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81期）今日举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刘世锦指出，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这就要把立足点放到新的增长潜能上来。

　　他分析称，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的新增长潜能有两条，一个是追赶潜能，另一个是新技术革命所驱动的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的新潜能。

　　“所谓追赶潜能，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是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刘世锦举例说，目前我国人均收入大概为1.3万美元，到2035年提出目标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3.5-4万美元，这中间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增长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同时有制造业和农业等传统产业的升级。“追赶潜能还要重视，这几年追赶的说法不多了，其实追赶潜能是最具现实性的，是确定性是比较强的”，刘世锦说。

　　那么，如何来挖掘上述经济增长潜能呢？刘世锦指出，要把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摆正。“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指出，要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最近一段时间，当社会需求不足，增长动能下降的时候，和过去一样，社会上放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呼声是在增加的，就是希望宏观政策更多的起作用”，不过，在刘世锦看来，宏观政策对于经济的作用方面，中国和发达经济体有着明显的区别。

　　他解释说，发达经济体是一个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是搞一些折旧性的、维持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对于这种经济体来讲，宏观政策基本上决定了经济的走势和大局。但我国与之不同，还有至少5%左右的中速增长潜能，宏观政策主要起的是稳定平衡的作用。

　　“如果说我们的潜在增速是5%左右，宏观政策影响大体上也就是1个百分点，其余4个百分点取决于技术条件和体制政策环境，所以，1比4的关系，这大概说明了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孰轻孰重的关系”，刘世锦比喻道。

　　“现在需要注意的一个倾向，只是盯着宏观政策，不注意甚至都想不起来推动结构性改革，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我们还是要关注”，刘世锦强调。

　　他还指出，必须澄清的是，“有人认为结构性改革是不错的，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我觉得也不尽然，其实我们有些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今天晚上出个政策，明天上午就会立竿见影，可能比有些宏观政策见效更快。所以，结构性改革也能够有短期的扩张效应”。

　　谈及如何扩大消费，刘世锦表示，从大方向来讲，增加收入是基本项。“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收入上不去，消费要上去就比较难”。

　　“从国际上来看，大概到了中国这样基本上快跨入高收入阶段的时期，消费或劳动者工资收入占经济的比重明显要上升，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我也注意观察到中国这几年正在出现这样的变化，我们期待这样一个规律在中国能够明显起作用，这样扩大消费就有了收入增加的支撑”，他说。

　　除了增加收入外，刘世锦也强调了重视发展型消费的重要性。“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性消费，最近这些年都趋于稳定。消费增长更多是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所拉动的”。

　　刘世锦指出，生存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有较大差别，生存型消费基本是以个体消费为主，而发展型消费更多的是采用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的方式。比如医保、社保就是互助共济，比如上学教育是学生集体消费。所以，由于发展型消费的特点，它和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挂钩，且关系相当密切。

　　“现在发展型消费中，相当一部分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在支撑的，同时需要政府出面搭台子建制度，当然还要出资金，所以，发展型消费实际上是政府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现在回到现实看一下，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有欠账的，缺口还比较大。其中缺口欠账最多的是近3亿农民工，特别是其中近2亿进城农民工的欠账是最多的”。

　　刘世锦说，目前扩大消费的问题要关注两个重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这两个重点或者叫做痛点抓不住，扩大消费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

　　对于下一阶段的改革任务，刘世锦也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城乡融合发展中需“三个平等”——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土地包括不动产方面财产权利的平等。其中，和身份平等相关的是户籍制度改革，建议可以采取负面清单的办法，除了为数不多的、有特殊需要的地区外基本上放开，取消城乡居民身份的差别。

　　另外，建议实施新的三年攻坚战——以2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攻坚战。“可以实施进城农村人口基本保障住房建设工程，现在有些房子不是卖不出去嘛，可以政府收购转为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他说。

　　在土地权利平等方面，刘世锦建议率先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结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此外，他还建议允许城乡居民双向流动和置业，带动居住条件的改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第二，应该以更大力度来理解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现在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科教兴国，新质生产力，高水平自立自强，最后说到底，得有人去冒险、去创新，这就是企业家精神”，他说。

　　刘世锦指出，所谓企业家才能和精神是指被称为企业家的那部分人，他们拥有好奇心、远见、洞察力、冒险探索、坚韧不拔、组织协调力、执行力等一系列特质，所以，他是组合资源的资源，是组合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等在内的各种资源的资源，是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

　　此外，刘世锦还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不同所有制、股权多元化已经成为常态，“现在有一些国有企业，你说是央企国企，但它是上市公司，甚至都到海外都上市了，有大量的个体或其他机构持股者，民营企业其实直接和间接的国有股东也越来越多。现在要找到纯粹的国企或民企越来越困难”。

　　“过去我们按照所有制来划分企业类型，这实际上是远离企业和市场的实际，更重要的是低估了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刘世锦说，企业能够办得好，企业家的地位和 精神的作用是第一位的。

　　他建议对企业分类做出相应调整，不再按照所有制区分企业，不再区分国企民企，而是按照企业的规模、技术、就业等等特点进行分类，并出台相应的政策。

　　“这不是说所有制不起作用了，所有制可以对投资者进行分类，比如分成中央国资投资者，地方国资投资者，社会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等等”，他认为，所有制划分可以由企业层面转到投资者层面。“企业是平等发展、公平竞争的，投资者各具特色、各显其能”。

　　他还强调，要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方面有实质性进展，特别是在允许鼓励平台型企业、大型科技企业大胆投资、积极创新方面，这对现在讲创新是特别重要的。

　　“最近看到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都是一些大企业在做的，让他们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实行常态化负面清单为主的监管”，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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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