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一、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四、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五、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 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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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筱婷（记者 戴怡忠）09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和美国的两位地区军事高层领导今天举行了视频通话。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此次通话的具体内容？毛宁：这个问题建议你向中国国防部了解。新华社记者：在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方宣布了一系列对非合作倡议。一些西方媒体称，中方承诺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对非洲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和减债呼声保持沉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峰会期间，很多非洲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公开表示，不赞成所谓的“债务陷阱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王毅外长在北京峰会后共见记者时，总结了中国对非合作的几个特点：一是不干涉非洲内政，真心诚意提供帮助；二是紧贴非洲发展需要，聚焦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三是不搞地缘政治博弈，反对在非洲制造阵营对立，反对利用非洲谋取私利。事实上，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为促进非洲发展、改善非洲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非洲新建升级了近10万公里公路、超过1万公里铁路、近千座桥梁、近百个港口。仅过去3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创造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都有助于非洲突破发展瓶颈，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等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峰会期间表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属于互利合作，不会将非洲推向“债务陷阱”。事实上，中国从来都不是非洲的主要债权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非洲主权外债中，多边和私人债权人占八成，双边债务仅占少数。即便如此，中方始终积极通过双多边渠道帮助非洲减缓偿债压力，是G20缓债倡议的最大贡献方。在本届峰会通过的《行动计划》中，中方也提出了具体免债举措。正如王毅外长强调，国际对非合作要坚持公正，做到平等，倡导务实。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承担起自身责任，帮助非洲国家缓解债务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图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中国日报》记者：第17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8日在巴黎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第六届位居金牌和奖牌双榜第一。观众们为残奥健儿坚韧不拔的意志感动，也为他们顽强拼搏的英姿喝彩。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巴黎残奥会上再创佳绩。中国健儿以出色的竞技水平、良好的精神风貌充分诠释了“勇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是运动员们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中国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残疾人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生动体现。近年来，中国实现了710多万农村贫困残疾人整体脱贫，建立了惠及2000多万残疾人的各类专项保障制度。中国残疾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平等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拥有了更多人生出彩机会。巴黎残奥会已经结束，但它带给世界的鼓舞和感动还将延续。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携手推动全球残疾人事业实现更大发展，让更多残疾人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迸发潜能，勇敢追梦。路透社记者：美国联邦众议院周一通过“生物安全法”草案。如果法案最终通过，会限制多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生意。