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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和女生做污污事的app|「僕はそういうことしょっちゅうあるよ」

2024-09-23 15: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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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倦怠”能靠“精神离职”解决吗?

  专业人士建议,应从以人为本出发,通过合理分配工作任务、提供心理健康支持等举措,进行疏导和缓解

  阅读提示

  “我工作6年了,没想到现在领导、同事打来电话时,我竟然会感到心慌,忍不住地会回避。”90后的郑阳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企业担任审计,从职场新人到部门骨干,他成长得很快,也很有成就感。然而,当下,因为种种原因,他对工作感到深深的倦怠,开始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

  如今,工作久了感到倦怠的人不在少数。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职业倦怠”作为职业健康综合征纳入《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指个体在工作重压下产生的身心疲劳与耗竭的状态,伴随长期压力体验产生的情感、态度和行为的衰竭。

  职业倦怠背后有何成因?这会对职工和企业产生什么影响?应如何化解和应对?《工人日报》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职业倦怠让人失去创新动力

  由于审计工作性质原因,出差、加班对于郑阳来说是家常便饭。为适应艰苦、偏远的出差任务,他常常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工作几年后,郑阳的体检结果显示一些指标异常,他开始对工作产生抗拒。

  而郑阳发现,领导常常以他未成家为由,不公平地安排工作。同时,他发现,近两年公司评定绩效时,“有同事活儿干得没我多,评优和晋升却都比我快,领导美其名曰‘轮流坐庄’。”这导致薪资涨幅很低,让郑阳倍感失望。

  分配不公和晋升难之外,工作的重复性也让人产生倦怠。张晓在一家新媒体公司担任运营3年了,她原以为新媒体工作可以发挥创造性,然而她发现,工作很容易形成套路,和自己的认知有很大落差,便逐渐失去思考、创新的动力。

  “工作要求持续追热点、追求点击率,同时微信却永远下不了线,信息必须时时回应,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要为工作操心。”张晓说。

  2023年12月,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1000名职场人士进行的调查显示,93.8%的受访者对工作有倦怠感,薪资达不到目标、工作时间长是倦怠的主要原因。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谢小云教授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从组织层面看,职业倦怠主要源于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之间的不平衡。当职工面临过高的工作要求,比如时间压力、繁重的工作负荷,以及持续在线且即时响应工作时,就容易发生情绪耗竭。而当工作资源,包括上级反馈、组织支持等不足时,工作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则容易加剧职业倦怠。

  “当下,很多工作逐渐数字化、要求在线协作,使得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渐趋模糊,容易造成职工的信息过载,无法‘离线休息’。而职工如果缺乏足够的休息时间和心理资源从中恢复,就使得职业倦怠的问题越发突出。”谢小云指出。

  职工期待适当 的心理支

  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职业倦怠状况调查》显示,针对职业倦怠,超六成受访者希望在工作中获得心理健康支持,同时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目前企业管理者在察觉心理健康方面没有达到期望。

  在上海一家通信企业工作的夏凡已经数次收到公司提供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体验卡”。尽管有职业倦怠,他却一次都没有使用过。“比较担心自己的心理状态被记录在案,被管理人员掌握。”夏凡说。

  与夏凡的经历不同,肖晴跳槽到一家药企后,最满意的是该企业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制度,职工可主动与直管领导约定时间,每周进行半小时到一小时不等的一对一聊天,解决工作中的困惑。

  “我会跟领导聊项目的堵点,并开诚布公地说出我的想法和建议,这让我很快融入公司并高效地工作。”肖晴介绍,公司还设立了职业规划团队,外聘专家在心理小屋提供服务,帮助职工疏导工作和心理上的困惑。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王嘉悦对记者表示,当前,一些企业探索建立EAP(员工帮助计划)服务,旨在通过提供心理咨询、职业生涯规划等服务,帮助职工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然而,一些管理者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离职率为主要目的开展服务,忽视了职工的内在需求,容易使服务走偏、流于形式化。”

  谢小云指出,目前,很多组织管理者对职业倦怠认知还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对其潜在影响认识不足。

  “当职工陷入职业倦怠时,易引发生产力下降、离职率上升。而倦怠造成的心理状态会使得组织活力降低,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他建议,管理者应提高对职业倦怠的认知敏感度,了解职业倦怠的症状和影响,提高对问题的识别能力,及时提供反馈和支持。

  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眼看新媒体端一篇篇文章发出去,我却感到十分麻木。”自觉极度缺乏职业成就感、对工作失去热情后,张晓选择了辞职。

  比起离职,不少年轻人开始采取“精神离职”的态度应对职业倦怠。所谓“精神离职”,是指在不丢掉工作的前提下,绝对不让工作占据私人时间。不过,也有人担心自己由此“摆烂”,却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面对职业倦怠,这种‘精神离职’的方法可以暂时缓解压力。”谢小云指出,然而,从长远来看,却会导致职工对组织的认同感下降,不利于个人的发展和组织的进步。

  “一些人选择将工作物化、异化、陌生化,以减轻痛苦,但这也异化、陌生化了自己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意义感。”王嘉悦建议,一方面,职工可以通过自我维护和照顾,逐步提升心理弹性,提升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组织环境可以通过改善人际体验和关系支持,为职工提供消化问题的空间。

