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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资本局9月17日消息,月薪10万的券商投行业务分部总经理葛某被降薪30%后,又因所负责的两个投行项目收到监管罚单而被扣发奖金。为此,葛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项目奖金,但最终败诉。近日,裁判文书网披露了这则劳动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的诉求,法院认定,葛某所在部门两项考核目标均未完成,公司对其降薪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在合理范围内。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项目奖金的诉求,法院则认定,葛某作为项目的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对其扣发奖金并无不当;此外,在葛某已取得某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龙力退002604.SZ 注:该股已退市)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605198.SH)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图为法院相关判决书投行业务负责人讨薪负责的两个项目均收监管罚单判决书显示,葛某于2011年5月1日入职某某公司,双方曾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葛某原担任业务一部总经理,2023年2月起在某某公司业务拓展部工作。葛某自2015年起工资标准为10万元/月,2022年7月调整为10.2万元/月,2022年11月调整为7.14万元/月。2023年6月19日,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同月,葛某向某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仲裁委员会决定终止审理,葛某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工资差额24.48万元,以及奖金14.73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其中,龙力生物于2011年由华英证券保荐上市,因连续数年虚增利润财务造假,于2020年7月被深交所摘牌。红星资本局结合判决书以及公开信息发现,2020年1月14日,作为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持续督导机构,因未及时发现违规挪用募资,执业中存在部分尽职调查工作不规范等情况,华英证券和两名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被山东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此外,2020年10月27日,因在安德利IPO项目中未严格履行立项程序,华英证券被证监会出具警示函。因上述项目收到罚单,2021年6月,公司决定扣发葛某的龙力生物项目奖金12.73万元,安德利项目奖金2万元,合计14.73万元。双方的争议也由此产生,即项目被监管处罚,公司是否可以追索葛某奖金。关于降薪是否合理,双方也有争议。公司称调薪后工资仍高于平均水平一审法院认定降薪合理,但应支付奖金判决书显示,2022年1月,葛某曾签署《2022年度业绩责任状》,其中对考核期内的业绩要求进行了约定,包括实现部门盈利、实现一定收入等,包括部门在考核期内实现收入不低于1800万元等。根据上述业绩责任状,如果未能在考核期完成考核目标,公司将视情况采取考核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解散部门、降职降薪、调整岗位、乙方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等。此外,公司《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载明,经济处罚措施包括扣发奖金、责令退还奖金、减薪、停薪。葛某认为,降薪决定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和依法制定的公司制度规定。同时,截至2022年11月,葛某管理的项目累计收入2.4亿,收支平衡账户下是正数1.846亿元,公司在2022年10月以2年亏损(合计290万元)为由通知其降薪30%的决定不合法,更不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质证时,公司给出了部分降薪依据。其认为,由于葛某存在未勤勉尽责履行充分核查程序的情况,导致公司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以及对公司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公司调整其薪酬。公司还拿出了一份咨询报告,用于证明葛某调薪后的工资依旧高于行业市场平均水平。不过,葛某对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葛某的诉求,一审法院认定,2022年葛某所在业务一部没有盈利,也没有完成业绩责任状中载明的考核目标,因此公司依据责任状约定在合理范围内对葛某采取降薪的措施,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也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还认定,葛某作为安德利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据此对其扣发绩效奖金2万元的处罚并无不当;此外,基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与其他项目并无关联,如公司认为葛某存在过错需扣发奖金,也应扣发该项目奖金,而不应延伸至其他无关项目奖金。因此,法院判决公司应支付葛某奖金差额12.73万元。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认定公司扣发相关项目奖金合理原告葛某与被告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资料图公司认为,葛某已经领取了龙力生物项目的全部奖金,因此相关处分决定提到的扣发奖金应当属于扣发当下未发放的其他项目奖金。葛某则指出,安德利项目组的业务活动与证监会检查和出具警示函是两件并行且没有交集的事件,没有证据证明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应对公司因内部控制不完善受到警示负有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葛某关于安德利项目奖金差额的诉讼请求并不当。同时经二审法院查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存在依据违规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项目流程、文件材料有进行审批职责,因此公司决定扣发葛某该项目部分奖金,有事实依据和规章制度依据。二审法院对此认定,在葛某已取得龙力生物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决定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依据《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可以扣发葛某的奖金种类包括合规风险或违规事项直接相关的项目奖金和其他无直接关联的各类奖金。最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葛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中包括对葛某请求改判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的诉求不予支持。延伸阅读知情人士: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 不接受可自行离职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图为中金公司logo 资料图导读: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作者 |第一财经 周斌8月30日,中金公司一则网传消息“中金公司多人陆续收到降职级降薪资的邮件,如不签字接受,将根据公司统一安排推进后续工作”引起市场关注。