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看法？毛宁：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会众院审议通过有关法案，针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美方应当放弃意识形态偏见，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经贸规则，停止推进有关法案，停止滥用各种借口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国将继续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支持中国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正在俄罗斯召开。普京总统最近表示希望中国、印度和巴西充当调解人，中方是否对此持开放态度？此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表示中印应促成谈判协议以解决乌克兰危机。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我们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积累条件，为实现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是否会讨论乌克兰危机问题？王毅外长与会时，是否可能与俄罗斯官员讨论这一问题？毛宁：金砖国家安代会期间，王毅主任将同各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你可以保持关注。图为外媒记者提问

林筱婷（记者 程佩君）09月22日,哈里斯主动向特朗普伸出手当地时间9月10日晚上，特朗普和哈里斯展开首场电视辩论。开辩前，哈里斯主动向特朗普伸出手。这是2016年以来两位总统候选人首次握手。直新闻：特朗普和哈里斯第一次电视辩论，您怎么评估？特约评论员 庚欣：这次辩论大家都很关注，我的评估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是“回归正常”，第二是“平分秋色”，第三是“启动冲刺”。所谓“回归正常”，就是指这次辩论正如我事先预估，两个人都有所约束，改变了一段时间以来两党竞选不正常恶斗的氛围，出现了一个至少比六月份特朗普和拜登那次电视辩论相对温和、相对回归正常的竞选氛围。例如，出场两个人握手示意、哈里斯作了自我介绍等，两人在辩论中也没有太过分的言辞羞辱。从哈里斯来说，她需要在这次电视辩论中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因为民调显示，至少还有四分之一的选民对哈里斯缺乏了解，而大家对特朗普都已经很熟识了。因此哈里斯比较慎重，她要给大家留下第一次的电视印象及政治形象，不仅需要给民众展现她当前作为副总统，而且今后可能将作为正式总统的风格。从特朗普来说，他也希望在这次辩论中，也许也是唯一一次，维系他自以为目前仍然处于选情优势的状态。因为和他前两次（2016年和2020年）首场电视辩论时相比，他的民调支持率可能是相对最高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虽然是以在野党的身份，但在经济、移民等重点话题上却占据优势，所以他需要保持自己的优势。同时，他也希望通过采取一个相对温和的态度争取到中间选票。当然，辩论主持方的安排，也控制了特朗普这种随意发挥或过度争辩的可能。因此，这一次的辩论和以往的辩论相比，有一种“回归正常”的感觉，这其实是美国选民们乐见的一种情况。第二是“平分秋色”，从哈里斯来说，她在这一次电视辩论确实略占优势，因为，她是在拜登六月份那次失败的辩论基础上起步的，那个起点太低了，这样就给了哈里斯一个比较大的反弹空间，她只要表现得相对较好，就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比较容易得分。而且哈里斯是第一次在电视辩论上亮相，是一个新人，这当然有助于她在辩论中取得更多的关注和好感。另外还应注意到，从7月初接替拜登出山之后，在短短六周时间里，哈里斯不仅基本收复了民主党的“失地”，而且在竞选资金入账、党内支持热度、选举志愿者人数、竞选集会规模等方面，都超过了一度领先的对手特朗普。她能够借助了这样的东风在这次的辩论中继续向前走，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当然哈里斯在辩论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但是，特朗普在这次辩论也并没有明显失分。首先，特朗普的支持者仍然处于强势地位，因为特朗普的铁票是既定的，大概30%左右，加上共和党10%至15%的铁票，使得特朗普的这个基本盘是稳定的，并不会因为一次辩论有所改变。更何况特朗普的政治经验、电视辩论的技巧以及他所占据的话题优势，如这次辩论的大部分时间是讨论经济和移民话题等，而这正是特朗普的强项，这是特朗普基本盘的支撑。所以，尽管特朗普在辩论中似乎表现一般，并没有什么光彩照人的部分，因为特朗普的这一套风格美国人太熟悉了，但他也没有太大的损失，相反，他相对过去温和的态度，可能还使他在中间选民中也得了一些分。第三就是“启动冲刺”，从现在开始到11月投票，还有五十几天的时间。从目前来看，两党的支持率不相上下，特别是在七个“摇摆州”体现得尤其突出。在这样紧绷的情况下，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既要冲刺，但两个人又都面对着一些矛盾的困境。例如哈里斯，她希望能够和拜登时期那种略带年迈的形象作适度切割，展示自己的优势和魅力，但是她又不能不借助拜登的余光。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拜登仍然是现任总统，而她还是副总统。哈里斯还需要安排好她和拜登之间的关系，在竞选中既要否定拜登的缺点，又要保持和拜登的良好互动，这是哈里斯现在要面对的最大压力。而特朗普恰好就抓住了这一点攻击她，正如当年很多在野党候选人在竞选中批评执政党候选人的策略——“既然你想要启动你的新方针，为什么在你现在在任的时候，你没有真正做好呢？”