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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阳光山县一位七旬农妇懈成凤,曾在2014年因耕种的农田被建设项目占用,和儿子一起阻拦街道办工作人员清理地表附着物的施工。当时,懈成凤将一位工作人员刺伤。八年后,懈成凤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光山县人民法院2023年10月26日作出的判决书,懈成凤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而曾一起阻拦施工的懈成凤之子吕兵则被免于逮捕和起诉。近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负责该案的检察官,其表示该案已上诉并正在二审审理中。记者还联系到当初负责该案的光山县公安局弦山派出所负责人,其拒绝了记者的采访。目前,该案二审正在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懈成凤判决书截图阻拦清理被征农田地表附着物的施工女子刺伤街道办工作人员据法院一审判决书显示,2022年9月14日,吕兵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立案。9月16日,懈成凤因寻衅滋事罪被拘留,原因则是8年前的一起旧事。吕兵回忆,2014年他家耕种的两亩农田因西三环路项目被征用,因赔偿问题未解决,当时他与父母阻拦了街道办工作人员清理地表附着物的施工。根据法院一审判决书,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2日下午2时许,光山县弦山街道办事处组织人员在西三环路项目位于该办事处吕围孜村路段进行清理地表附着物工作时,其中涉及征用被告人懈成凤家中土地约2亩,被告人懈成凤为阻挠施工,站在清理地表附着物地点随意辱骂该办事处工作人员李某某,并对李某某进行推拉和脚踢。该办事处工作人员邓某某上前劝说懈成凤,懈成凤又对邓某某进行辱骂,过程中,吕兵用手拽掉了邓某某的一撮头发。吕围孜村干部张某某上前劝说,懈成凤又用手拽掉张某某的头发。后因懈成凤欲跳水塘,该办事处工作人员沈某上前制止懈成凤,懈成凤用随身携带的手术刀将沈某胸部近前正中线偏左部位捅伤。2022年9月29日,经鉴定:沈某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张某某体表未见损伤;邓某某体表未见损伤。▲懈成凤在光山县人民检察院门口留影 资料图根据沈某在2022年做的笔录内容,事发时沈某想阻止懈成凤跳入水塘。“……我站在这名老太太的前方,并劝说她不要做傻事,我刚说完这名老太太就往我胸前捅了一下……当时天气冷我还穿了棉袄,血将棉袄都染红了……”沈某病历显示,2014年1月2日,其因胸部被他人用刀捅伤在光山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同年1月5日出院。2022年10月12日,光山县公安局以吕兵、懈成凤涉嫌寻衅滋事罪向光山县检察院提交了《提请批准逮捕书》。2022年10月20日,光山县人民检察院对懈成凤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书》,同时对吕兵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2023年9月,光山县人民检察院对吕兵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书。▲对吕兵不起诉决定书吕兵免于被逮捕和起诉,但他的母亲懈成凤一审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根据光山县人民法院2023年10月26日作出的判决书,懈成凤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吕兵和母亲被立案以后,吕兵曾被监视居住过一段时间。律师解读:为何8年前案件被追诉?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解释,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而涉嫌寻衅滋事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若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因此,一般来讲,寻衅滋事罪经过五年之后就不会被追诉,情节严重的,经过十年以后不会被追诉。付建表示,案件经过8年仍然被追诉,可能是由于其情节严重,需适用10年的追诉期。在排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逃避侦查这一事由的情况下,也可能是因为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以及发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即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以上所说的情况,都可能导致其犯罪行为未超过追诉期,依然会被追诉。日前,记者联系到负责该案的检察官,其表示该案已上诉并正在二审审理中。同时,记者联系到当初负责该案的光山县公安局弦山派出所负责人晏某,询问该案为何过去8年后在2022年重新追诉,其拒绝了记者采访。此外,记者联系到2022年参与该案的时任弦山街道办事处书记代某某,其拒绝了记者采访。记者还联系到该案的被害人沈某,询问案发时的情况,以及2022年是否再次报警,其称“回忆不起来了”后挂掉了电话。目前,该案二审正在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吴阳(来源: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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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晚,国足在大连主场对阵劲旅沙特阿拉伯队,在沙特球员违规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仍以1:2遗憾落败。