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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小区业主家的儿子，拿了个世界西餐烹饪冠军，了不起！”昨天上午8点，一到宁波鄞州区下应街道东方湾邸小区，就听门口的物业工作人员在议论。9月16日凌晨，法国里昂第47届世界职业技能大赛落幕，22岁的宁波小伙康邦成和全世界1400多名顶尖选手同台竞技，捧回西餐烹饪金牌。宁波小伙康邦获得世界西餐烹饪冠军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向来是欧洲选手的强项，亚洲选手鲜少能问鼎金牌，此前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最好的成绩是铜牌。康邦成捧回的西餐烹饪金牌昨天，康邦成家非常热闹，左邻右舍，还有社区工作人员等赶来祝贺。康邦成家里很热闹“我想跟父亲和解，想让他理解我”客厅里，作为主角的康邦成却很安静，挨着妈妈坐在沙发上，笑容有点腼腆，康爸爸和康妈妈笑容满面，和大家分享着在儿子比赛现场的见闻。闭幕式那天，他们一家都去了法国，康邦成的弟弟也在现场为哥哥鼓劲，康爸爸还请公司的同事一起去法国为儿子加油。儿子最终捧回世界厨王的金牌，是康爸爸想都没想过的，当年儿子说要上职高学厨师时，他强烈反对。康邦成的爸爸自主创业，打造出国内车灯控制器行业龙头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爷爷从事汽车零部件行业，用26年时间把一家小作坊发展成行业“单项冠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按照父母的规划，他的人生轨迹将是读完大学接手企业。但这是康邦成最讨厌的生活。“我不想活在别人的光鲜之下，就像不想别人一提起我，就说我是谁的儿子一样，父亲的名字是我的前缀。作为一个企业的继承人，我更想成为某个企业的创始人。我就想做独立的自己。”康邦成说。中考后，他放弃读重点高中，选择了宁波古林职业高级中学西餐烹饪专业。这个选择，跟他从小的经历有关。“小时候我和外婆一起住在农村乡下，看着外婆在院子里用蜂窝炉烧菜。外婆会教我烧菜，我学着学着就喜欢上了烹饪，5岁会煎蛋，做蛋炒饭。”康妈妈说，康邦成在五六岁的时候，就给他们做了早饭。“小时候，他每次去新华书店，都会买一些烹饪类的书籍，然后按照书上的内容学做菜；每次去超市的时候，他总喜欢买一些锅碗瓢盆。”不读大学读职校，康爸爸曾冷冷抛下一句话，“这孩子就当我白养了。”亲戚朋友们，也纷纷表示反对。只有康妈妈一个人，孤独地支持着儿子的选择。这些反对，却越发坚定了康邦成的信念。“我想跟父亲和解，想让他理解我，想让他为我骄傲。”被称为“中国烧菜机器人”2018年，康邦成刚进职校的时候，就练了一个学期的削胡萝卜，一开始，胡萝卜有定量，一天只有三根，要削成2毫米大小，他就捡着别人的边角料疯狂地练习；第二学期，胡萝卜可以放开练了，他一天能削八九十斤，削成完美的七面橄榄形。有一次，削萝卜，因为还不会磨刀，刀钝了，他拿钝刀一直削，一直削，削到后来，手麻了……去医院，医生也查不出什么问题。后来老师一看，这刀这么钝，哪里削得了，是他硬生生用钝刀一片一片地削萝卜。康邦成把所有的时间用在了基本功的练习上，一开始，他还能双休，后来双休变单休，单休变半天休假，再后来，休假都没了，周末能睡到自然醒就算休息了。在这种强度的练习下，他的刀工熟练度长得飞快，每一次的进步，也促进了他的信心。为了提升技能，康邦成学习的足迹遍布七八个国家。高中第一年的第二个月，他和学长、学姐参加宁波市青年厨师挑战赛获得铜牌。再后来，他又拿下了浙江省和全国的相关技能大赛冠军。“我以为，拿到全省第一就可以了，也没想过自己在这条路上走多远。”他说，自己也没想到，后来进入了国家队，拿下了世界冠军。比赛现场，裁判们对康邦成的出菜速度、菜品质量表示惊讶，齐声鼓掌，还称他“Chinese Cookingrobot（中国烧菜机器人）”。客厅里，墙上挂着一个又一个镜框，镜框里，是康邦成取得的一张又一张的荣誉。康邦成获得多项荣誉康爸爸满脸笑容，向客人们介绍每一个荣誉的时间、来历。儿子的每一个荣誉，他比康妈妈记得更清楚。这对曾经冷战的父子，并不存在和解。而是，这位身为上市公司的老总父亲，成了儿子的铁杆粉丝，满心满眼都为儿子感到骄傲。

（来源：CQTV新视界）

