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汇率走势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在发挥主要的影响作用，即便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

　　2022年以来，在美联储激进紧缩的背景下，受中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分化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承压。随着2024年9月份美联储大手笔降息50个基点，正式拉开美国货币宽松的帷幕，意味着前述分化趋于收敛，有助于缓解中国资本外流和汇率调整压力。2024年7月底以来，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交易价止跌反弹，到9月20日均由7.30升至7.05比1附近，较年内低点均反弹了3%以上。8月份，反映境内主要外汇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结束了连续13个月的逆差，录得顺差132亿美元。然而，在中外利率倒挂、股市楼市调整以及长期低通胀的情况下，人民币这种趋势能够延续吗？观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日本经验，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日元升值是在日美长期负利差情况下取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为稳定日本经济、平衡财政预算、抑制通货膨胀，制定了“道奇计划”。该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将日元对美元汇率确定为360比1。随着日本经济起飞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瓦解，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元震荡升值，最高升破80，现在140比1附近。人们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日元升值应受益于日美正利差，但实际情形却截然相反，绝大部分时间里日美利率都呈倒挂状态。

　　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全球无风险资产定价之锚。自1986年7月有10年期日债收益率数据起，同期限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就一直是负值。1985年9月底，美、日、（西）德、英、法西方五国达成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开始快速升值。到1994年6月末首次升破100比1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283个基点，较1986年7月月均负值扩大了72个基点。到1995年4月末，日元汇率升至84比1的阶段新高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344个基点，较1994年6月月均负值又上升了62个基点。当2011年7月~2012年10月，日元汇率强势升破80比1时，同期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平均为-104个基点，日美利率依然持续倒挂，只是负利差有所收窄。其中，2012年1月末，日元汇率升至76比1的历史新高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98个基点（见图1）。

　　拉长时间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从1979年8月起，除1980年2月、6月和1991年5月、8月、11月、12月合计6个月份外，其他月份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均为负值。1985年9月末~1994年6月末，日元对美元由217升至98比1，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负值由286增至329个基点。到1995年4月末，日元汇率升至阶段新高时，当月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482个基点，较1994年6月月均负值又上升了153个基点。当2011年7月~2012年10月，日元汇率升破80比1时，同期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平均为-16个基点，日美利率依然持续倒挂，只是幅度大幅收窄。其中，2012年1月末，日元汇率升至历史新高时，当月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11个基点（见图2）。

　　2021年以来，日元汇率年度“三连跌”，由2020年底的103跌至2023年底的141比1，同期年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由54个基点扩大至458个基点。然而，与其说这轮日元贬值是利差驱动，还不如说是日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分化所致。日美负利差扩大与日元汇率走弱是“分化”这枚硬币的两面。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2020~2023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四年复合平均增长1.96%，美国实物经济总量早在2021年就恢复到了2019年的水平；日本实际GDP四年复合平均增长0.31%，日本实物经济总量到2023年才恢复疫情前的水平（见图3）。其结果是，虽然自2022年4月以来日本也遭遇了高通胀回归，CPI通胀持续超过2%的目标，但日本央行因为经济复苏不充分，在美联储紧缩抗通胀的同时，一直坚守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YCC），导致日美负利差不断走阔。直到2024年3月，日本央行才退出负利率时代，弃守YCC。当前市场担心的是，在日美货币政策继续分化，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而美联储转向更加宽松的情况下，日元利差交易反向平仓，有可能引发的日元大幅升值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

　　资产泡沫破裂初期和后期日元走势总体偏强

　　1990年初日本股市泡沫破裂，经历了历时231个月的两波调整。第一波是到2003年4月28日，东京日经225指数跌至7608，较1989年底高点累计下跌80%。之后，日经225指数止跌反弹，到2007年7月9日升至18262。第二波是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底演变成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日经225指数重新下跌，跌至2009年3月10日的7055，较前高累计下跌61%（见图4）。

　　1991年初日本房市泡沫破裂，经历了历时73个季度的调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编制的经通胀调整的实际住宅物业价格指数，日本房价于1991年一季度见顶189，此后一路震荡下行，到2009年二季度跌至97，累计下跌49%，其间基本没有反弹（见图5）。引爆次贷危机的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历时22个季度，美国实际住宅物价价格指数从2006年二季度~2011年三季度累计下跌39%。

　　然后，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是，日本两个资产泡沫破裂的初期，日元汇率还在持续走强。到1995年4月末，日元对美元升至84比1的阶段性高点时，东京日经225指数较1989年底高点累计下跌57%，实际住宅物业价值数较1991年初高点累计下跌16%。另一个是，日本资产泡沫破裂的后期，日元汇率也走势偏强。如2007年7月9日~2009年3月10日，日经225指数累计下跌61%，同期日元汇率由123升至99比1，累计升值25%；2007年三季度~2009年二季度，日本实际住宅物业价值数累计下跌7%，同期日元汇率由123升至96比1，累计升值29%（见图4和图5）。

