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DE374制服下着裸航空破坏版

《都市圣医》

这场家产之争关乎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以及新闻集团未来，乃至美国的政治格局。本周，一场备受瞩目的继承之战在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的一家法院打响。主角是93岁的传媒大亨默多克和他的孩子们。这场官司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牵扯到默多克家族150亿美元的财产，更因为这是一场默多克媒体帝国的掌门之争，关乎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以及新闻集团未来，乃至美国的政治格局。原本约定子女平分财产9月16日，默多克与今年6月刚刚结婚的第五任妻子朱可娃十指紧扣走进法院。一同出现的，还有他的4个子女，坐满律师的两辆SUV车和数箱法律文件。默多克与妻子现身法院 图GJ1999年，默多克离开第二任妻子安娜时，为避免日后争夺家产而同意设立了不可撤销的默多克信托基金。根据约定，默多克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女儿、现年65岁的普鲁登斯，以及默多克与安娜所生的3个孩子——现年55岁的次女伊丽莎白、53岁的长子拉克兰和51岁的次子詹姆斯，将在默多克去世后平等享有对其财产的控制权，包括该信托基金控制的新闻集团和福克斯的股份权。偏爱长子引发争端然而25年后，默多克家族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争夺家产”的局面。只不过，闹出“争夺家产”局面的是默多克自己，因为随着孩子长大成人，他发现只有长子拉克兰同自己“三观相近”。另外3个子女似乎不太热衷于默多克的保守路线，次子詹姆斯公开对福克斯新闻的立场持批评态度。默多克此前也并没想要闹到打官司这一步。他曾试图与两个大女儿和次子沟通，想说服他们给拉克兰独享家族企业的控制权让位，但遭到了子女们的拒绝。而在经济上，拉克兰也难以“买断”兄弟姐妹们持有的股份。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考虑罢免拉克兰，让其他人取而代之。为了给拉克兰扫清“障碍”，默多克最终决定同另外3个子女对簿公堂，寻求“将决策权集中在拉克兰一人手中，并赋予他永久的、独家的控制权”。这也导致伊丽莎白和詹姆斯均未现身今年6月默多克与朱可娃的婚礼，不愿再维持表面的和平。按照遗嘱检验专员格尔曼的说法，对于不可撤销的默多克信托基金，默多克也不是毫无办法。他有权修改信托，只要证明此举有利于他的所有继承人。普鲁登斯、伊丽莎白和詹姆斯则指责父亲破坏约定的条款。默多克资料图 图GJ“家丑”已被广泛关注尽管围绕家产继承问题争执不下，默多克家族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可能地“家丑不外扬”。选择在内华达州这家并不起眼的法庭举行闭门审判，正是出于保密的考虑。因为内华达州的司法机关在受理涉及资产保护的诉讼案时，不会对外披露案情的大部分细节。但这起继承人之争势必备受舆论关注。包括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7家美国新闻机构联合起来寻求公开审判过程和记录，理由是“默多克家族的巨额财富和庞大传媒帝国的命运事关公众利益”。毕竟，默多克掌控的新闻集团涵盖了美国《纽约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英国《泰晤士报》《太阳报》，掌握了英美主流保守派话语权；福克斯新闻则是美国共和党的喉舌、保守派媒体的“中流砥柱”，吸引了大量保守派选民，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分析称，如果默多克胜诉，拉克兰获得绝大部分股份，那么默多克传媒帝国的保守成分可能会更高。美国记者卡特莱特说：“拉克兰的政治立场要比他的父亲保守得多。”而如果默多克败诉，他的次子詹姆斯很有可能会推动出售福克斯新闻，新闻集团旗下其他媒体的保守立场也可能会淡化。图为默克多与家人合影出品 深海区工作室撰稿 齐旭编辑 深海贝

《逍遥异界行》

9月14日，菲律宾海警9701号船撤离中国仙宾礁潟湖，谭主独家拿到了几张现场照片，发现菲方从仙宾礁撤离船只被打上补丁。菲海警船撤离中国仙宾礁现场延伸阅读：媒体：在菲律宾贫民窟中 小马科斯"反华"效果明显两年前，小马科斯狂卷菲律宾全国逾58%的选票，当选新一任总统。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不可谓不高，期盼他能够带来不一样的菲律宾，一个能让底层民众实实在在过上幸福生活的菲律宾。但是，两年后，很多曾经的支持者认为自己被抛弃了，小马科斯当年的诺言已被其抛到九霄云外，随之而来的是他自己的宏大叙事，试图借此打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菲律宾时代。渴望大米的投票者在支撑着菲律宾生存命脉的马尼拉港附近，一栋栋拔地而起正待装修的高楼，俯瞰着来来往往满载集装箱的卡车。无论是若雨后春笋的高楼，还是繁忙运输的卡车，都无法绕开一处地方——棚户连片、陋巷纵横的贫民窟。载着集装箱的卡车要想驶向港口，就不得不经过这片狭窄逼仄、只有两车道的贫民窟街区，以至于交通堵塞频发。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走进细看，贫民窟内的住所是由四处捡来的废弃建筑材料（大部分是废弃木头）搭建而成，通常有两层楼高，没有接水，电是自己接的。在酷热难耐的7月里，这里弥漫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居民一天至少要冲5次澡以确保自己不会中暑。小孩在没有大人的看管之下，奔跑在卡车往来的马路上，穿行在比他们还要高的轮胎中间。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街区就是在这样的贫民窟街区里，我碰到了许多曾支持小马科斯的人。他们有的是在码头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有的是专门为餐馆剥蒜的佣工，还有的是以同是生活在贫民窟的人群为对象做起地摊小吃生意的个体户。