第一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确有此事,“相关考核前几个月就在做,此次相当于要员工签字确认接受降职级,并接受按对应职级进行薪资调整,如不接受相关安排,可以选择自行离职,不离职也不签字,公司将继续推进走流程统一安排降职降薪。”上述知情人士称。今年5月,第一财经从业内了解到,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上半年中金公司已减员264人,大陆地区及海外均有涉及。根据中金公司30日披露的2024年半年报,截至6月30日,中金公司集团员工人数从2023年末的15327人减少至15081人, 13967名员工位于中国大陆及1114名员工位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及德国。其中中国内地员工减少了221人,境外员工减少25人。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上半年仅资产规模超过2千亿的14家大型券商员工人数合计减少了5735人。其中减员最多的是方正证券,减少了1381人。还有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广发证券等在内的多家券商上半年减员均超过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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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余晖据江苏省纪委监委9月14日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周铁根,男,1962年11月出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周铁根毕业于江苏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系,毕业后成为江苏省环本农场干部、副指导员,1986年任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干部。1987年9月,周铁根到南通市委工作,历任南通市委研究室干部,市委研究室副科级研究员、正科级研究员,市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副处级秘书,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等。2000年12月,周铁根担任如皋市委副书记,后任代市长、市长。2006年6月,周铁根任如东县委书记。2011年5月,周铁根履新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后任江阴市委书记、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等职务。2015年12月,周铁根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6年1月任市长。周铁根担任徐州市市长期间,“老虎”王昊曾任徐州市常务副市长。王昊历任徐州市政协主席,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2024年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任上被查。说回周铁根。担任徐州市长两年之后,2018年4月,周铁根履新徐州市委书记。2021年7月,周铁根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2022年1月,他担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2023年1月任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近期,周铁根还率队调研。2024年8月26日至28日,周铁根率调研组到无锡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立法调研。8月30日,淮安全市人大代表社会发展观察点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周铁根出席会议并讲话。周铁根曾被处分。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江苏华达钢铁有限公司和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通报提到,华达公司是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的钢铁企业,该公司用于生产建筑钢材的设备是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装备,2010年以来累计生产“地条钢”17.5万吨,销售收入约6.4亿元。因上述事件,时任徐州市市长周铁根被行政记过处分。当时被处分的还有时任徐州市副市长冯兴振,他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冯兴振后来成为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就在周铁根被查前不久,2024年7月25日,冯兴振落马。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无锡人大发布等【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延伸阅读原市纪委书记被判12年:送情妇1200万 家中搜出1500万四川省宜宾市原纪委书记向辉礼受贿一案有了新进展。9月9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因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万余元,并伙同情妇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向辉礼被眉山仁寿县法院一审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王某荣也获刑3年半。向辉礼2016年11月退休前,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 图片来源/宜宾市纪委法院认定,2004年至2016年,向辉礼利用担任雅安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宜宾市纪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招投标、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取巨额贿赂。资料显示,向辉礼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2016年8月因严重违纪被撤职,同年11月退休。2022年4月,退休5年多的向辉礼被官方宣布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委调查。判决书显示,向辉礼曾赠送情妇王某荣1200万元,王某荣落网后主动交代这一事实,同时检举向辉礼在位于天府新区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存放大量涉案现金,经有关部门查获共有1502.88万元。此外,王某荣还将两人共同受贿的900万元用于投资房地产,获利800万元。多次为煤老板、企业招投标提供帮助,收取巨额贿赂“过去,作为县委书记抓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虽责无旁贷,但毕竟宏观要求多,具体操作少。(调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对我来说,是学习的新起点……我的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但我会笨鸟先飞……”2009年,向辉礼在其出版的新书《感悟:一位市纪委书记的工作手记》中如是写道。如今看来,这段话显得尤为可笑。事实证明,他的贪腐之路正是从其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开始的。