‍‍9月9日，来自荷兰的姐弟兰金金和沈达一起来杭州寻亲。23年前，他们被一对来自荷兰的夫妇收养。 前天，弟弟沈达的亲生父母在龙游找到并确认，杭州公安仅用4小时做出DNA鉴定结果。昨天，在上海浦东机场，沈达和亲生父母拥抱相认。 9月9日，姐弟俩来杭当天，“快找人”栏目记者第一时间联系西湖区公安分局永辉工作室负责人隋永辉，当天下午就给姐弟俩采集了DNA。 兰金金和沈达这一家和快报结缘23年。2001年12月14日，来自荷兰的哈塞尔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孩子手续后，不小心把包落在出租车上，文件丢了收养的孩子就无法跟他们回荷兰，杭州警方迅速找到出租车找回了包。11对来自荷兰的夫妇一起来浙江收养中国孩子，其中哈塞尔夫妇先后收养了兰金金和沈达。都市快报早年报道截图 今年暑假，兰金金大学毕业，希望可以亲口告诉亲生父母，弟弟沈达陪她一起来中国寻亲。 9月12日有了新线索，弟弟沈达的家乡可能在衢州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快报记者分为两路，一路陪姐弟俩到宁波恩美儿童福利院了解当时情况，一路赶去龙游当地走访。这些年只要想到儿子心里就有个石头压着 前天下午，记者和两名志愿者赖小珍、徐建明赶到模环村，村委书记看到此前快报报道，跟志愿者反馈：“我们这边有个人很像。” 在村委门口，记者见到一对中年夫妻，女子抱着一个女婴，男子姓胡，54岁。 他说，在2000年-2003年，他和妻子曾在宁波打工，在2002年9月2日生下一个男孩，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当时大儿子已经5岁，4岁时被诊断出严重听力障碍，治疗花了不少钱。当时他们刚出门打工，他在一家电动器具厂上班，受工伤右手中指断了一截。妻子在一家服装厂，收入都不高。怀孕后，妻子辞职回到老家，生完孩子后休息了一个月，带着孩子回到宁波，没有奶水只能喂孩子奶粉。因为经济拮据，夫妻俩经常吵架。胡大哥夫妇 “我那时脾气不好。”胡大哥说，一天夫妻俩再次吵架，“我当时太冲动了，觉得自己养不好孩子了。”他说自己把孩子抱了出去，从北仑区坐车到海曙区，放在中山广场。“孩子穿着他妈妈一件带帽子的毛线衣，很长，到他大腿下面，我还放了一罐奶粉一点现金。在边上一直等，等了两个多小时。” “我当时不知道，他回来才说把孩子放在公园了，我问他在哪里，让他把孩子还给我……”妻子在一边抹眼泪。胡大哥在回忆当时的情况 2003年，夫妻俩回到了龙游。这些年他经常看寻亲节目，努力工作挣钱，想着找到儿子时能尽量弥补。 胡大哥说，只要想到这件事，“心里就有个石头压着”。 他曾在2002年11月28日《宁波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是说派出所发现一名男婴，他以为和自己儿子有关，就一直保存着，希望将来凭报上的信息找到儿子。 胡大哥抱着女孩抹泪4小时出结果：是亲生的！ 采集了胡大哥和妻子的DNA后，记者马上往杭州赶，前天傍晚把样本送到西湖区公安分局永辉寻亲工作室。 前晚8：42，经过西湖刑侦大队技术民警加班加点，比对结果出来了：胡大哥夫妇正是沈达的亲生父母！ 姐弟俩已经买好9月19日上午从上海出发的机票，得知结果，胡大哥夫妇当场决定，马上出发赶去上海。 航班起飞时间是上午10点15分，最迟上午8点30分办好登机手续。龙游模环乡到上海浦东机场400多公里，开车要6个多小时。 胡大哥和妻子连夜从龙游赶往上海，记者也从杭州连夜赶往上海，约定早上5点30分在机场见面。分别23年后在机场相认 “这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在浦东机场出发厅，胡大哥夫妇和姐弟俩面对面相迎走来。 胡大哥和沈达在机场拥抱 妈妈一下抱住沈达，哭了，“儿子啊，妈妈好想你，一直等你……”她边哭边抚摸着儿子的头，爸爸抬头看着儿子，眼里充满内疚。 胡大哥夫妇抱着儿子 沈达听不懂中文，笑着用英语说：“我很高兴和你们见面。”三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胡大哥夫妇和沈达握着手 沈达又向亲生父母介绍姐姐金金，“我是他现在的姐姐”。金金也和弟弟的亲生父母一一拥抱，她为弟弟找到亲生父母高兴，一夜没睡。 爸爸给姐弟俩一人一个红包，记者告诉姐弟俩，这是中国传统，每年过年长辈都会给晚辈发压岁钱，寓意“岁岁平安”，姐弟俩高兴地接下了。 妈妈拎着一只24寸旅行箱，莲子、猕猴桃、月饼等，塞得满满当当。但有些不能带上飞机，托运的行李也会超重，大家蹲下来一起整理，还是有一大堆。 妈妈小心翼翼地问：“莲子带走可以吗？”说完，她眼睛一红。 胡大哥妻子带着24寸行李箱 志棠白莲是龙游当地著名的特产，莲子也有吉祥祝福的寓意。“这是你妈妈的一份心意，你们收下，她能感到一些安慰。”姐弟俩听了记者的话，接过莲子。 “我们来付超重行李的费用。”爸爸胡大哥说。超重的行李托运费2000多元，他毫不犹豫去排队付款…… 沈达搂着妈妈的肩膀，妈妈笑着靠在儿子肩上，那是一个母亲满足的笑容。 沈达和亲生母亲合影 告别的时候到了。 金金拿出一块月饼，交给沈达，“你和爸爸妈妈分来吃，你们一起过一个中秋节吧”。 胡大哥夫妇和儿子一起吃月饼 沈达接过月饼，分成三块，一块给爸爸，一块给妈妈，一块给自己。三个人站在机场安检口前， 吃着月饼，过了一个特殊的中秋节 。橙柿互动·都市快报 记者 杨丽 李师礼编辑 成嘉怡视频 陈雪艳审核 毛迪 王晨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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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