这些人毫无疑问是菲律宾底层人群的代表，而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十分高涨，大部分人表示都参加了2022年的总统大选投票，并且毫不犹豫地将选票投给了小马科斯，理由是“他承诺会让大米更便宜些”——那一年，菲律宾的选民投票率高达83%。菲律宾是个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许多人连早餐都习惯吃下相当分量的白米饭。截至笔者撰稿时，菲律宾大米的平均价格约为51.14比索/千克（约6.48元），而在两年前大米单价还仅为35比索（约4.43元）左右。当时小马科斯向大众承诺自己会把米价降到20比索（约2.53元），这让许多穷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现在却成了他们失望的来源。菲律宾街头贩卖的大米虽然菲律宾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菲律宾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连年下降，至去年，占全社会的15.5%；但是，菲律宾国内媒体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仍有5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贫困层。大米价格的涨跌对于中产和富裕阶层来说并非重要问题，但是对于贫困层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议题。贫困层选择相信小马科斯的承诺，并决意地将他推上最高位置；然而，两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变化，买米依旧是难题，甚至是个更难的题了。打着“民主”旗号，大搞家族政治马尼拉湾有着号称东南亚最美落日景点的美名，但是现在去马尼拉湾，只能看到一座座沙山，遮挡住了远眺落日的视野。马尼拉湾的沙山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这边据说将建起一幢不输迪拜的世界第一摩天大楼。而在马尼拉湾附近，豪华办公楼比比皆是，只不过，它们几乎都是电话客服中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十分落后的菲律宾，靠着服务业摆脱了极度贫穷国家的队列——因为菲律宾人熟悉英语，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多个世界级大企业都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电话客服中心。让我感觉极其不可思议的是，走在这片区域的道路上甚至都需要许可。也就是说，大马路都是财阀集团的私有地块，没有所谓“公路”的概念，底层贫困层连走进这里的资格都没有。这足以体现出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一大特点：财阀控制一切，阶层分化明显。电话客服中心云集区域现在菲律宾国内有九大政治财阀团体比较出名，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据菲律宾全社会经济的30%以上。市场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福利体系无法构建，使得菲律宾从独立成国后就一直维持着学者口中的“超格差社会”状态，贫困层与中产及以上阶层彼此敌对，互不关心，社会松散得宛如一盘散沙。事实上，菲律宾历史上不是没有人尝试过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小马科斯的父亲老马科斯，曾是菲律宾的“独裁者”，从1965年一直执政到1986年。而他当年一度有过伟大的志向，即打破财阀对菲律宾的把持。菲律宾是个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二战后与日本类似，经济借着美国在亚洲四处出兵而率先腾飞，但是刚到1960年代就开始因财阀问题而进入增长停滞阶段。老马科斯上台后用各种手段集中政治权力，大刀阔斧铲除了许多财阀势力，并让菲律宾经济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有了明显提升。但是好景不长，他将财阀铲除后扶持上了自己家族的亲信，最终形成了马科斯家族这一新财阀势力，并且利用强权大搞独裁政治，引发了其他财阀势力的大规模反对，其中就包括马科斯家族的宿敌——阿基诺家族。抗议老马科斯独裁政治、纪念尼诺·阿基诺的宣传画（最右一位为尼诺·阿基诺）1983年，尼诺·阿基诺在受到马科斯的长期排挤后获得机会结束海外逃亡回到菲律宾，剑指1984年的议会选举。不幸的是，他刚回到菲律宾就遭遇枪杀，阿基诺家族迅速将矛头指向马科斯，并引领中产阶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最终失去军方支持的马科斯家族在美国的保护下逃亡夏威夷。重掌菲律宾政坛的阿基诺家族指控老马科斯掌权期间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从此马科斯家族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菲律宾社会认为是国贼。然而，打着解散财阀旗号的阿基诺家族，在上台后的30多年时间里也没能解决财阀问题，菲律宾经济一直被外界笑话为“东南亚病夫”。底层民众们实在厌倦了这些空口白话，这才有了杜特尔特的上台，这也给了“独裁者之子”小马科斯反击的可能。从“历史的继承者”变成“历史的编纂者”在马尼拉的市中心，我见到了尼诺·阿基诺的一个孙子——基科·阿基诺，他现在是阿基诺家族内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对我说，他目前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守护住祖辈的历史财产。在8月21日尼诺·阿基诺的遇刺纪念日，他出席了纪念他爷爷的博物馆落成仪式，并强调不允许任何历史被篡改。这么强调，就意味着，菲律宾的历史正被修改，或面临被修改的危险。