  那么,用人单位应如何帮助职工化解职业倦怠?有管理者认为,让职工休个长假或可以解决。对此,谢小云表示,化解职业倦怠,休假治标不治本,如果不从组织层面对职工工作进行支持和调整,其职业倦怠问题依然会长期存在,“应注重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来疏导和缓解职业倦怠。”

  他建议,管理者要从组织层面着手,实现“标本兼治”。在组织机制层面,可以通过优化工作设计、合理分配工作任务等来平衡工作需求和职工的资源,同时增强团队合作和支持,确保职工下班后的工作脱离,帮助职工恢复心理资源。在企业文化层面,管理者要鼓励开放沟通和心理健康支持,建立容错、包容的组织环境,使员工感受到组织的关怀。(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李书诚(记者 刘淑娟)09月23日,李某财指认现场32年不懈追缉终将凶手抓获1992年7月22日,威远县界牌镇桥凼村(原镇安乡高冲村)发生一起杀人案,李某财因感情纠纷,持尖刀将女友周某芳及自己的母亲李某先杀害在家中厨房内。案发后,威远警方第一时间展开侦查和追逃工作,先后辗转数地,行程万余公里。但受限于当年不发达的通讯、交通和技术条件,未获取到有价值线索,一度让案件侦破陷入僵局。32年来,一批又一批刑侦民警接力追逃。最近,专案组民警重新梳理卷宗时,发现了新的线索,随即调整追逃方向。在深入了解李某财在案发前后的生活工作轨迹,分析其关系网络后,民警通过分析对比海量数据,李某财的踪迹逐渐浮出水面,发现居住在广东省江门市的刘某某与李某财是同一人。9月13日,威远警方在广东江门警方的协助下,成功将李某财抓获。李某财接受讯问嫌疑人:躲累了,如今终于解脱李某财落网后,对32年前持凶器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逃亡的这么多年,我躲累了,已经记不得具体过了多少年,身份证号码也记不得了,差点都忘了我自己原来的名字,这几年生活得很苦,你们终究还是找来了,我终于解脱了。”在讯问室,李某财对民警说。原来,案发当天,李某财逃往山中,第二天回来打探消息得知受害者死讯后,便前往亲戚家藏匿了3个月。之后,李某财带上嫂嫂古某芳(现任妻子)徒步前往资中搭上了前往重庆的客车,后又坐火车逃亡至广东湛江、江门等地,最终在广东省江门市赤水镇“落脚”。其间,两人隐姓埋名,以钻井、割草、打石头、捡垃圾为生,并育有一儿一女。逃亡后,李某财与古某芳每天胆战心惊,不敢回威远,也不敢联系家人,没睡过一个好觉,生活过得十分艰苦。目前,李某财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延伸阅读18岁男孩疑遭64岁前邻居杀害 姐姐:妈妈还不知噩耗周某某与邓某某曾共同出现在公交站的监控画面中8月8日14时45分,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分局针对“18岁高三学生失联”事件发布警情通报,称失联学生周某某尸体已于7日晚找到。目前,犯罪嫌疑人邓某某(男,64岁)已被抓获并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当日,记者从受害者周某某的姐姐处获悉,其暂不知道凶手的作案动机,“在查”。目前,死者母亲尚不知道儿子遇害的情况。姐姐8日凌晨曾在朋友圈发文“为什么,不是我”。周某某姐姐与弟弟感情很深,“我弟弟是我一点点带大的,从怀里就是我在带,他马上18岁,就差一天。”姐姐称弟弟差一天就过18岁生日了8月8日,武汉市蔡甸区警方发布警情通报。警方就男孩遇害发布通报据媒体报道,8月2日上午9点左右,周某某从武汉市硚口区宗关区域的家里离开。当天,家属多次联系周某某无果,向硚口警方报警。监控画面显示,周某某失联当天曾出现在汉阳的一个公交站。当时周某某与一名着灰色服饰的老年男子同行,乘坐一辆网约车在蔡甸区下车。据悉,有周某某家属表示不认识监控中的老年男子。(新闻报料请私信微信公众号“大河看见”)另据大皖新闻消息,周某某的姐姐称,凶手她认识,是以前的邻居,“说是失手(杀害),他一直都在撒谎。”“报警后,民警多次让我等候消息,失联后第二天我就在调查,一辆接一辆的公交去追查,由于警方提供了错误的时间和车辆编号,导致我白白浪费了几个小时时间。昨天(7日)早上警方找我要了查到的资料,当天晚上凶手就抓到了。”周某某的姐姐告诉记者,她还不敢让妈妈知道这个噩耗,怕她承受不住。据家属介绍,周某某是8月2日9时左右,从武汉市硚口区宗关附近离家后失联,出走时身穿白色上下装、黑色运动鞋,戴着黑框眼镜,随身携带了手机,失联后的轨迹贯穿了武汉市的汉口、汉阳、武昌三个大片区。此前,家属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周某某今年刚高考结束,成绩还不错,已拿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平时出门不多,高考后和朋友参加了几次升学宴,日常没有出现异常。8月8日上午,事发地所属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案件正在调查中,具体情况暂不便透露。

