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21日电 中国财政部20日晚间公布，中美经济工作组9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第五次会议。中国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与美方简短寒暄并合影。

　　此次会议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与美国副财长尚博共同主持，两国经济领域相关部门到会交流。中美双方遵照双方牵头人旧金山会谈和广州会谈达成的共识精神，就两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应对全球性挑战、 双方关切等议题进行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沟通。中方就美对华加征关税、对华投资限制、涉俄制裁、打压和影响中方企业利益等表达了严正关切。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完)

刘乃超（记者 孙天民）09月21日,9月21日，有旅客在小红书发文称，乘坐国泰航空航班时被后排两名旅客辱骂。对此，国泰航空向界面新闻回应称：“保障每一位顾客的安全和权益是我们首要任务。对于任何顾客不遵守航空安全规定及不尊重其他顾客权益的行为，我们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因此，我们根据相关《乘客及行李的一般条款》规定，将拒绝此事件中二位滋扰他人的顾客未来乘搭任何国泰集团的航班。”事发现场画面国泰航空方面称，经调查发现，于9月17日CX253航班上，两名顾客因为座椅靠背调整问题与前方顾客发生争执并作出语言和行为骚扰。期间，机组人员多次进行调解和劝阻， 但两名顾客未停止滋扰行为。机组人员安抚受影响顾客，在经济舱已满员情况下为其安排了特选经济舱以调换座位。 受影响乘客调换座位后，机舱服务经理对涉事乘客的不当行为进行了劝诫并给予了两次严重口头警告。根据相关《乘客及行李的一般条款》规定，涉事的二位顾客将被拒绝乘搭未来任何国泰集团的航班。国泰航空表示，公司一向重视顾客安全和旅程体验，绝不会容忍任何机上滋扰行为，谨就事件向受影响的顾客再次致歉。此前报道女子乘坐国泰航空从香港飞英国，后排夫妻要求其调整椅背遭拒后，疯狂踢踹椅背并辱骂其是“大陆妹”，行为遭众人声讨后空姐才同意女子换座位。延伸阅读没找到入境签证，女乘客与国泰航司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冲突，被国泰航空永久拒载。女乘客一怒之下，将国泰航空告上法庭。近日，上海市一中院审理了该案。2022年7月，乘客方女士和女儿来到上海浦东机场，准备乘坐国泰航空航班前往香港。一时没找到入境签证，方女士和女儿无法办理值机。方女士接受采访时称：她寻求航司工作人员帮助，但没有一个人理她。双方交涉过程中，方女士与工作人员发生了口角，甚至引发了肢体冲突。当地警方前来对事件进行处置，双方达成了口头和解。随后，方女士终于在行李箱找到了入境签证，因超过值机时间，她只好改签航班。再次办理值机时，她却收到一份《拒绝运输通知》，她被该航司永久拒载了。方女士收到一份《拒绝运输通知》对此，方女士很不忿，“打了几十个客服电话，没有任何人回应我……11岁的孩子哭闹，工作人员十分冷漠。”方女士一纸诉状将航空公司起诉到法院。她认为：航空公司服务意识淡薄，导致双方矛盾升级，侵犯了其人格权益，要求航空公司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法院一审驳回了方女士的全部诉请，方女士上诉。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方女士未能管控好个人情绪，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客观上构成了航空公司拒载的情形。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办案法官表示：在机场这种场景之下，旅客如果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有可能对其他旅客产生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有可能带到机舱内。因此，哪怕是在机场发生干扰公共秩序的行为，也会对航空安全造成直接影响。法官同时提示——航空公司作为高端服务的提供者，应当懂得充分纾解旅客情绪的重要性。如果当时航空公司对方女士的服务能够更贴心一些、对她最初的关切能够回应得更及时一些。如果航空公司在出具拒载决定时，能够设置一定梯度作为缓冲，比如说先拒载单次或拒载一定期限，或许可以避免本案纠纷的发生。国泰航空永久拒载方女士，图为国泰航空客机 资料图律师：永久拒载超过了合理限度对此，浙江西湖律师事务所李定胜律师认为：公共运输承运人应对消费者的不当行为，具有一定的容忍度。同时，飞机是公共交通工具，航空公司也负有保障公众安全的法定义务。因公共生命财产安全高于消费者个人权利，航空公司为保障公众安全，可根据个别消费者的不当行为，予以拒载。方女士未能管控好个人情绪，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干扰到公共秩序，可能会影响后续的飞行安全。航空公司基于对公众的安全保障义务，对该乘客本次拒载，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航空公司对该乘客永久拒载欠妥。正如法官的提示：航空公司作为高端服务的提供者，要提高服务意识，出具拒载决定时，能够设置一定梯度作为缓冲，比如说先拒载单次或拒载一定期限，或许可以避免本案纠纷的发生。法院驳回了方女士的全部诉请，图为法槌 资料图李定胜律师认为，方女士行为确有不当，可以被单次拒载，但航空公司基于对方女士的本次行为评价，对其永久拒载，超过了合理的限度。若需对乘客的不当行为进行惩戒，引导消费者合理表达诉求，航空公司完全可以在运输合同中明确违约条款，或参考铁路运输规定，对其单次拒载或拒载一定期限，避免航空公司依据其强势地位任意排斥或限制消费者的权利，似乎更加合法合理。去年国泰航空“毛毯”事件引发巨大争议2023年5月，有网友发帖称，5月21日乘坐国泰航空CX987航班时，机上空乘人员存在歧视内地乘客语言水平的行为，并公布了相关录音——此事迅速冲上热搜，引发极大争议。针对此事件，国泰航空多次发声明歉意。不过，不少网友对国泰航空的上述致歉并不买账，并在社交平台回忆了自己乘坐国泰航空遇到的服务歧视。资料显示：国泰航空成立于1946年，具有英资背景，总部设在香港大屿山，是中国香港第一家提供民航服务的亚洲航空公司，早在1986年4月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同花顺数据显示，在2018年营收达到1110.60亿港元后，国泰航空的业绩便进入下行通道，2022年营收规模已萎缩至510.36亿港元。此外，2020年-2022年，该公司净利润连续三年陷入巨额亏损之中，累计亏损超过300亿港元。