对广大球迷来说,前几天国足0:7惨负日本的“伤疤”还没抚平,今天可谓又遭一击。有网友说,“这场比想象的好,也算有进步了”,也有人调侃,“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足球”。也是在昨天,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上,61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的纪律处罚情况被通报,前国脚、外援均有涉案,引起舆论哗然。不少球迷表示痛心,“该用脚法的地方,偏偏用错了脑筋”。这也让我们陷入深思,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国足还能好起来吗?9月10日晚的比赛,国足以1比2不敌沙特阿拉伯队 视觉中国 图一问:明明国运昌盛,为何偏偏搞不定一个球?男足失利后,令很多网友脑洞大开,“似乎陷入随便踢哪个队都是生死战的困境”,还有人称:“这国际知名度!”这份苦中作乐也表明了大家对男足成绩与我国综合实力、国际地位不匹配、不相称的不解。一般而言,大国在体育资金投入、人才储备、场地建设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为何足球的发展就这么艰难?主要原因我们曾在相关文章中有过分析,比如中国足球生态从球员选拔、教练任用到赛事安排等存在诸多乱象,包括腐败问题。相比足球强国,国足在技术、战术、体系建设等多个层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整体层面,足球青训体系尚不完善,足球人才基数小、选材范围狭窄;球员球队自身层面,则暴露出职业意识、敬业精神缺失,队伍作风散漫、内讧不断等问题。当前,我们国家围绕足球持续健康发展,已经不断出手在相关领域进行“排雷”,并出台了一系列补足短板的措施和政策。二问:明明举国体制成绩斐然,为何还坚持用联赛机制?中国是体育大国,像乒乓球、跳水等运动在国际上都颇负盛名,而这些优势项目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即集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体育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教练团队配备、运动员选材训练等提供保障。那么,足球为何还要继续实行走市场路线的联赛机制?一来,这是由足球所需的“家底”决定的。相比跳水、举重等运动可以着力培养精英选手,足球相对强调团队性,背后需要大量注册球员作为支撑。但目前而言,中国足球十分缺乏优秀备选人才。据2022年统计数据,中国的注册球员有26万多人,其中职业球员3200多人,16岁以下青少年球员10万多人。二来,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离不开其高强度的对抗性、跌宕起伏的竞技性。而在职业联赛中,足球运动员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他人更充分竞争,并汲取市场化机制的充分激励,提升水平、取得长足进步。诚然,联赛机制虽好,但我国足球在联赛规模、衔接机制等方面与世界顶尖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大的框架是有了,但内里空虚、基础不牢。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同样必要。今年3月印发的《中国青少年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就明确,要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调动各方面力量发展青少年足球事业。9月10日晚,球迷在看台高举横幅助力中国足球 新华社 图三问:明明青少年挺优秀,为何成年人就踢不出一个样子?在网络短视频中,经常能看到在一些野球场和训练营里,不少青少年矫健又热血,让人看了直呼“国足有希望了”。同时又心生疑惑,中国似乎并不缺天赋卓越的“好苗子”,但为何长不成足球竞技场上的“参天大树”?正如前面提到,中国常年踢球的青少年人数并不多,我们在网络平台上看到的其实是“幸存者偏差”下的部分。就中日对比来说,日本总人口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青少年球员人数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这背后,与大部分人的社会观念存在一定关联。试想,有多少家长能接受孩子全身心扑在足球上甚至顾不上文化课,但前途未必能得到保证呢?足球作为一项强身健体的兴趣爱好自然不错,但若作为人生规划,则投入成本高、培养周期长、成才率较低。热爱但不选择、不深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这也与足球运动员选拔机制、培养体系等脱不开干系。如过分强调早期专业化、对球员的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等。与此同时,教练水平、训练赛水平存在参差不齐。足球比赛归根结底是职业化的竞技体育运动。一些年轻球员在青少年时期凭借出色的身体条件或技术优势就能在野球场上脱颖而出,但职业比赛更考验战术安排和大局观、判断力等策略意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球技出众、招式华丽的街球手,一到职业赛场就容易“哑火”的原因。想踢好足球,要有球技还得懂兵法、有“球商”。在某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一名队员在场上开球 “学习大国”微信公众号 图四问:明明其他项目都能屡屡打破纪录,为何足球却一直很弱?