李书诚(记者 林郁荣)09月23日,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王夏,郭美婷 9月20日,华为、苹果同天开启了新品的销售。早上八点,苹果开启iPhone16的提货。七点多,位于广州天环广场的苹果直营店早已人满为患。排队等待现场提货新款iPhone16系列的人群从店内延伸到店外,环绕了好几圈。8点整,苹果旗舰店的玻璃门准时打开,苹果员工与前十几位进入门店的首批客人击掌,欢迎他们入场。据时代周报记者观察,从早上8点到9点期间,苹果门店排队人数有所减少,不过不断有不同批次提货用户进场。在门店外的天环广场上,更有不少黄牛聚集于此,有人直接摆出了“加价回收”的牌子,加价价格从300块钱到600块钱不等。两个小时后的10:08,华为MateXT也开启了抢购。与苹果不同,华为的热闹主要在线上,因为线下门店基本没有现货。时代周报记者发现,距离华为MateXT开售不到一分钟,京东、淘宝、抖音等线上平台均已显示无货。 华为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截图记者了解到有华为销售门店开启了摇号的方式,在早前登记意向的用户里面摇号。“现在到处都没货了。”实体店店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你现在如果想买,必有溢价。”记者在随后询问黄牛,得到了类似的答案——要卖到256G/512G的瑞红款华为MateXT,需要加价6万元。时代周报记者还了解到,明天同一时间还有第二批的MateXT释放出来。届时可能还有另一波抢购潮。iPhone 16黄牛加价回收,“让你早点出”据广州天环广场的苹果直营店内的店员介绍,目前iPhone16和iPhone16 Plus在官网下单后,就能够直接到门店自提,但是iPhone16 Pro系列还不行,要等待官网显示提货的时间。关于产品更具体的预定进度,该店员也表示以官网信息为准。时代周报记者查阅苹果官网发现,iPhone16 Pro系列在就近门店暂时无货,如果今天订购,预计配送送达日期为10月12日。iPhone16和iPhone16 Plus已能在就近门店自提,若选择配送,则可在9月24日送到手。“iPhone16和iPhone16 Plus产量较大,因为是性价比之选,所以备货多。”上述店员在现场解释称。 苹果旗舰店内 时代周报记者摄不过,时代周报记者在线下观察到,到门店取货的消费者,多购买的是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不过目前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广州部分门店基本没有现货。同样苹果在线上开售的当天,京东、天猫等平台的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公开版也是10分钟内被清空。而在门店外的天环广场上,聚集了不少黄牛。很多黄牛手上都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iPhone产品的袋子。有人在门口附近摆出“加价回收”的牌子,但很快被保安要求收起来。 苹果位于广州天环的旗舰店门口 时代周报记者摄“iPhone 16 Pro Max 512GB的,加价300块钱收,”在门口“摆摊”的黄牛吴洋(化名)吆喝道。随后有客户报价加价400块,吴洋称收不了,“现在没这个价了”“让你早点出”。另一个黄牛报价,iPhone 16 Pro Max 512GB/256GB,黑色的加价500块出,白色的加价600块出,今年的新色沙漠金,只需要加价300块就能拿到手:“金色的没有人要。”还有现场的黄牛表示,手头上iPhone 16都不是直接售卖的,他们已经有客户预收了。“你可以加价300块钱在门口收。”有黄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接近一个小时后(8:50),预约排队的人少了许多,不过仍不时有人加入队伍。而苹果门店附近的小小“二手市场”越来越热闹。 部分黄牛还在苹果门店外“顺道”收购华为最新的三折叠屏手机MateXT,对于“多少钱收”的进一步追问,黄牛笑答:“华为的你抢到再说。”MateXT上线秒没货,有经销商到手不到10部机同样在体育西核心商圈,华为位于正佳广场和天河城的两家门店格外平静。原因很简单,线下门店几乎没有华为Mate XT三折叠屏手机的现货。时代周报记者于10点后先后来到这两家门店,发现店内没有三折叠样机展示也没有现货,询问店员也无法得知店内何时上货。其中一名店员告诉记者,现在想拿到新款手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线上预定门店提货,要么通过线上网购平台购买。” 华为位于广州天河城的门店 时代周报记者摄在线上渠道,10:08开售不到一分钟,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上的货已抢购一空。而此前,京东华为Mate XT的预约量就已经超过了600万。 华为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截图之后,时代周报记者向经销商、门店和黄牛分别询问销售状况,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机难求。“目前只支持意向登记顾客购买。”位于深圳万象天地的华为旗舰店店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早在Mate XT开启预售当天,该店的意向登记人数就已经满员了,该店员强调:“之前意向登记过的顾客有收到电话通知或短信通知的才可以购买。” 华为某门店贴出Mate XT预订已满的消息 时代周报记者摄“目前门店有样机体验。”另一家位于深圳的华为授权店店员坦言,现在货源基本都很少,后期也不确定是否会陆续加货。来自贵州的一位华为经销商同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门店Mate XT的货源很少,他手上门店拿到的货都不到10台。而之前有广东的经销商告诉时代周报的记者,他们门店首批Mate XT仅仅是个位数。时代周报记者询问了一位此前在苹果门店前收新手机的黄牛华为Mate XT红色512G/256G版本的价格。对方回复“+6w(加价6万元)”。 华为官网截图首发当日,“三折荒”平等地波及了每一位对新机充满好奇的用户。一位有多次抢首发经验的“花粉”向记者透露,自己也没有抢到。“明天会有第二次放货吧,到时再看吧”他说。同样在今天上午,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董事长、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东现身上海南京东路的华为旗舰店参与新机交付仪式。余承东表示,华为三折叠屏手机热销的程度远远超出预期,团队正在加班加点扩产能。