简历显示,2002年1月,向辉礼由雅安市委副秘书长升任天全县委副书记、县长;2004年6月,开始担任天全县委书记。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06年间,向辉礼利用担任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职务的便利,为袁某某、孙某某合伙收购天全县昂州煤矿提供帮助,与王某荣共同收受袁、孙二人钱款900万元;为天全某钢铁公司在技改项目、收购二郎山火电厂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眉山洪雅县某电力公司在水电开发方面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天全县某旅游开发公司在开发旅游项目上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20万元。2006年10月,向辉礼调任宜宾担任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不过,自诩为“笨鸟”的他并未想着去啄出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蛀虫”,反而将党和人民赋予其的权力用作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2023年1月,四川纪委监委通报称,向辉礼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 图源/官微截图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向辉礼利用其担任纪委书记,以及兼任宜宾市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督察工作小组第二组长、宜宾市招投标监督委员会主任、宜宾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副组长、城区南北出入口两线改造提升工程项目指挥长等职务上,多次为企业承揽工程、招投标、承包项目用地、城乡环境治理、办理沙场审批手续、贷款融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企业主送的大量现金,共计1640万余元。除为企业经营给相关部门打招呼牵线外,向辉礼还在他人职务晋升上提供帮助并收受贿赂。2010年,他为时任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付天池提拔为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提供帮助,收受付天池现金10万元。资料显示,2022年10月,因严重违纪违法,付天池被依法开除党籍和公职。2010年下半年,宜宾某投资公司负责人为保证其女友胡某顺利当上宜宾市翠屏区招商局副局长,给向辉礼送去现金10万元请求关照,胡某于2010年9月任副局长,目前任职信息不详。2011年,时任宜宾市高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庆辉被“双规”调查。高县某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余某找到向辉礼帮忙,后刘庆辉被以违规经商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2年上半年,余某送给向辉礼现金50万元。记者了解到,刘庆辉于2015年被以受贿罪提起公诉,获刑情况不详。送给情妇1200万元,后被其检举藏匿千万元现金判决书显示,王某荣出生于1962年12月8日,与向辉礼相差3岁。王某荣身份证号显示其出生于四川达州,高中学历。在向辉礼担任天全县委书记后,2004年7月,王某荣以其父亲王某琨名义成立四川盛达置业有限公司。2022年4月官方宣布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时,王某荣也被同步采取留置措施。案件资料显示,在天全县昂州煤矿拍卖一事中,王某荣曾多次给向辉礼吹“枕边风”。根据向辉礼供述,2004年天全县准备对昂州煤矿进行产业延伸,引进活性炭厂盘活煤矿资源,在筹备阶段孙某林来考察。2004年5月的一个周末,向辉礼带着王某荣在成都参加孙某林等人所在饭局。饭局上,孙某林和王某荣互留电话号码。之后,王某荣经常在向辉礼面前提出关照孙某林购买昂州煤矿一事,向辉礼对此默认并同意关照孙某林。在昂州煤矿拍卖过程中,为确保孙某林及其合伙人袁某某顺利取得昂州煤矿,向辉礼劝退部分竞拍者,同时将拍卖方式以及拍卖底价告诉孙、袁二人。2004年8月,孙、袁二人以7030万元竞得昂州煤矿资产及采矿权。事后,孙某林、袁某某向盛达置业公司转款900万元。在向辉礼默许下,王某荣将该笔资金投资于广安武胜一房地产项目。王某荣供述称,该项目赚了1400多万元,其中袁某某、孙某林所送的900万元投入产生的利润为800万元。王某荣被采取留置措施后,主动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同时,还向监察机关检举向辉礼收受成都商人孙某贵200万元,以及向辉礼在成都天府新区万安镇麓山大道2段20号(即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可能存放大量涉案现金。图为相关判决书经相关部门查证,王某荣的两项检举均属实。检方认定,2013年至2016年间,向辉礼利用职务便利,为成都商人孙某贵在贷款融资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4次收受孙某贵现金280万元。其中最后一次是在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后,2016年下半年某天,孙某贵在成都邛崃某山庄送给向辉礼10万元。此外,相关部门还在上述向辉礼位于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房屋内,查获扣押1502.88万元现金,经调查核实系向辉礼违法违纪所得。据悉,王某荣在留置调查期间,积极配合调查,对向辉礼的调查起了积极作用。此外,王某荣还积极退缴了全部犯罪所得900万元及孳息800万元,共计1700万元,同时退缴了向辉礼给其使用的违纪违法犯罪所得120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向辉礼和王某荣在共同收受袁某某、孙某林所送900万元的过程中,向辉礼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王某荣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王某荣应当减轻处罚;王某荣到案后,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提供他人犯罪线索、积极退缴赃款,系自首、立功,可依法从轻处罚、从宽处理。向辉礼受贿被判12年,情妇获刑3年半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向辉礼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1152万元,伙同被告人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二人行为均构成受贿罪。向辉礼被动到案后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2023年12月,四川眉山仁寿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向辉礼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处罚金200万元;王某荣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对于两人共同违法所得900万元即孳息80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对扣押在案的向辉礼违法所得1740万余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判决书显示,向辉礼、王某荣二被告人认罪认罚。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一审判决后向辉礼未上诉。官方简历显示,向辉礼,1957年12月出生,四川通江人,四川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1975年9月参加工作。1975年9月参加工作后,先后在通江县麻石区小学、中学、中心校任教;1984年7月调入通江县文教局教育股工作;1989年2月至1996年9月在通江县委组织部工作。