我国很多体育项目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在前不久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中,中国代表团以40金完美收官,不少项目是从西方传统优势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就连起步较晚的网球,也创造了历史。相比之下,足球的一片惨淡尤为刺眼。不禁要问: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从中国足球发展的历史说起了。国足的职业化改革始于1992年,但却蹉跎了三十余年。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中国足球早早提出协会实体化、联赛职业化,靠转播权、广告、门票等方式自负盈亏。青训的市场化改革也起步较早,此后各地足球学校主要靠学费和转会费来维持生存。其实,市场化的足校很难获得短期收益,需要持久不断地投入巨额资金。短线来看,足球生意很多时候是赔本赚吆喝,一旦遇到困难,在资本市场风雨飘摇一段时间后,大多以关门收场。此外,足球俱乐部、足校以其社会影响力,也可能与当地政府、足协形成一定牵连。可以说,以利益为纽带连接的足球产业始终暗流涌动,未能形成公平、透明的行业管理机制,并存在部分监管灰色地带。在这样的发展轨道上走,中国足球的“业绩产出”自然不容乐观。球员射门后足球进网 IC photo 图五问:明明“恨铁不成钢”,为何我们还这么关注足球?1990年北京亚运会国足比赛失利后,春晚相声《亚运之最》就调侃道“什么最臭”“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三十多年来,大家编排国足的段子一直没停过。吐槽与期待相伴,彼时如此,现在亦如此。人们之所以这么关注国足,也许是因为国足承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比赛本身,其中既包含了老百姓对“国”字号运动的信任与关注,也与体育强国的宏观战略息息相关。纵览那些冠以“国”字头的运动项目,最为常见的便是“国乒”“国羽”“国足”。既然担起了“国”字号,就说明百姓对这些运动倾注了更多期待,要求也更高;而往大了看,中国致力于到2030年显著提升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并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足球在国际体育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足球这块短板,我们必须补上。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刚刚经历了比赛失利,舆论汹涌而来也实为正常。“关注”,说明始终存留一份期待。而“责备”与“调侃”,又何尝不是一种关心?事实上,细看网上网下的各种言论,字里行间其实都在表达一个意思:中国男足不能灰心,不能“摆烂”,有朝一日能真正“雄起”。我们从不苛求国足不输球,但希望能在赛场上看见球员拼尽全力、绝地反击的精气神,这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改过贵勇”,面对挫折,中国人向来敢于正视弱点。国足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珍视国人的这份期待,并在不断复盘与反思中改进技术策略、提振精神面貌。毕竟这么多年来,虽然中国球迷经常调侃“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对“逆风翻盘”永远留有期待。来源:浙江宣传

鹤岗市合兴家园有2栋楼已经住进了居民 王迎超/摄东山区政府部门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调查当年卖2号楼一事。中房报记者 王迎超 高中华 鹤岗报道“杨总又来村里要钱啦?”面对合兴村乡亲们的调侃,鹤岗市永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俊丽羞恼不已,“你们是住上楼了,我们把楼建起来10多年了,却一分钱没看到。”2012年,作为村招商引资企业,永升公司开始建设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山区蔬园乡合兴村合兴家园,共三栋住宅楼,该项目属于黑龙江在全省开展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设新型农民社区的试点,得到了鹤岗市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重视。但由于当年“抢政绩”的风气盛行,合兴家园项目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便仓促上马。合兴村村委会没有钱,时任村主任的陈祥阁称每个试点村可以得到省里2000万元拨款,让施工方前期垫资建设,永升公司垫付了2000余万元将合兴家园建至封顶,后期黑龙江省政府领导换届后,拨款却被叫停。为了追讨工程款,杨俊丽与永升公司实控人杨永余无数次奔波于村委会、乡政府、区政府之间,得到的答复却往往是“再等等”“走诉讼程序”。高昂的起诉费用和漫长的诉讼过程让他们望而却步,合兴村村委会的换届更是让这笔债务仿佛成了“无头债”。更令他们心寒的是,2020年,合兴家园的2号楼在被东山区政府出售用于安置动迁村民后,所得的款项却并未用于清偿永升公司的工程款。9月6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与鹤岗市委宣传部和东山区委宣传部门取得联系,提出了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对方回复。