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何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住建部的一些摄影测量实验就已经在云冈做出过尝试，只是受制于各方面原因，效果未能尽如人意。“真正开始（数字化采集）是从2003年，激光扫描技术正式引入文物行业。到2005年时候，就完成了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幅立面图。2017年，我们完成了第3窟西后室的复制，这是全球首例不可移动大体量文物的复制成功；2018年，第12窟、第18窟完成了可移动拆装的复制。2020年，我们又建成了中国石窟寺领域第一个先进的计算中心。”

　　“如果有机会我想去尝试端茶倒水的服务行业，或者做个外卖员，去体验服务别人的感觉。”当被问及未来自己可能会尝试哪些“跨界”行业时，杨力维犹豫了片刻还是说出了令人意外的答案。

　　“大同这个地方处于农牧交错带，它的生态是脆弱的，经不起大的消耗。迁都之后，自然就不再那么繁华。而开窟尤其开大石窟，一定是要有经济基础的。”杭侃说，云冈石窟的衰微背后有着多重因素：“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信仰会有不同的形式，宋代以后佛教更多的民间化、世俗化，国家也不再把开窟造像当成一个凝聚社会共识的手段。此外，到辽代时已经没有地方开窟了，所以像第11窟中辽代补凿的造像只能利用没有完成的壁面。”

　　最近的二十年，保护与研究还搭乘上了科技快车。2003年起，云冈通过近景摄影测量、手持三维激光扫描、站式三维激光扫描相结合的采集方式，对石窟进行数字化采集建模，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数字化全部覆盖，目前已完成了一半。

　　2016年，杨力从当地的一所专科学校毕业后，准备了一年时间，成功将自己的学历提到了本科，虽然学位证书上作了标注：“专科起点，本科毕业”。

　　“如果世界不分享疫苗，病毒就把世界分割掉。”高福非常赞同约翰森的观点，“我们筹资建了几个基金来支持未来的疫苗生产，在最不发达国家建立疫苗的生产工厂，企业界、国际组织、慈善机构以及世界各地的政府都需要坐下来仔细谈一谈，保证非洲的国家也有疫苗生产的能力。”

李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