1996年9月,向辉礼从川东北调动至省会成都进入四川省委组织部工作,在这里他遇见了官至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魏宏,两人在工作上有较为密切关系。2000年11月,向辉礼随魏宏调职四川雅安,担任“撤地设市”之后的雅安市委副秘书长。2002年1月,向辉礼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后升任县委书记。2006年10月,向辉礼担任宜宾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6年2月,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同年8月,向辉礼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同年11月,向辉礼退休。2022年4月23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官方网站“廉洁四川”发布消息称,四川省宜宾市副处级退休干部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宜宾市纪委正对其进行纪律审查,经四川省监委指定管辖,眉山市监委正对其进行监察调查。2023年1月,“廉洁四川”通报称,经查,向辉礼理想信念丧失,纪法意识淡薄,背离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在组织审查期间不如实说明问题,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违反规定为他人在提拔、任用方面说情打招呼;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道德败坏;贪欲膨胀,胆大妄为,将公权力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招投标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向辉礼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经宜宾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向辉礼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9月17日,传音控股(688036.SH,股价76.28元,市值861.35亿元)公告,公司于2024年9月7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公司财务负责人肖永辉被实施留置。公司于近日收到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解除留置通知书》,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已解除对肖永辉的留置措施。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情况正常,肖永辉已能正常履行财务负责人职责。此前,传音控股于9月6日晚间公告,公司收到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留置通知书》和《立案通知书》,其决定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肖永辉采取留置措施及立案调查。资料显示,肖永辉曾在江西庆江化工厂、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任职,2014年1月至今在传音控股担任财务负责人。2023年,肖永辉在传音控股领取税前薪酬为385.56万元。9月9日,受相关消息的影响,传音控股的股价大幅低开,一度跌逾8%。当天中午,公司当即披露了董事、高管的增持进展公告。公告显示,截至9月9日午间收盘,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张祺、董事及副总经理杨宏、董事会秘书曾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87537股,增持金额合计654.02万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区间下限的50%。图为截至9月9日午间收盘,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今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实现营业收入345.58亿元,同比增长38.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52亿元,同比增长35.7%。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公司解释称,主要由于公司持续开拓新兴市场及推进产品升级,总体出货量同比增长。市场占比方面,2023年,传音在非洲、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智能机出货量排名第一,印度智能机出货量排名第六。IDC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在全球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为14.4%,在全球手机品牌厂商中排名第二,其中智能机在全球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为9.1%,排名第四。具体到区域市场,公司在非洲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超过40%,因此也被外界称为“非洲手机之王”。编辑|王月龙 黄胜 杜恒峰校对|赵庆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公开信息、每经网延伸阅读"非洲手机之王"财务负责人被调查 公司总市值达916亿9月6日晚间,传音控股(688036.SH,股价81.10元,市值915.8亿元)发布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称,公司于9月6日收到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留置通知书》和《立案通知书》,其决定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肖永辉采取留置措施及立案调查。图为传音控股发布的公告传音控股在公告中表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知悉调查的进展及结论。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机制,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正常履职,本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传音控股发布的相关公告显示,肖永辉于1969年出生,大专学历,他曾在江西庆江化工厂、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任职,2014年1月至今在传音控股担任财务负责人。2023年,肖永辉在传音控股领取税前薪酬为385.56万元。今年7月,传音控股董事及副总经理张祺、董事及副总经理杨宏,以及肖永辉等人拟自7月16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1080万元且不超过1400万元。此外,他还于8月28日参加了传音控股的2024年上半年业绩说明会。对于肖永辉被采取留置措施及立案调查的起因,以及是否会涉及上市公司等外界关注的问题,记者通过微信采访公司证券部相关工作人员,但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应。今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实现营业收入345.58亿元,同比增长38.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52亿元,同比增长35.7%。截至上半年期末货币资金104.49亿元。传音控股被外界称为“非洲手机之王”(资料图)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公司解释称,主要由于公司持续开拓新兴市场及推进产品升级,总体出货量同比增长。