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 郭婧婷 北京报道

　　证券从业人士利用内幕消息炒股稳赚不亏吗？答案是否定的。

　　近日，证监会官网披露两则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一则处罚书震惊金融圈，“投行老总”“内幕交易”“亏损50%本金”“反被监管巨额罚款”“禁入市场”这几个关键词组成了一个吸引眼球的故事。

　　另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一名券商工作人员曹某，借他人名义买卖股票，两年半亏损77万元，被证监会处以20万元罚款，合计“损失”近百万元。

　　近年来，证券行业中出现了一些违规行为，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信披违规等，除了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等，资本市场“守门人”亦沦陷其中，包括中介机构人员、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等也卷入内幕交易。

　　“券商投行参与内幕交易案的特点是信息优势明显、专业性强和影响范围广。券商投行人员在工作中能够接触到大量的未公开信息，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而且，券商投行人员通常具备专业的金融知识和投资经验，能够更加巧妙地运用各种交易策略和手段进行内幕交易。”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券商投行在资本市场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其参与内幕交易可能会对多个市场主体产生重大影响，如上市公司、投资者、市场信誉等。

　　“这些案例提醒我们，即使是在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仍有人试图通过非法手段牟取私利，但最终难逃法网。对于投资者而言，应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避免盲目跟风，选择正规渠道投资。”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投行员工违规炒股反巨亏

　　2020年2月17日，光大证券康某结合星星科技情况和融资规则，设计了相关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两天后，康某向赵某汇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情况，赵某指示康某进行重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2月22日，赵某参与了与该项目的视频会晤。3月15日，星星科技发布相关重大资产重组公告。

　　在利益的驱使下，赵某决定铤而走险，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股票交易，企图通过内幕交易谋取不正当利益。

　　2020年2月25日、28日，赵某使用“赵某江”证券账户合计买入星星科技160.16万股，成交金额1141.2万元。

　　然而，事与愿违，市场的变化超出了他的预期。2021年8月18日、19日，赵某累计卖出所持有星星科技全部160.16万股，成交金额609.6万元。经计算，上述交易亏损532.6万元。赵某的内幕交易行为不仅未能带来预期的收益，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证监会最终认定，星星科技发布的相关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在信息公开前属于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内幕信息。该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不晚于2020年2月22日，公开于2020年3月15日。赵某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知悉时间不晚于2020年2月22日。

　　因此，证监会根据《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对赵某处以400万元罚款。根据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对赵某处以60万元罚款。

　　根据相关法律，证监会对赵某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对于该事件，光大证券向媒体回应称，坚决支持证监会对公司前员工行政处罚的决定，将严格按照公司问责制度规定，对责任人严肃责任追究，并举一反三，进一步开展全面自查整改。

　　田利辉表示，这些案例提醒市场参与者，在经营主体的制度背景下，即使有信息优势，也不能保证交易一定成功；同时，任何企图通过非法手段获利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9月14日 ，因作为证券从业人员，曾存在买卖股票的行为，北京证监局发布关于对20人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

　　近年来，证券从业人员利用他人账户违规炒股的案例频出，证券从业人员炒股会带来哪些影响？

　　在田利辉看来，证券从业人员炒股，特别是违规操作，会对市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扰乱市场价格机制、破坏市场公平竞争、损害投资者利益等。此外，此类行为还会对金融机构的声誉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客户信任度下降，进而影响公司的业务发展。

　　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案处罚同比增长10%

　　2024年以来，证监会对涉嫌内幕交易的监管持续加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打击和预防内幕交易行为。

　　所谓内幕交易是指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买卖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证券的违法行为。

　　证监会官网发布的信息显示，上半年对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类案件共作出处罚45件，同比增长约10%，处罚责任主体85人（家）次，同比增长约37%，罚没金额约23亿余元，同比增长约9%。

　　不过，从近年来的监管处罚案例来看，内幕交易的惩罚对象多为上市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券商中介机构人员进行内幕交易的案例较少。

　　今年5月1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通报该院10年来依法审理的证券期货犯罪案件情况显示，近10年，该院及辖区法院审结证券期货犯罪案件209件，其中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案件22件，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41件。上海一中院副院长徐世亮表示，实施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部交易等，离不开资金、技术等黑灰产业的配合帮助，极易形成产业链。

　　2024年以来证监会处理的内幕交易案件呈现哪些特点？对此，余丰慧分析，2024年以来，证监会处理的内幕交易案件数量显著增加，特点表现为涉及面广、涉案金额大、手法隐蔽多样。特别是券商投行人员参与的内幕交易案，往往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未公开重要信息，进行非法交易。这类案件的特点在于信息获取渠道特殊，且通常涉及较为复杂的金融产品和交易结构，给调查和取证带来较大难度。

　　今年年初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首席检查官、稽查局局长李明表示，证监会将通过全方位监控、大数据碰撞、多渠道收集、智能化分析等多维技术手段构建“穿透式”线索筛查体系，对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进行精准识别、严厉打击。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证监会正在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识别和打击内幕交易行为。例如，他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监控和分析市场的交易数据，以发现异常交易行为和模式。同时，他们也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训练和开发更准确和高效的算法，以识别潜在的内幕交易行为。在实际案件中，这些技术已经被用于检测和追踪交易活动，以帮助监管机构确定违规行为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内幕交易对证券市场的公平性和效率有哪些影响？余丰慧关注到，内幕交易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降低了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使得中小投资者处于不利地位。近期，有关方面正考虑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保护投资者权益。比如，探讨引入集体诉讼机制，允许受害投资者联合起诉，共同追讨损失。

　　“内幕交易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损害了投资者利益，降低了市场效率。它会导致市场资源配置失衡，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至于法律改革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市场的复杂化，监管规则也会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挑战。”田利辉表示。

　　受访人士称，此案提醒广大投资者：投资须谨慎，不应轻信所谓的“内部消息”，而应基于公开透明的信息作出理性的投资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市场中稳健前行。

责任编辑：李桐

李美君（记者 陈雅惠）09月21日,�

李美君（记者 蔡士玮）09月21日,�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