刘乃超（记者 张心怡）09月21日,据云南“普洱发布”消息，9月20日上午9时，被告人王冕一涉嫌受贿罪一案庭审在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始。普洱市组织全市90余名党员领导干部到场旁听，“零距离”接受警示教育，“沉浸式”感受法纪威严。普洱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市中院、市检察院相关领导旁听了此次庭审。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冕一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房屋违建整改、保障性住房、职务调动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389.6694万元，其行为触犯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庭审现场画面庭审现场庄严肃穆，参加人员全程旁听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及被告人陈述等环节，现场全程接触了法庭审理，再现了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丧失原则，逾越纪法底线，最终从一名国家公职人员沦为“阶下囚”的违法犯罪过程。庭审最后，被告人当庭认罪悔罪，作出深刻忏悔，并告诫旁听领导干部要汲取自己违法犯罪的教训，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不触“红线”，不越“底线”。普洱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人为镜，明得失。以案为镜，正风纪。此次旁听的主要目的就是以“身边事”警醒“身边人”，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让参加旁听人员更直观地了解到被告人犯罪历程，真切感受党纪国法的威严和违纪违法的惨痛教训，警醒党员领导干部要正确运用好手中权力，做到依法履职、清正廉洁，进一步增强党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和廉洁从政意识，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王冕一受审的前一天，据普洱市纪委监委消息消息，日前，经普洱市委批准，普洱市纪委监委对墨江县委原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原县长王冕一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王冕一主持会议画面经查，王冕一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党性缺失、信仰迷失，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参与团团伙伙，搞利益交换，伪造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滥发津贴、补贴；违反廉洁纪律，违规领取薪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规私设“小金库”，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建设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贿送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王冕一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党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普洱市纪委常委会会议、普洱市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王冕一开除党籍处分；由普洱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2023年10月30日消息，王冕一主动投案。公开简历显示，王冕一，男，哈尼族，1977年1月生，云南省勐海县人，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1996年8月参加工作，199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王冕一在昆明工作，1996年起，在安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工作，后历任：共青团云南省昆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昆明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八处副处长，昆明市住房保障局副局长，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委员，昆明市住房保障局局长，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等职。2021年6月，他调任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7月当选县长，至主动投案。延伸阅读退休不到1年的黎邦华主动投案 耍官威的高唤虎被双开搞特权耍官威的高唤虎被“双开”据江西省纪委监委9月14日消息，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江西省纪委监委对景德镇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高唤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高唤虎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扭曲，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搞特权耍官威，追求个人享乐，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滥发福利；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调整中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长期亦官亦商，违规经商办企业；任性用权，违规干预和插手工程项目及执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道德败坏，追求低级趣味；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工程款结算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高唤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相关规定，经江西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高唤虎开除党籍处分；由江西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高唤虎简历照公开履历显示，高唤虎，男，汉族，出生于1966年11月，江西乐平人，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唤虎长期在景德镇市工作，曾任景德镇市昌南新区党工委书记，市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2020年初，他任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2021年，高唤虎当选景德镇市政协副主席，后任景德镇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今年4月3日，高唤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成都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市工商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黎邦华主动投案据“廉洁四川”9月14日消息，成都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市工商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黎邦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成都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黎邦华主持会议画面公开履历显示，黎邦华，男，汉族，1962年10月生，四川广汉人，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黎邦华长期在成都市工作。曾任成都市委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政治处副处长、常委办公室正处级秘书、人事处处长，郫县副县长，市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处长。2002年11月至2017年3月，他历任成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信息化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2017年3月至2021年11月，黎邦华任成都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2021年11月至2023年11月，他转任成都市工商联二级巡视员；2023年11月，退休。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