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成为不少内地科创企业出海的理想第一站。但在出海过程中，融资投资和法律方面仍有不少挑战。

　　近年来，越来越多内地科技创新企业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因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成为不少内地科创企业出海的理想第一站。

　　在第二十七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暨投资香港推介大会期间举办的科技创新企业“拼船出海”专题推介活动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已经成为内地企业走向世界的桥头堡。过去两年多来，特区政府已经与超过100家有潜力和具代表性的重点创科企业洽谈好于香港落户或者是拓展业务。他们将为香港带来超过520亿港元的投资，创造超过15000个就业职位。

　　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助力内地科创企业“走出去”？又该如何防范企业在出海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香港区位优势明显

　　独特的法律体系、广泛的全球联系、自由的市场环境、无缝对接国际标准规则、日益完善的营商环境以及全球重要的科研资源等，都是香港可以助力内地科创企业出海的独特优势。

　　在前述活动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工业专员（创新及科技）葛明博士介绍，过去半年，他大概接触过超过数百家有意来香港的创科企业，融资是他们的首要需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拥有全链条的融资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他提到，香港交易所不断创新，上市规则第18A章允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业在主板上市，2023年增设的第18C章，为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葛明表示，香港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具有符合中西方文化习惯的丰富应用场景。香港的零关税和低贸易壁垒的优势，加之良好的香港制造声誉，使得内地科创企业能够更顺利地进入国际市场拓展业务。同时，香港商经局也提供不少市场拓展资金，比如工业贸易署的BUD计划，最多可以提供每家企业700万元的拓展海外和内地市场的资助。

　　不少内地科创企业来港，也希望能寻找国际人才并留住人才。香港同时具备中西方优势，是国际高端人才的集聚地。葛明提到，在香港，内地科创企业可以强化人才资产，提升自身的能力和创新水准，增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我们为指定高端人才提供生活津贴，并会持续增加科创人才的住宿条件和供应，协助汇聚科创人才。”

　　葛明指出，香港还有许多其他政策措施以及优势，来资助企业出海。例如，为鼓励企业的应用研发，在已经很低的税率的基础上，企业被核准的年度研发费用可以倍数累积进行扣税，进一步降低成本和鼓励创新。科学园、数码港和即将入驻的港深河套香港园区，提供卓越的科研空间，更有不同的资助计划和服务计划。香港公平的营商环境，高效的交通网络，众多的国际航线，全球重要的物流枢纽地位，可助力企业与国际联系、产品出口、供应链管理，提升市场竞争力。

　　吴甘沙在前述活动上介绍，香港国际机场作为驭势科技前期的天使客户，让企业在香港找到了破局点。“香港的合作伙伴敢于创新，对错误包容，指出的刚需痛点也更加明显，让我们突破了理念，去做‘真无人驾驶’。”

　　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吴甘沙表示为香港国际机场打造产品的这六年间，经历过不少挑战。“他们会请专家考察产品，从产品设计到产品开发的流程管理、质量管理，再 到运营过程中的运营运维、售后、产品维保等等，都需要书写文档来阐述，并且要做到流程处处留痕，一旦出现问题可以回溯。”

　　“目前我们正在推进与新加坡的合作，已经感受到来自新加坡对于产品的严格要求，与香港的合作经验可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吴甘沙说。

　　还有哪些挑战？

　　内地科创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还面临着投资融资、法律风险等多方面的挑战。

　　在前述活动上，盈科律师事务所全球董事会副主任李正指出，针对科技企业，有四个方面的法律问题尤为突出：一是知识产权的问题，如果企业在出海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应对策略，在出海过程中就极有可能面临着专利、商标、版权的侵权风险，面临着侵权的赔偿；二是数据合规与隐私保护。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很多企业在处理数据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相关国家的相关规定，否则也面临着制裁的风险；三是不正当和反垄断的风险；四是贸易规则与壁垒方面的风险。

