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首尔3月21日电 题：以儒学为基创造新伦理规范当其时

　　——专访韩国成均馆大学名誉教授崔英辰

　　作者 刘旭 金琳

　　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深深影响其他东亚地区的文明。在首届武夷论坛系列活动举办之际，韩国成均馆翰林院前院长、成均馆大学名誉教授崔英辰在首尔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介绍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路径，探讨儒学如何影响、塑造东亚文明，及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路径是怎样的？

　　崔英辰：关于中国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学界众说纷纭。古时候的中国和朝鲜半岛，都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当时居住在朝鲜半岛的民族被称为“东夷”，而中国的文化是先进文化。文化会自然而然地从高水平地区传入低水平地区，因此很难确切地说一种文化是在什么节点传入某地的。据“箕子东来说”称，在殷商灭亡时，箕子(“殷末三贤”之一)带着殷商的流亡百姓来到东方，将中国的先进文化带入朝鲜半岛，但是否属实不得而知。

　　可以肯定的是，朝鲜三国时代(约公元前57年至公元668年)已开始普遍使用汉字。许多汉字本身包含儒学思想，例如汉字“孝”，因此可以认为儒学观念很自然地在朝鲜半岛扎根了，儒、释、道三教陆续传入朝鲜半岛。公元372年，高句丽正式设立太学，儒学在国家层面被正式吸收。

　　丽末鲜初，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并受新兴士人推崇。1392年建立的朝鲜王朝是名副其实的儒教(韩国一般称儒学为儒教)国家，儒教成为其统治指导思想。16世纪初，朱子学开始被当时的朝鲜学者们真正理解。他们深入研究朱子理学并将其创造性发展，以适用于当时的朝鲜社会。与朱子理学相比，朝鲜儒者从“性即理”概念出发，一般称理学为“性理学”，更突出人的道德心性的主体地位。韩币1000元、5000元正面所印刷的人物分别就是当时的儒学大家李滉和李珥，由此可见韩国对儒学的推崇。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儒学对东亚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崔英辰：首先，儒学影响着东亚文明的价值观。以韩国为例，我认为儒学思想对我们最主要的影响是家庭观念的形成。韩国人注重祭祀就是这一点的体现。每年过年前，韩国人都会长途跋涉回到家乡，因为要进行“茶礼”(在阴历每月初一、十五、节日、祖先生日等进行的祭祀)。也就是说，韩国人非常注重血缘关系，尊重祖先。

　　其次，儒学也影响韩国社会前后辈、师生之间、公司上下级之间分明的等级意识。儒教实际上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形成社会伦理，所以这些等级秩序也是基于家庭伦理形成的。这些事例都表明，儒教的价值观依然在今天的韩国社会运作着。

　　再次，儒学能够推动经济发展。人们普遍认为，儒学是人文主义的，而西方是科学的。从功能上来讲，儒学似乎对科学的接受并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我们(东亚国家)却能够更好地利用西方技术，创造“东亚奇迹”。这究竟是为什么？对此尤其感到惊讶的西方学者们研究发现，儒学中有可以接受并发展资本主义的要素，这就是所谓的“儒教资本主义”。儒教资本主义认为，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家族共同体主义、重视诚信道德等传统美德，对韩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此外，儒学能够训练逻辑思维。我认为东亚地区能创造这些科技成就，还有赖于儒学对逻辑和智力的塑造。儒学非常重视教育，这有助于大脑开发智力。除了对教育的重视，以“性理学”为代表的儒学也非常训练人的思维。性理学强调从基础开始，一步步地、深入地、具有逻辑性(地思考)。尤其是朝鲜性理学，就一个主题的辩论可能持续几百年。乍一看，这种根据虚无的问题来进行的辩论是荒谬虚无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非常具有逻辑性的。因此，我认为儒学对思维的训练是理解西方科学理论的基础。20年前我也在中国发表过这个观点，获得许多人的赞同。我认为这一点也是适用于中国和日本的。

　　最后，儒学还影响东亚的政治统治理念。儒家学派有一句谚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儒家的理论中有一种相当严格的政治权力制约机制，这就是所谓的“天命”政治思想。这些都体现了儒学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中新社记者：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出现了很多全球性问题，儒学在帮助人类应对危机和解决问题方面能够起到哪些作用？

　　崔英辰：我作为终身在大学研究哲学的教授，只能从学术上对这个问题发表些看法。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我们在接受很多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习俗和思维方式，并将其视为宝贵的文化财富。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整合这一切，以指导人类未来生活的方向。

　　儒学中有个词叫“共生”。中国哲学家熊十力也曾说过一个词叫“相反相成”，即相反的、不同的部分，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所以我认为，与西方规范相比，儒学思想更包容，也更具有二元共生性，是时候以儒学为理论基础，创造人类新的伦理、规范了。

　　中新社记者：在日益西化的韩 国社会，儒学的发展面临何种挑战？

　　崔英辰：目前，韩国年轻人对儒学的关注度越来越低。虽然一些来源于儒学的思想、习惯还存在，例如我女儿也总是说要孝敬我，但他们不会特别意识到这是来源于儒教。

　　韩国社会对汉字教育的疏忽也是儒学发展的一大挑战。近年来，随着教汉字的课程在韩国学校变为选修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认识汉字，接触儒家《论语》等文献就更加困难，学生们也不想去研究用汉字撰写的历史文献。对他们来说，接触英文文献中的西方哲学变得更容易，所以我非常担心未来专门研究《论语》和《孟子》等东方哲学的学生会越来越少。

　　中新社记者：您对本次武夷论坛有何期待？将在论坛上与其他海内外专家学者就哪些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崔英辰：此次论坛是在武夷山进行，武夷山可以说是朱子学的发源地、根据地之一，作为儒学研究者，我也多次去过武夷山。我得知此次论坛是为东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儒学专业人士，创造一个聚在一起研究和讨论东亚儒学发展的平台，感到非常期待。事实上，要了解韩国的儒学，就必须先了解中国的儒学。此外，我们还需要了解日本，因为只有了解、并与其他地方的情况比较，讨论韩国、中国和日本的儒学异同，才能更好地了解韩国儒学的特点。

　　我非常期待此次论坛能够成为供东亚儒学学者们共同研究和讨论的场所。我最近也有一个想要创造21世纪朱子学的想法。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在研究过去的早已存在近千年的儒学经验(以朱子生平年限为基准)。尽管研究和整理过去的儒学经验非常重要，但是我们需要从现有的观点中挖掘出一些新想法。因此，我希望未来韩中日学者能够聚在一起，创造出21世纪东亚的新儒学。(完)

　　受访者简介：

　　崔英辰，哲学博士，韩国成均馆大学名誉教授。曾任韩国成均馆翰林院院长，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大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韩国儒学思想史、韩国性理学、东亚儒学思想比较研究等。出版著作数十部，代表作有《儒教思想的本质与现在性》《朝鲜时期儒学思想史的发展》《韩国儒学思想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