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互联网大厂“涉险”新十年：险企&中介，哪个才是“最优选”？

　　来源：A智慧保

　　自2013年众安掀开“互联网大厂”和“保险”牵手合作的序幕，互联网保险发展得如火如荼。十余年间，当天量的流量遇到海量的需求，迸发出闪耀的火花，诞生出无数划时代的保险产品，推动着我国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互联网保险强国。

　　保险是一个严格监管的行业，各家互联网大厂在“涉险”浪潮中，为拥有合规的牌照可谓前赴后继、煞费苦心。经过多年经营，有的已实现产寿全牌照布局，有的还在为一纸中介牌照奔忙。不同的领域和场景，演化出不同的涉险路径，面对互联网保险新十年，也应该引发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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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大厂“涉险”众生相

　　先到多布局，后到忙卡位

　　众安：开创了互联网与保险结合的先河

　　早在2010—2012年即开始筹备的众安在线，是互联网大厂涉险之路的开端， 2013年也因此被称为“互联网保险元年”。众安汇集了阿里、腾讯两家顶级大厂的基因，不仅是当时国内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放眼全球也是绝无仅有，即使在十年后的现在，其豪华的股东阵容依然难以复制。在两家大厂的加持下，众安推出了多款适合网购、网游、网络社交等场景的经典互联网保险产品，也为股东提供了一块“试验田”，有助于其在即将到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更好地服务“90后”“00后”网络原住民的保险购买需求。

　　先来多布局：险企和中介双轮驱动

　　互联网大厂的保险布局与其“江湖地位”密切契合，第一梯队毋庸置疑是阿里与腾讯两大霸主。然而，二者的偏好还是有所区别。阿里更偏好控股，持有国泰财险51%的股权与信美相互人寿46.7%的权益（穿透计算），投资的4家中介机构中，全资控股2家；而腾讯更偏好参股，持有三星财险32%与和泰人寿15%的股权，全资控股2家中介机构。此外，二者还同时参股了众安在线。第二梯队是同样完成了险企和中介布局的京东和滴滴，分别持有京东安联财险33%和现代财险32%的股权，二者也控股了中介机构。

　　后到忙卡位：仅依靠中介牌照展业

　　大厂布局的第三梯队，是百度、美团、字节、携程、小米等公司，它们大多仅以1家中介机构作为开展业务的载体；可能出于自身战略或投资时机等考虑，尚未实现对险企的投资。值得一提的是，以BAT齐名的百度，在互联网保险领域却没有太多突出亮点，虽曾数次尝试投资入股险企，却始终未能如愿。除此之外，一些互联网后起之秀如B站、小红书等，虽然也都在尝试流量向保险转化的相关探索，但目前尚未布局任何保险牌照。

　　互联网大厂保险布局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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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大厂“涉险”面面观

　　险企、中介与大厂的契合点

　　财险公司更容易获得大厂股东的资源

　　从众安在线和各家大厂投资保司的历程来看，财险公司更容易被互联网基因所改造。

　　京东安联合资后，虽不如国泰财险改善效果显著，但也充分体现了大厂基因对财险公司的作用。入股前的2017年，安联财险保费收入10.76亿元，以责任险（3.92亿元）和短期意健险（3.25亿元）为主，销售渠道主要来自经纪渠道和员工直销，实现净利润3027.75万元。2023年，保费收入增至56.92亿元，其中第一大险种退货运费险就贡献了12.84亿元，其次为责任险和健康险。然而，盈利能力方面却未有太多改善，2023年也仅盈利了3008.29万元。

　　现代财险2020年引入滴滴后，虽然仅三年多，保费收入即已从1.97亿元增至7.98亿元，业务结构也从以企财险为主（占比66%），转变为以车险、责任险和短期健康险为主（分别占比26%、25%、19%）的多元化业务格局。三星财险引入腾讯的时间较短，目前尚未看到明显转变。

　　寿险公司难以体现互联网大厂的基因

　　相对财险而言，由阿里、腾讯两大巨头发起设立、出生即带有互联网基因的信美人寿、和泰人寿，却似乎难以体现与传统公司的区别。如信美人寿2023年保费收入最高的5款产品（占比60%）是4款终身寿险和一款养老年金，销售渠道以经代、银保为主。和泰人寿2023年保费收入最高的5款产品（占比80%）也是3款终身寿险（销售渠道以中介为主），和2款两全保险（销售渠道以银保为主）。从业务结构和销售渠道来看，两家公司与传统的中小寿险公司并无明显差别，大厂难以从产品或渠道方面予以赋能，更多可能在于对IT系统、信息化、智能化等方面的支持。