最新消息显示,东山区政府部门近期找到了杨永余进行协调,并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先上车后补票”合兴家园3号楼已闲置多年 王迎超/摄将时间拨回2012年四五月份,时任合兴村村主任的陈祥阁找到永升公司实控人杨永余,说是要在村里建楼,是属于全省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试点项目。当时杨永余多次去了村里实地考察,还旁听了蔬园乡政府开会,陈祥阁告诉他将来省里会给2000万元专项拨款,资金方面肯定没问题。综合考虑后,永升公司决定将这个工程揽下来,2012年8月1日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个项目确实得到了鹤岗市各级领导的重视。”陈祥阁告诉记者,当时的鹤岗市委书记、市长、纪委书记曾多次开会布置工作,黑龙江开展城乡一体化建设试点就在鹤岗,而鹤岗的示范村首提的就是合兴村,各级领导总来村里调研,甚至半夜都来,那会真得很风光。对于陈祥阁的说法,记者从2012年7月10日印发的《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方案》和媒体相关报道中得到了印证。据《黑龙江日报》公开报道,2012年3月29日上午,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启动仪式在东山区兴华村举行。时任鹤岗市委书记杜吉明公开表示,鹤岗市各相关部门正积极工作,争取在短期内把鹤岗市的城乡一体化工作抓出成效。同年2月中旬,鹤岗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实施方案》,设立了实现高标准城乡一体化的总体目标,即全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特色城镇化建设先行区、新农村建设样板区。同年7月份,《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到,抢抓鹤岗市被列入全省区域中心较大城市和沿乌苏里江四县(市)政策支持体系的难得机遇,全面提速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关于蔬园乡合兴村,方案提到,2012年重点启动首批包括蔬园乡在内的6个整镇推进示范镇36个新型农民社区7个中心村建设,蔬园乡撤乡建镇,新建蔬园镇和裕民、合兴等8个社区。按照社区标准建设农民新型社区,让农民真正过上与市民无差别的生活。为了推动工作,鹤岗市还成立了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由鹤岗市农业委员会牵头。陈祥阁回忆,当时他从市里了解到的政策是,每个试点村省里会给拨2000万元启动资金,而且当时鹤岗要建松鹤生态新城,规划会占村里70多万平方米的地,加上征地补偿款,建设资金方面肯定没问题。陈祥阁告诉记者,市里当时让他们先找一个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手续可以后补,就找到了永升公司。永升公司与合兴村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施工款按月工程量进度拨付。“每次找村里要工程款都说领导正在办,等补贴款下来马上给,让我先垫资抓紧干。”杨永余告诉记者,2012年11月时,3栋住宅楼已经主体封顶,等到2013年9月,干完了抹灰、安窗户等工程后,当时3栋楼的工程量已完成80%以上,共180套住宅和96个车库,“现金投入1400多万元,加上材料人工费等超过2000万元,全是企业垫付的,光民间借贷就借了六七百万元,已经无处可借,我们实在垫不起了。”至此,合兴家园工程正式停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文,同意将鹤岗市列为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区域试点单位记者注意到,一直到2013年5月7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才发文,同意将鹤岗市列为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区域试点单位。而鹤岗市东山区的城乡一体化试点项目合兴家园已经在2012年8月未批先建开始施工,到同年12月底三栋住宅楼已经建设封顶。2013年,合兴村的建设规划等审批手续开始陆续启动补办程序,合兴村未批先建的违规行为后期还被市里点名和处罚过。合兴村的建设规划等审批手续到2013年才开始陆续启动补办程序一位接近鹤岗市政府部门的知情人士表示,当年城乡一体化项目建设,从村到乡,从乡到区,一直到市委、市政府,各级主官都在“抢政绩”,先干快上,“先上车后补票”,不少项目都是在没有取得相应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先行开工建设的。村委会、乡政府、区政府都不具备开发建设的条件和资质,各级政府就各找门路,找建筑商、开发商垫资建设,结果后期政策有变,导致垫资的建筑企业深陷其中,十余年都要不回垫付的工程款。被卖掉的2号楼为了合兴家园的工程款,陈祥阁没少往当时的鹤岗市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跑。2013年省里批复文件下来后,领导告诉他,资金马上就到位了,但最终事与愿违。在陈祥阁的印象里,整件事的转折点发生在黑龙江省领导换届后。据他了解,原来的领导已经签完字要拨款了,结果新领导上任后,把拨款全部叫停。2014年,鹤岗市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解散了,“这事就没人管了,我们也成了‘没妈的孩子’了。”因为永升公司实在没钱继续垫资,后来合兴村又找了鹤岗龙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热公司”)将1号楼收尾,让回迁户成功入住。龙热公司还给村里建设了文化站、村政府办公楼、休闲文化广场等工程,但同样也被拖欠了工程款。于是,龙热公司的农民工联合永升公司的农民工,一起逐级上访,讨要被拖欠的工资。2018年,对合兴村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事,国务院挂牌督办,并安排了专人到鹤岗调查。