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2月30日电 (林世雄 陈建新)由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及港澳台法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一国两制与港澳台法治”学术论坛30日在北京举行。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表示，新形势下如何用实际行动把“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所有从事港澳研究的专家学者需要回答好的时代课题。港澳研究工作者需要具备扎实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平，逐步构建起一套全面系统的“一国两制”理论体系，也需要积累丰富的港澳实践经验，通过脚踏实地、务实管用的调查研究，掌握港澳的社情民意、动态动向，从中提炼和总结出“一国两制”实践的规律性认识，为制定更加符合港澳实际的制度机制，最大程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研究参考。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会长张鸣起致辞时指出，“一国两制”起始于对台问题思考，在实践上港澳先行。港澳经验对解决台湾问题具有重要的先导意 义，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更凸显，需要我们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运用“一国两制”原理与政策，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指引下，做好全方位的和平统一工作与反“台独”、反干预的法律斗争。

吴雯芸（记者 谢佳琳）09月22日,澎湃新闻记者从叶楚梅同志亲友处获悉，叶剑英元帅长女叶楚梅女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9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公开资料显示，叶楚梅，叶剑英长女，1928年在香港出生，从出生到1937年九年间，与叶剑英始终分隔两地，无从见面。1945年，17岁的叶楚梅被接到延安，与叶剑英团聚了才一个月，就被送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接受磨炼，成为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1948年，叶楚梅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去学习。叶楚梅女士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图为蜡烛 资料图回国后，叶楚梅曾担任原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副局长等职务。叶楚梅的丈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同志。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此前报道，叶剑英1946年12月6日写给女儿叶楚梅的信中曾送女儿一首诗《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其时，叶楚梅在莫斯科财经学院读书，而叶剑英则担任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1946年1月国共双方经谈判正式签订了停战协议，随后成立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与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但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次年2月，叶剑英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最后一批人员返回延安，军事调处执行部宣告结束。虽然此时距内战全面爆发不过半年时间，对于我方而言仍处在战略防御阶段，但叶剑英在信中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我方必胜的信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为下一辈能参与“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而感到高兴，也期许他们能做出自己的贡献。1949年5月27日，叶剑英在写给叶楚梅的信中，再次热情洋溢地写道：“女儿！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加工的把我们的祖国，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你们必须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因此，当着你们还在学习时期，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为建设我们完全新的中国而努力！”