　　中介（以微保、美团为例）：对股东支持需求更强于险企

　　除以上险企外，更多互联网大厂入股了保险中介机构。出于电商、社交、出行等不同条线业务划分的考虑，阿里、腾讯和京东也成为中介牌照收割大户，共控（参）股9家中介机构。不同业务领域的互联网大厂，根据其不同的流量场景，孵化出各具特色的保险转化模式。

　　如百度定位于数字化和智能化，通过全功能的AI开发平台，帮助险企搭建数字化平台，提高数据治理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同时建立起广泛的合作网络，提供医疗、重疾、出行等8款产品。

　　字节充分利用抖音的巨大流量和实时互动，通过短视频、直播、内容创作等形式，向潜在客户普及保险知识，推广车险、健康险、碎屏险、运费险等与场景密切相关的保险产品，提高流量转化。

　　美团则紧密围绕其本地生活服务，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实现差异化定价和风控，精准推出多款针对新市民创业场景的保险，涵盖店铺财产损失、人身意外、食品安全责任等风险。

　　360保险则依托360金融的数据分析，整合线上线下优质保险产品，通过“社群营销与培训”模式，赋能线上社交保险从业者，帮助其实现“拉新-留存-促活-成交-复购-裂变”的社群全周期覆盖式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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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险企和中介

　　谁是大厂“最优选”？

　　保险业的车轮步入“国十条3.0”时代，投资入股保险业的门槛进一步提升。随着互联网大厂的流量红利不复以往汹涌，其保险布局也逐渐从感性回归理性。投资险企，抑或投资中介，始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财险公司更适合资金雄厚的大厂投资布局

　　在我国，险企牌照拥有国家的信用背书，永远是非常稀缺的资源。若能成功投资入股保司，不仅说明其资金实力的雄厚，还说明其依法合规的经营被监管认可。综合考虑互联网的特点，财险公司是比寿险公司更适合大厂的选择。互联网业务的高频、实时、碎片化、价格敏感、客群年轻等特征，决定了简单且低价的财险产品，而并非复杂且昂贵的寿险产品，更容易将流量转化为保费，这一点从上文对保司的梳理也可得到印证。此外，投资寿险公司的资金要求更加巨大，更需要股东持续不断地进行资本补充。在业务难以得到大厂流量赋能的情况下，性价比就稍显低下。

　　中介机构更适合大厂低成本、短平快展业

　　被保司的投资门槛阻拦在外的大厂，纷纷转头保险中介机构。与保司动辄数亿、数十亿的投资相比，仅需数千万的中介牌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在功能上，中介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起到了更大价值。大厂旗下的中介，更像是保司的“负债端”，不仅掌握销售渠道，还可深度围绕自身场景设计产品，让与其合作的保司彻底沦为“出单公司”，甚至不得不赔本赚吆喝。然而，中介牌照毕竟缺少了“投资端”，与完全实现保险布局终究还有差距，稀缺性和信用背书意义也无法与保司牌照比拟。

　　依靠股东并非长久之计，打铁最终还需自身硬

　　大厂涉险梳理至此，为何却唯独没提有代表性的众安？实际上，在股东都有了自己控制的牌照后，众安也早已不再是设立之初必须依靠 股东资源才能展业的险企。经过十年的发展，众安已拥有健康生态、数字生活、消费金融和车险四大保险生态领域，通过推出爆款产品和良好的服务，也孵化了属于自身的流量池。因此，众安的保费结构也比较多元，在2023年275亿元的保费收入中，健康险（占比38%）为第一大险种，其他险种（主要为退货运费险，占比28.6%）位居第二。

　　在竞争无比激烈的大厂生态中，股东资源永远是稀缺的，“赛马机制”则是决定哪方能够最终获得股东支持的关键。对于险企或中介机构来说，能引入大厂的战略投资，甚至被大厂收于麾下，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出第一步。保险业务只有能够给予股东反向赋能，才是大厂旗下保司或中介走向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秦艺

何玉华（记者 蔡秀娟）09月20日,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何玉华（记者 林柏康）09月20日,�

河南叶县人民政府领导带队，强拆大学生创业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