纵览新闻首席评论员 任凯14岁就参加工作?难道又是一个“少年老成”传说般的存在?近日,河南叶县常务副县长胡炜哲带队强拆大学生创业果园一事引发轩然大波,细心的网友发现,该常务副县长在叶县政府官网的工作履历曾有变化,其参加工作时间疑似由14岁改成了17岁。据极目新闻报道,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回应,正在核查此事。网页快照截图2021年11月9日,有网友保存的胡炜哲的工作履历,相关链接提醒这是叶县政府官网的网页快照。据显示,胡炜哲1971年5月出生,1985年3月参加工作。1985年3月至1999年12月在新华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继续打开这个网页快照,进入同一网站,页面依然显示的是胡炜哲的工作履历,区别在于,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88年3月,其他工作履历与网页快照内容完全一致。在没有官方正式回复之前,不能确定胡炜哲工作履历造假。但是其参加工作时间疑似由14岁改成17岁,确实有不合理之处,难免让公众生疑。如果是有关部门疏忽所致,应该迅速澄清并追责。干部履历是国家干部管理的基本资料,如果连这些资料都失真可以随意改动,那么,还有什么不能作假呢?政府官网代表着一地的脸面,背后是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背书,连干部履历这样最基础的资料、数据都存在错误,还怎么取信于民。如果确属本人履历造假,更应严肃处理。众所周知,干部选拔任用,年龄是重要标准之一,有的官场投机者把自己年龄改小,不外乎“占位子图帽子”。党员干部隐瞒真实年龄,是严重的违规违纪行为,既违背党纪党规,还扰乱了选人用人机制的正常运转,坏了政治规矩。履历被修改绝不是改几个数字的问题,从直接后果看,不仅破坏了干部履历的严肃性、权威性,就潜在影响说,这种行为伤害了社会公平正义,污染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这位常务副县长在官网上的履历被修改,是录入人员疏忽造成的,还是说个人档案本身就存在猫腻?这事需要尽快调查清楚,并给社会一个交代。如果是一场乌龙,就该澄清事实真相,以详实、权威的调查廓清网络疑云,还这位常务副县长以清白;如若事实确凿,确实存在年龄造假,就要严肃处理,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弄虚作假行为。面对履历存疑的官员,希望当地不要以“录入失误”轻松地搪塞公众。作为政府信息公开部门以及负责干部任免的相关机构理应严格审查,一旦发现履历造假,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若仅是工作人员的疏忽,也应遵照作风懒散、工作不细致追究其责任。延伸阅读男子创业果园被县领导强拆:损失超300万 政府只赔18万近日有媒体报道,在河南叶县,当地政府为修建高速公路征地,在未能达成赔偿协议的条件下对一家果园进行了强拆。19日,果园负责人贾先生接受极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认同政府定的赔偿金额依据,因为与其实际损失差距太大。当地政府则回应称,对此事会进行积极沟通和协调。20日,“平顶山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针对近日网上反映的因补偿标准争议引发的“叶县强拆果园”一事,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已第一时间成立由纪委监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林业、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贾先生的梨园大学毕业种果树十年被强拆贾先生是河南叶县任店镇人。2014年大学毕业后,他回老家流转了土地,准备种植果树。2015年,贾先生选择在26亩土地上种植韩国黄金梨,并创办了平顶山梨花庄园有限公司。2020年,梨树进入盛果期,其黄金梨品牌成为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2022年底,当地媒体整版报道了贾先生的果园。曾经的新闻报道2021年,贾先生听说新建的叶鲁高速公路要从果园穿过。公开资料显示,叶县至鲁山高速公路位于平顶山境内,全长约67.5公里,是《河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21-2035年)》批准新增的9条拥堵路段分流路线之一。项目于2021年6月正式开工建设。2022年开始,有施工人员到果园进行测量。政府也发了征占地的通知,征占果园的土地面积约6亩到7亩。不过,双方未能就补偿问题达成一致。该赔300万元还是18万元?任店镇政府所拟的补偿标准,依据的是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文件平政〔2017〕33号《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下称“平政〔2017〕33号”)。该文件规定,在林地上种植经济林的,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占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7〕2号)相关要求执行。不过,由于贾先生承包的土地规划用途并非林地,当地政府只是按照“零星果树”的类别对其进行补偿,7亩地补偿款共18万元。零星果树的补偿标准(图源:文件截图)除平顶山市外,河南省林业局在2020年11月9日出台了《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20〕167号)。该《通知》明确废止此前的(豫林经〔2017〕2号)文件,并对征收农用地区片经济林的补偿有新规定。按照河南省林业局的经济林补偿标准,贾先生请评估公司对果园损失进行评估,补偿费用超过300万元。这个数字,与当地政府计算的18万元相差10多倍。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补偿方式(图源:河南省林业局官网)果园围墙大开已无法封闭2024年4月2日,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之时,当地政府组织多人对果园部分进行了强拆。9月19日,极目新闻记者联系叶县政府相关负责人,电话未能接通。叶县一官方人士回应极目新闻记者称,当地政府会就此事与当事人积极沟通协调。此前,任店镇相关领导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是按照上级指挥部的要求配合施工进行拆除工作,并表示法律上的问题其没办法解释。对于相关补偿适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袁三慧认为,平顶山市政府的文件明确规定了经济林的补偿标准按照河南省林业厅的“豫林经〔2017〕2号”文件执行,但现豫林经〔2017〕2号文件已经被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废止取代。所以在确认果园为经济林的前提下,相应的补偿标准应当参照河南省林业局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即根据产量乘以价格,再结合是否盛果期乘以相应倍数进行补偿。对于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双方可以共同委托评估。9月,贾先生正组织人力对果园里剩余的果实进行采摘,高速公路施工也在进行中。贾先生说,强拆之后果园围墙大开,目前已经无法对果园进行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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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空之三国灵将》

