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生物学家，徐星是世界上发现和命名恐龙最多的人；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徐星则一直在努力发现国家和民众的现实需求。

　　2024年是他作为政协委员履职的第七年。几个月前，他刚刚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他看来，政协汇聚了各领域的资深人士，大家从专业的视角发现、研究问题，为国计民生建言献策。7年来，他的“专业视角”始终与科学和教育相关。他关心合理分配科技资源、提升科研效率的问题，也建言“双减”后的中小学科学教育，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他的《关于加强自由探索性研究，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提案》曾入选全国政协2020年度好提案。

　　“政协委员做的是一份带有温度的工作，需要倾注对这个国家生活的人民的情感。”徐星说，只有对国家和民众的需求和感受有共鸣、有同感，才能更好地去履职。科学探索需要调查研究，“了解老百姓生活中很实际的问题” 同样需要调查研究。

　　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徐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最繁忙的一年。从年初开始，他到全国各地，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调研了很多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包括民营的福建省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浙江绍兴盘古化石馆，也包括公立的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云南禄丰恐龙博物馆等，并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建设的提案。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徐星看来，博物馆是科普工作的重要阵地，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翼理论”的重要平台。民营博物馆更贴近公众，但展陈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有待提高；公立博物馆内容系统权威，但形式保守，需要跟上数字时代公众的需求。博物馆的数量要增加，体量和形式也要多元，才能让科学触及广大民众。

　　全国政协倡导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受访时，这位科学家一再表达着对“基层民众”“底层民众”的关心，他多次参加全国政协“送科技下基层惠民生”活动。

　　“我出生在新疆伊犁，去年，活动还来到了我的家乡。”徐星回忆，他和当地的科技部门座谈，也给当地的学校开科普讲座。他表示，一次活动、一批捐赠、一场交流对当地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在更长远的意义上，这些走到基层的各领域的专业人士，能通过活动了解基层的现实需求，更好地履职。

　　“学生说2023年我总在出差，很辛苦，而我感到很愧疚。”徐星要求自己，平衡好科研教学的任务和政协委员的职责。

　　有时候，他就在身边观察、发现问题。作为教师，他关注学生的就业、住房、待遇情况；为人父母，他为当代青少年的“宅文化”和精神压力担忧，想用更活泼的形式吸引他们走向广阔的大自然，关心科学，热爱生活；同为科研工作者，他深知“小青椒”的焦虑与自己不同，呼吁在经费支持、收入分配、绩效评价等方面支持青年人才进行自由探索性研究。

　　徐星说，他的电脑里一般同时存有一二十份拟提案的草稿，但本着一名科研工作者的严谨，那些“数据不充分、建议不明确”的，他一定要等到更加成熟，才会完稿、提交。

　　他关注每一份提案的办理情况。大多数时候，提案进入办理流程后，他会接到承办部门打来的沟通电话；有些时候，还有工作人员登门交流。他欣喜地看到，一些国家政策的出台，体现出“我们关注的问题已经在推进了”；他也曾受到相关部门的鼓舞，“您的提案恰好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相契合”。

　　2024年，徐星将继续关注中小学生科学教材编写和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体系的完善问题。这位大科学家从来不介意为小学生做科普，他的《飞向蓝天的恐龙》一文，被编入人教版四年级语文课本。在他看来，自己的研究领域非常吸引孩子的目光。“不是要让每个孩子都去当古生物学家，而是让他们从对恐龙感兴趣，到对科学感兴趣。”

　　他记得很多年前去日本东京演讲，鼓励一个与他合影的孩子“做科学家”。多年后，他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一位生物学学者特意向他表示感谢——这位年轻的学者，就是当年那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