图为基科·阿基诺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小马科斯在两年前的选举里宣称，自己将继承杜特尔特的路线，采取独立于中美之间的外交路线，并继续为贫民发声。彼时杜特尔特正因为自己对毒品的严厉打击而大受来自中产阶层和海外的批判，也因外交上偏向中国而失去美国的支持。但是他所推行的政策措施照顾了菲律宾最贫困阶层的利益，因而杜特尔特广受贫困群体的爱戴。小马科斯许下一番承诺，加上杜特尔特彼时的支持，使得他顺利接手了杜特尔特支持者的选票。然而，小马科斯在上台后，不仅未能实现种种诺言，现如今甚至还与杜特尔特反目成仇。渐渐失去支持层的小马科斯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改变所谓中立的外交战略，改为完全倒向美国，炒作起中国问题。不单是南海问题，他还强调“菲律宾是菲律宾人的菲律宾”，渲染华人在菲律宾国内的犯罪，煽动起民众对中国的仇视，从而巩固自己的支持率。在菲律宾，我采访了不少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士，几乎所有受访人都表达了对在菲华人的厌恶之情，中间层认为华人带来了诸如诈骗和腐败等问题，而贫困层则觉得华人抢走了自己的工作。从这点来看，民粹主义从老马科斯的独裁时代开始就没有改变过，变化的只是不同的财阀势力登上政治顶峰后对民粹主义的引导方向。现在，小马科斯正兴致勃勃地编纂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一方面抹去阿基诺家族加予自己家族的耻辱，大范围地修改关于老马科斯时代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将自己塑造为菲律宾新一代的强力指导者——对中国勇于抵抗，对华人犯罪重拳出击。继续盲等……时间回到2024年，当我问起贫民窟里的人们“你们为什么会支持小马科斯”，许多人是这么回答的：“因为小马科斯承诺会让米更便宜一点，而他爸爸老马科斯当政时，确实兑现了竞选承诺，让米价便宜了下来。我们还在等着小马科斯兑现承诺的那一天。”老马科斯在当政的岁月里，大量借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债，其中大部分流入他自己的口袋里，小部分拿来当作恩惠施舍给贫困阶层，让很多人直至今日仍记着他的好。但是也是他这种借他人钱消自己灾的行为，使得菲律宾陷入巨大的财政赤字危机中，庞大的外债一度压垮菲律宾的经济。然而，菲律宾底层的民众对此并不了解，或者说也并不想了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米能不能便宜一些。这么看来，现在的小马科斯从他父亲那学到了不少当政客的智慧。

《欺师灭祖》

编辑丨董鑫‍‍9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南京持续深化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以案示警筑牢思想堤坝》一文。文中披露，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纪工委原副书记、监察工委原副主任王祖华在被留置期间深刻忏悔：“在贪欲驱使之下，利用影响力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站台打招呼，收受贿赂。这完全与纪检监察干部身份背道而驰。”这是公开报道中首次提到王祖华案的细节。王祖华站在被告席上今年6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王祖华受贿一案，对王祖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王祖华受贿违法所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52.2389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上述文章提到，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常怀敬畏之心、带头遵规守纪，南京纪委监委组织47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旁听了王祖华案庭审，引导党员干部从身边人身边案中深刻汲取教训，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坚决不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尤其不能搞选择性监督、随意执纪调查、任性问责处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38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24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12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569人，处分2003人，移送司法机关26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95人、县处级干部560人。近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围绕案件监督管理、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出台了一系列监管制度，如《关于加强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审查调查工作人员“十不准”》等，进一步规范业务流程。新时代以来，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法规制度先后出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工作实际将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包括制定《纪检监察干部网络行为十条禁令》、《关于严禁纪检监察干部违规饮酒的规定》等。