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8月底,扶禾搬离原址,招牌已被摘下。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新京报记者 | 刘思维编辑 | 杨海校对 | 李立军▼全文7915个字,阅读需要15分钟一开始,王莎以为这又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在16岁女儿确诊重度抑郁症的第4年,她再次把女儿送进了一所封闭式的“心理教育”机构。每月2.5万元的高额费用让她有理由期待,女儿会像机构广告上宣称的那样迎来“完美蜕变”,“摆脱抑郁焦虑情绪”。半年过去,女儿走出深圳市扶禾心理教育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扶禾”)的铁门后,王莎很快发现,女儿变得更加沉默,胳膊上的疤痕也更密了——这半年她几乎每天都会自残,甚至尝试过自杀。而扶禾承诺的“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事实上却一样没落。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愤怒、自责,或许还有对4年来无数次挫败的不甘涌向王莎,她需要一个出口。至于欺骗自己的扶禾,她清楚,要么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要么就向它宣战。王莎选择了后者。这让她意外地第一次真正和女儿并肩站在一起,女儿向她开口,讲述自己的遭遇,还有那些折磨着自己的感受。这让她有机会更靠近、更理解女儿。7月30日,王莎维权一个月后,深圳市松岗区这所已经开办5年的封闭式青少年心理教育机构搬离了原址,铁门上方“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被摘下,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属地派出所已受理案件。从最初把女儿送进扶禾的目的来看,王莎显然是失败了。如今,她不再执着要彻底治愈女儿,而是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抑郁症孩子的家长——在这场失败中,她找到的答案。“走投无路”王莎“全职妈妈”的生活,是从女儿魏莱六年级时开始的。在此之前,女儿由前夫抚养。那段时间魏莱说自己遭到了霸凌,开始找借口不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发蓬乱,不愿出门,拒绝与人接触。再后来,家人发现她开始用美工刀划自己的手臂。魏莱的两条小臂上布满划痕。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眼看女儿的状态越来越差,王莎从生意中抽身,把魏莱接过来与自己同住。她带魏莱去医院,2020年11月,女儿被诊断为抑郁症。那时,王莎以为女儿只是需要开导,“打开心结”后一切就会好起来。她按医生的建议带女儿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但效果并不好——女儿手臂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晚上失眠,上课经常打瞌睡,在日记本上罗列自己的种种缺点:丑、胖、社交障碍、无法集中精力……4个月后,她们再次回到医院,这次医生告诉王莎,魏莱的抑郁症已经发展到了重度,需要马上用药,也不再适合继续上学,建议休学。魏莱的故事并不是孤例。2021年,一项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流调报告显示,在我国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无法继续学业。在扶禾,魏莱的“校友”几乎都是休学少年,伟凡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个重度抑郁症患者,今年15岁,已经休学3年。因为个子高,人也壮,他喜欢装作少年老成,声称自己高中毕业,不想上大学,也不想找工作。在家的3年,伟凡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关上房门,不分昼夜地打游戏。自杀的念头折磨着他,他就用刀划开手腕,皮肤的痛感能暂时压制心中的痛楚。他拒绝与妈妈交流,每天妈妈罗芳都小心翼翼地敲敲房门,把药送进来,哄他吃,又被他烦躁的吼叫声吓得退出来。魏莱也一样。有段时间,王莎一度害怕回家——魏莱休学在家一年多后,“变得很怪”,她不想面对她。平日里,魏莱把自己关在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多数时间在那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枕边是一个画满秘密的漫画本、充电插头、游戏机和三部手机。她日夜颠倒,凌晨醒、下午睡,醒了就躺在床上玩手机游戏、刷视频、点外卖、逗猫。魏莱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这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女儿逐渐变得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要害自己,出门看门诊、做心理咨询都要随身带刀。她告诉王莎,自己头脑里出现了幻觉,有几个人在聊天、议论或命令她。有一次,女儿用刀划伤了家里宠物猫的脚垫,王莎觉得残忍,想批评她,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担心哪句话刺激到她。”王莎看了有关抑郁症的书,也到网上搜了不少资料,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抑郁症孩子家长。但琐碎漫长的照料、压抑的家庭氛围,再加上女儿愈发糟糕的状态,都在消磨着她,也消磨着她对抑郁症的新认知。接受、理解女儿的“反常”并不容易。最初,她对女儿的病情有乐观的判断。“最多一年就能治好,然后复学,顺利小升初。”但眼看女儿“就像吹起的气球”,从休学时的150斤胖到220斤,还出现了月经失调、黑棘皮等症状,王莎开始心急了。