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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汇率走势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在发挥主要的影响作用,即便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
2022年以来,在美联储激进紧缩的背景下,受中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分化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承压。随着2024年9月份美联储大手笔降息50个基点,正式拉开美国货币宽松的帷幕,意味着前述分化趋于收敛,有助于缓解中国资本外流和汇率调整压力。2024年7月底以来,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交易价止跌反弹,到9月20日均由7.30升至7.05比1附近,较年内低点均反弹了3%以上。8月份,反映境内主要外汇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结束了连续13个月的逆差,录得顺差132亿美元。然而,在中外利率倒挂、股市楼市调整以及长期低通胀的情况下,人民币这种趋势能够延续吗?观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日本经验,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日元升值是在日美长期负利差情况下取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为稳定日本经济、平衡财政预算、抑制通货膨胀,制定了“道奇计划”。该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将日元对美元汇率确定为360比1。随着日本经济起飞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瓦解,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元震荡升值,最高升破80,现在140比1附近。人们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日元升值应受益于日美正利差,但实际情形却截然相反,绝大部分时间里日美利率都呈倒挂状态。
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全球无风险资产定价之锚。自1986年7月有10年期日债收益率数据起,同期限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就一直是负值。1985年9月底,美、日、(西)德、英、法西方五国达成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开始快速升值。到1994年6月末首次升破100比1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283个基点,较1986年7月月均负值扩大了72个基点。到1995年4月末,日元汇率升至84比1的阶段新高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344个基点,较1994年6月月均负值又上升了62个基点。当2011年7月~2012年10月,日元汇率强势升破80比1时,同期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平均为-104个基点,日美利率依然持续倒挂,只是负利差有所收窄。其中,2012年1月末,日元汇率升至76比1的历史新高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98个基点(见图1)。
拉长时间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从1979年8月起,除1980年2月、6月和1991年5月、8月、11月、12月合计6个月份外,其他月份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均为负值。1985年9月末~1994年6月末,日元对美元由217升至98比1,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负值由286增至329个基点。到1995年4月末,日元汇率升至阶段新高时,当月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482个基点,较1994年6月月均负值又上升了153个基点。当2011年7月~2012年10月,日元汇率升破80比1时,同期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平均为-16个基点,日美利率依然持续倒挂,只是幅度大幅收窄。其中,2012年1月末,日元汇率升至历史新高时,当月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11个基点(见图2)。
2021年以来,日元汇率年度“三连跌”,由2020年底的103跌至2023年底的141比1,同期年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由54个基点扩大至458个基点。然而,与其说这轮日元贬值是利差驱动,还不如说是日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分化所致。日美负利差扩大与日元汇率走弱是“分化”这枚硬币的两面。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2020~2023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四年复合平均增长1.96%,美国实物经济总量早在2021年就恢复到了2019年的水平;日本实际GDP四年复合平均增长0.31%,日本实物经济总量到2023年才恢复疫情前的水平(见图3)。其结果是,虽然自2022年4月以来日本也遭遇了高通胀回归,CPI通胀持续超过2%的目标,但日本央行因为经济复苏不充分,在美联储紧缩抗通胀的同时,一直坚守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YCC),导致日美负利差不断走阔。直到2024年3月,日本央行才退出负利率时代,弃守YCC。当前市场担心的是,在日美货币政策继续 分化,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而美联储转向更加宽松的情况下,日元利差交易反向平仓,有可能引发的日元大幅升值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
资产泡沫破裂初期和后期日元走势总体偏强
