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1日电 北京市青龙峡旅游度假有限责任公司11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为营造安全舒 适的旅游环境，提升游客旅游体验度，更好的服务游客，北京青龙峡景区按计划进行整体升级改

　　公告称，龙峡湖大坝(大水峪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量较大，通过此工程，消除水库安全隐患，保障水库大坝安全、防洪安全、蓄水安全及旅游安全，现阶段正紧张施工中，故园区暂缓对外开放，具体开放时间，请随时关注景区的网站、微信、微博、抖音信息。

吴必蓉（记者 吴珊斌）09月23日,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吴必蓉（记者 赵家玮）09月23日,原创 雁默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黎巴嫩遭“低科技恐怖袭击”事件甫一发生，震波就已传递至东亚。从两岸的角度看，主要问题有两个层面：论供应链安全，以前主要怕“断链”，现在还怕被“武器化”，此次事件是否将深刻影响本区科技制造业发展，此其一。如果台湾成了恐怖袭击的帮凶，或已是帮凶而未来还会常态化，并遭到报复，大陆当局该如何处理变局。此其二。在供应链中埋“地雷”，对于信息及通信电子制造业而言，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情景，这可是两岸贸易主力，如果此一联系随着两边敌对情绪不断升高而被武器化，哪怕只是一例恐怖袭击个案，后果都不可收拾。是的，可能性很低，但摩萨德开启了我们的想象。是的，以色列并未承认犯行，但也未否认。谁在供应链中埋“地雷”？就当前的案例看问题，台厂金阿波罗一推六二五，称只是授权商标（俗称贴牌），设计制造都不是在台湾，而是由匈牙利的BAC公司包办一切。如果这是真相，那么问题比想象中更大——贴牌现象是不是巨大的安全漏洞？贴牌制造，是业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但一般而言，会由原厂提供关键材料或零件，于买方端组装成品，此举是为了节省运费，或是避税。不提供材料零件的纯授权现象较少，因为毕竟事涉品牌名誉以及法律问题。原厂纯授权，得对买方有十足的信任与了解，或原厂仅能靠卖商标存活才会出现。金阿波罗公司虽小（员工仅40人），但远不至于得靠卖商标续命。况且，此案中一台寻呼机授权金只有15美元，真主党也才订购5000台，生意小到不值一提。那么，金阿波罗对BAC公司现况很了解吗？显然也不是。事发后，BAC被查出是空壳公司，匈牙利政府也否认BAC在本土有设厂。这意味着金阿波罗对商标授权处理非常随便，买方要在产品中放炸药简直轻而易举，而此一现象是不是两岸信息及通信产品贸易的普遍现象，值得深入调查。金阿波罗公司董事长许清光向媒体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爆炸寻呼机不是在台湾生产 视频截图再者，从法律面来看，金阿波罗根本不可能置身事外，因为授权需要符合信息安全管理办法，以及CMMC标准（Cybersecurity Maturity Model Certification，网络安全成熟度模型认证）。依法规，授权厂与买方之间必须有严格的管理程序和风险评估，授权厂有权利与义务监控买方的设计与制造过程，以免买方违反国际制裁，或用于军事用途等规范。而金阿波罗显然对法规毫无所悉，或基本无视，事发后，也拿不出可供其卸责的相关合约条款，以证明其符合安全程序。换言之，黎巴嫩政府完全有权控告金阿波罗，也应该这么做，让国际司法机构介入调查。讽刺的是，“低科技公布袭击”事件立即让美国“清洁网络”倡议者借机强调了其合理性，而加入此一倡议的台湾，却引发了“不清洁”的疑虑。这是另一种可能，即台“经济部”所声称，金阿波罗的寻呼机是在台湾生产制造，只是并未出口至黎巴嫩，“台湾制造”也不具备爆炸造成死伤的可能性。台“经济部”的说法与金阿波罗相矛盾，后者想完全撇清，前者则承认是台湾制造，但“出口后遭改装”。此一矛盾，显示台湾当局不希望国际社会怀疑台湾制品“不干净”，而金阿波罗的“贴牌”撇清之说，却凸显了台湾制品的重大安全漏洞。个人深切怀疑“凶器”是在海外遭改装的说法，倾向认为爆炸物是在生产过程里就被置入，因为改装5000台呼叫器，工程也不算小。因此，重点在于生产地到底在哪里，目前仍是谜团。不太明白为何黎巴嫩政府尚未公布进口资料，在此资料上顺藤摸瓜，作案地点应该不难查。