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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9月12日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舒惠好为财政部部长助理;任命刘金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任命何宏平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免去李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免去余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免去王春英(女)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财政部官网近日更新,舒惠好出任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公开资料显示,舒惠好,1968年9月生,博士,中共党员。舒惠好长期在财政部工作,其主要任职的部门为财政部会计司,曾任财政部会计司综合处处长,财政部驻河南专员办副监察专员,财政部会计司副巡视员,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等职。此外,舒惠好还曾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任职,出任过党委书记、秘书长、常务副会长等职。2011年至2017年,舒惠好任联合国贸发组织国际会计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中国代表。2023年,舒惠好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舒惠好出任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根据财政部官网信息,此次履新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后,舒惠好主要分管条法司、社会保障司、会计司、机关服务中心、会计财务评价中心、会计准则委员会、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9月6日,中科院人事局网站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通知,何宏平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公开资料显示,何宏平,1967年10月生,浙江东阳人,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91年和1999年分别在中科院地球化学所和中科院地质所获矿物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至2004年在法国国家应用科学学院(INSA-Lyon)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5年为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访问学者。2010年3月起任副所长;2016年7月起任党委书记,2021年2月任所长。何宏平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宏平主要研究领域为:黏土矿物学、矿物晶体化学、矿物表面物理化学、表生成矿、早期地球演化。先后主持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国家“863”项目等,在矿物晶体生长理论、矿物表-界面作用过程、稀土成矿机制、矿物资源利用,以及地球初始氧起源等方面取得创新认识。何宏平还曾于2007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现为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被任命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金峰,曾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司长。刘金峰被任命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李斌生于1963年3月,山东龙口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2000年,李斌出任黑龙江省原卫生厅副厅长,2007年升任厅长。2010年,他进京任职,任原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司长。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原卫生部与原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李斌改任原国家卫计委财务司司长。2016年12月,李斌调任甘肃省政府,任党组成员,2017年1月任副省长,跻身副省级,负责人力资源、环保、卫生计生,食品药品监管等方面工作。