1990年初日本股市泡沫破裂,经历了历时231个月的两波调整。第一波是到2003年4月28日,东京日经225指数跌至7608,较1989年底高点累计下跌80%。之后,日经225指数止跌反弹,到2007年7月9日升至18262。第二波是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底演变成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日经225指数重新下跌,跌至2009年3月10日的7055,较前高累计下跌61%(见图4)。
1991年初日本房市泡沫破裂,经历了历时73个季度的调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编制的经通胀调整的实际住宅物业价格指数,日本房价于1991年一季度见顶189,此后一路震荡下行,到2009年二季度跌至97,累计下跌49%,其间基本没有反弹(见图5)。引爆次贷危机的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历时22个季度,美国实际住宅物价价格指数从2006年二季度~2011年三季度累计下跌39%。
然后,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是,日本两个资产泡沫破裂的初期,日元汇率还在持续走强。到1995年4月末,日元对美元升至84比1的阶段性高点时,东京日经225指数较1989年底高点累计下跌57%,实际住宅物业价值数较1991年初高点累计下跌16%。另一个是,日本资产泡沫破裂的后期,日元汇率也走势偏强。如2007年7月9日~2009年3月10日,日经225指数累计下跌61%,同期日元汇率由123升至99比1,累计升值25%;2007年三季度~2009年二季度,日本实际住宅物业价值数累计下跌7%,同期日元汇率由123升至96比1,累计升值29%(见图4和图5)。
从日本的经验看,汇率有可能晚于资产泡沫破裂见顶,却早于资产泡沫破裂触底。之所以如此,或是因为在资产泡沫破裂的初期,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没有意识到资产泡沫的破裂或者泡沫破裂的危害,而在资产泡沫破灭的后期,外汇市场参与者对于泡沫的破裂及其危害已经出现审美疲劳,反应钝化了。
另外,对于资产价格走势与汇率的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月末日经225指数和日元汇率取自然对数后,相关性分析显示,1990年1月~2009年3月日本股市泡沫破裂期间,日经225指数与日元汇率为弱正相关0.297,即日元贬值,日股走高。2009年4月~2024年8月,日股触底反弹以来,二者为高度正相关0.904,强烈表明日本股市不存在日元贬值、日股下跌的情况。因为日本经常账户盈余、企业海外资产多,日元贬值可以增厚经常账户收益和海外资产估值,利好日本上市公司盈利。这正是2024年8月5日,日元利差交易反向平仓,日元大幅升值,引发“黑色下星期一”,全球股市巨震,日股向下熔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在前述经济特征下,日元升值利空日本上市公司盈利。
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升值也占优
上世纪90年代日本股市和楼市两个资产泡沫先后破裂以来,日本长期呈现物价低增长〔指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正增长1%以内,包括0和1%〕甚至负增长,经济停滞的状态。这被称为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然而,即便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汇率也是双向波动且升值的情形略占上风。
过去三十多年来,日本有三个时期出现了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第一个时期为1998年4月~2008年1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28个月为低增长,占比24%,其余90个月均为负增长,合计118个月平均同比负增长0.27%。其间,日元汇率由1998年7月末的低点145升至1999年11月末的102比1,累计升值42%;之后冲高回落,到2002年1月末跌至135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24%;接着又止跌反弹,到2004年12月末升至102比1,较前低累计上涨32%;然后又见顶回落,到2007年6月末最低跌至123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17%。到2008年1月末,日元汇率收在106,较1998年3月末的133比1累计上涨25%(见图6)。
第二个时期为2008年12月~2013年8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16个月为低增长,占到28%,其他41个月均为负增长,合计57个月平均同比负增长0.51%。其间,日元汇率由2009年2月末的低点98升至2012年1月末的76比1,累计上涨28%;之后冲高回落,到2013年5月末跌至100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24%。到2013年8月末,日元汇率收在98,较2008年11月末的96比1累计下跌3%(见图6)。
第三个时期为2015年4月~2017年11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7个月为负增长,占到22%,其他25个月均为低增长,合计32个月平均同比正增长0.18%。其间,日元汇率由2015年5月末的低点124升至2016年9月末的101比1,累计上涨22%;之后冲高回落,到2016年12月末跌至117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13%。到2017年11月末,日元汇率收在113,较2015年3月末的120比1累计上涨7%(见图6)。
可见,前述三个日本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汇率均有涨有跌。其中,首尾两个时期,日元汇率总体是升值的,尤其第一个时期的升值趋势更为明显。
综上,日元汇率走势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在发挥主要的影响作用,即便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例如,2013年4月,日本央行正式开启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QQE)。到2015年5月末,日元对美元由2013年4月末的97跌至124比1,累计下跌22%,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由12扩大至61个基点。这波日元贬值可以说是利差驱动。但是,2016年1月底,日本央行正式引入负利率,到9月末,日元对美元却由1月末的121升至101比1,累计上涨20%,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负值由93增至101个基点(见图2)。因为2015年底美联储加息引发国际金融动荡,避险情绪驱动日元升值。由此,从货币宽松得出本币必然对外贬值的结论,就轻松被证伪。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对汇率问题要树立强烈的谦卑心态。他甚至非常直白地指出,虽然分析师们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没有一个模型可以比抛硬币更有效地预测汇率的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也表示,对日元、美元、欧元汇率的解释始终是很困难的任务,即使事后看来也是如此。因此,汇率测不准是必然,双向波动是常态。
