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规范非现场执法，何勇表示，《意见》清理和规范“存量”，监督和报告“增量”。《意见》指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在2024年12月底前完成执法 类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清理、规范工作，及时停止使用不合法、不合规、不必要的监控设备，清理结果分别报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每年年底前，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分别向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报告监控设备新增情况，司法行政部门加强执法监督。
何勇表示，《意见》严把三道“关”，即法制审核“关”、技术审核“关”和执法监督“关”。《意见》指出，利用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的，应当经过法制和技术审核，根据监管需要确定监控设备的设置地点、间距和数量等，设置地点要有明显可见的标识，投入使用前要及时向社会公布，严禁为增加罚款收入脱离实际监管需要随意设置。
印度政府已经将2023-24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增加到约726亿美元，比前一财年的初步估计高出13%。增加的这些国防预算，据称就将用于在中印边界地区部署更多武器装备，以及修建更多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
站在当下的十字路口，我们更需要回答：基础研究需要怎样的资助方式，什么是真正的基础研究？“无用”和“有用”间如何平衡、转化？为何中国的基础研究一直缺乏对全人类有影响力的原创性、前瞻性成果？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定“十三五”规划时，杨卫曾提出了对中国基础研究的三个总体目标：2020年达到“总量并行”，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力争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发展作出可与其他科技强国相媲美的里程碑式贡献；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2018年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曾指出，对于有限的、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然而参考国际经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激发颠覆性成果。
2月9日，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澳贸易部长法瑞尔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没有拒绝一家澳大利亚公司提出的新鲜龙虾出口申请，我认为这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积极信号。”法瑞尔不愿意透露第一批澳洲龙虾何时抵达中国，但《南华早报》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话称，龙虾贸易将获准在3月份恢复。
基础研究当下的根本困境，实质上指向经费分配结构问题。专家指出，基础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基础性、长期性和难以预测性。对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基础研究而言，这种以竞争性项目为中心的支持模式会造成科研人员浮躁之风盛行，功利主义导向，在选题上更看重能否在短期内出成果，使得基础研究有限的经费并没有流向真正重要的原创性研究上，经费投入产出效益不高。“这样的模式并不十分适合基础科学研究，科研人员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探索。”庄辞说。
吴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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