　　在投资融资方面，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敏在前述活动上提到，最近几年的投融资方向从区域上来看，出海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中东、东盟等国家。这些新兴市场和地区，在法律环境、商业环境、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对于新进入的企业提供投融资方面的支持，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过去几年美元处于高息环境，好消息是近日刚刚降息，但确实对债权融资也有一些压力。此外，传统的科技企业海外融资的股权融资，由于退出通道的一些原因，也面临着一些压力。”

　　刘敏认为，走出去的企业在面对这些情况时，还是有很多解决方案和办法。他首先建议企业要做好顶层设计，出海第一步可能是产品出海，第二步才是产能出海。产品出海不仅是打开产品的市场，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的打开，了解目的地地区的法律、文化，甚至是劳工政策、环保政策等等。同时，通过市场打开真正把自己企业的护城河，无论是技术、品牌还是渠道方面，做深、做牢。“尽管过去几年市场有些波动，但严格意义上，特别是在香港这样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其实是不缺钱的，缺的是优质的项目，或者说缺的是被市场认可的优质项目。”

　　刘敏表示，这几年，很多科技型企业都希望吸引中东的资金，但事实上中东更多的是招商引资为首，然后再做投资，所以对内地企业来讲也要投资和融资并重，同时要充分利用好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产业政策。

　　刘敏补充，出海的企业到一个新的市场、新的环境，无论是产品、还是投融资方面，可能要优先寻找市场上一些优质的中介机构，无论是律师、会计师，还是银行、投行，要有一个共同的组合的安排和方案，才能帮内地企业真正“走出去”。