最终东山区政府分三年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补齐,总共600多万元。杨永余告诉记者,2020年,鹤岗市交通局修路动迁,涉及合兴村村道旁边的部分住户,市里让交通局用动迁款850万余元购买了合兴家园2号楼安置动迁村民,“当时陈祥阁找到我,让我把2号楼剩下的工程干完,我说需要100万元能干下来,结果东山区政府找了另一个施工队,花了197万元,这笔费用也是东山区政府垫付的。”“东山区政府与鹤岗市交通局签合同卖2号楼时,需要我们建筑方配合。”杨俊丽回忆道,村里说这是好事,把楼卖了还能把钱分一分,于是我们配合村里走了手续。可令杨俊丽没想到的是,楼卖完了,钱却和她们没了关系。听说钱到了东山区后,她曾去区里找,但没人接待根本进不去,又去了蔬园乡询问,得到的答复却是,这事和永升公司没关系,卖的是合兴村的楼,而合兴村拖欠农民工工资,东山区垫付了这笔钱,加上2号楼的收尾工程款,钱全部被区里扣掉了。“合兴村建楼时一分钱没花,卖楼应该先支付拖欠的工程款,要偿还不也应该优先给我们第一债权人进行结算吗?”杨俊丽质疑道,当时东山区政府为了平息上访出钱垫付的农民工工资里,还包括龙热公司的一部分,但龙热公司跟2号楼一点关系没有,怎么能把账算到一起呢?成立调查专案组10多年来,杨俊丽、杨永余记不起多少次到村里、乡里和区里讨要工程款,合兴村换届后,新来的村书记称,开发的事她没经手,账目也没接,让他们去找陈祥阁。而蔬园乡和东山区的领导则让他们走诉讼程序,起诉合兴村村委会。“且不说合兴村村委会有没有这个能力偿债,我们曾找过律师,到东山区人民法院打算立案起诉,结果3年了也没立上案,去了就说让等等,也没给过书面材料。”杨俊丽告诉记者,另外,因为涉案金额巨大,光起诉费就要数十万元,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法承担的。“当年盖楼欠下了不少外债,包括民间借贷,各种网贷几乎都借遍了,每个月要还的利息就要10多万元,建楼的机械设备后来都当废铁卖了。”杨永余苦涩地说。不过好在,最近这段时间,东山区政府部门找到了杨永余进行协调,并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调查当年卖2号楼一事。黑龙江省开展城乡一体化建设首批试点项目合兴家园后期为何“无疾而终”?鹤岗市当时成立的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何时解散,为何解散?鹤岗市各级政府及领导提出“边干边办手续”,该项目目前相关手续是否办理完毕?合兴家园项目2号楼被卖,为何没有清偿拖欠该楼施工单位垫的工程款?对于当事人杨永余、杨俊丽反映的情况,鹤岗市各级政府部门做了哪些工作,后续将如何解决?针对上述问题,9月6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与鹤岗市委宣传部和东山区委宣传部门取得联系,提出了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对方回复。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据CCTV4,目前,俄军已经逼近乌克兰东部重镇波克罗夫斯克。外媒称,一旦被攻陷,乌军将几乎失去顿涅茨克地区。据外媒报道,目前乌军正在波克罗夫斯克展开绝地反击。同时俄军继续增派兵力至波可罗夫斯克,并向城市中心逼近。在波克罗夫斯克的前线小镇塞利多沃,过去几周,驻扎在这里的乌部队一直在承受猛烈的攻击。英媒称,波克罗夫斯克原有6万人口,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有一半人离开。波克罗夫斯克被认为是“顿涅茨克门户” 图片来源:CCTV4截图分析认为,波克罗夫斯克被认为是“顿涅茨克门户”,它对乌军很重要,原因有三。首先是经济因素:这座城市的命运决定了乌克兰残存的冶金业未来将走向何方。第二是后勤因素:夺取波克罗夫斯克将为俄军前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开辟道路。第三是政治因素:争夺波克罗夫斯克的战斗将大幅影响乌方士气。分析称,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乌克兰冶金业曾是乌克兰外汇收入的重要创造者。倘若乌军失去波克罗夫斯克,乌克兰将失去冶金业,经济也将受到重创。据央视新闻,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当地时间10日宣布以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有关恐怖主义行径的条款,对乌克兰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图拉州、奥廖尔州、卡卢加州等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启动刑事立案。10日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将对乌方袭击进行适当的政治评估。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据CCTV国际时讯,综合俄罗斯莫斯科市长和莫斯科州长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9月10日)凌晨,乌克兰向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在莫斯科州的拉缅斯科耶、波多利斯克、柳别尔齐、多莫杰多沃和科洛姆纳5个地区共击落14架无人机。其中,拉缅斯科耶区有高层住宅楼被无人机击中起火,据称目前已造成一名1名46岁女性死亡(此前莫斯科州长曾称死者为9岁儿童),袭击中还有人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另有43人被安置到临时居住地点。拉缅斯科耶区有高层住宅楼被无人机击中起火 图片来源:CCTV国际时讯视频截图还有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坠落在茹科夫斯基机场区域,茹科夫斯基机场、伏努科沃机场等莫斯科地区主要机场的航班起降都受到影响。