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这几年发展得比其他地方都要快。”在南京创业数年后，安徽人李建今年选择回到合肥，在当地创办的无人驾驶技术与车辆供应商中科智驰科技有限公司任副总裁。他们的技术团队主要来自中科院，在合肥鼓励创新的政策氛围下，这群年轻人于2018年开启了创业生涯。

　　不只是创新创业者的回流，以政府股权投资为牵引、产业链招商、创新驱动为特点的“合肥模式”押对了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汽车等链主，强势带动了当地乃至周边产业链的快速集聚，也让昔日的劳务输出地变身为了人口净流入地。第一财经在连日的实地采访中发现，就连出租车司机、酒店的服务人员都不乏从上海等地回流至家乡省会的样本。

　　2023年，安徽省新增各类人才95.5万、入选国家重点人才计划130人，人才总量突破1270万；合肥市人口增加21.9万人，位居长三角城市第一。

　　今年1~7月份，安徽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高于全国2.6个百分点，高于上年同期1.3个百分点，居全国第5位，长三角、中部地区和工业大省第1位；工业投资、制造业投资、技改投资分别增长17%、14.8%、28.3%，分别高于全国4.5个、5.5个、16.6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技改投资增速分别居全国第8、第4位。

　　近年来，安徽这个以“煤粮钢”出名的中部省份，走出了从传统农业大省到制造大省、从能源原材料基地到新兴产业集聚地的发展路径，也试图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通过传统制造与新兴产业的融合寻找新的增量。

　　“押对”产业

　　“安徽制造从传统家电开始，到引入京东方、蔚来等企业形成的新兴产业集聚，催生出了对于控制器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卡奥斯创智合肥互联工厂总经理汤志强告诉第一财经，他们作为一家做家电行业智能控制器产品起步的供应商，新兴产业相当于是企业的第二曲线，也弥补了近年来传统制造业的下降缺口；同时，还让他们在去年实现了9亿元的产值，预计今年有望突破12亿元。受益于近年来当地产业的快速集聚，他们在安徽省的客户贡献了过半产值。

　　这类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工厂的跃升，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安徽制造的变迁。对当地而言，电子信息、光伏、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迅速集聚，是有目共睹的“押对”了当下的新兴产业，也得以在经济下行的挑战中实现了逆势而上的成绩。

　　安徽目前累计创建了玻璃新材料、智能语音、通用机械基础件等3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过去十年间，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占规上工业比重从20.7%一路提高到42.9%。今年上半年，工业对安徽GDP增长贡献率达到47.2%。

　　蔚来品牌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与合肥政府共建的工业园区里，目前已集聚了1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这些合作伙伴在园区内搭建了工厂，零部件通过空中连廊的方式进行运输，以座椅为例，可以在30分钟内完成运输，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时，第二工厂采用了“天工”智能制造管理系统等前沿技术，可满足300多万种个性化配置组合，从收到订单到整车下线只需要14天。

　　安徽省工信厅副厅长罗文杉提出，2023年安徽汽车产量249.1万辆，跃居全国第二，全产业链营业收入达1.15万亿元，与装备制造业一起成为该省两个营业收入过万亿元的产业。这一年，安徽规上工业营业收入提升至5.1万亿元，首次跃居中西部第一。“新三样”产品中，全国1/5的光伏组件、1/7的锂电池、1/8的新能源汽车是“安徽造”。

　　如果说“新三样”是现在的新兴产业，那么无人车、低空经济和量子信息更多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产业。这些还处于研发或商业化初期阶段的产业，也成为了安徽制造握在手中的“筹码”。

　　零重力飞行工业（合肥）有限公司（下称“零重力合肥公司”）联合创始人贾思源对第一财经表示，他们是第一家被合肥招引的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企业，于2021年3月成立。之所以落户于此，首先因为安徽是全国首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的省份之一——2021年，安徽成为长三角地区第一个全域试点省份。其次，当地政府始终以生态链的全局思维在招引企业。目前，他们的供应链伙伴过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也在合肥和浙江嘉兴建立了新的制造基地。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低空经济列入了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低空经济作为“新增长引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让贾思源他们明显感受到了地方政府及社会资本对于低空经济的更大关注。就在8月，零重力合肥公司完成了近亿元A轮融资，由合肥高新区国有创投机构合肥高投领投，科大硅谷引导基金、国华投资、蕴盛资本、紫峰资本跟投。

　　在继续投入技术研发和适航取证的同时，贾思源也表示，今年他们与锐翔等企业合作的一款电动飞机已经获得了30多台的订单，将在今年10月集中交付，预计能首次实现5000万以上的营收。

　　“我们从接触到落地，只用了4个月。”同样从事eVTOL研制的创业企业合肥览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总裁党铁红告诉第一财经，他们的公司于2023年成立，今年被合肥政府招引入驻，将总部设在合肥。当地政府为低空经济的探索提供了政策、资金和场地等多方面的支持；同时，当地的自然和人口环境也适合低空场景的发展。

　　党铁红透露，团队研制的一款产品预计下个月可以交付1：1的样机，计划在3年左右完成市场交付，另一款则正在适航取证过程中。

　　目前，行业龙头亿航智能已在合肥的骆岗公园常态化运营，并在合肥设立了华东区域总部，推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华东地区的生产、销售、运营，2023年累计飞行1000多架次。