　　“到海外融资永远都不是出海企业最主要的问题，出海的目的不是为了打一船鱼回去，而是真正能行稳致远。”刘敏说。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李育源（记者 张俞成）09月21日,核污水排海有着太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资料图中日关系，是一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一些恶性事件，更让人感到痛心和愤怒。9月20日，中日关系，终于传来一个好消息。双方就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我看到，中国外交部就披露，这是“中方同日方和相关国际组织，前后进行了10多轮密集谈判和协商，经过不懈努力”达成的结果。不管怎样，能达成共识，在当下的国际大背景下，这肯定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我也相信，大家对这个共识，多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毕竟，在过去一年，已有超过6万吨的核污水被排放到大海，还有更多污水即将入海；反对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民众，也不仅仅在中国，当然，也有一些国家表达无所谓。但看中日达成的共识，有几点也是很明确的。第一个可以明确的，中方反对排海的立场没有发生改变。9月20日，也即共识发表的当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明确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擅自启动排海，这一立场没有变化”。事实上，对于日本单方面启动核污水排海，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国之一，一直反对这一不负责任的做法。毛宁就解释，中方同日方发表共识，“是为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和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尽最大努力避免对环境和人体产生负面影响，有效防范排海的潜在风险。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同中方一起严格监督日方履行承诺。”2023年11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见面。在那次会见中，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态度通过磋商谈判找到解决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达成共识，相信就是建设性态度的一种表现。最终目的，还是要面对现实，尽最大可能降低各种风险，严格监督日方履行承诺。李在明（前排左二）与议员在首尔国会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手举标语，抗议日本核污染水排海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第二个可以明确的，日本有让步并软化立场。我们看到，这一次，日方同意作出长期国际监测安排，确保中国等所有利益攸关国有效参与其中，实施独立取样监测。请注意，独立取样监测。按照毛宁的说法，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全面真实有效的数据，确保排海风险可控。”我们必须看到，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此前在福岛设置了常驻办公室，并在核电站内和周边海域开展监测，这在机构历史上尚属首次。但是，考虑到日本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密切关系，很多人也质疑，后者的数据很不全面，有些数据确实太偏向日本，看似是在监督，实际是为日本背书。这就需要第三方参与监测。毕竟，核污水排海，有着太多不可预知的风险。我们要注意当下，更要着眼长远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小心没有任何错误。所以，经过长期的尖锐斗争，日本终于还是做出让步，允许更多独立第三方参与监测。毛宁就说，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已就此达成了一致，下一步还将讨论监测核素种类、检测方法等技术细节，实现全面、有效、可信的长期国际监测。第三个可以明确的，日本水产品进口，中方还不会立刻恢复。日本最大的诉求，其实就是希望中国改弦更张，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日本核污水排海后，中方立刻采取行动，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确实让日本遭受巨大损失。日本很急。所以，几乎每次中日磋商或对话，这都是日方必谈的一个问题。双方达成共识，这就是一个不错的开端。当然，有些事情，日本急也没用。毛宁就明确表示，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中方将会继续以世贸组织和中国法律法规为遵循，以科学事实为准绳，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在有效参与相关监测活动，实施独立取样并确认结果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她还说，我们将与日方开展技术磋商，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有关磋商结果和政策调整会及时向社会公告。请注意，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前提条件：1，中日要开展技术磋商；2，日本要充分满足中方提出要求；3，中方会逐步恢复符合标准日本水产品进口；3，有关磋商结果和政策调整，会向社会及时公布。我们就等着看吧。日本已有超过6万吨的核污水被排放到大海最后，怎么看？完全我个人看法，还是粗浅三点吧。第一，有诚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日是一对老冤家，有很多敏感问题，但难道真打仗不成？还是要谈判要磋商，如果真有诚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怕就怕没有诚意，一味要求对方，导致摩擦加剧，分歧愈演愈烈。最后，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第二，要警惕，警惕民粹主义抬头的恶果。中日关系很敏感，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还有种种历史问题，牵动着人们的神经。但在日本，总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在这些敏感问题上，时不时出现严重刺激中国人情绪的言行。中日关系能好吗？对民粹主义，日本要高度警惕，警惕军国主义的沉渣泛起；当然，中国也要警惕，警惕各种极端的言行。但不管怎样，对无辜民众下手，对孩子下手，这尤其让人发指，这根本不是爱国，这完全是害国。日本需要反省核污水排海带来的长远影响第三，着眼未来，中日还是要有智慧和远见。确实要有智慧和远见，哪怕日本拼命想融入西方，但它一个东方国家的本质，是永远无法变的；哪怕日本再想和美国绑在一起，但很多问题，没有中国配合不可能得到解决。我一直认为，未来的世界竞争，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欧洲有欧盟，北美有美加墨，东亚呢？东盟太小，中日韩更应携手。中国和日本，应该成为朋友，最好也成为朋友。实现这一点，对于两国整体利益，应该说超越100个诺贝尔和平奖。当然，有些事情，该斗争要斗争，但更要善于斗争。我还觉得，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日本需要反省，反省历史的深刻教训，反省核污水排海带来的长远影响。中日都需要冷静，越是愤怒的时候，越是要冷静。怎么打蛇打七寸，怎么消除心中的藩篱，怎么最有利于国家利益……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高超的大国外交，就是将强敌化为朋友。我们都是搬不走的邻居，即使不想做兄弟，但也没必要成为仇敌。这更考验着政治家们的智慧和远见。来源：牛弹琴

李育源（记者 李佑郁）09月21日,来源：环球网【环球时报-环球网特约记者 薛丹】当地时间9月19日，中国第22批赴黎维和部队多功能工兵分队营区周边多枚航弹爆炸，造成部分设施受损。记者了解到，爆炸发生时间为19日16时40分左右，爆炸发生后，我维和官兵迅速进入掩体进行安全躲避。后经检查发现，营区内部分建筑的门窗、吊顶、镜子、物品陈列柜等不同程度受损，所幸无人员受伤。图为营区外航弹爆炸瞬间【杨康 摄】图为营区外航弹爆炸瞬间【监控视频截图】图为营区外航弹爆炸瞬间【邵宝磊 摄】图为和平厅里的陈列柜受冲击波受损【瞿发统 摄】图为营区里的门受冲击波受损【瞿发统 摄】图为航弹残片打断的树枝【瞿发统 摄】图为航弹残片将营区水泥路面砸出坑洞【瞿发统 摄】图为航弹残片落在营区内【瞿发统 摄】

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