理在自购之后选择悄然赎回,形成了“高调买入、低调赎回”的操作。这种操作虽然在行业内较为常见,但对投资者而言却充满了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祁禾的操作模式就与此类似。根据2024年上半年的基金报告,虽然他多次在报告中强调对新能源行业的乐观看法,但他的减持操作让市场对他真实的市场态度产生了疑虑。事实上,这种操作在朱雀基金等其他基金公司也曾发生,基金公司在市场高点进行自购,随后悄然赎回的操作不仅误导了投资者,也损害了市场的透明度。祁禾在2021年期间曾因成功布局新能源板块而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光伏、储能等行业的高成长性带动了基金的强劲表现。然而,随着2023年市场对新能源行业的调整,该基金的表现开始波动。根据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历年报告显示,2023年上半年基金的收益率表现并不理想,与市场整体走势同步下滑。2024年上半年,祁禾虽然表达了对新能源行业继续持乐观态度,并加仓光伏和储能板块,但整体仓位管理趋于谨慎。尤其是在市场调整期间,祁禾并未像以往那样大幅加仓,反而通过减持操作来降低风险。从操作的角度来看,这显示了祁禾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的保守策略。祁禾的减持行为在市场中引发了广泛讨论。对于许多依赖基金经理言论进行决策的投资者来说,基金经理的减持行为无疑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波动较大的背景下,祁禾的减持让许多投资者担心市场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调整。在2024年,新能源板块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尤其是光伏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和政策不确定性,市场对其未来的发展表现出了谨慎态度。祁禾虽然在公开言论中持续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好,但其操作策略却表明他对市场的短期波动保持警惕。投资者因此对祁禾的长期策略产生了怀疑。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需要更加透明祁禾的操作不仅揭示了基金经理在市场波动中的应对策略,也反映出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基金经理的持仓变化往往难以及时掌握,尤其是在定期报告之外,投资者难以获得基金经理的最新操作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容易受到误导,无法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此外,基金公司的自购和赎回操作也需要更加透明。虽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信心,但如果基金公司在自购后大幅赎回,却未进行及时披露,这将极大损害市场的公平性和投资者的利益。祁禾的减持行为让市场再次呼吁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进行改进,增加对基金经理操作的透明度。编辑 | 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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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异闻录》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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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执暴君的心尖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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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剑系统》

    商务部称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权益,图为商务部 资料图问:当地时间9月10日,加拿大财政部宣布对自华进口的电池及其部件、半导体、太阳能产品和关键矿产拟采取加征附加税的限制措施启动为期30天的公众咨询。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回应?答:中方注意到加方发布相关文件。在出台对华电动汽车等限制措施仅半个月后,加方再次罔顾事实,跟随个别国家,威胁对华采取单边打压措施,严重阻碍中加两国企业开展正常经贸合作,严重冲击中加经贸关系,严重破坏全球经济体系和经贸规则,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加方此举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中方坚决反对。中方敦促加方尊重事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不要一错再错。中方将密切关注加方后续动向,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相关新闻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 中方回应8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提问,加拿大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发言人已就此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林剑强调,加方此举无视客观事实、罔顾世贸规则、违背历史潮流,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做法,不仅破坏了中加的经贸关系,损害了加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也无助于加绿色转型的进程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他指出,补贴补不出产业竞争力,保护主义保护的是落后、失去的是未来。中国电动汽车产业依靠持续的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快速发展,这是比较优势和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林剑表示,中方敦促加方尊重客观事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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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胥引》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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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里红妆:明妧传》

