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论文介绍，创伤性个人记忆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核心，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通过非个人学习和记忆相关任务来尝试确定特定记忆具有创伤性的原因。然而，此前研究未能确定个人、真实生活、创伤性记忆的性质，以及这些记忆与悲伤、非创伤性自传记忆的区别。
为研究这些记忆的差异，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Ilan Harpaz-Rotem和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Daniela Schiller与同事及合作者一起，招募了28名PTSD受试者，并在他们聆听两分钟的叙事片段时用功能性磁共振(MRI)记录他们的神经反应。这些片段都是他们自己的记忆——与他们的PTSD相关的创伤性记忆、悲伤但非创伤性的记忆以及平静的记忆，这一研究设计初衷是为了唤醒受试者的每类记忆。
论文作者通过分析这些记忆叙述的语义相似性，发现创伤记忆与悲伤记忆的语义相似度比与平静记忆的更高，这说明这两种负面记忆有相同的主题。当 进一步分析海马体、杏仁核、后扣带回皮质(PTSD中与处理创伤性记忆有关的区域)的神经活性时，他们发现如果受试者有相似的悲伤自传记忆(如某个家庭成员去世)，他们海马体的神经表征也相似。
不过，尽管创伤记忆与悲伤的自传记忆存在语义相似性，但创伤性记忆中未观察到这类现象。此外，海马体对叙述的神经反应或还能用于解码悲伤或创伤性记忆是否被重新激活。论文作者指出，更严重的PTSD与创伤记忆，在后扣带回皮质而不是另外两个脑区的语义和神经相似性关联更强有关。
影响创新的根本因素是人口，随着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创新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创新需要人类去把控。当人口少了或者是人口老了，创新活力就会下降。
三是美国对华政策正在进行反思和调整。面对中国大国外交的新气象新局面，美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开始反思其对华政策是否需要调整。过去两年来，美国在对华事务上频繁造新词，近来更鼓吹所谓“投资、协同、竞争”的对华策略，誓言要千方百计在关涉未来十年国运的竞争中胜出。为此，美方精心编织“民主对抗威权”的冷战意识形态叙事，试图通过构建全球民主联盟与对华精准遏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其“竞赢”中国的目的。
王贻芳指出，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得益于国际合作，从丁肇中领导的MARK-J实验开始，中国科学家迅速掌握了国际上最前沿的方法、技术和思想，并以最快速度融入到国际高能物理研究的大环境中。丁肇生在对谈中还强调，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别人主导的国际合作，还要主动出击，“在什么地方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年，吴光辉54岁，担任C919总设计师已有近7年时间。航校里多是年轻人，绝大多数学员不知道吴光辉的身份，只觉得这个“老头”性格和蔼又热爱飞行，理论水平极高。渐渐地，大家遇到疑难问题，都喜欢找吴光辉请教。
举个例子，如果中国现在维持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在很多产业里中国会很强，比如机器人产业，有很多的研发人员可以投入，也有很多场景。但如果人口萎缩，研发人员减少，市场规模减少，这些创新的制高点就可能会被其他国家取代。
《中国企业家》：你在这本书中提到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工作岗位会不会减少的问题。最近ChatGPT爆火，会修正你的理解吗？
杨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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