一些地方还发布了纪检监察干部行为“负面清单”、离岗离职从业限制、“八小时外”监督措施等。例如，今年5月，通过梳理分析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南京市纪委监委聚焦共性问题，制定《南京市纪检监察干部“五条禁令”》，严禁违规吃喝、不当交往、跑风漏气、说情干预、言行失范，为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开列“负面清单”，进一步划清行为边界和底线。此外，南京市纪委监委还出台了《关于纪检监察干部违规打听、干预纪检监察业务工作等事项登记报备的工作指引（试行）》等制度规定，进一步规范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压缩权力滥用和寻租空间。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文中说，今年7月，南京市纪委监委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在全体机关干部观看系统内专题警示教育片后，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还作出了针对性提醒，“要坚决摒弃‘看戏’心态，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醒’，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清醒自觉，保持刀刃向内的坚韧勇毅。”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等延伸阅读多名"老虎"、"内鬼"出镜忏悔 有人被控受贿近4亿6月27日晚，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专题片介绍，党的二十大以来，截至2023年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67万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86人、厅局级干部3533人、县处级干部2.8万人。“这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党、国家、军队内部的严重隐患正在消除，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专题片说。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有不少“老虎”、“内鬼”在专题片中出镜忏悔。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图为视频画面截图蒋洁敏蒋洁敏出生于1955年10月，山东阳信人，曾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2013年9月，蒋洁敏落马。2015年10月，蒋洁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3年，蒋洁敏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1403.9073万元。在2004年至2008年，蒋洁敏在周永康指使或授意下，违反规定，为他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我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犯罪的证据是真实和确凿的。”蒋洁敏说。蒋洁敏在庭上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白恩培白恩培出生于1946年9月，陕西清涧人，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14年8月，白恩培落马。2016年10月，白恩培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3年，白恩培直接或者通过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6764511亿元。“我悔恨，共产党多年培养的省委书记，怎么变成这样子，我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失太大了。”白恩培说。白恩培被判死缓傅政华傅政华出生于1955年3月，河北滦县人，曾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21年10月，傅政华落马。2022年9月，傅政华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5年至2021年，傅政华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7亿余元。2014年至2015年，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付卫华长期未被追诉。“由于我的违法犯罪，严重损坏了党的形象，我的教训极为沉痛。”傅政华说。傅政华被判死缓云光中云光中出生于1960年6月，内蒙古土左旗人，蒙古族，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云光中落马。2020年11月，云光中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8年，云光中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等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9432万余元。此前中央纪委曾披露，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凯晨（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的儿子），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其实无人员、无设备、无资金、无实际经营活动，就是坐收他们的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被围猎的不但是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亲戚、朋友，这个群体他都要围猎你。