　　从日本的经验看，汇率有可能晚于资产泡沫破裂见顶，却早于资产泡沫破裂触底。之所以如此，或是因为在资产泡沫破裂的初期，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没有意识到资产泡沫的破裂或者泡沫破裂的危害，而在资产泡沫破灭的后期，外汇市场参与者对于泡沫的破裂及其危害已经出现审美疲劳，反应钝化了。

　　另外，对于资产价格走势与汇率的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月末日经225指数和日元汇率取自然对数后，相关性分析显示，1990年1月~2009年3月日本股市泡沫破裂期间，日经225指数与日元汇率为弱正相关0.297，即日元贬值，日股走高。2009年4月~2024年8月，日股触底反弹以来，二者为高度正相关0.904，强烈表明日本股市不存在日元贬值、日股下跌的情况。因为日本经常账户盈余、企业海外资产多，日元贬值可以增厚经常账户收益和海外资产估值，利好日本上市公司盈利。这正是2024年8月5日，日元利差交易反向平仓，日元大幅升值，引发“黑色下星期一”，全球股市巨震，日股向下熔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在前述经济特征下，日元升值利空日本上市公司盈利。

　　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升值也占优

　　上世纪90年代日本股市和楼市两个资产泡沫先后破裂以来，日本长期呈现物价低增长〔指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正增长1%以内，包括0和1%〕甚至负增长，经济停滞的状态。这被称为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然而，即便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汇率也是双向波动且升值的情形略占上风。

　　过去三十多年来，日本有三个时期出现了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第一个时期为1998年4月~2008年1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28个月为低增长，占比24%，其余90个月均为负增长，合计118个月平均同比负增长0.27%。其间，日元汇率由1998年7月末的低点145升至1999年11月末的102比1，累计升值42%；之后冲高回落，到2002年1月末跌至135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24%；接着又止跌反弹，到2004年12月末升至102比1，较前低累计上涨32%；然后又见顶回落，到2007年6月末最低跌至123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17%。到2008年1月末，日元汇率收在106，较1998年3月末的133比1累计上涨25%（见图6）。

　　第二个时期为2008年12月~2013年8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16个月为低增长，占到28%，其他41个月均为负增长，合计57个月平均同比负增长0.51%。其间，日元汇率由2009年2月末的低点98升至2012年1月末的76比1，累计上涨28%；之后冲高回落，到2013年5月末跌至100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24%。到2013年8月末，日元汇率收在98，较2008年11月末的96比1累计下跌3%（见图6）。

　　第三个时期为2015年4月~2017年11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7个月为负增长，占到22%，其他25个月均为低增长，合计32个月平均同比正增长0.18%。其间，日元汇率由2015年5月末的低点124升至2016年9月末的101比1，累计上涨22%；之后冲高回落，到2016年12月末跌至117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13%。到2017年11月末，日元汇率收在113，较2015年3月末的120比1累计上涨7%（见图6）。

　　可见，前述三个日本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汇率均有涨有跌。其中，首尾两个时期，日元汇率总体是升值的，尤其第一个时期的升值趋势更为明显。

　　综上，日元汇率走势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在发挥主要的影响作用， 即便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例如，2013年4月，日本央行正式开启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QQE）。到2015年5月末，日元对美元由2013年4月末的97跌至124比1，累计下跌22%，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由12扩大至61个基点。这波日元贬值可以说是利差驱动。但是，2016年1月底，日本央行正式引入负利率，到9月末，日元对美元却由1月末的121升至101比1，累计上涨20%，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负值由93增至101个基点（见图2）。因为2015年底美联储加息引发国际金融动荡，避险情绪驱动日元升值。由此，从货币宽松得出本币必然对外贬值的结论，就轻松被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对汇率问题要树立强烈的谦卑心态。他甚至非常直白地指出，虽然分析师们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没有一个模型可以比抛硬币更有效地预测汇率的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也表示，对日元、美元、欧元汇率的解释始终是很困难的任务，即使事后看来也是如此。因此，汇率测不准是必然，双向波动是常态。