2018年12月,李斌重返国家卫健委工作,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的余斌生于1964年7月,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综合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办公厅机要秘书,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常务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中国经济时报社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任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等职。2022年6月,他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的王春英,已于今年8月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延伸阅读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 外交部密集人事调整近期,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外交部密集人事调整。9月6日,人社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任命刘彬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官网“主要官员”栏目显示,刘彬现任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刘彬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刘彬,男,汉族,1971年11月生,大学毕业,中共党员。长期在外交部任职的刘彬,曾任驻乌克兰大使馆职员、随员、三秘,外交部欧亚司三秘、副处长、处长,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驻塔吉克斯坦大使等职。2021年起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9月9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官网“现任领导”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已经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杨涛已经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公开资料显示,杨涛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等职,2019年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2021年出任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已由蔡伟接任。9月9日,外交部官网“组织机构”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司长的蔡伟已经调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原任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司长的白天已经调任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蔡伟已经调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蔡伟,男,1971年3月生,浙江诸暨人。他曾任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总领事。白天,男,1971年4月生,陕西西安人。他曾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此外,日前,新任驻德国大使邓洪波抵德履新。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离任回国。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邓洪波偕夫人史玲抵达德国履新。官方简历显示,邓洪波1965年7月生于四川,祖籍湖北,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邓洪波1987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外交部礼宾司、驻越南大使馆、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驻美国大使馆任职,历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驻美国大使馆副馆长、公使、驻肯尼亚大使、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常驻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代表等职。