没有把握住自己。”云光中说。云光中称是自己没有把握住自己范一飞范一飞出生于1964年8月，江苏泰兴人，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22年11月，范一飞落马，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被查处的“首虎”。2024年4月，范一飞受贿案一审开庭。起诉指控称，1993年至2022年，范一飞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商人把钱送到我办公室，我也不会要的，但比如说他是用股票的这种方式，给我家里人，就是另一种结局了，我就是动这些脑筋动坏了。”范一飞说。范一飞被控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谷春立谷春立出生于1957年7月，辽宁锦州人，曾任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吉林省副省长。2015年8月，谷春立落马。最新专题片中披露，他是因为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2017年3月，谷春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5年间，谷春立直接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65万余元。“规定是肯定学了，但是有时候氛围整得融洽一些，我也觉得有时在酒桌上协调点事，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解，所以协调起来工作比较方便。”谷春立在专题片中出镜说。“走到今天是我没有想到的，走到今天我也非常痛悔。”谷春立说，“作为我们政府的干部和企业家，如果你不做到‘亲’、‘清’，那么就是祸兮之所伏，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教训。”谷春立出镜忏悔王树森王树森出生于1955年6月，吉林通化人，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长级）、办公厅党组成员。2015年8月，王树森落马。2016年9月，吉林省通报指出，2013年10月至2015年7月，王树森组织参加公款宴请1次，参加私营企业主在私人会所等场所安排的宴请3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敬你一杯酒，你就忘乎所以了。然后我们把几个主要的领导找来，领导一看，你看谷春立这都过问了，怎么得想办法好好给解决解决，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但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没事，你不一定能抓着我。”王树森在专题片中出镜说。王树森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黄兴国黄兴国出生于1954年10月，浙江象山人，曾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2016年9月，黄兴国落马。2017年9月，黄兴国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黄兴国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专题片中提到，黄兴国是在巡视“回头看”期间被调查出问题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黄兴国心存侥幸，他曾将一些不太贵重的礼品登记上交，暗地里却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转移收到的贵重物品，甚至为了尽早升迁，“接天线、拜码头、找靠山”。“第一次巡视了，第二次再来个‘回马枪’，这一招很厉害。理想信念动摇，打自己的小算盘，私欲膨胀，出问题了，根本的原因，根子上是这个问题。”黄兴国说。黄兴国在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还心存侥幸陈树隆陈树隆出生于1962年11月，安徽巢湖人，曾任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16年11月，陈树隆落马。2019年4月，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陈树隆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758亿余元。“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陈树隆说。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曹立新2014年5月，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落马。2017年1月，曹立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中央纪委曾披露，曹立新在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工作十多年，长期联系山西，他的问题也主要出在山西。他多次收受山西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纪委书记冯朝辉钱财，并打招呼帮助冯朝辉“顺利”升官。冯朝辉因其他问题被调查后，把曹立新交代了出来。“从吃喝，从收小的购物卡，从这些事情开始，特别涉及工作对象的，包括吃请，包括聚会，包括一块喝茶，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应该参加，现在非常后悔。”曹立新说。曹立新出镜忏悔