直到有一次她要开门,把手里的东西塞给魏莱,打断了女儿玩游戏,结果没等她反应,女儿就伸手掐住她的脖子,露出凶狠的表情。王莎再也控制不住,当着女儿的面哭了。她不知道怎么办,女儿既无法上学,又无法安心待在家里。她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出路,让女儿变回“正常人”。她先是把魏莱重新送进了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这是许多重度抑郁症家长的共同选择,罗芳在伟凡频繁出现自杀倾向后,也带儿子去了广州一家知名医院的精神科看病。诊室门外,罗芳小心翼翼地和伟凡转述医生的建议,听到“住院”两个字,伟凡激动地伸出拳头砸向妈妈,被身边的人拦住,住院也因此作罢。即便孩子不抗拒,也难以长期住院。魏莱住院17天后,医生就通知王莎需要办理出院,“医生说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很多人排队等着,最长也只能住1个月。”出院后,魏莱病情又出现反复,王莎又带女儿看中医,但仍未见好转。最后,王莎找了一所全封闭的“军事化学校”把女儿骗进去,希望强行帮女儿减肥,矫正她的“心理问题”。封闭训练10个月后,魏莱从“军事化学校”毕业,看起来整个人“脱胎换骨”,瘦了40斤。“我当时真的觉得女儿失而复得。”王莎以为女儿的抑郁症治好了,趁热打铁,把魏莱送进一所复读学校,希望她抓紧跟上文化课学习,参加中考。两个月后,情况急转直下。2023年12月5日,魏莱在复读学校吞了42颗药,试图自杀。王莎第一次彻底陷入绝望,“走投无路了。”“救命稻草”“转机”很快出现。“这是我第一次切身地感到差点失去女儿。”那个晚上,趁魏莱送急诊留观,王莎扔掉了家里所有的刀、药品和她能想到的能被用来自杀的危险品。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第二天,就刷到了扶禾的广告。扶禾的广告。图源:扶禾官网领教过“军事化学校”后,王莎筛选机构更加谨慎。她特意查了工商资料,扶禾成立于2018年,办学经验丰富;注册资本500万元,实力雄厚,不至于跑路;经营范围包括心理咨询、文化教育信息咨询等,专业对口。和扶禾的招生老师通了两小时电话后,当天她到实地了解情况。在她的印象里,扶禾的硬件看上去无可挑剔,师资力量也让人信服。创始人寇明娇是应用心理学科班出身,心理咨询老师也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证书,“擅长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CBT)、催眠术、后现代叙事疗法”;行为训练师“有两年武警总队服役履历,还获得过优秀士兵表彰”。王莎记得,寇明娇戴黑色半框眼镜,穿职业套装,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副知识女性模样。”在扶禾挂满锦旗的茶室,寇明娇给她介绍了“3+X”特色辅导模式:包含心理疏导、学习动力激发、行为训练和根据每个孩子的自身特点以及具体问题,独家定制的有效转化方案。6小时的实地考察下来,王莎对这所机构有了不少好感:一是治病,据王莎了解,其他传统的封闭式机构以接收“问题少年”为主,有心理或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只占到30%左右,但在扶禾,这类孩子占到80%以上;二是24小时看护,可以避免魏莱再自杀;三是扶禾有全科文化课,他们承诺文化课老师会一对一辅导孩子,帮助恢复学业。这些几乎是王莎最大的“痛点”,她很快被吸引。咨询中,扶禾工作人员也向她反复强调“转化”成功案例。“有些(病情)比您孩子更严重的,我们都接收过,都调整好了。”寇明娇告诉她,魏莱“转化”成功需要一年时间。扶禾学费不菲,每月2.5万元,是军事化学校的数倍。但王莎当即拍板,签下一年合同。“孩子的状况不好,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没有时间去浪费。”扶禾在宣传物料中承诺绝不体罚孩子。图源:“扶禾心理教育”微信公众号罗芳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扶禾广告,她对这所机构的几个理念印象深刻:“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心理和学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孩子“回归家庭、回归学校,走向社会”。与寇明娇沟通后,罗芳被对方“4个月就能让孩子好转停药”的承诺点燃了希望,这让她下定决心:借钱也要把儿子送进扶禾。“学费那么贵,各方面都肯定是很好的。”罗芳心想。也有家长被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推荐来扶禾。8月底,新京报记者陪同王莎母女就诊,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承认自己曾推荐病人到扶禾。这让家长们更加相信,扶禾不像那些“野鸡机构”,这里更科学,也更有保障。“走投无路”的家长们都以为,他们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神秘学校和进入特训学校的方式一样,少年们大多是被家长骗进扶禾的。那天王莎借口送魏莱去做心理咨询,出门前她和招生老师反复确认了路上的时间、进门细节、停车位置和自己的离开时机。从广东惠州的家里出发,开车1个半小时就到了位于深圳市松岗区的扶禾,这里地处深圳的偏远地带,更靠近东莞。搬离前的扶禾一直大门紧闭。受访者供图学校在一条植被茂密的小路旁,3米高的蓝色铁门常年关着,“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立在上方。“校园”被民房和厂房团团包围,剩余的地方被彩钢板和铁丝网封住,上面布满防盗刺。周围邻居除了早上会听到学生晨练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有人打篮球外,对墙内的事一无所知,只知道这里是所学校,开了五六年,但没怎么见过学生进出,“挺神秘的。”“这里就是个监狱,进得去,出不来。”飞翔也是扶禾的学员,同样患有重度抑郁症。