市场占比方面,IDC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在全球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为14.4%,在全球手机品牌厂商中排名第二,其中智能机在全球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为9.1%,排名第四位。具体到区域市场,公司在非洲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超过40%,因此也被外界称为“非洲手机之王”;在孟加拉国,智能机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在印度市场,公司智能机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七。不过,传音在进军新兴市场时并非一帆风顺。据悉,今年是传音进入印度市场的第八年,公司去年在印度市场的排名为第六,上半年排位不升反降。对于目前传音在印度市场销售手机的价位段以及如何应对其他厂商的竞争等,IDC方面日前对记者介绍称:“目前传音在印度市场是以入门级以及中端产品为主(400美元价格段),但传音也沿着印度市场用户升级的机会持续往更高的价格段上探。虽然印度存在政治风险,但该市场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因此市场竞争也相对更激烈,进入(印度手机)前五的难度也更高。厂商在当地需要保持竞争力的话,除了需要完善的线上、线下零售网络,还需要建立品牌认知度以抓住当地消费者对升级以及‘社会地位’价值的心理需求。”此外,当前传音在印度市场还面临专利诉讼的麻烦。7月以来,高通公司陆续在印度、德国等地相关法院,以专利侵权名义起诉传音及相关子公司,主张传音方面侵犯其专利权,要求公司及被诉子公司停止侵权、交付并销毁包含涉诉专利的相关产品、赔偿损失等。传音手机在非洲国家的广告牌(资料图)对于双方专利纠纷的进展,传音在前述业绩说明会上回应称:“传音的销售网络覆盖非洲、南亚等超过70个新兴市场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部分专利权人(高通)并未拥有或只拥有少量的专利,但要求按照全球统一的费率,诉求过高的许可费,并未考虑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其在特定区域或市场无专利或只有少量专利,以及既有判例存在不同区域提供不同费率等因素。我们认为部分专利权人的做法并未完全遵循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传音将继续与第三方展开专利谈判,在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同时,推动在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框架下确定合理的许可费,以实现包括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在内的产业链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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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小长假前一周多时间里(9月9日—17日),两名中央委员、省委原书记同日履新,国务院任免工作人员,外交部班子、重庆市都迎来新任领导成员。陈国庆卸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两名中央委员、省委原书记同日履新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任命韩俊为农业农村部部长,任命景俊海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俊曾任安徽省委书记,景俊海曾任吉林省委书记。两人均是第二十届中央委员。——韩俊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曾任安徽省委书记 资料图据新华社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免去唐仁健的农业农村部部长职务,任命韩俊为农业农村部部长。此前,韩俊已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履新农业农村部之前,韩俊任安徽省委书记。韩俊出生于1963年12月,山东高青人,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2020年11月,韩俊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21年1月当选为吉林省省长。2023年3月,他出任安徽省委书记。韩俊是第二十届中央委员。——景俊海任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据新华社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任命景俊海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景俊海此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此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据新华社6月28日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黄强同志任吉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景俊海同志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景俊海出生于1960年12月,陕西白水人。他曾担任陕西省西安市委常委、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2008年1月后任陕西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2018年1月,景俊海任吉林省省长,2020年11月任吉林省委书记,至此番调整。景俊海是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据人社部网站9月12日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舒惠好为财政部部长助理;任命刘金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任命何宏平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免去李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免去余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免去王春英(女)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财政部官网近日更新,舒惠好出任党组成员、部长助理。舒惠好,1968年9月生,博士,中共党员。舒惠好长期在财政部工作,曾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巡视员,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司长等职。9月6日,中科院人事局网站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通知,何宏平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何宏平,1967年10月生,浙江东阳人,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任命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金峰,长期任职于国家卫健委,担任过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司长、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等职。