《猛兽博物馆》

本想租辆网约车赚钱还债，不曾想被网上找来的中介一顿操作，又多背了18万元的车贷。最近，来杭州打工的曾先生找到潮新闻“记者帮”，讲述了自己的烦恼。“你们说，我是不是被诈骗了？”应聘开网约车，公司推荐贷款18万元“租”车事情要从今年3月说起。那时，曾先生刚刚回到杭州。27岁的曾先生是江西宜春人，早些时候也在杭州打过几年工，后来结婚回了老家，开了一家小店。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父亲却意外伤了头部住院，至今一直瘫痪在床。曾先生在医院照顾父亲大半年，老家的生意完全顾不上，不仅花完了家里的积蓄，又欠了一屁股债。思来想去，他决定回杭州寻找赚钱的机会。一次偶然，他看到某招聘网站上有一则招聘网约车司机的广告。根据广告，他联系上杭州越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胜公司”）客服小甲（化名）。小甲说，只要从公司租车成为网约车司机，每天可以领取580元的保底工资，还约他第二天去公司面聊。“一见面就让我填表格，登记姓名、身份证、手机，还让我配合他们查征信。”随后，小甲推荐了一种租车方式：通过公司向4S店零首付“租赁”一辆新车，租金以车贷的形式支付，每月3000多元，“当时对方跟我承诺，半年后如果不想开了，可以退还给公司，车子就和我没关系了。”急着挣钱，曾先生当场答应，还在销售的引导下签了一份“车辆融资租赁合同”，贷款18万元“租”车。曾先生贷款买来的吉利几何A（记者 杨云寒 摄）一周后，有工作人员带他去提车。提车点位于一处偏僻的停车场里，是一辆灰色的吉利几何A新车。又隔了十来天，新车办出了车证，曾先生才发现，这辆汽车居然挂在自己的名下，“我一开始就以为车子是公司临时挂在我名下的，是公司的财产，所以没多想。”没多久，他心中起疑。“不仅先前承诺的保底工资没有，连网约车平台还要自己去找。”成为网约车司机后，曾先生每天开车十三四个小时，刨去成本一天赚200多块钱，与预期相去甚远。“当时我想，没保底工资也算了，反正累半年，一到期就把车退回去，再找别的工作。”承诺的退回变成租赁，还要车主自己承担保险根据曾先生之前和小甲的约定，今年9月15日期限到了。前一天晚上，曾先生联系小甲退车，被告知公司已经放假，让他联系公司车管小乙（化名）。小乙让曾先生第二天去余杭一个小区找自己。就这样，第二天曾先生开车来到小区楼下，小乙带了一份合同下了楼。曾先生看了一眼合同傻眼了——这是一份租赁合同，让曾先生把车转租给越胜公司，在租赁期内公司每月替曾先生还贷，但车辆每年的保险和年审费用全部由曾先生承担，租期为1年。曾先生这才确定，这辆车就归属自己。他觉得，自己应聘网约车司机，却不明不白地被贷了款买了车。“不是说把车退了就和我没关系了吗？车租赁给公司，公司租给别的司机开，为什么还要我来买保险？万一公司资金链断裂跑路了，那不是最后还要由我来还月供？”曾先生要求对方把车子买断，但被拒绝了。于是，他当场报警。街道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小乙已回到楼上，还让曾先生在中秋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也就是9月18日来公司再谈。曾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这辆车归属自己后，他也想过当二手车卖了，但这辆车，市场价也就11万多，开了半年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只能卖8万多，但当初拿车可是借了18万的贷款。公司称原客服离职，只是替车主代运营9月18日上午，接到曾先生求助后，记者陪他来到越胜公司位于拱墅区数创智能大厦8楼的办公点。半年前，曾先生也是在这里签署“车辆融资租赁合同”。图为越胜公司位于拱墅区数创智能大厦8楼的办公点（记者 杨云寒 摄）赶到时却发现公司早已搬走，变成了一家物流公司。大厦前台工作人员回忆说，之前8楼确实有一家网约车租赁公司，“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前几个月刚刚搬走，先前也有其他的网约车司机上门找过，好像也是因为退车的事情。”随后，曾先生多次联系小甲和小乙。小甲声称自己还在放假，不愿提供公司新址，小乙则一直不接电话。记者通过企业公开信息查询发现，越胜公司成立于去年11月，今年7月30日变更过注册地址。根据新地址，终于在西湖区三墩镇墩祥街上找到了这家公司，还见到了曾先生口中的小乙。图为越胜公司新办公地（记者 杨云寒 摄）小乙表示，小甲早已离职数月，对于小甲和曾先生当初约定的内容并不知情。至于为何价值11万的车却要贷款18万？小乙解释，这11万只是裸车的价格，贷款时还要再算上保险、办车证等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以及5年内的利息收益。记者又问“为何要把5年利息和收益也追加到贷款中？”小乙未能回答。对于曾先生提出买断车子的要求，小乙再次拒绝，理由是越胜公司要把车子租给其他司机，但如果是二手车则不能办理营运手续，“我们只是替车主代运营。”不过，他表示公司愿意为曾先生提供5年的租期。图为越胜公司内部（记者 杨云寒 摄）对此，曾先生仍不满意。“签了租赁合同，这车还是在我名下，如果出了事故我要不要担责？而且每年5000多元的保费还得我缴，4年就是2万多，这不等于我这半年白干了？”在陪同曾先生寻找越胜公司途中，记者还陪他去拱墅区祥符派出所报了警。接警大厅工作人员表示，此为合同纠纷，警方无法立案。“记者帮”帮帮团智库专家、上海博和汉商（杭州）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名誉主任邵斌律师告诉记者，此类网约车租赁纠纷这几年确实比较多，租车公司存在不诚信的“擦边”行为，但取证较难不利于网约车司机维权。“提醒广大网约车司机，不要轻信高薪的口头承诺，签约前要仔细阅读合同内容，谨慎签字。”同时，邵斌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监管。潮新闻“记者帮”也将持续关注。（来源：潮新闻）

《斗天神尊》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史上第一密探》

（原标题：美联储下调基准利率50个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