据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官网消息,9月6日,驻白俄罗斯使馆举办谢小用大使离任招待会。9月5日,谢小用大使辞行拜会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同一天,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官网刊发了谢小用接受白通社专访全文。他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将于9月9日离任回国。公开资料显示,谢小用,男,1964年2月生,黑龙江哈尔滨人,文学硕士。谢小用曾任外交部办公厅一秘、驻乌克兰大使馆参赞、驻圣彼得堡总领馆副总领事、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副局长、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外交部干部司正司级干部、中石油海外勘探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等职,于2018年任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2020年,谢小用获任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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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9天9夜了……”9月12日,四川资中的刘双艳仍在四处寻找失联的66岁父亲。她告诉红星新闻,父亲刘继元是9月3日晚在老家离家后失联的。失联前,父亲和她的最后通话中还让她和妹妹“要对妈妈好,要照顾好妈妈”。图为刘继元照片事发后,家人找遍方圆几十里都没发现刘继元的身影。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天雷救援队也在帮忙寻找,还动用了无人机,但至今也没有他的消息。“手机关机前,父亲最后的定位在(归德镇)月亮峡,但我们去找了也没找到。”刘双艳说,她和家人希望尽快找到父亲。夫妻俩在县城摆摊卖菜男子回老家后失联刘继元的老家在资中县归德镇玉皇村7组。刘双艳介绍,最近一两年,父母都在资中县城摆摊卖菜。9月3日临近中午,因为天热,母亲表示不用收摊,但父亲担心菜被晒蔫了,坚持收了摊,母亲为此将菜搬进了库房。收摊后,母亲回县城的住处做饭,父亲则装好衣服,骑三轮车回了老家,母亲追出去也没追上。“妈妈那天也没吃(午)饭,就回了老家。”刘双艳说,回老家后,母亲发现爸爸在睡觉。想到平时卖菜很辛苦,凌晨两三点便起床进货,母亲并未在意。母亲上山转了一圈后,还和父亲一起打了核桃并去皮。父亲将打碎的一个核桃给母亲吃,但母亲因口干没吃。打完核桃后,父亲提出到资中县城,母亲觉得天热,次日卖菜也不需进货,便说第二天一早再进城。刘双艳还记得,当天晚上,她和父亲的通话中,除了提及这些情况,还说到自己的小儿子几天后过生日,让父亲来吃饭。“当时,我手机老是没信号。”她说,电话断了后,她又给父亲打过去,但父亲说的话让她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电话中,父亲让她和妹妹“要对妈妈好,要照顾好妈妈”,还说母亲“苦了一辈子”,嫁给他“没吃过好的,没穿过好的”。“当时,我就回了他一句‘你说的啥子哦’。”刘双艳想不通父亲为何这样说。事后,她看到这通电话是19时36分打的。由于手机信号不好,电话挂断后,她赶紧给丈夫和妹妹说了情况,让丈夫给父亲打电话。几分钟后,她打通母亲的电话,母亲告诉她父亲在房间里,于是她和母亲还聊了10多分钟。当时,刘双艳的丈夫拨通了岳父电话,但岳父并未说话,随后挂断了电话。刘双艳称,当母亲和她通完电话后,发现父亲不在家里了。母亲还以为他和平时一样出去耍了,但等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见其回家。随后,母亲和邻居开始寻找,当晚9点过给她打电话告知情况。“我们赶回去,到处找也找不到,喊也喊不应。”警方介入帮助寻找9天9夜过去仍无消息在刘双艳看来,父母当天因为收摊意见有所不一也很正常,而且回老家后两人还一起打了核桃。但父亲失联前将钥匙、社保卡、驾驶证,退伍证和银行卡,还有所有钱放在床边柜的鞋盒上有些反常,这与他平时的习惯不太一样。“我听妈妈说,最近这段时间爸爸很‘小气’,早上妈妈给他买两块钱的稀饭,他都要骂妈妈,说妈妈破费了。但妈妈觉得,他很节约,习惯了。”刘双艳说,父亲离家时只带了一部手机和一包烟,还有一个打火机。刘双艳称,几天来,家人在方圆几十里都找了,还贴了寻人启事,她和朋友在社交平台发消息寻人,邻居也在帮忙。家人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天雷救援队也在寻找,还动用了无人机,但至今没有消息。“手机关机前,父亲最后的定位在(归德镇)月亮峡,但我们去找了也没找到。”如今,9天9夜过去,刘继元仍没有任何消息。刘双艳表示,她和家人都希望尽快找到父亲,“什么结果都接受,就想找到他,哪怕是最坏的(结果)”。9月12日,归德镇玉皇村一村干部向红星新闻证实了刘继元失联的事,其表示村委会也组织了村民帮忙寻找,但目前仍无消息。