此次被免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李斌生于1963年3月,山东龙口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李斌2010年任原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司长。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原卫生部与原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李斌改任原国家卫计委财务司司长。2016年12月,李斌调任甘肃省政府,任党组成员,2017年1月任副省长。2018年12月,李斌重返国家卫健委工作,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的余斌生于1964年7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常务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中国经济时报社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任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等职。2022年6月,他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的王春英,已于今年8月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刘彬任外交部部长助理近期,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外交部密集人事调整。9月6日,人社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任命刘彬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官网“主要官员”栏目显示,刘彬现任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公开简历显示,刘彬,男,汉族,1971年11月生,大学毕业,中共党员。长期在外交部任职的刘彬,曾任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驻塔吉克斯坦大使等职。2021年起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9月9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官网“现任领导”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已经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公开资料显示,杨涛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等职,2019年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2021年出任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已由蔡伟接任。9月9日,外交部官网“组织机构”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司长的蔡伟已经调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原任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司长的白天已经调任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蔡伟,男,1971年3月生,浙江诸暨人。他曾任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总领事。白天,男,1971年4月生,陕西西安人。他曾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此外,日前,新任驻德国大使邓洪波抵德履新。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离任回国。马震任重庆市领导据重庆日报消息,9月10日上午,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分别前往部分学校,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市领导刘尚进、但彦铮、马震参加。上述消息显示,马震已任重庆市领导。公开资料显示,马震长期在中央编办工作,历任中央编办一司副司长、中央编办一局局长等职,2023年出任中央编办副主任。今年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多次调整。据《重庆日报》8月26日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商奎同志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随后公开报道显示,商奎已任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此前担任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兼)的卢红,已任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7月19日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刘尚进同志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常委。重庆机关党建“工委领导”一栏最新信息显示,刘尚进现任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此前任重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陈新武,已任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国庆卸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据新华社消息,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其中,免去陈国庆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最高检网站显示,此次调整前,陈国庆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检察官。十四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公开信息显示,陈国庆,男,汉族,1963年10月生,山西和顺人,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二处副处长、处长,法律专题研究处处长,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正厅级),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公诉厅厅长,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等职务。2018年6月22日,陈国庆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作者|上官汇