吴雯芸（记者 吕淑美）09月22日,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前华人首富赵长鹏要出狱了。赵长鹏的出狱日期此前已经确定美国联邦监狱局（Bureau of Prisons）官网消息显示，赵长鹏将于9月29日从长滩居住地重返社会管理局（Residential Reentry Management）获释。据称，赵长鹏的出狱日期此前已经确定，但美国联邦监狱局直到9月16日早上才正式确认。8月22日，赵长鹏在美国联邦监狱局官网上的位置更新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长滩RRM。这意味着他正接受重返社会前的准备和评估并即将获释。所谓“居住地重返社会管理局”，也被称作“中途之家”，主要是充当联邦监狱局与联邦法院、美国法警署、州和地方惩教机构的当地联络人，与联邦监狱签订合同，为即将获释的囚犯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过渡到社会生活。这可能包括提供安全、有组织、受监督的环境，提供就业培训、心理咨询、住房安排、财务管理等服务。今年4月，美国西雅图地区法官Richard Jones判处赵长鹏四个月监禁，罪名是未能实施有效的反洗钱措施，导致币安成为网络犯罪和恐怖活动的可行平台。该刑罚远低于检察官建议的三年有期徒刑。赵长鹏为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创始人，曾以6521亿元身家，登顶福布斯华人首富榜。居无定所的福布斯华人前首富1977年，赵长鹏出生于江苏省一个普通家庭，10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成为加拿大籍华人。作为新移民，赵长鹏的父亲申请到一个研究地球物理学的博士项目，其母亲则从事缝纫工作，家境并不宽裕。因此，青少年时期的赵长鹏做过各种兼职——在雪佛龙加油站、麦当劳打工，还当过排球比赛的裁判。大学毕业后，赵长鹏先是为东京股票交易所开发了用于匹配交易订单的系统，随后为彭博Tradebook（交易平台）开发期货交易软件。27岁时，这名编程奇才已在不到两年时间内获得3次晋升，负责管理该公司位于新泽西、伦敦和东京的庞大团队。2005年，赵长鹏辞职，来到上海成立了富讯信息技术公司，为券商开发高频交易系统，而后加入了一币圈大佬创立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也创办了后来成为邮票收藏品诈骗温床的公司比捷科技。目前，很少有主权国家会真正容忍币安这样一个游离在货币金融体系外的交易平台。在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币安均未能取得合法牌照。没有合法身份的币安，已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币安员工遍布全球，但没有总部，甚至没有办公室，赵长鹏则在线上管理着3000名员工。“我坐在哪里，哪里就是币安的办公室。”他曾这样说。美国联邦监狱局官网截图随着币安野蛮生长，赵长鹏的身价水涨船高。2021年底的巅峰时期，所有加密货币的价值膨胀到了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1.74万亿元），赵长鹏也以9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521.74亿元）身家登顶福布斯华人首富榜。这位华人新首富拒绝固定地址，在赛博世界里扮演神秘的“中间人”，外界只能在币安的公司动态中窥见他的生活。美国联邦监狱中最富有的服刑人员“其实，赵长鹏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重点调查对象。”美国泰和泰华盛顿律师事务所主任程绍铭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现在，加密货币已变成了很多投资机构或者个人持有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最大的问题是它可以用来洗钱。如果某人的钱是黑钱，把它买成加密货币，再在交易平台把加密货币卖掉，交易完成后这些钱可能就被洗白了。由于查不到钱的来源，就给恐怖组织和非法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加拿大与美国有引渡条约，但阿联酋没有。赵长鹏设法取得了阿联酋国籍，举家搬到那里，企图躲避可能的引渡危机。随着全球前五的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宣告破产，各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不断收紧，整个行业变得动荡。2023年11月，赵长鹏在美国被捕并承认违反洗钱法的罪名。除了金融方面的指控外，美国当地检察官还强调，币安未能报告哈马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其平台进行了超过10万笔可疑交易，要求法庭从重判决赵长鹏。彼时，赵长鹏支付了5000万美元的罚款，并辞去币安首席执行官一职，其下属公司缴纳43.2亿美元的罚款。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和英国《每日电讯报》，当地时间2024年4月30日，美国西雅图地区法官Richard Jones最终判处赵长鹏四个月监禁，罪名是未能实施有效的反洗钱框架，导致币安成为网络犯罪和恐怖活动的可行平台。该刑罚远低于检察官建议的三年有期徒刑。“我失败了，对自己的失败深表遗憾，我很抱歉。”一袭深蓝色西装的赵长鹏紧皱着眉头，接受了审判。有分析称，当今美国财政状况紧张，而赵长鹏所累积的庞大财产，以及币安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强大影响力，都让其很容易被视为值得“大肆宰割”的肥羊。截至2024年4月，他从币安积累了超过330亿美元（超230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是在美国联邦监狱中服刑的最富有的人。