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0日,总台记者获悉,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在将乌克兰武装力量赶出俄罗斯领土(库尔斯克州)之前,俄方不会同乌当局进行任何谈判。他还表示,乌方针对库尔斯克核电站实施的核恐怖活动是最严重级别的恐怖主义行径。延伸阅读:普京态度突然变了普京的态度突然变了。要知道,不久前乌克兰军队攻入库尔斯克地区,普京勃然大怒,下令:绝对不和乌克兰谈判,将敌人彻底赶出俄罗斯。用普京的话说,“这些人有什么好谈判的?”言犹在耳,普京却变了。9月5日,在东方经济论坛问答环节,普京表态: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普京在第九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言他的原话是:“我们准备好与他们谈判了吗?我们从未拒绝这样做,但不是基于一些转瞬即逝的要求,而是基于在伊斯坦布尔达成一致并实际签了字的那些文件。”敌人还在境内,原来暴跳如雷的普京,同意谈判了。当然,谈判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从2022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土耳其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按照俄罗斯的说法,当时在伊斯坦布尔,俄乌几乎就所有内容达成了共识,还进行了小签。普京说:“我们设法达成了一份协议,这才是重点。乌克兰代表团团长的签字证明了这一点。签字这件事意味着乌克兰方面对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是满意的。”普京还说:“这份协议之所以没有生效,只是因为他们收到了不要这样做的命令,因为美国、欧洲(一些欧洲国家)的精英们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按照普京的说法,俄乌谈判达成后,“(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先生去了,并下达了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指示。众所周知,英国当局并不否认这一点。”英国肯定不是好的斡旋者,美国也自然不是,那接下来的和谈,哪个国家合格呢?普京的答案:中国、巴西和印度。按照普京的说法,中国、巴西、印度都是“诚实的调解人”,“我们彼此相互信任有信心”,这些国家可以充当调解人并发挥重要作用。最后,怎么看?几点粗浅看法吧。第一,普京在展示姿态。毕竟,冲突爆发至今,俄罗斯态度,至少有一点很明确:我们愿意谈。当然,谈判是有条件的,乌克兰彻底放弃加入北约,乌承认俄军占领的东部四州为俄罗斯所有。乌克兰当然不愿意,泽连斯基态度更是很坚决:只要普京在台上,坚决不与俄罗斯谈判。泽连斯基此前曾放话,只要普京在台上,坚决不与俄罗斯谈判虽然有前提条件,但一方表态可以谈,一方表态不能谈,对普京来说,这就是一种成功的谋略。所以,乌军进攻库尔斯克地区,普京短暂大怒之后,很快又回到了老路线:来来来,我们可以谈。但得按我们的条件谈。第二,普京更有谋算。毕竟,打仗打了两年多,双方都蒙受重大损失,乌克兰反攻有心无力,俄罗斯也没实力一举灭掉乌克兰。谈判,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普京更认为,中国、巴西和印度作为调解人更可靠,也是在对冲西方对乌克兰一边倒的支持。从目前状况看,普京对和谈有所松口;泽连斯基也暗示,下次乌克兰和会,俄罗斯也可以参加。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双方在战场上厮杀得你死我活,但离和谈确实也越来越近。图为在前线作战的士兵(资料图)第三,和谈更不会平坦。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谈得顺利,前线稍微缓解;谈得不顺利,前线只能拼命打。事实上,乌军突然攻入俄罗斯境内,现在更试图守住库尔斯克的前线阵地,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围魏救赵,缓解俄军对乌东地区的攻势;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在为和谈寻找筹码,俄占领乌克兰土地,乌军手里也有俄罗斯地盘……现在,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当然,即便看到了黎明,也不排除乌云又压顶。和谈需要智慧,需要谋略,更需要勇敢的妥协。当然,谈判更离不开一点:战场上得不到的,你就别指望在谈判桌上能得到。

(原标题:2024年9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日前,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图为徐小建资料图,他被指曾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经查,徐小建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记者注意到,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被指“靠贷吃贷、以贷谋私”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徐小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错位,背离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求;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