台湾到底是不是恐怖主义共犯，必须有一个答案，因为顺着“清洁网络”的思维，舆论很快就将“低科技恐怖袭击”事件与中国大陆联系起来，尽管大陆与黎巴嫩遭遇的恐袭事件一点关系也没有。爆炸后的寻呼机残片到底是谁“不干净”？台湾是肇事嫌疑人，却有人想借机对大陆泼粪。此举虽然卑鄙，但却值得大陆当局重新审视两岸信息及通信贸易上的安全漏洞。大陆需要警惕的是，台湾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愈来愈重视科技合作。以色列国会议员于今年4月窜访台湾，公开宣称的目的，就是利用彼此的工业优势深化伙伴关系。此一事实，也被考虑在这次恐怖袭击的来源列表里，有人质疑，按时间序列，这不能排除是台以合作的恐怖袭击，即便台湾并不知道以色列的工业合作目的，但也属不知情之共犯。既然嫌犯以色列开了先例，就无法排除美国会与台湾合作，借由供应链通道，对大陆进行各种“袭击”。即便不循此途，按“清洁网络”思维，台方也可以此事件为契机，推出新的供应链转移计划，逼台商在大陆撤资，加速“产业去中”，进一步干扰大陆的投资环境。我一直主张，要将统一事业嵌入到中国发展轨道里，以前可能还有人认为这是两回事，或只是顺序问题，而现在摩萨德提供了想象，从两岸供应链安全层面看，台美合作对大陆发展是具有破坏性的，而且可以是立即性的。一定会有坏份子想利用摩萨德引发的全球性供应链恐慌，以台湾产业为杠杆，恶化两岸关系，阻碍大陆发展。供应链安全之外，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台湾遭到报复，大陆该如何反应？如果中国台湾成了恐怖袭击帮凶“台独”当局对此事件反应低调，矢口否认并四两拨千斤，反而启人疑窦，因为这是共犯的特征。已有舆论在第一时间警示，卷入中东乱局十分危险，台当局应严正驳斥自己与恐怖袭击的关系，拿出证据以正视听，否则有遭到报复的可能。尤其要考虑到台湾有许多穆斯林外籍劳工，很难预测以色列当前的作为是否会引发在台穆斯林的义愤，对台湾社会进行攻击。不过，赖清德并未意识到此一事件潜藏的严重性，或者，美国并不希望共犯因“多言”而出差错，因为台美可能都是共犯。坦白说，我很难想象穆斯林外籍劳工会对台湾社会进行攻击，他们都是辛苦人，来台湾挣钱的，亚洲穆斯林实无必要为中东穆斯林涉险搞恐怖袭击，这里不是中东。不过，金阿波罗公司位于我生活了20多年的地区，该工业区确实有穆斯林外籍劳工，若有人资助他们搞点事，也不能说机率为零。位于新北市汐止远东世界中心园区的金阿波罗公司如果不幸发生了一次“金阿波罗攻击事件”，哪怕事件多么微小，势必都会引起国际瞩目，而大陆当局则会面临至少两个问题：一、台独当局必然会栽赃事件的幕后黑手是大陆，借此进一步深化“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图谋，大陆如何破解？二、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台湾若成了恐怖袭击共犯且遭到报复，中方该谴责穆斯林还是美以共犯结构？如果将台湾视为“外人”而切割处理，就会落入“一”的陷阱，如果将台湾视为自己人而概括承受，就要解决“二”的问题。答案呼之欲出，大陆免不了要将“台独”当局标定为“待收拾的叛乱团体”，将台湾定位为“待收复的叛离省份”，并诉求“统一平乱”作为对国际社会的回应，如此方能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除此之外，若台湾成了“中国的以色列”，开始借由供应链对大陆进行各种渗透、离间、破坏，以致造成大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哪怕程度仅止于骚扰，中方要如何应对或预防？诚然，“台湾”人相对温和，“台独”远没犹太人本事，两岸仇恨值也远不能与中东相比，上述的极端状况发生机率很低，但摩萨德所开的先例并不只是“低科技恐怖袭击”，它启发了“民生物资武器化”的可能性，真有心搞鬼，食物供应链也可以下手，想象空间奇大无比。须知，结亲难，结仇就容易多了。“台独”或许不需要在两岸制造恐怖氛围，只需要一点一滴孕育仇恨与不信任，时间拉长了它就是赢家，最起码，可以完全抵消大陆的融统政策。结语中东纷乱以这种形式传导到东亚地区，实在出人预料，东亚现在是电子消费产品的主要制造基地，也是全球范围内相对和平繁荣的区域，大家努力发展，类似恐怖袭击的事件也在减少，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全力防止恐怖主义入境。东亚没有国家恐怖主义，但台湾可能是被相中的候选者。当前的“台独”势力，早已动念发展民兵组织，只是美国显然不支持所以未能成形，然而我们并不清楚此一图谋是否化明为暗，等待时机成熟。和平统一与融统政策，从某种角度看是为了避免统一后台湾本土出现恐怖组织。虽然在当前，民兵组织不见容于内外，但我们必然会在赖清德掌权时期，目睹各种扩增敌意的文化商品出现，并积聚成恐怖主义沃土。供应链可能武器化的问题已无法回避，两岸相关产业都要提升安全措施，因为大陆是朝开放路径走，危险因子会随之增加，拉拔经济之余，不能不正视安全问题，防患于未然。类似真主党与黎巴嫩无辜平民的遭遇，绝不能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地方。