此前新闻前华人首富在美国被判刑 或能"一边坐牢一边发财"据界面新闻，综合多家媒体消息，当地时间4月30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创始人、前“华人首富”赵长鹏在美国被判处4个月监禁。此前，美国检方当地时间4月23日在一份法庭文件中称，赵长鹏在承认违反反洗钱法之后，应在监狱服刑36个月。赵长鹏已于去年11月辞去币安首席执行官一职，当时他承认了违法行为，公司同意接受43.2亿美元的罚款。赵长鹏在美国被判处4个月监禁公司和个人累计被罚超500亿元赵长鹏道歉：承担所有责任2023年11月，美国司法部与币安和赵长鹏达成和解协议。根据美国司法部发表的声明，币安对涉嫌洗钱、无证汇款、违反制裁等指控认罪，将缴纳43.16亿美元罚款；赵长鹏承认违反了美国反洗钱有关法律规定，同意支付5000万美元的罚款，并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和解协议允许币安继续运营。当时，赵长鹏认罪后以1.75亿美元保释，但他并不能离开美国。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8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再宣布对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及其前CEO赵长鹏实施28.5亿美元的处罚。至此币安和赵长鹏累计已被罚72.1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22亿元）。今年4月25日，赵长鹏发表了一封道歉信，表示对过去糟糕的决定道歉，并承担所有责任。信中，赵长鹏称应该一开始就专注解决币安的合规性问题。对于过去没有建立必要的合规措施来监管币安，他承认是自己犯下的错误，但同时也表示“币安自2022年以来已经实施了所有非美国交易所中最严格的反洗钱管制措施”。赵长鹏表示，自己此前愿意认罪是希望在法庭面前彻底解决问题，纠正错误并开启人生的下一个篇章。而他未来希望重点做两件事，投资生物科技初创公司与教育事业。道歉信末尾，赵长鹏做出保证，“这是我唯一一次与刑事司法系统打交道”。如今身家仍超2300亿元是全球第50大富豪赵长鹏1977年出生于江苏连云港，12岁那年，他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温哥华，成为一名加拿大华裔。大学时期，他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1997年，大学毕业的赵长鹏进入金融科技行业，先是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软件开发师，之后又前往纽约为彭博社工作，参与开发期货交易软件，27岁时，被称为编程奇才的赵长鹏，成了该公司新泽西、伦敦和东京的团队领导。赵长鹏12岁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温哥华2005年，赵长鹏在上海先后创立富讯信息（专为券商开发速度最快的高频交易系统）、比捷科技等公司，赚到了第一桶金。2013年，他从一个牌友那里了解到了比特币，并开始踏足该领域。2017年，赵长鹏携团队创立币安，发行了数字货币“币安币”(BNB)。币安英文“Binance”的名字基于单字binary和finance的组合，提供150多种加密货币的交易，包括比特币，以太坊，莱特币以及其BNB代币。2017年9月到12月，比特币价格迎来了飙涨，从3000美元涨到了20000美元，人们开始争先恐后地想要进入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顺势发展迅猛，三个月注册用户突破百万。成立短短半年后，币安凭借每秒140万次的交易能力，吸引到了600万用户，单日交易量超过100亿美元，一举飙升至行业第一，成为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同时也创造了加密货币行业的新神话。2018年一季度，币安盈利2亿美元。到2021年，币安在全球已拥有3000名员工，日交易额高达760亿美元，比其四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加起来还要多。当时，币安估值已到3000亿美元。币安并未上市，也没有直接披露公司利润。不过，当时有媒体测算，仅在2021年第三季度，该公司的利润就达到了32亿美元，折合203亿元人民币。据悉，赵长鹏控制着币安的大部分股权。根据《福布斯》数据，创始人赵长鹏拥有30%的币安股份。2021年年底，在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大涨的背景下，赵长鹏凭借941亿美元（约合6348亿元人民币）身家荣登华人首富，同时也跻身世界十大富豪。不过，半年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出现暴跌，赵长鹏的财富也一度缩水超80%至174亿美元。在2023年，随着比特币价格的回升，赵长鹏的财富暴增，远远超过币安同意向美国当局支付的罚款。据今年4月3日发布的《2024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赵长鹏以3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390亿元）的身家位列第50。赵长鹏以330亿美元的身家位列福布斯第50位尽管面临监禁，但多位行业专家和律师表示，赵长鹏的巨额个人财富将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很可能会增加。洛杉矶公司法律师特雷·洛夫尔表示，政府仅有权获得任何判处的赔偿或罚款，而无权获得赵长鹏的全部资产或财富。近期，比特币价格在刷新历史新高后逐渐震荡回落，不过仍较3个月前大涨了近50%。而倘若虚拟资产例行情再度走高，赵长鹏或许能“一边坐牢一边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