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受访者供图延伸阅读95后放线员在大兴安岭工作地失踪多日,或落入"塔头地形"截至8月26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免渡河镇伊列克得林场工作的29岁放线员董磊已失踪12天,他的母亲和未婚妻从老家赶至林场,苦等他的消息。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从当地森林公安处获悉,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不排除迷失方向或陷落入当地特殊的“塔头”地形的可能。家人发布的公开求助信失踪12天动用无人机、直升机、装甲车和警犬搜救未果董先生的未婚妻妹蒋女士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姐夫承揽内蒙古元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防火道路建设项目,担任放线员。“8月14日,他们一行3人一起上山,测量是分固定点和移动点,他留在移动点,其他两个人手持机器前往移动点,然后他们就分开了,他就一个人在山上。”“因为山里没有信号,手机一直联系不上,甚至都没有对讲机。他们说是在集合地集合,最后是在下午05:55,他所在的固定点的机器关闭,从这之后就再没有信号了。”蒋女士告诉记者,“8月14号失踪,8月20号联系的亲属。8月15号他们公司报警,当地的森林公安去现场查看,制定了搜救方案,从8月16号开始,动用了无人机、直升机、装甲车和警犬搜救,至今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现在主要是他们公司在组织人力搜救。”蒋女士解释称:“装甲车主要是载人,我们亲属上山坐的就是装甲车。”搜救现场山高林密大兴安岭林区望不到头,有野生动物出没蒋女士表示,姐夫失踪12天,他们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目前一无所获。“具体失踪的免渡河镇伊列克得林场他工作地点,已经去查看过,那一片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是大兴安岭的林区,全是白桦树,长得很高,现场什么痕迹什么物品都没有发现。”蒋女士介绍,“从免渡河镇里到山上得有五六十公里,那里是林区,基本没有住户。这片林场方圆估计有10到20公里,正在修公路,路途不好走。护林员休息的地方得走十多公里,包括能躲避的山洞也去找了,也没发现他的身影,他有可能是在林区迷失方向。”蒋女士表示,姐夫失踪的林场已经去查看过,一眼望不到头的林区全是白桦树,现场什么痕迹都没有发现蒋女士表示,姐夫的手机平常就没有信号,这次上山工作都没带充电器。“8月14号早上6点,他借工友手机给家属打过电话。事发第二天当地下过一场雨。据当地人介绍,那里是有野生动物,但是没有狼、熊等大型的野生动物。”“他老家在甘肃,不存在私自返家的可能,我们就是从甘肃天水过来的,现在什么都没发现,他是工作时失踪的,他携带的工作仪器也没有找到,什么痕迹都没有,相当于他是带着仪器凭空消失了一样的感觉。”天气多变在镇里需要穿厚外套,估计到晚上会更冷记者看到,元发公司出具书面的搜救行动计划中,特别提醒,考虑到当地地形地貌复杂,野生动物较多,行动中可能遇到各种风险,加之天气的变化,要时刻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保障通讯联络畅通,及时沟通搜救进展以及遇到的困难。蒋女士告诉记者,“当地有一种特有地形,看上去没有什么危险,但猝不及防就掉下去。我姐姐和他母亲去实地看过,当地的森林公安很有经验,在搜救时想到这方面,但去现场查看也没发现。”“当地到了晚上以后天气比较冷,昨天(8月25日)晚上我们在免渡河镇上,还没在山上,就需要穿厚外套,估计到了晚上会更冷。”辞职单干家中独生子,夫妻俩原来商定年底举行婚礼蒋女士表示,他们迫切希望尽快找到董磊。“我算是他的小姨子,我姐和他订婚,他们属于未婚夫妻,原定是年底举行婚礼,他是家里的独生子。”蒋女士介绍,董磊原先在中建工作,“他的职称是放线员,学历是大专。因为没项目的话,只能拿基础工资,所以很难坚持,他就辞职,单独联系项目。”蒋女士表示,董磊属于元发公司的临时工,还没结算工资,“这种是自己联系项目,一个项目结一次工资,不是长期和这个公司合作。”森林公安搜救有可能迷路,也有可能落入“塔头地形”8月26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免渡河森林公安分局,民警表示目前搜救还在进行,暂未发现失踪者的踪迹。“他们公司标段的工作人员,还有林区的工作人员还在山上寻找,山上没有什么猎户,山里也没有监控,现在还没有最终结果,但是没找到,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民警告诉记者,山高林密,搜救有难度,“他有可能迷路,他去的那个地方是他那个标段的工程点,整个林子的辖区那就大了。”民警向记者解释当地特有的“塔头地形”,“就是山区里的草丛,跟沼泽差不多,它就是一个个草堆组成的,它底下是湿地,有水,我们当地俗称叫‘塔头’,他有可能不留意就掉进去,但是我们都去找过,没发现。民警表示:“他们标段的搜救人员现在还一直在山上寻找,没有发现什么踪迹,现在都在寻找,这些可能都会有,现在都排除不了。”来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记者 李华