责任编辑:何俊熹
蔡嘉山(记者 刘菁一)09月23日,由于AI芯片供不应求,科技圈的“最强甲方”开始向“最强乙方”施压。在高盛于当地时间9月11日举办的科技会上,英伟达CEO黄仁勋 (Jensen Huang) 回答主持人有关英伟达芯片依赖亚洲供应链的问题时表示,台积电在芯片代工方面遥遥领先,英伟达选择台积电生产芯片是因为“它是最好的”,但如果必要,英伟达可以把订单转给其他供应商。黄仁勋表示如果必要,英伟达可以把订单转给其他供应商(资料图)这段问答的现实背景是,从去年至今,英伟达的AI芯片虽然全力赶工生产,但依然供不应求,公司的大客户微软、Meta、特斯拉等科技巨头都在排队购买。黄仁勋在访谈中提到,“芯片需求是如此之大,每个人都想第一个拿到芯片,每个人都想拿到最多的芯片。”这种情况甚至导致英伟达与客户之间关系紧张。“现在可能有更多客户心里有情绪,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满足需求。”他强调。按照半导体行业的分工,英伟达负责芯片设计,台积电主做芯片生产。从生成式AI浪潮爆发以来,英伟达和台积电作为产业链上的“最强组合”,几乎垄断了AI芯片市场的红利。据国际调研机构Omdia统计,英伟达在AI芯片市场的份额几近超过80%,几款主流GPU芯片在供需紧张的高峰期常常供不应求。在上个月的二季度财报会上,公司也透露其Hopper系列产品(H100、H200)需求将继续强劲增长,今年3月推出、年底计划上市出货的Blackwell系列(B200)的需求则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虽然目前AMD、英特尔以及国产AI芯片厂商争相推出竞品追赶英伟达,但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市场规模上,都不足以与英伟达抗衡。英伟达在AI芯片市场的份额几近超过80%,图为英伟达logo而台积电作为全球第一大芯片代工厂,占据全球超60%的市场份额。且英伟达、AMD、英特尔旗舰AI芯片都采用7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英伟达H100、H200、B200均采用4纳米制程,AMD MI300采用5纳米,英特尔Guadi系列采用7纳米与5纳米),此外还包括生产AI芯片需要的先进封装CoWos技术,台积电都掌握绝对优势。基于此,巨头们都选择将AI芯片订单交给台积电独家代工。台积电也因为AI芯片爆火在全力量产。该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家表示,由于AI芯片市场需求太过旺盛,台积电目前在AI上的产品及服务在产能规划上赶不上变化,远远无法做到“供需平衡”。按照他的估测,预计要到2026年的某一个季度,公司才能努力实现供需平衡。考虑到台积电与英伟达强强联合的绑定关系,若真如黄仁勋所说“把订单转给其他供应商”,市场上的选择并不多。除台积电外,三星作为世界排名第二的代工厂,是市场仅剩的选项。三星当前在全球代工市场份额约占11%,在先进制程领域也对标台积电拥有3纳米及以上的产线及配套技术方案。但考虑到两家公司在研发和量产能力上的差距,三星在各家客户名单上长期作为“二供”存在,是台积电的备选。从去年AI算力芯片爆火至今,三星也未曾传出拿到过重要客户的AI芯片订单。一位半导体市场分析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考虑到台积电的实力与市场地位,以及英伟达与台积电紧密的绑定关系,黄仁勋的发言更像是对供应链安全的承诺,也可能是因芯片供需紧张对台积电的“鞭策”。英伟达也十分清楚台积电的重要性。黄仁勋在上述活动上提到,如果把台积电的订单转给其他供应商,可能会导致芯片质量下降。针对上述表态,界面新闻向英伟达、台积电两家公司寻求看法,截至发稿暂未回应。或受黄仁勋发言影响,截至周三收盘,英伟达股价大涨8.15%至116.91美元,创下六周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继2023年大涨239%后,英伟达股价今年已经上涨了一倍多。台积电股价今年以来也已上涨近65%。截至周三收盘,台积电股价涨4.8%,至170.23美元。以下为界面新闻整理的黄仁勋涉及台积电的问答内容:Toshiya Hari(高盛):你的大多数供应链合作伙伴都在亚洲运营,特别是台湾。鉴于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你如何看待未来的发展方向?黄仁勋(Jensen Huang):是的,亚洲供应链非常庞大且相互连接。英伟达的新GPU由35000个部件组成,重80磅,最大电流达到10000A。当你把它放在机架上时,它重达3000磅。这些GPU非常复杂,它们的构建就像电动汽车一样,组件也是如此。因此,这个生态系统在亚洲有一个庞大的复杂供应链,多元化且相关联。我们尝试在每一个可能的方面去加强设计,提高效率。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公司拥有足够的IP知识产权。万一我们不得不从一个工厂转移到另一个工厂,我们有能力这样做,也许工艺技术不是那么出色,也许我们无法获得相同水平的性能或成本,但我们将能够保证供应。所以我认为,如果发生任何事情,我们应该能够在其他地方进行生产。黄仁勋称英伟达选择台积电生产芯片是因为“它是最好的”(资料图)我们正在台积电生产,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好的,不是只比第二名好一点点,而是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差距。我们与他们合作拥有悠久历史,他们的工程能力,工厂的敏捷性,能够做到的水平,都令人惊讶。英伟达去年的收入有一个重大的增长,如果没有供应链的支持,如此重大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包括台积电在内的供应链的效率令人难以置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极大地扩展了CoWoS的产能,明年和之后我们还将进一步扩展。但尽管如此,他们(台积电)的敏捷性和对我们需求的响应能力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我们使用他们是因为他们很棒,但如果有必要,我们当然可以随时启动其他工厂。
蔡嘉山(记者 林木康)09月23日,(原标题:学校没钱装还不让家长装,教室“空调困局”该怎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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