9月18日,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又曝光了一家医院勾结代孕机构、安排代孕孕妇持她人身份生产骗取出生证明。图为四川眉山蕴缨妇产医院产科大楼上官正义告诉潇湘晨报记者,掌握到相关信息后,其8月31日下午赶到四川眉山蕴缨妇产医院,有女子承认由另一凉山州代妈为其代孕在该院生产,自己穿住院服佯装产妇,在医院配合刷脸办理出生证。上官正义称,据他掌握的信息,“该医院今年以来接待的代妈持她人身份生产疑数百人。而当天他在医院病房里就看到有5名代妈。”他当场报警,同时向眉山市卫健委、四川省卫健委举报。随后上官正义收到反馈称,市、区卫生健康和公安部门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省卫生健康委已派出指导组现场指导。经查,确有孕妇使用非本人真实姓名在该院分娩等情况,其他问题正在进一步调查。图为上官正义收到的反馈另据天眼查公开资料,眉山市东坡区卫生健康局于9月7日对四川眉山蕴缨妇产医院作出行政处罚,称2024年8月31日对眉山蕴缨妇产医院开展了现场检查。经调查,该院于2024年8月27日至8月31日,未按照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的查对制度要求认真对两名产妇进行身份识别,导致该两名代孕产妇使用虚假姓名住院分娩。该院未按规定制定和实施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的行为,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院作出警告处罚,并罚款3.8万元。该院曾受到警告处罚,并被罚款3.8万元然而,上官正义对此提出疑问,自己当时看到了5名代妈,为什么只核实到了2名?反映该院今年以来代孕生产骗取出生证明数量高达几百人一事,是否有进行调查?背后的非法代孕机构是否有追踪,是否有医生参与?上官正义还称,该医院收代孕是2万多元1单,而且必须在其月子中心住(费用另算),才给开出生证。图为产妇及其身份证9月18日,潇湘晨报记者以顾客身份咨询该医院正常生产价格,工作人员表示顺产是8888元四天三夜,剖腹产是1888元五天四夜。若不是头胎,剖腹产需另加千元。月子中心的话,是3万多元,住28天。潇湘晨报记者随后就上官正义所述的代孕交易多次致电该医院刘院长,及郭姓产科院长,未获有效回复。东坡区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员告诉潇湘晨报记者,在接到上官正义举报后就成立相关调查组进行调查,并已对调查到的问题进行一个处罚,其他问题尚在调查中。“不管是他网络举报的,还是跟我们电话举报的,我们都在一一进行核实。调查需要一定的时间,请耐心等待我们的调查结果。”潇湘晨报记者 吴陈幸子(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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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庄园》

    当地时间9月12日晚,多名中国游客在莫斯科一家中餐馆用餐后出现腹泻症状,这些游客来自同一旅行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餐厅负责人已被拘留。警方提供给游客的文件显示,这起事件导致9名中国公民被送往莫斯科当地医院。日前,涉事地接旅行社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这家餐厅已开业多年,长期与中国旅行社合作,不清楚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旅行社已经协调旅客就医,也会与游客商谈赔偿事宜。多位游客表示,事情发生后旅行社一直没有给个明确说法,仅仅补偿两个景点不足以弥补带来的影响,应该对他们进行赔偿。在莫斯科就餐后多人腹泻有人身体虚弱磕伤头部9月15日,多名游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们在俄罗斯旅游时,在导游安排下在莫斯科一家餐厅就餐后,多人出现腹泻症状。游客表示,他们是9月11日从成都出发去俄罗斯的旅行团,大家签合同的旅行社各不相同。行程首站为莫斯科,团队有25人,其中有多位老年人。当地时间9月12日晚,在导游带领下他们来到莫斯科一家中餐馆就餐,当晚就有人出现腹泻、发烧的症状,第二天集合时得知团队共有9人晚上出现腹泻症状、4人出现发烧症状。游客被送医 受访者供图据游客回忆,就餐的中餐馆人很多,几乎都是中国游客,当天食物中有鱼、猪蹄、红烧肉、西葫芦、番茄汤等食物。他们起初怀疑是肉有问题,但后来沟通时发现团内部分只吃了素菜的人也存在症状。游客发来的照片显示,有老人因为晚上腹泻头晕,走动中撞到墙,头部红肿,还有人无法自控腹泻弄脏床单。一位病情较重的老年游客告诉记者,9月13日中午救护车将几个病情较重的人送到医院,由于医院效率问题,直到晚上才就诊完离开。期间只是验血、验便,给的结果是不明原因的细菌感染,开药让其自行购买。该游客还表示,13日晚,俄罗斯警察找他们做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问询,并让她签署了几份文件,期间只有几名留学生做翻译,沟通并不顺畅,她也不清楚签署文件的具体内容。一名游客告诉记者,警察录口供时曾向部分旅客展示了后厨录像,显示后厨很凌乱,鱼是死的,鱼池里面的水也是污黄的。之后,团内病情较轻及没有症状的14名旅客继续出发去往圣彼得堡,几位病情较重的旅客留在莫斯科接受治疗,期间陆续有游客好转后离开莫斯科继续行程。旅行社称与饭店合作多年未出事正联系各方救治生病游客9月15日晚,记者通过该旅行团领队联系到旅行社负责人。该负责人介绍,自己是俄罗斯的地接旅行社员工,旅客与国内多家旅行社签订合同,这些国内旅行社属于组团社,自己所在旅行社则属于地接社,这一模式在旅游行业很常见,符合法律规定。该负责人称,客人出现健康问题后,旅行社一直在积极联系就医,现在部分游客还在医院住院,症状较轻和没有症状的游客已经按照行程去往圣彼得堡,还有部分游客在接受治疗后继续行程。就医过程中,由于俄罗斯医院和中国医院存在差异,医院效率不高,并且部分生病旅客要求打针、输液被当地医生拒绝,导致部分游客存在不满情绪,但旅行社后续持续沟通,安排部分旅客接受了住院、输液等治疗。对于事件的原因,该负责人称调查组仍在调查中,具体结果还不清楚。该负责人表示,这家餐厅在俄罗斯开了很多年,来自中国的旅行社都会来这家餐厅就餐,此前没有出现过食品安全问题。她还提到,团餐都是一次性出很多餐,出现症状的游客也不在同一桌。当天餐厅接待了15个旅行团,只有他们团和另一个团有人出现症状,但另一旅行团症状都很轻。对于相关费用,该负责人表示,游客治疗的费用有保险承担,但产生的其他额外费用如酒店、火车票、用车费用等都由旅行社垫付,旅行社还给可以继续行程的游客赠送了两个原本自费的景点。有些旅客对旅行社的处理表示理解,不会进行索赔,还有游客要求旅行社承担责任,他们会在完成治疗和行程后与游客协商赔偿事宜。当地报道称餐厅负责人已被拘留游客表示旅行社应赔偿据俄罗斯媒体报道,9月14日,俄罗斯莫斯科梅什琴斯基地区法院宣布,莫斯科一家中国餐馆的负责人因致4名中国人食物中毒,被判拘留至11月13日。报道中提到,一对年轻夫妇和一对年长夫妇在莫斯科一家名为VanDi的中餐厅用餐,并点了蒸鲤鱼和米饭。不久,他们就因出现发烧、腹泻、呕吐等中毒症状而被送医并住院。旅行团游客告诉记者,报道里提到的食物中毒的4人就是该旅行团中最早出现症状的成员,后来团队中还有其他人出现了症状。旅客提供的俄罗斯警方出具的文件中提到,2024年9月12日,“VanDi”餐厅的雇员以及产品供应商的员工,提供了不符合消费者生命安全或健康要求的服务,9名中国公民被送往医院。俄罗斯警方出具的文件 受访者供图旅客提供的出团通知书显示,这次旅游产品为“乐游俄罗斯8日游”,行程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在“当地用餐情况”中提到,“境外团餐大多在中餐馆,十人一桌。团餐以吃饱为主,对于口味讲究的客人请多多包涵。在俄罗斯大部分中餐馆都是以东北菜为主,南方的客人如觉得不习惯,可以在出发前准备些下饭的咸菜类带过去,敬请多理解。”双方签订的旅行合同中还提到,“出境社具备履行条件,经旅游者要求仍拒绝履行本合同义务的,出境社向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30%的违约金;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滞留等严重后果的,旅游者还可以要求出境社支付旅游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赔偿金。 ”但合同中也有一条免责条款,“由于第三方侵害等不可归责于出境社的原因导致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出境社不承担赔偿责任。”有游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旅行社安排的餐厅出现问题,造成大家出现腹泻等症状,影响了这次行程,应该承担责任。还有游客表示,旅行社想通过赠送旅游项目的方式解决并不合理。9月16日下午,一名已经在圣彼得堡的游客告诉记者,领队称旅行社领导会在17日与他们商谈相关事宜。律师说法:旅行社未尽到保障义务应担责游客首先应与旅行社协商赔偿事宜图为莫斯科景色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旅行社在此事中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作为旅游服务的组织者,他们有义务确保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如果旅行社能够证明腹泻是由于饭店的过失导致的,并且他们与饭店的合作关系中明确规定了饭店应承担的责任,那么可以认为这是第三方责任。