▲7月10日,“松客”出发前录制的视频截图“松客”在户外圈小有名气,他曾因仅用25天完成从华山到鳌山鳌头的徒步穿越,被称为“华鳌穿越第一人”,也曾因违规攀登四姑娘山被终身禁入,但他并未停下探险的脚步。今年7月10日,他出发徒步贡嘎大环线,两天后失联。那么,“松客”失联区域到底在哪里呢?具有一定户外经验的他为何会失联?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探险协会和四川省山地救援队获悉,“松客”失联区域推断在两河口营地至日乌切营地之间,包含小贡嘎。失联原因可大致归纳为:季节选择不当、装备补给不足、独自前行、技术能力不足。贡嘎大环线被誉为“中国十大经典徒步线路”之一,吸引了众多探险爱好者,但近年徒步意外事件也频发。“松客”失联事件,再次为广大户外爱好者敲响警钟。搜救进展:多轮搜救未发现其踪迹搜救报告推断出失联区域7月10日,“松客”宣布即日起至7月29日(共计20天)独自徒步贡嘎大环线(共计360余公里),包括途中攀登:小贡嘎(5928米)、勒多曼因(6112米)、金银山(6410米)、中山峰(6886米)、那玛峰(5588米)五座山峰。他的这一充满挑战的计划,立即吸引众多户外爱好者关注。7月10日中午12时,“松客”从折多塘雅叶高速施工工地进入野人沟,随后无信号。家属7月12日无法与其联系后在网上求助,直至7月21日仍无法联系上他,遂前往康定市报案。红星新闻记者获取一份四川省山地救援队总队对“松客”的搜救报告,还原了“松客”徒步的多个时间节点:7月10日12:00,他从折多塘雅叶高速施工工地出发开始穿越贡嘎大环线。GPS定位最后位置在野人沟;7月11日,营地老板证实,“松客”7月10日到达两河口营地并在此住宿,7月11日早上8时许离开前往小贡嘎;7月20日,按计划,“松客”应翻过日乌切垭口且恢复手机信号,但他一直无消息。▲“松客”最后定位位置四川省山地救援队总队分析:“松客”7月10日从野人沟进入贡嘎环线后,即进入无信号状态,其行程情况无法得知。整个路线从该位置起直至玉龙西村都无信号,中间包含其计划的小贡嘎和勒多曼因两座雪山。最后见到“松客”的时间是7月11日上午8时许,位置在两河口营地,该消息由两河口营地老板确认。日乌切营地为线路必经营地,但营地人员确认7月12日后至今未见“松客”通过。报告表示,由此可推断“松客”失联区域在两河口营地至日乌切营地之间,包含小贡嘎。“松客”家人报案后,四川省内相关救援力量进山搜救。从7月24日到7月31日,四姑娘山山脊户外公司、四川省山地救援队等开展了长达一周的搜救。报告称,本次搜索包含了可能性最大的区域,除房某某(即“松客”)下载轨迹外的路线,另外几条至C1(营地)的路线均已搜索完毕,搜索区域共涉及34万平方米。在搜索区域内,未发现其任何痕迹,包括遗留物品、露营痕迹等。中国探险协会表示,面对恶劣的天气条件、复杂的地理环境,搜救工作进展缓慢,截至9月2日未发现“松客”的踪迹。伴随时间的过去,形势不乐观。9月9日,红星新闻记者多次联系“松客”家人及朋友,截至发稿暂未获回应。▲搜救途中失联原因分析:可能季节选择不当装备、补给等不足“松客”失联事件很快成为户外圈关注焦点,具有一定探险能力的他,为何会失联?上述报告曾提及“松客”失联前后的当地天气情况:自7月11日起至15日,小贡嘎地区遭遇连续降雨,致使河道水量急剧攀升,达到迄今为止的峰值水平。中国探险协会有人员曾参与搜救,在分析此失联事件时,被圈内称为“守队”的中国探险协会会员、探险家涂克力强调:“在无人区域徒步,最好还是结伴而行。就贡嘎大环线而言,对经验丰富的徒步者来讲,难度不是很大,但若要独自挑战5座技术型雪山,显然超出了‘松客’的能力范围。”所谓技术型雪山,通俗地说,是指那些需要一定技术水平和装备才能安全攀登的雪山。拥有十年领队经验的户外俱乐部主理人张春荣指出,“徒步此类技术型山峰,不仅需有同伴相互照应,还需配备专业装备,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及。当前季节,贡嘎地区多雨、滑坡、塌方及落石风险大增,这可能是‘松客’面对的最大挑战。”▲蓝色为贡嘎大环线线路,红色为小贡嘎攀登线路。该线路为房某某从两步路APP上获取的线路,其大概率会参考该线路行进另外,“松客”此次不仅是徒步贡嘎大环线,还将连续攀登中山峰、勒多曼因、小贡嘎等多座雪山。张春荣表示,贡嘎徒步与攀登小贡嘎是截然不同的挑战,需要徒步者对自身能力有清晰的认识与评估,“因为它属于技术型山峰,难度比较大”。中国探险协会资深探险领队薛皓进一步分析了“松客”失联的可能原因:季节选择不当,装备、补给不足,独自前行和技术能力不足。薛皓表示,在没有新的通报出来前,只能从专业和经验来分析。他认为,贡嘎山雨季为7月至10月,降水量占全年的70%;旱季为11月到次年5月至6月。徒步最佳时间为旱季和雨季的交替期。贡嘎地区天气变化无常,“松客”可能在徒步过程中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失温行程中断,进而失去联系。徒步贡嘎需携带足够的装备和物资,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如果“松客”装备不足或选择不当,可能增加失联风险。从视频来看,“松客”所携带的装备不能充分满足其环贡嘎徒步和攀登雪峰的需求。另外,进行户外探险时,至少应有2名以上队友结伴同行,以便在紧急情况下相互援助。“松客”选择独自前行,也加大了风险。从“松客”过往的视频资料分析,他虽已积累一定的徒步旅行、基础攀登经验,但面对技术型山峰,其现有技能储备尚不足以应对。探险专家:徒步贡嘎充满挑战需要做好多方面准备近年,徒步贡嘎发生的意外事件频频发生。