　　业界预计，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将从目前的5000多亿元，发展到2030年的2万亿元。在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现场，低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级无人机成为了高端装备展区的板块之一，展示了来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等十多个团队的技术及产品。根据官方数据，安徽省工业级无人机产业处于全国第一方阵、长三角靠前、中部领先位次；现有工业级无人机规上企业67家，年产工业级无人机约150架、发动机120台，2023年整机产值约20亿元。

　　在距离合肥150公里的芜湖市，刚刚举办了2024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如今也已形成了以通用航空产业为主体、无人机产业为支撑的低空产业集群，集聚了中电科钻石飞机、联合飞机等近200家产业链企业，年产值达400亿元。

　　合肥“底子薄”仍 是短板

　　与上海、江苏等地相比，合肥融资轮次分布更偏向于早期。根据张通社Link数据库统计，2024年前7个月，合肥共发生融资事件163起。在融资轮次分布上，除战略融资外，早期融资（A轮及之前）是主流，约占比88.3%。其中天使轮融资有56起，A轮融资有42起。

　　然而，“押对”了现在的他们，能否继续赌赢未来？

　　既然是未来的新兴产业，就必然存在研发、市场化等诸多不确定性。不管无人机还是无人车，当下仍然都属于培育早期的未来产业。

　　一名航空界的业内人士提出，低空经济eVTOL领域存在资本炒作和估值虚高的情况。目前eVTOL的商业化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大多数企业尚未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技术挑战也尚未完全突破，比如电池续航能力仍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另外，实际应用场景也受到限制。公众对于这种新型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还存在一定的疑虑。

　　“如今行业里大大小小的100多家企业，大部分都还在烧钱亏损的阶段。”李建也对第一财经表示，无人化交通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正在走从1到100的路，这样的市场培育期仍然需要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

　　技术出身的李建和团队对于融资偏谨慎。过去几年里，他们一边通过提供技术服务来养活团队，一边研制标品以逐渐拓展业务，每年保持着微盈利。他认为，投资能够催生行业尤其是硬件应用的发展，更容易产业化。但作为企业个体需要跟随市场发展来控制节奏。行业当前仍然面临几个难点，包括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安全性等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以及成本的下降和市场需求的兴起等。根据他的估计，2027年，无人化在物流和清扫领域有望形成规模化效应，2030年载客无人车才可能大规模普及。

　　除了新兴赛道本身的发展风险，对于合肥乃至安徽而言，产业基础仍然是这片土壤的短板。

　　对于党铁红而言，和上海、西安、成都等地相比，合肥的航空基础相对薄弱，“还没有成熟的主机厂”，这是他们将总部、试飞和运营放在合肥，仍将研发中心留在上海的原因。接下来，他们也希望能够借助当地政府的服务，提高取证的进度和生产运营的效率。

　　李建也用“很努力，但底子薄”来形容合肥。横向对比，当地的制造产业链仍然在全国处于第二梯队，要弥补基础需要较长的时间。

　　作为中部地区，在产业和城市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时期，当地的市场化、国际化和开放意识的提升也仍在路上。

　　面对市场的逐步发展，李建他们到了加快融资的阶段，“目的是要建厂，具备生产能力才能更快地开拓市场，提高竞争力”。从去年开始关注海外市场的他们，已经接到了中东的订单。但李建坦言，参考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路径，无人车的发展也最好是先在国内通过充分竞争，获得足够强的技术制造能力，再选择出海。

　　同样土生土长在安徽的玄离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过6年的时间，在去年突破了技术瓶颈，其自研的井下巡检机器人、水上清扫船、地面清扫机等产品陆续进入了市场化的阶段。此时的他们，正在计划从合肥走向更大的市场。“去年累计销售2000万元左右，今年估计能够过亿。”该公司董事长张梅告诉第一财经，他们正在与上海、北京等地接洽，考虑设立销售公司，打开中国沿海乃至全球的市场。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这些“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实现了大比例的国产化，“有些车型已经实现了90%以上的本土化供应”。如今，全自动无人驾驶的“中国制造”列车不只在安徽当地落地，还实现了200亿元以上的出口总额，主要面向泰国、埃及、巴西、墨西哥等新兴市场。

　　为了从制造大省迈向制造强省，更积极地融入全球供应链，安徽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今年8月中旬，安徽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印发《追求卓越品质 打造工业精品矩阵行动方案（2024-2027年）》，推动“安徽制造”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该方案明确，到2027年，每年培育省级新产品1000个以上，对标研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等“三首”产品300个以上，培育安徽工业精品100个以上，培育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30个左右。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研究院等新型创新联合体，支持企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品研发能力。支持中小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新产品研发、测试和验证。联合编制长三角创新产品目录，推动建立长三角创新产品互认制度。

　　与此同时，8月，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7单位联合发布的《贯彻落实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提出，将通过“调结构、提效率、强供给、树标杆、促循环”等举措，引导全省制造业向产业结构高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资源利用循环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制造流程数字化、产品供给绿色化“六化”转型。

责任编辑：何俊熹

刘素齐（记者 蔡万睿）09月23日,（原标题：主播沫沫涉敲诈勒索被拘，律师是三只羊请的？律师解读：如属实则违法）

刘素齐（记者 李文信）09月23日,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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