但旅行社仍需承担因选择不当给游客带来的损失。游客首先应与旅行社协商赔偿事宜,如果旅行社与饭店之间有明确的责任划分和赔偿协议,那么旅行社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根据这些协议向饭店追偿。对于合同中约定的1-3倍赔偿,付建认为,按照常理来讲,该项赔偿目的保护的是旅行社直接对旅游者造成的损失,旅行社对饭店有选择和一定的支配力,但不能等同于旅行社本身,因此可能会不支持一到三倍赔偿。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航远律师认为,这类事件中,要求旅客向海外餐厅追责并不现实。旅行社在这个过程中未能尽到保障义务,应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这既符合公益原则,也有利于督促旅行社完善自己的行程安排和服务。但在实际裁量中,法院可能不会支持旅行社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红星新闻记者 付垚 实习记者 刘亚洲 实习生 叶颖编辑 张寻 责编 邓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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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娱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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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木崖当教主夫人[综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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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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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哄哄我》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其姐姐疑遭到丈夫砸店、家暴后跳河身亡一事引发关注。死者的弟弟董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夫妻俩起纠纷的原因是两人均怀疑对方有出轨行为,监控还原夫妻起冲突全程,姐夫砸店,将姐姐按在墙上、扇巴掌……目前他已向公安机关提出尸检。对于妻子跳河自杀,死者丈夫称在意料之外,并否认家暴,认为是打架,“人没了我也很难受”,他表示愿意赔偿女方一家。红星新闻记者从办案民警处了解到,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此事。▲图为死者与丈夫的婚纱照家属认为女子自杀与丈夫家暴有关监控还原夫妻俩冲突过程据董先生称,9月12日晚10时左右,他接到姐夫武先生的电话称“你姐姐没了,来见她最后一面吧”。董先生与家人从张家口市连夜赶往天津。后来经过多方了解,董先生认为姐姐自杀与当天被丈夫武先生家暴一事有直接联系。董先生认为,两人起纠纷的原因是均怀疑对方有出轨行为。事发当天晚上,因姐姐未回家,武先生要去找她,两人后来在姐姐开的电子仪器店门口碰面,“刚开始两人正常聊天,后面他就骑着我姐的电动车把店里大门撞开,威胁我姐说实话,继续砸东西,我姐就开始阻拦,后来我姐被打得很惨。”三段监控画面显示,9月12日晚9时13分,武先生走进一家摆满桌椅和电子仪器的店铺内,开始砸东西、掀桌子,扔凳子时砸到了董先生的姐姐,致其摔倒在地。随后,她从地上爬起走向武先生,二人走出监控范围。不一会,武先生将董先生的姐姐按到墙上,后被其一脚踹开,武先生抬手又打了她三下后走开。董先生的姐姐从地上爬起后,吴先生又扇了她一巴掌,随后双方扭打在一起……武先生再次扇了她几巴掌。最后,董先生的姐姐在地上久坐不起,整个店铺已经一片狼藉。▲监控视频显示,武先生将妻子按到墙上当晚9时21分,有听到动静的领居报警。董先生称,警方赶到时,姐姐已经跑出去了,武先生与赶来的警方一起去寻找。董先生姐姐的手机通话记录显示,从21时32分到22时31分,在这近1个小时里,有多次武先生的来电均未接;22时32分,董先生的姐姐给武先生打了一个32秒的电话。董先生称,姐姐微信发了一个在河边的位置信息给姐夫,随后武先生赶到。▲图为通话记录“我听说我姐当时在树下坐着,他要看我姐手机,应该是把手机抢过去的。”董先生称,武先生拿着手机走到他车旁边,看了几分钟,之后折返回去找董先生的姐姐 ,“他(武先生)说后边再去就看到我姐在河里漂着了,他就开始拦车,碰到一辆警车,陆续119、120赶到,将我姐捞上来抢救了一次已经不行了,后面他要求去医院再次抢救。”死者丈夫否认家暴、抢手机:跳河在意料之外,愿意赔偿女方一家面对姐姐的不幸离世,董先生及其家人表示难以接受。姐姐很少向家里人说她和姐夫之间的事情,事发后,董先生翻看她手机相册里的聊天记录才得知,姐姐和姐夫曾提过离婚的事,双方有感情纠纷。董先生称,姐姐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姐夫武先生还外欠债务,而为了这家店,姐姐投资了10万元,把所有的精力时间都投入进去。▲事发第二天,董先生拍下的姐姐店内的照片“我们赶到时,武先生直接下跪,我父母当场崩溃,我摸着我姐姐冷冰冰的手哽咽地说不出话。”据董先生回忆,他当时太伤心没有检查姐姐的伤口,后来觉得姐姐自杀一事有疑点,他认为姐夫的家暴、砸店,令姐姐崩溃,产生了自杀的想法。董先生称,他想要弄清姐姐从打架到投河自尽的全过程,“希望有关部门可以重视这件事,还我姐姐一个公道。”此外,若武先生刑事上不构成犯罪,董先生称,他们会主张民事赔偿100万元,“毕竟我们要去考虑现实因素,我的父母60多岁了,需要一笔赡养费。”9月17日晚,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了武先生,其否认家暴妻子,“我们两口子之间这是第一次打架,以前从来没有过,如果我单方面去攻击她的话,可能属于家暴,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她也打我了,视频当中都有体现。”武先生称,派出所有他受伤的照片,矛盾冲突的原因是感情纠纷。针对董先生所说在树林中抢夺手机一事,武先生称,当时没有发生过激行为,“我是跟她说把手机拿给我看一下,而且她的密码我都不知道,是她自己解开给我的。”在发现妻子跳河后,武先生称,这在他意料之外,“我当时发现她在河里边,我很慌乱地到大马路中间去拦车,去喊救人,我差点被撞,这些监控视频警察那都有,她是我的妻子,也是孩子的妈妈,人没了我也很难受。”对于董先生一家的诉求,武先生称,目前为止,他还负债几十万元,没有经济能力去赔偿100万元。此外,他还有一个8岁的孩子需要抚养。不过,“不赔偿也不可能”,一开始表示可以将老家的一处价值30万元的底商分成三份,这处底商是他父母的财产,“孩子一份,我一份,还有我爱人一份,这份给他们家。”目前,他称可以将整个底商赔偿给董先生一家。董先生表示,他已向公安机关提出尸检,“现在关键的事情是还原真相,这是我第一要紧的事情,赔偿都是后面的事。”至于在树林里发生的事情,董先生称他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不排除姐姐受到了二次精神刺激,“不然我姐已经冷静1个小时,应该能缓和过来,为什么他们在河边待了几分钟,我姐就选择跳河了呢?”9月17日下午,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东新派出所一名办案民警向红星新闻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了此事,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细节,正在调查当中。”至于案件的更多情况,对方表示暂不便透露。红星新闻记者 罗丹妮 受访者供图编辑 张莉 责编 冯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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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魅力》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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