这对于哈里斯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困境，需要解决。而作为特朗普来说，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他要继续表现出他的个人特点，争取他的基本盘稳定。但毕竟这一次选举的中间选票过于重要，所以他还必须考虑到怎样收敛自己的性情，争取中间的“摇摆选票”，包括怎样促使一些中间选民不出来投票，因为这样可能对特朗普比较有利，所以特朗普的困境也是很明显的。在最后冲刺阶段，我估计美国的选情会展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就是对抗性会更强。本来双方的阵营就是一个刚性结构，而且延续了这几年来的对抗，现在这种对抗估计不会因为这次辩论相对温和的氛围而改变，相反，会随着临近投票而更加尖锐。这个对抗性将会是全面展开的，包括个人抹黑等爆料。攻击会越来越多，当然双方团队可能也都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第二，由于实力过于接近，双方最后在选务争议上的风险会越来越大，因为即使现在离投票还有将近两个月，现在已经开始有将近一半的人，特别是共和党的支持者，明确表示不会认可拜登政府发表的选举结果，而只会认可共和党方面发表的选举结果。民主党里这样的人也并非少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四年前“国会山骚乱”那样的事件，即由于选务争议导致美国社会的这种动荡，也是完全有可能再次爆发的。当然，我们还是相信美国的社会具有这样的成熟性，不至于两次掉进同一个泥坑。电视上正播放两人辩论直新闻：美国大选已经进入白热化，您觉得应该怎样评估美国大选的走势？特约评论员 庚欣：美国大选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这次的电视辩论就是一个发动最后冲刺的时间节点。应该怎样准确把握、评估美国大选选情的走势，我觉得有三个大的指标。第一就是“摇摆州”。摇摆州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受美国的选举人票制度决定，特别两党支持率又比较接近的时候，关键看“摇摆州”。这次有七个“摇摆州”，这将会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这次辩论选择在宾夕法尼亚州，也因为这里是最敏感的“摇摆州”之一，是两党的必争之地。第二个指标就是突发事件。由于现在共和、民主两党的支持率很接近，所以这个时候突发事件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在今天的情况下，要影响那些基本盘即两党各占46%至48%的支持率，是很难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抓住中间可以“摇摆”、现在还没有确定自己投票方向的选民，大概只有4%到8%左右。而这些人他们不是共和或民主的铁票，最可能会受到一些突发事件的偶发影响。例如特朗普被枪击这类事件，就有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强化和两党本来就极端对抗的氛围交互作用，今后两个月的美国，真是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这种突发事件也包括临时又揭露出哪一个候选人的致命弊案等，都可能会左右选情的微妙变动，都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三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特朗普民调失真的特殊性。这是由前两次大选数据为依据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因为特朗普是唯一一个从2016年到今年三次美国大选都参与的当事人，所以可以说这三次选举，无论谁胜谁负，都带有着非常强烈的特朗普特色。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特朗普民调失真的特殊性，即他的实际支持率总是较大地高于他的民调支持率。数据显示，在2016年特朗普希拉里之争时，当时选前民调，希拉里一直胜出特朗普10到12个百分点，但是到最后选票希拉里只赢了300多万票，更重要的是，在选举人票上她被特朗普险胜。可见当时特朗普实际支持率比他的民调支持率大概要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而2020年特朗普与拜登之争，那次的民调中，拜登一直领先，也是因为当时特朗普做得太烂了，又有疫情压力等，所以拜登一直领先特朗普10个百分点左右。最后特朗普虽然败了，但是也只输了5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在2020年的选举中，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比起民调支持率大概要高出5个百分点左右。造成这种明显扭曲、不能反映实际支持率的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样的。比如特朗普支持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愿接受民调或没有被抽样调查，而在投票时，他们又比较积极地出来投票。另外就是民调本身的设计有问题，例如设计的题目可能相对不太有利于特朗普等，这当然就反映了民调机构、媒体机构等的因素。还有媒体舆论等大多对特朗普缺乏好感等，各种因素积少成多，就会形成这样明显的民调扭曲现象。从2016年到2020年，这种扭曲有所缩小，所以在评估今年这次大选时，这个扭曲的差异可能会变得更小，但是我估计可能会有3个百分点左右的扭曲差异，从现实来看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在目前哈里斯和特朗普基本持平的民调水平下，我大胆预估，可能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还是略微占先的，在这种情况下，后续的民调中，这种扭曲的差异是不是仍然会存在，或者是有所改善，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作者丨庚欣，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

