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所长称，在一个科研单位缺乏自主权的体制下，研究所像一个大卖场，课题组只是借这个平台挂靠一下，然后从项目经费里拿出一部分给所里交“租金”。庄辞打了个更形象的比方：“科学家变成了雇佣军。”

　　这件事让王印明白，培养孩子不见得只在理论课上下功夫，教育也不仅仅是老师在讲台上灌输，还应该跳出来思考如何培养学生的品质和能力，激发他们的探索欲，为未来埋下一颗种子。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所长王晓东看来，当下中国科研经费管理体制陷入的困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底层逻辑：科研的自主权到底该给谁？

　　去年8月19日消息，黑龙江省黑河市委副厅级干部姚志波被查，他于2008年任五常市市长，2011年4月任五常市委书记，2014年3月调任黑河市委常委、北安市委书记，他是辛敏超的前任五常市委书记。

　　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快80岁时的黄令仪仍然每天到公司上班，拖着鼠标在电脑上查电路。他想说不要这么辛苦了，黄令仪脱口而出一句话：“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赖圣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