    “他在杀害我妹妹前,曾搜索过冰柜藏尸案的新闻,在杀害我妹妹后,在网上买了冰柜、浴帘等,试图将我妹妹的尸体放进冰柜。上海杀妻欲藏尸冰柜案凶手被执行死刑,图为凶手据此前上海市民小丽(化名)告诉潇湘晨报记者,2022年3月2日早晨,她的妹妹小婷(化名)在家中被结婚7年的丈夫高某残忍杀害。高某因炒股欠下100余万高利贷,无力偿还,杀妻后,高某一边网购冰柜,一边以小婷的名义给家人发消息,并转走、套取小婷账户内的钱。更讽刺的是,用来藏尸的售价700元的冰柜,还是用小婷的花呗账户支付的。9月12日,小丽向潇湘晨报记者发来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显示:核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我已经将裁定书,拿到妹妹的墓前,给妹妹看了。”小丽告诉潇湘晨报记者,据了解,高某已经被执行死刑。而他至死都没有向她们表达过道歉或者忏悔。最高法核准上海杀妻欲藏尸冰柜案凶手死刑,图为裁定书裁定书显示,经复核确认,2015年1月,被告人高某与被害人小婷(殁年33岁)登记结婚。2016年,高某因炒股亏损,私自变卖名下房产偿还债务,此后向多家网贷机构及亲友借款炒股,共计负债人民币100余万元。小婷曾向亲友借款十余万元为高某偿还债务,双方多次因债务问题产生争执。2022年3月1日晚,高某在租房内再次因债务问题与小婷争吵,产生杀害小婷泄愤之念。次日8时许,双方继续争吵,高某遂从厨房拿一把水果刀,至卫生间连续捅刺小婷,致小婷因左颈动、静脉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之后,高某网购冰柜,欲藏匿小婷尸体未果。3月3日,高某自杀未果后报警,谎称其和小婷自杀。民警至现场后初步确认小婷系他杀,即将高某当场控制。图为凶手网购的冰柜最高法认为,被告人高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高某因负债及妻子抱怨即蓄谋杀人泄愤,手段残忍,情节、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高某虽打电话报警,但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故依法不构成自首。图为检方起诉书“我妹妹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一共将近40刀。”据潇湘晨报此前报道,小丽透露,妹妹小婷与高某是经朋友介绍相识,高某在作案前表现得非常正常,两人没有争吵过的样子。2022年2月27日夫妻二人还一起去逛街,2月28日,高某还特地来岳母家接妻子回家。小丽告诉记者,高某婚后沉迷炒。“他一个月工资7000多元,案发后我们看到,他的借贷记录就有70多行,每天都要还几千甚至几万元,他根本承担不起,而在他杀人当天,他刚好有一笔债务需要偿还。”小丽称,一审庭审现场,高某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妹妹在被杀害的过程中一共说了两句话,“你要想一想你的父母”、“我们十多年的感情,就换来这么一个结果么”,但并未唤醒高某的良知,也并没有阻止高某继续动手。“律师后来告诉我一个细节,妹妹被刺中动脉,躺在地上,还有力气,手还能缓缓抬起来时,他担心杀人一事被人发现,已经开始用水龙头冲洗血迹、清理现场了。他极其残忍。”小丽说道。(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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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败家子》

    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9月12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陈女士反映,她购买近三年的三星Galaxy S21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一道绿线,且只能自费换屏。但她发现,三星公司此前已经在印度市场对几款出现绿线的手机实行免费换屏政策,她认为遭到了品牌的“双标”对待。对此,三星电子售后客服表示,或是因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陈女士的手机已过保修期,只能付费修理。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绿线陈女士介绍,2021年12月,她花3789元网购了一部三星Galaxy S21手机,有全国联保。两年多来,手机一直正常使用。今年8月,在没有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着的绿线。手机中间出现了一条绿线(受访者供图)8月26日,陈女士与三星客服沟通,客服表示需要先确定有无人为损坏因素,可以寄回厂家检测维修。9月3日,陈女士又到一家三星线下维修中心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换屏,但可能要花费千元左右。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使用三星Galaxy S20、S21等系列的手机用户,也出现了和她相似的情况,且被告知需自费换屏。极目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及消费者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三星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问题,其向客服反映后,需要承担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维修费。社交平台有消费者反映相似问题国外同型号手机可免费换屏陈女士还发现,除中国市场外,三星上述型号的手机在印度市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三星在那些地方实行了免费更换屏幕政策。据媒体此前报道,三星印度公司曾宣布,将为存在绿屏问题的多款Galaxy系列智能手机提供一次性免费屏幕更换服务,其中,包括三星Galaxy S20系列、S21系列(不包括FE型号)、S22 Ultra、Note 20及Note 20 Ultra等型号。且即便设备已过保修期,只要是在购买后三年内的手机,都可以享受此次免费维修政策。不过,三星当时并未就绿屏问题的具体原因作出官方说明。陈女士说,出现这样普遍的问题,说明是机器本身有问题,所以应由三星公司负责,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后果。12日下午,三星电子售后客服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称,收到关于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投诉后,已将情况上报给了三星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需要对上述型号手机进行特殊处理的通知。陈女士所说的出现问题的机型,目前只能提供付费维修。“按照三包相关规定,2021年购买的机器也超过保修期了。”该客服表示,手机只有满足保修期内和机器性能故障两个条件,才能保修。对于陈女士所提到的印度市场手机出现问题可免费换屏一事,该客服人员表示:“可能是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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