柯文哲从政，本来就是一种特别值得叹息的事！文| 海上客参考消息援引台湾地区“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京华城弊案遭到羁押，9月10日下午，首度遭到提讯。柯文哲遭到提讯从报道画面能看出，柯文哲双手上铐、戴着黑框眼镜、身穿黄色短囚服。还有报道称，他当时身着深蓝色短裤及蓝白拖鞋步下囚车，面对大门外媒体喊话均未回应。尽管此前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曾在公众场合声援柯文哲，认为柯如今的遭遇与马英九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后的一些情况相似，不过海叔要说，好歹马英九卸任以后没有遭到抓捕，没有被戴着手铐塞进班房。从这个角度去看，柯文哲的事与马英九当年，未必完全相似。抛开柯文哲犯事的具体问题，海叔倒是生发了对台湾的几多感慨！01首先要看到，柯文哲本是首位将叶克膜（ECMO）技术引进台湾省的医师，好歹是台湾地区知名的心脏病专家、台大医学院教授。他为什么要冲入政治？2014年，他当选台北市长以后，不少评论认为他打破了蓝、绿两个阵营的壁垒。以无党无派，而能成为台湾省府所在城市市长，柯文哲当然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特别是2019年他又主导创设台湾民众党并担任党主席。这似乎在给台湾地区的人寻找一种未来路径。过去——要么跟着蓝营厮混，要么跟着绿营闹不可能完成的“台独”。其实，柯文哲在两岸问题上的表述，未必正确。但他隐藏起类似议题，反正告诉民众，所谓台湾民众党，是为在地的每一分子的未来服务的。看上去挺得人心。而柯文哲以医师、教授的身份，却经常腰带上穿一个大手机皮套，还跳诸如“科目三”等“神曲”，甚至索性开起了演唱会。穿着白大褂开演唱会，拿这身“制服”诱惑拥趸投票。柯文哲“KP秀”演唱会既然有人称他“柯屁”，他索性将自己的演唱会定名“KP秀”。反正，想要嘲弄他，他先自嘲一番，嘲到比别人嘲弄他更搞笑的份上，做低姿态，所谓接地气，也就是想拿高选票！但这么一位“仁兄”，目前竟然被爆出在台北市长任上贪腐。是民进党赖清德当局在对他做彻底的政治清算吗？不过，海叔要说，柯文哲从政，本来就是一种特别值得叹息的事！台湾省因为甲午战争后被日本窃据了50年，日本霸占台湾期间，岛内原本的中国人子弟哪有出头之日？特别是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可言。有读书苗子，一般也就瞄准律师、医生等等专业去努力。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又因为蒋介石集团退踞台湾后实行各种专制独裁手段，使得岛内依然一番肃杀之气。读书苗子继续如日本侵略时期一样，瞄准律师、医生等等职业。柯文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医的。而他从政，本是看到岛内所谓“解严”已经完成，似乎能发一点不同的政治声音。在中国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相斗的情况下，柯文哲脱颖而出甚至创设民众党。这本身是一个在岛内来说的小小奇迹，如今的情况，却变得复杂起来。不知道柯文哲还有没有可能咸鱼翻身。02也就是在柯文哲失去人身自由之际，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冒出来了。记得陈水扁上一次冒出来，是在美国前总统、目前的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耳朵挂彩之际。阿扁开始对着媒体诉说当年他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时那次枪击案。说实在的，那个案子虽然至今有扑朔迷离之处，可其实也没多少人在意陈水扁本人怎么说了。谁能信他的这些说辞呢？陈水扁（左）在社交媒体晒出他与柯文哲合影倒是他此次在社交媒体抛头露面，说什么自己与柯文哲“同是天涯沦落人”，令人感慨。看看他晒出的那张与柯文哲的合影——“坚持”，嗯，不得不说那字比蔡英文的强多了。落款还记下“甲辰肇秋”，看来柯文哲刚刚与阿扁合影没几天就被抓进去了。陈水扁与蔡英文、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那可都是民进党的人。换言之，阿扁与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并非同党。那这两人还急吼吼合影？有意思啊，有意思！想想陈水扁前几年还用“同是天涯沦落人”当专栏名。如今又拿这白居易《琵琶行》中名句送柯。看来陈水扁中文底子不错啊。他是错以为自己在江州司马写作之地九江，还是真以为自己在台湾？那还搞什么去中国化？想起来了，他离任时不是也说，搞“台独”，是做不到啊做不到！既然明知做不到，为何还要在八年任期里几通瞎搞？阿扁心里该清楚他犯下的历史性错误！其实，就是阿扁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时候，蔡英文曾经跑到北京，还说自己“读的中国书”“是中国人”。那么海叔不禁要问，就这么拍过胸脯对外说自己中国人的，为何后来又想着比陈水扁更野嚯嚯地搞事？03闹剧如今当然没完。赖清德最近反咬一口，说大陆为何不去北方方向讨要国土。海叔要说，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自此以后，台湾省是国际公认的中国领土。更何况目前台湾当局所盘踞的金门等地，在台湾光复以前，从未脱离祖国母亲的怀抱。这些地方不是中国领土又是哪里呢？还有南海上的太平岛。由此可见，赖清德是在挑拨离间。我倒要看看台湾岛上到底什么情况。台北地检看守所9月10日餐食不看旁的，就看台北地检的伙食。好么，看看给柯文哲吃的是什么？早餐有：素食——豆浆；荤食——刀切馒头。这小麦粉也成荤的了？还是刀切馒头也有肉馅？这是主粮荤吃还是怎的？就凭这，我真的很难断定台湾省目前的地方治理能力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