‍‍戴维医疗9月22日晚间公告，公司收到公司创始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陈云勤先生的家属通知，陈云勤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9月20日与世长辞，享年82岁。目前，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团队成员正常履职，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活动正常开展。陈云勤去世 资料图陈云勤目前持有公司股份6082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1.12%，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陈云勤所持的公司股份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公司将根据后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戴维医疗发布公告资料显示，陈云勤出生于1942年。2001年获评象山县十大企业家，2002年获评象山县优秀企业家，2004年获评象山县优秀党员，2005年度获评石浦镇功臣企业家。曾任宁波医疗电子仪器厂厂长，宁波戴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据宁波当地媒体报道，陈云勤1958年9月-1978年7月在浙江象山液泵厂从事机电工作，1978年8月-1983年5月在石浦区二轻公办从事供销工作。陈云勤1983年开始创业，当年他创办了宁波医疗电子仪器厂并担任厂长。从宁波医疗电子仪器厂，发展到后来的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陈云勤用了将近10年时间。在这近10年的时间里，陈云勤熬过了最难熬的阶段，最终通过转型走向了成功。资料显示，戴维医疗前身戴维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9月18日，是一家集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逐步转型为覆盖以儿产科保育设备、微创外科手术器械以及急救手术ICU产品三大领域的平台型医疗器械公司。公司于2012年5月8日上市。图为戴维医疗K线图据“象山在线”2018年文章《象山这位上市公司老董，退休后每天只花不到50元!》：“陈云勤退休后的生活很简单，他笑称自己‘每天花费不超过50块钱’。早餐花五元，中餐吃一点粗粮，晚饭喝点稀粥，既健康又养生。”陈云勤生活如此简单，但对慈善事业很热心。据宁波日报2018年报道，陈云勤从小在宁波市象山县高塘岛长大。2015年一个雨天，回乡的陈云勤路过高塘岛乡卫生院时，发现医院设施老旧，院舍破败，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部分房屋墙体脱落、霉变严重，有的甚至已够上危房标准。对此，他很是感慨。陈云勤决定将丹城自家的一栋别墅卖了，用于支持家乡建设新卫生院，并极力促成了县里相关部门同意。同年7月，陈云勤和县慈善总会签订捐赠协议书，委托对方通过一家拍卖公司拍卖别墅，所得的1200万元善款定向捐赠给高塘岛乡新建卫生院。这也是象山慈善事业史上数目最大的单笔捐赠。浙江日报曾报道他的善举当年，陈云勤被评选为“2018·感动宁波”十大慈善新闻人物之一，感动理由：企业家一直是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能量越大，责任也越大。富而不骄、相扶相助，在宁波已蔚然成风。陈云勤老人一直心系家乡，把善款用于海岛紧缺的医疗资源上，造福乡民，是所谓人间大爱。橙柿互动·都市快报 记者 薛永军编辑 陈伊审核 罗祎 陈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