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国并非对危机熟视无睹，而是理性地提出了中国方案。自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习近平主席围绕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先后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三点思考”，成为中方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根本遵循原则，并最终形成了中方立场文件。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援引最新数据报道称，澳大利亚3月对华出口飙升至近两年来高位，达到约19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89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但低于2021年6月的217.6亿澳元历史峰值。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铁矿石块和铁矿粉出口量分别较前月增长24.3%和17.7%；对华动力煤出货量较2月激增125%。此外，就另一项大宗商品——大麦的对华恢复出口，双方也在积极协商中。中国商务部决定自今年4月15日起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所适用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进行复审。同样在4月，澳大利亚宣布暂停对中国向澳大麦征收“双反”关税一事向WTO提出的上诉。澳出口商对法瑞尔访华充满期待。南澳州龙虾捕捞协会负责人图马佐斯接受ABC采访时表示，2020年以前，南澳州每年出口到中国的龙虾有1800吨，中国市场占总出口量的90%，但澳中关系恶化后，销售额大幅下滑。图马佐斯坦言，即使协会努力开发新市场并扩大澳国内销售，但至今只恢复不到50%的销售量。他表示，澳龙虾捕捞业者和出口商密切关注阿尔巴尼斯政府的对华政策，尤其期待法瑞尔能够从中国带回好消息。《环球时报》记者5月初在西澳州首府珀斯访问期间在当地超市看到，龙虾每公斤售价跌至29澳元，与2020年前每公斤至少80澳元的价格相去甚远。与此同时，澳葡萄酒行业在过去3年受到的打击更大。不少出口商遗憾地表示，一度占据中国葡萄酒进口份额第一名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在2020年后对华出口几乎为零。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管理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国家三令五申说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要“破五唯”，尤其不要“唯帽子”，但问题是到了基层，无论对科研人员还是研究机构，都是凭“帽子”发钱，不可能不重视，甚至研究机构为维持自身更好运营，也会鼓励研究员多申请各类人才、科研项目，单位内部的排名或奖惩也都和项目直接挂钩。

　　“17世纪，莱布尼茨提出猜想：人类逻辑思维是否可以符号化？这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开端，19世纪，英国数学家布尔为解决这一猜想，发明了布尔代数。20世纪中叶，‘信息论’之父香浓把布尔代数和数字电路联系起来，从电路设计到后来的集成电路、芯片都受此影响。这就是无用之用。”周向宇说。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从城镇非私营单位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3.3万元、9.0万元、10.1万元和9.0万元，分别增长7.1%、5.8%、6.1%和7.6%。以东部为1，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平均工资之比为1：0.68：0.76：0.68，2021年为1：0.69：0.77：0.67，东部与东北地区差距缩小0.01，与中部、西部地区的差距有所扩大。

林建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