2018年,徒步穿越贡嘎失联的广州籍驴友不幸遇难;2024年,一名户外爱好者在贡嘎徒步时遇到一名遇难驴友和一名被困驴友,后来警方组织人员将遇难者运下山……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贡嘎大环线是一条位于四川甘孜康定市甲根坝乡的徒步路线,被誉为“中国十大经典徒步线路”之一,以丰富的自然景观与极致的徒步体验,吸引着众多探险爱好者,但也充满巨大的挑战。▲贡嘎山脉中国探险协会曾发文表示,巨大挑战来自于在徒步过程中,需翻越日乌且垭口、玉龙西垭口、子梅垭口等多个高海拔垭口,空气稀薄,极易引发高原反应,如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甚至因感冒等出现肺水肿、脑水肿等危及生命的情形,对徒步者的身体素质、适应能力、探险能力有极高要求。此外,贡嘎地区天气变幻莫测,暴风雪、冰雹等极端天气时有发生,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与危险性。贡嘎地区地形复杂多变,冰川、峭壁、河流等遍布,无一不在考验探险者的户外经验与技能。攀岩、渡河、冰川行走……每一项技能都具有挑战性。“松客”失联事件,再次为广大户外爱好者敲响安全警钟。那么,徒步贡嘎大环线需做好哪些准备?中国探险协会会员、探险家涂克力认为,户外风险无处不在,量力而行是基本原则。他给出四点建议:要选择一个好的团队,由经验丰富的驴友或专业探险领队带队,团队各项准备要充分,队员间能紧密协作。要选择适合季节和良好天气周期,9月至10月比较适合贡嘎徒步。要提前做好体能锻炼和技能准备。合理评判自己的高原适应能力,做好下撤预案。他还强调:“提前申请和备案是对规则的尊重,也是安全的保障。驴友在无信号区域徒步,应提前确定后方联络人,并定期向联络人通报行程进展。”当然,户外探险地不止是贡嘎大环线。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25起,涉及人员1350人,其中山地事故216起,占事故总数的50.8%,较2022年增长14.2%;造成156人死亡,26人失踪。在细分项目中,登山和徒步相关事故数量位居前二,分别为156起和83起。中国探险协会表示,户外探险不仅是装备与胆量的较量,更是对规则、自然、自我认知的深刻体现。因此,每次探险都应严格遵循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制定周详的计划与应急救援预案,并向相关部门报备,再由专业领队带领,携带充足装备与物资,使用先进的通讯和技术装备,让每一次探险都能平安归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除视频截图外,图均据四川省山地救援队总队)编辑潘莉 责编 冯玲玲

哈里斯戴着大珍珠耳环当地时间9月11日,卡玛拉·哈里斯出现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参加“9·11事件”的纪念活动。这位现年59岁的女副总统佩当天的造型,看上去还是挺端庄优雅的,无论是发型还是衣着,乃至佩戴的首饰都很得体。很多人注意到,当天哈里斯佩戴的珍珠耳环,和她此前一天晚间在费城与唐纳德·特朗普辩论时所佩戴的耳环是一样的,而正是这对耳环,让哈里斯陷入了争议之中……哈里斯在辩论场上这就是哈里斯在辩论场上的样子,造型和在纽约的差不太多,只不过当时穿的是一件白色衬衫。尽管哈里斯自决定参选以来,就几乎没有接受过记者们的随机采访,但在辩论会上的表现却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当然在共和党方面看来,这是因为哈里斯得到了两位ABC主持人的帮助。从大多数的评论看,哈里斯是应该赢得了这场辩论的,当然最终总统选举的结果会如何,目前仍难判断。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在辩论结束后,各种评论声音蜂拥而至,而其中有一条针对哈里斯的“阴谋论”,格外引人关注。“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其实是隐形耳机,”有人给出了这样的判断,进而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据称有这样的一种名为”NOVA H1”的音频耳环,每对的售价为625美元,它能够“将珍珠内部的声音直接投射到耳道中”。“这些耳环采用了嵌入真珍珠的最新技术,可全天候为您提供音乐、电话和数字助理,”商家在介绍中这样说道。不过另有消息称,这种耳环其实根本没有投放到市场,不过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一些人参与了“众筹”,但并没有收到产品。但即便如此,在帖子被发布后事态迅速发酵,尽管有人持怀疑的态度,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政客们就是这样做的。顺便说一句,她很糟糕,而且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她不需要任何帮助!如果她戴了耳机,那就更糟糕了,她得到了帮助,但仍然输了。”不过这样的“阴谋论”其实已经不新鲜了,在2020年和2016年的选举周期中,社交媒体上都流传着类似的理论,声称拜登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在与特朗普的辩论中都戴着隐形耳机。哈里斯的珍珠耳环细节图就连向来力挺特朗普的一些美国报纸,在“耳机阴谋论”出现后也是较为公正地站在了哈里斯的一边。他们称耳环其实来自蒂芙尼,哈里斯已经不是第一次佩戴了,而且蒂芙尼的珠宝中从未包含过电子产品。特朗普与哈里斯握手估计现年78岁的特朗普本人也不太相信哈里斯用耳环作弊,所以他没有参与到这场“闹剧”中,不过他倒也给出了另一种对哈里斯不利的观点,那就是在他看来,副总统已经提前知道了辩论的内容。“他们搞了一场作弊节目,甚至找了一个可能知道答案的人,”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与朋友们》的采访时这样说道,“我是说,说实话,我看了她的谈话,然后我说,‘你知道,她似乎对这些问题非常熟悉。’”不得不说,相较于怀疑耳环是隐形耳机,特朗普的这个观点,还算是靠谱了。