责任编辑：何俊熹

郭依仪（记者 邱俊淳）09月23日,极目新闻记者 邓波9月11日19时33分，天津滨海机场因受到无人机影响，出现多趟航班无法起降的情况。直到12日上午6时，天津滨海机场进出港航班才恢复正常起降。12日上午，极目新闻记者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公安分局了解到，针对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问题，警方目前正在工作当中。据多名网友发布的视频，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受到影响，多趟航班备降周边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石家庄正定机场，还有不少出发旅客延误滞留。航司通知因公共安全原因延误（图片来源：网络）11日晚从深圳飞往天津的蔡先生亲历了备降，他告诉极目新闻记者，21时30分许，航程已经过半，突然听到飞机上的广播通知需要备降石家庄正定机场，随后飞机就改变方向，直飞石家庄正定机场，“半道上直接就拐弯了，幅度不是特别大。”蔡先生称，22时50分许，他乘坐的航班备降落地。备降后，机上的旅客都比较激动，航司安排了住宿。12日上午9时，他乘坐飞机从石家庄正定机场再次起飞，40分钟后落地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现已经安全到家。山西运城的谢先生原定11日当晚从天津飞往山西运城，其家人告诉极目新闻记者，本来当晚就能回家，但因航班延误了12个多小时，直到12日上午10时左右才在运城盐湖机场落地。另一名旅客发布的视频显示，她登机了一个多小时，但航班并未准时出发，“天津机场停飞排查，居然有人在这飞无人机。”这名旅客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航班当晚最终没能起飞。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深夜发布的通报（图片来源：官网账号截图）据天津滨海国际机场11日深夜发布的通报，2024年9月11日19时33分，天津滨海机场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航班起降受到影响。机场及时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联合应急处置预案黄色等级响应，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迅速调集力量，妥善转运安置滞留旅客。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航班信息，妥善做好出行安排。12日6时10分，机场进出港航班恢复正常起降。12日上午，极目新闻记者以旅客身份致电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公安分局询问无人机事件处置情况，接线人员称，警方目前正在工作当中，其余情况无可奉告。是否找到无人机相关涉事人员？机场派出所工作人员称，以机场方面对外通报为准。相关新闻旅客：登机后等了两小时被通知取消，飞机上的人一直想要个说法“天津滨海机场”官方公众号、“天津机场便捷飞”微博发布出行提示，2024年9月11日晚19时33分，天津滨海机场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航班起降受到影响。机场及时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联合应急处置预案黄色等级响应。天津滨海机场发布的出行提示天津滨海机场出港信息显示，多趟航班状态为延误、取消和提前取消，包括国航、川航、东航和南航等航空公司的航班均出现上述情况。9月12日，一名知情人士解释称，导致航班延误的主要原因有很多，包括航班出发地和航班目的地天气突变，无人机黑飞、飞机出现机械故障，空中交通管制等，而无人机黑飞近年来已对民航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天津机场航班大面积延误中转旅客：登机后等了两小时被通知取消9月12日，记者联系到一位打算在天津机场中转的海南航空乘客彭女士（化名），她告诉记者，目前，她的航班计划改到了12日早上九点起飞。航旅纵横APP显示天津滨海机场的出港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取消彭女士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显示，原本她的航班，是从哈尔滨出发在天津中转，9月11日下午14:40，她就到了天津机场，等着19:30从天津出发，“我们从18:50登机开始，就在飞机上等，直接等到23:30，结果通知我们全部下飞机。”彭女士称，下了飞机之后，包括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在内没有给她们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航班的乘客都比较生气，“等到晚上23:50，航班直接被取消，飞机上的人一直想要个说法，但是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据彭女士发布的信息显示，9月12日凌晨三点，机场方面告诉她们安排了住宿，飞机上总共一百多人，结果接送的只有一个核载56人的大巴，“显然坐不下，于是我们坐了第二辆大巴。等到了四点多第二辆车才出发，说给我们又安排了其他酒店，现在四点三十五分了，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睡上一个小时，也不知道明天九点能不能按时出发。”12日上午，记者联系到彭女士时，她说看到六点十分左右，天津机场已经有飞机顺利起飞，她估计她们的航班九点也可以顺利起飞。同时，据天津机场发布的信息称，9月12日6:10，CA293Y航班（天津-大连）于天津滨海机场顺利起飞，机场进出港航班恢复正常起降。专业人士：“无人机黑飞”威胁民航安全12日上午7时许，记者联系天津滨海机场，机场人工客服电话显示作息忙，前方还有16人排队等待。据了解，此次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遭遇无人机引起的公共安全事件，导致航班起降服务受阻。截至9月11日晚21时35分，机场方面紧急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的联合应急处置预案，响应级别设定为黄色。据统计，到晚上11时，已有29个航班出现延误，8个航班被取消，另外有32个航班不得不备降到其他机场，影响了大约3000名旅客的行程。据了解，因无人机黑飞，即未经批准的无人机飞行活动，已对民航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一位民航业内知情人士告知，飞机在起飞、降落过程中的飞行高度比较低，这个过程要求飞机行驶的航道必须畅通无阻，否则就会影响飞机的正常飞行。而无人机一旦侵入民航客机的飞行空域，就存在与客机发生碰撞的风险，“因为，大多数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低、体积小、速度慢，这使得民航客机上的雷达难以发现，增加了避让的难度。民航客机在起降过程中速度极快，与无人机发生碰撞将造成严重后果。”无人机“黑飞”存在哪些危害？记者注意到，如果机场净空环境遭受破坏，首先构成安全隐患，危及飞行安全；其次降低机场使用条件，影响航班正常起降。在净空保护区内放飞“低慢小”飞行物，达到一定高度或是一旦失去控制，很容易漂移到航道上，造成飞机飞行不安全事故。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已发生多起无人机“黑飞”事件，不仅干扰机场正常运行秩序，也频频导致航班备降、取消或延误，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造成经济损失。（文中彭女士为化名）

郭依仪（记者 邱俊威）09月23日,�

（原标题：前国足主帅沉默14年的社媒“爆了”！球迷刷屏：队危，速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