在包括魏莱、伟凡在内的数个扶禾学员的回忆里,扶禾内部到处都是紧闭的门,有24小时值守的保安,学校不允许带手机和任何联网的电子设备,这让少年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从早到晚,学员们几乎没有独处的机会,学管(生活老师)与他们同吃同住,这些本应陪伴、疗愈孩子的老师,最终成了学员口中的“狱卒”。院内面积虽然不小,但被分割成几块,他们的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制,上课时教学区的门是封闭的,体育活动有学管在场边看守,晚上宿舍楼门窗紧闭,禁止学员出入。魏莱绘制的扶禾内部平面图。受访者供图积分也是约束学员的手段。迟到、上课不专心、说脏话都要扣分,是否扣分、扣多少分却没有具体标准,“全凭老师的心情。”每周六可以通过“体育活动”集中销分,项目包括蛙跳、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有学员一周能扣二三百分,需要围着两张乒乓球台蛙跳五六十圈,“有时候能断续跳一下午”。最让学员们恐惧的要数“吊杠”。健身器材区的角落里,有个离地两米左右的单杠,学管会让被罚的学员踩着一个厚垫子站立,再用一根弹力绳把学员的双手绑在单杠上,然后抽走脚下的垫子,让学员身体悬空,持续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单杠旁边的一面墙上,全是我们挣扎时蹬上去的鞋印。”几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吊杠时几个老师就在一旁看着,“你怎么喊老师都不会把你解下来的。”一位曾在扶禾工作三年的文化课老师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自己看到过学生被绑起来吊杠,“有一些(学员)刚开始来不习惯,或者想走、不听话,可能就(被)吊着。我觉得这是锻炼他的意志,还有就是给他一点教训。”后来,王莎发现,这些禁锢、体罚都可以概括为扶禾宣传的“3+X模式”里的“行为训练”。而她之前看重的“学习动力激发”,以及扶禾承诺的“一对一文化课辅导”,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后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教室和存有录播课的无网络平板电脑。至于家长们最在意的“心理疏导”,少年们坦言,比起他们在外面接受的心理咨询,这里的“疏导”几乎没什么效果。他们把原因归结为老师“不专业、敷衍”。魏莱记得,一次心理课上,老师照常问她感觉怎么样,魏莱坦言自己有时候会有想杀人的想法,心理老师则回应她:“你有精神病。”事实上,被骗进扶禾的当晚,魏莱就在洗澡时吞了小半瓶沐浴露和一包零食里的干燥剂。接下来的两天,恶心、胃部灼烧的感觉一阵阵翻涌上来,难受得吃不下饭。她几次跟老师反映,要求去医院,对方都没理会,只是让她“多喝水”,“她说自杀随便你,但是同学知道了会嘲笑你。”有时“心理疏导”更像种感恩教育。一位女学员记得,在一次与心理老师的对谈中,她被教育:“你们是被家长送进来的,应该感恩家长,感恩老师。”一位男学员回忆,同样在一对一心理课上,老师扔给他一本心理书后,就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一直持续到下课也没说一句话。他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只能低头抠手。“他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王莎收到的女儿在扶禾接受一对一心理咨询的照片。受访者供图没人知道经历过扶禾的“3+X”训练,这些少年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还是恶化。但多位学员证实,他们的很多“同学”都自残。在扶禾,伟凡打碎镜子用碎片划伤手臂,“痛觉上来了就能不去想那些事。”孩子间互相模仿。在家时,伟凡只划过一次,在扶禾,他“每天都划”。对扶禾大门后发生的一切,家长们并不知情。多名家长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和孩子无法通电话,仅能以书信联络,但学员们说老师曾明确告知每封信都会被检查。有时,老师会发来孩子面带笑容的照片和视频,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在魏莱进入扶禾3个月后,王莎和前夫在家庭团体治疗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女儿。相比入学前,魏莱又胖了回去,他们有些不满。见面的一个小时里,心理老师全程陪同,女儿没说什么话,只是哭着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接我出去?”王莎和前夫对视一眼,觉得女儿还在为被他们骗进扶禾的事闹情绪,只能“半蒙半哄”让女儿坚持待下去。从扶禾发来的女儿面带笑容,或上心理课时的照片来看,他们相信,一年协议期后,女儿的病就会治好。“到时你就会理解妈妈了。”王莎心想。王莎不知道,这次会面后,魏莱在日记中写下:活着没意思,我想死。又过了3个月,王莎偶然间获得了一次和女儿单独相处的机会。魏莱在聊天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让她感觉扶禾不对劲:“床单被罩半年没换洗过,心理老师喜欢讽刺人。”分别前,女儿还叮嘱她:“你千万不要跟老师提意见反映问题,要直接把我接走。”次日,她把女儿接出扶禾。学员们把离开扶禾称作“刑满释放”,在离开扶禾的路上,反复确认自己真的逃离后,王莎听见,女儿恨恨地骂了两句脏话。路在脚下回家后魏莱总做噩梦,梦到被扶禾的人抓回去,惊醒后就大声喊王莎。王莎穿着拖鞋冲进女儿的房间,躺在她身旁,拍着她的背安抚:“妈妈保证,再也不会送你去封闭机构了。”魏莱脸冲墙、不吭声,后背耸动着,在抽泣。即使“刑满释放”,很多少年也难以完全“走出”扶禾。男生在扶禾只能留短发,一个男孩“毕业”后,刻意蓄起长发和胡须,“就是为了在睡醒时,摸到长发,确认自己不在那里。”每次洗澡水调热一点,触觉的刺激都会让飞翔身体一颤——那里的洗澡水也是这么烫。魏莱看上去还是老样子,甚至比从前更沉默。又过了几天,王莎在和女儿聊天中一点点揭开了扶禾的秘密。她开始在网上寻找更多从扶禾走出来的少年,逐渐从他们口中拼凑出扶禾的真实样貌。“难以置信,无比震惊。”