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上门时，我们会进行健康状况检查，看一下他有没有潜在的风险。”邓天医生说，他每去一家都会记录家庭各成员的年龄、是否有基础病、精神疾病，“我们还要送一份医疗指引，让他们对这个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在黄祥医生服务的卫生站里甚至有一个负责精神疾病的专员，一旦精神病患者发病或者有就医开药需求，黄祥医生同时会联系卫健局，由卫健局的人专车送往精神科医院诊治。

　　方舱医院的陆续取消，让新冠治疗的压力转移到了基层社区医院，“政策调整以后，我们基层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邓天说，他感受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居民比较恐慌，他的手机24小时不间断地接到抗原阳性的居民电话，即使没有症状大家也想求助社区医院，大部分电话打来都要求做单管核酸，总想证明自己还是“阴性”。

　　“一个人劈成三个人来用都不够了。”广州市北京街道卫生服务站的黄祥医生说。在广州的基层社区卫生所，大多实行两班倒。8点到下午6点一班，6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一班，忙不过来时24小时上也是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