这是《湾区望海峡》的第247期10日晚上,台空军新竹基地一架“幻影-2000”战机失事坠海。该款战机服役以来已发生9起重大事故,失事不是第一次,但救援过程这次却是前所未有的“迂回”。落海飞行员谢沛勋在新竹外海漂流2小时,才被海巡人员救起,接着又耗费3小时才在台中梧栖渔港上岸送医急救。原本有关方面计划用直升机吊篮将飞行员送往新竹台军医院,这也是最快的方案,但没想到吊篮半途出现设备故障,设备无法升起回收。出于安全考虑,飞行员无奈只能跳入海中,由赶来的台海巡部门35吨小艇再次救起。该艇计划直接将人送回南寮渔港,却因为退潮,无法进港。小艇改由直升机吊挂回基地,又因艇身后甲板太小,直升机无法吊挂成功,只能再将飞行员送到另一艘海巡部门的100吨艇上,直到最后才成功辗转送往台中的一家综合医院进行观察治疗。“幻影-2000”战机 资料图“幻影-2000”服役近30年 失事意料之中“幻影-2000”战机在台湾地区服役已经将近30年,长期缺乏维护,服役后的9起重大事故共导致5名飞行员遇难。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彦秀说,这次事件凸显台湾地区在救援和装备维护上的严重不足。她质疑,下次还能如此幸运吗?失事战机飞行员被送往医院救治李彦秀说,台军目前可执行夜间及全天候搜救的直升机只有S70C(美方出售给台湾地区的“黑鹰”直升机)与EC255(欧洲直升机公司出产的“超级美洲豹”运输直升机)共计6架,其中S70C已服役超过25年,EC255的配件补给则令人担忧。她补充道,此次“幻影-2000”战机疑似失去动力,原因有待后续研判,但“幻影-2000”已服役27年,连原产地的法国都已经不再进行升级,甚至在2022年6月宣布最后一个中队装备的“幻影-2000”战机正式退役。台退役中将帅化民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谈到,台军买“幻影-2000”时,该款战机确实是好战机,但到现在,问题首先出在机体老旧。他指出,战机会老旧,所以需要不断有零件补充,但法国开出的零件价格太高,所以在采购上有困难。图为“幻影-2000”的适配导弹他分析说,“幻影-2000”是法国制战机,有自己的数据系统,无法和F-16和岛内自研的F-CK-1(“经国号”)战机一样,使用可与美军兼容的Link 16数字化数据链路系统。再者,与“幻影-2000”一起采购的适配导弹目前也严重老化过期。帅化民提到,自己当年当民代时就曾质疑过,台军怎么能让飞行员驾驶过时的战机、带过期的导弹执行任务?海巡部门比防务部门消息灵通?“幻影”战机失事后,台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彻夜在社交平台上实况转播,甚至越俎代庖,宣布飞行员谢沛勋“获救”,引发岛内舆论嘲讽:“难道管碧玲才是空军发言人?”岛内有评论指,当灾难事件发生,各种讯息满天飞本是常态。任何好消息都会为家属甚至民众带来希望,但若最后实为假消息、空消息,期待的落空反而成了更锥心刺骨的伤害,造成不必要的二次创伤。如今社交网络发达,台湾政治人物抢先公布信息成了抢人气、冲流量的要诀,却也可能早就假新闻的温床。岛内媒体人施孝玮说,这次事件的搜救过程让他感到胆颤心惊,防务部门要“好好检讨”,因为他们不仅对第一手情况的掌握不是很精准,且还发生搜救直升机吊篮故障的状况。他说,失事消息首先在航空迷间流传,媒体发现后转发,最后才由军方进行说明。然而,防务部门所提供的飞行员获救讯息,进度却比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还慢。他认为,管碧玲公布讯息不是不好、不可以,但这也显示,防务部门在此次搜救过程中,至少在第一时间信息对外发布和公众沟通上,无疑是不合格的。施孝玮还补充,台军方必须好好检讨此次搜救全过程,他们应去查哪个环节出错,且吊篮故障不是个小问题,一定要改正,否则未来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心里都会有压力,对自己的必要安全保障底线感到没有信心。改善两岸关系才能保障飞行员安全台湾中广公司前董事长赵少康此前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台防务部门除了确保战机的妥善率之外,根本问题还是在于两岸关系。赵少康说,民进党执政以来,两岸紧张关系不断升高,台军的任务量大增,一天要升空好几次,不只让飞行员的精神压力大,飞机更是耗损严重。“两岸和平才是唯一的解方,两岸问题只能靠政治解决。”赵少康直言,赖清德一上台,毫不掩饰自己“台独”工作者的角色,明明可以好好过日子,赖清德就是要抓到机会就挑衅两岸关系,赖清德不断放火,飞行员何辜?作者丨杨颖,深圳卫视直新闻高级主笔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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