王莎意识到,自己被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扶禾的管理方式跟其他的特训学校没什么不同,那些机构的体罚、暴力、精神施压,扶禾一样没落。他们的管理模式、课程设置,本质上还是让孩子屈服恐惧,鼓励服从。想到女儿这6个月来的恐慌、无助和崩溃,还有对自己的误解和怨恨,气愤、愧疚一波又一波地涌向王莎。她恳求魏莱原谅,女儿用沉默回应她。安抚女儿的母亲。图源:ICphoto王莎决定报警。临出发前,她问魏莱:“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派出所吗?”她没想到,女儿没有犹豫,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换衣服出门。她们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到扶禾属地派出所做了笔录。去行政机关举报扶禾,她也把女儿带上。王莎发现,一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的魏莱,在调查人员面前讲起扶禾的桩桩“罪状”,“眉飞色舞,十分来劲。”王莎仿佛又看到了女儿生病前的样子。她开始试探着向女儿同步维权进展,发现女儿表现出了罕见的关心。她又把女儿拉进了维权群,虽然魏莱只是潜水,从不发言,但王莎知道,群里大家提供的每一条线索和信息,她都在关注。很意外地,魏莱患病4年后,母女二人终于有机会成了肩并肩的“战友”。王莎在搜集扶禾“罪证”的过程中,也逐渐了解到这些抑郁症孩子在里面的遭遇和心境,那些琐碎的、直白的细节让王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抑郁症患者,她也因此更理解女儿。与积极维权的少年相比,家长的参与意愿很低。有些人直接拒绝了王莎,魏莱爸爸也不希望她出面维权,更不希望她带上女儿。“对抑郁症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走出来,而不是沉浸在过去,始终要向阳而生嘛。”这能代表一部分家长的普遍心态。刚被动员时,飞翔的妈妈齐欢也是这样想。当初为了逃避,她扔掉了和扶禾签订的合同,以无法提供证据为由,拒绝了王莎:“我想翻篇了。”但飞翔翻不过这一篇。“他说到时候开庭我一定要去,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去。”飞翔坚持让妈妈把和扶禾的汇款记录发给王莎。齐欢只好照做,然后加入了维权,如今也成为了一个积极参与者。“能够使他内心成长强大的,我都要尽力去做,”她和王莎交换了一个眼神,柔声说,“我们必须站在他们(孩子)这一边。”家长和孩子的并肩作战换来了阶段性的胜利——属地街道与消防、民政、卫健、教育、市监等多部门联动执法,困在扶禾的一批孩子被接回家,职工团队解散了,扶禾搬离了原址,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警方回复王莎:“刑事案件受理”。曾经觉得“走投无路”的家长们,经历过扶禾的事情后,也不再执着追求孩子治愈和复学,开始允许他们“带病生存”。齐欢正在准备考心理治疗相关的证书,她想从改变自己重新开始。“作为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父母要学习很多,你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不能走捷径或者是甩锅。”父母之外,同龄伙伴和专业陪伴者的角色一样不可或缺。从扶禾“毕业”后,伟凡经常来深圳找“扶禾的朋友”聚会,他们是他能够交心的伙伴。少年们恨扶禾,却也不得不承认,在扶禾,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处境相似,能够互相理解的朋友,正是他们之间彼此陪伴、一致对外,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生活。少年们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空间,国内已有一些社会机构正在积极探索。在那里,他们能随时与家长联系,也能和处境相似的伙伴一起互动、合作,同时有专业人士提供指导与照看。除了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政府层面也在进行探索。2023年深圳市妇联开展了针对厌学停学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干预综合服务项目,通过专项训练和个体、家庭咨询、教育指导等方式,帮助家长重塑教养理念、改善家庭亲子关系,截至2024年3月1日,已帮助首批试点40户家庭中的31名青少年成功复学。飞翔也成功复学了,8月底,他正在高中参加军训,齐欢翻出班主任发的视频,从一片迷彩绿中间指出儿子——飞翔的脸晒得黑黑的,在打军体拳。齐欢说,她做好了儿子再次休学的心理准备,能继续读书当然好,不行的话她也能接受。王莎很羡慕,但她清楚魏莱现在还不适合复学。她现在几乎不去公司,把一摊子事儿甩给丈夫和母亲,整天围着女儿转。魏莱房间的书架。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那张一米二的床挤了两个人,母女俩并肩靠在床头,一起打游戏。王莎打得很菜,女儿一边嫌弃她笨,一边凑近身子指点她。有几次,王莎在自己房间休息,女儿径直推门走进来,主动靠着自己躺下。王莎慢慢发现,魏莱也不是整天躺着玩手机,她最近在自学日语,会把一些自己画画的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背景音乐是自己吹的卡祖笛。重症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真的“走投无路”吗?王莎现在确信,路就在脚下,就在原点——那是父母和家庭。(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人物除寇明娇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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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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