长期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高尔夫球活动安排;背离组织要求,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清廉底线失守,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靠贷吃贷、以贷谋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贷款融资、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徐小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等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信息显示,徐小建,男,1962年9月出生于湖北武汉,汉族。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在农信系统工作多年,历任武汉市洪山信用社干部、南湖分社副主任、武汉市洪山农村信用社副主任、武汉市九峰农村信用社副主任及主任、洪山区信用联社党委副书记及副主任、江南信用合作社联社党委书记及主任、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及副主任等职务。2009年7月至2012年7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2012年8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且为第十一届湖北省政协委员;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徐小建于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资料图)原行长谌赞雄也遭查记者注意到,8月29日,湖北省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保持“打伞破网”强大攻势,查办了一批为黑恶势力提供非法帮助的腐败分子和“保护伞”,其中包括武汉市农商行原董事长徐小建。今年3月26日,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武汉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图为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简历照片今年2月初,当地披露,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谌赞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谌赞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背弃职责使命,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决策部署不力,弃守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高档礼品;廉洁底线失守,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滥用职权,违规出借大额资金;毫无纪法意识,胆大妄为,利用职权为相关企业在贷款融资等方面谋取利益,伙同他人通过虚增中介环节收取中介费等方式收受巨额财物。谌赞雄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谌赞雄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17年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谌赞雄,男,1963年2月出生,汉族,籍贯湖北武汉,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士,正高职高级经济师,1982年1月参加工作。曾任武汉科技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主任助理、副主任、党委委员,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行长、董事、党委副书记,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时任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间兼任湖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据了解,武汉农商行于2009年9月9日成立,是全国首家副省级省会城市农商行。2023年末,全行总股本59.98亿股,在岗职工5100余人。设立分支机构238家,在武汉市有210家;在湖北省内设立了咸宁、宜昌、黄冈3家分行;在湖北、江苏、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6省(区)发起设立47家长江村镇银行。2023年末,武汉农商行总资产4289.52亿元,总存款3397.80亿元,各项贷款2636.26亿元。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23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榜单”,武汉农商行位列第359名;按资产规模,在全国银行中排名第75名;在全国1600余家农商行中,排第13名。记者|张寿林编辑|程鹏 张益铭 杜恒峰校对|何小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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