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本文为作者在9月21日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季度论坛（2024年第三季度）（总第66期）发表的演讲速记。界面新闻获授权发表。）

应该说最近两年的时间，我们疫后经济在逐步复苏，这个复苏的过程是有曲折的，但总体上还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近期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的压力， 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我现在没有做过统计研究，不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有没有过这种现象，至少是非常少见的。

8月初步的数据也表明，消费、投资、就业等重要数据都出现了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所以，现在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个基本的事实，这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应该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的起因区别开来。比如就业、财政，包括消费，有些地方债务风险的加大，很大程度上是总需求不足以后才带来的问题，但总需求不足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这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尤其要理清楚什么原因导致的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会贻误时机，因为这个时机很重要。

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

我想讲个大的分析框架，中国经济已经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三十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这个增长是东亚追赶型经济体，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等都经历过类似的增长。但这样高速增长是有尽头的，中国经济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达到高点以后就开始逐步减速，逐步由高速转为中速。

这种变化，我比较倾向于把它表述为增长阶段的转变。一个可以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因为有些小的经济体只相当于中国一个城市，有的相当于中国一个省，日本人口上亿，属于大经济体，与中国经济有比较强的可比较性。

日本经济上个世纪50-60年代时曾经经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伴随着石油危机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大概在4%左右，波动幅度也比较大。90年代初期再减速进入低速增长，开始大概是2%左右，以后还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所以，日本大概在过去60-70年时间实际是下了两次台阶、经历了三个阶段这样的变化过程。如果与日本经济相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中后期，我们大概已经有12-13年的中速增长期了。说的稍微乐观一点，今年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期，增速有可能在4%-5%之间，这应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估计。

在转型过程中，我认为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下图是日本经济变动的过程。左边上面有个颜色比较浅的增速，那是名义增长，深色是实际增长。日本经济在前期也是名义增长显著高于实际增长，因为那时候有通胀；到了后期两个几乎重合，有些时候名义增长比实际增长还低，这是日本曾经发生的故事。

两个重要概念：

1、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过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以后，增长速度实际就出现转折或拐点，就会由高速转向所谓中速；

2、需求结构。需求结构的背后是收入结构。需求结构，简单来说就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一种情况是，中高收入者比重相对比较低，低收入者的比重相对比较高；另一种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比较高，低收入群体比重比较低。我这里说一下高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实际人很少，人数上来讲，中等收入群体我们是比较强调的。中等收入群体比较高，低收入群体比较低的结构，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橄榄形结构。

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关系呢？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这个峰值达到以后，这个转折点或拐点就出现了，但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以后，中速增长的时间程度，就是这个转折点出现以后，你能维持多长时间的中速增长，与这个需求结构有非常大的关系。

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也就是历史需求峰值之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就是需求多，供给不足，这时候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都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所以，这一段时间，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这个转折点以后，主要的约束就变成需求不足。事实上它怎么从高速转为中速甚至将来的低速呢？主要就是需求在相对下降，这就是增长减速的原因，相应的通胀压力就转为通缩的压力，或者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的压力。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导致增长潜能下降

这里边特别需要关注的一点，从国际经验来看，中速增长保持比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一般在0.4以下，比如日本、韩国都是在0.35甚至0.35以下，收入差距相对比较小。这里边发生一个现象，有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部分人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为中速增长提供比较长时间的支撑。相反，如果收入差距比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比较小，因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小，它的（消费）潜力就是有限的，释放到一定程度以后，宏观增速，包括中速增长要维持起来就会遇到一些难度，增长就会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或后退的困境。

我们国家目前的形势，中等收入群体大约占1/3，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2/3。基尼系数，这几年公布的都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甚至更高水平上。所以，我总结一下，目前我们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有关。

把眼光放宽一些，这段时间，特别是进入转折点以后，中速增长持续时间刚好是1万美元左右，恰好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的门槛期，很多国家是过不了这个门槛的，或者过了以后又拐回去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在整个需求结构、收入结构中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没有足够大。我有个猜想，中国现在面临的需求不足，宏观上来讲实际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如何增加有效需求？

下来我们再继续分析，我们都在谈扩大需求，我想讲的是有效的需求。怎么才能扩大需求呢？首先我们要做个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生存性消费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就是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这个包括低收入阶层，包括扶贫对象，“你吃饭还有问题吗？”不排除个别人还有问题，基本上问题解决了，但当我们讲扩消费时你一定得有个结构的概念，它结构在发生变化，实际上现在消费增长更多的是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解决），我概括出这样的概念叫“发展型消费”，实际发展型消费在拉动，它是增量，是结构升级的过程。

这两组消费，消费的实现方式的差异，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但我认为它相当重要。生存型消费是以个体消费为主，一个人肚子能吃饱没问题，但发展型消费较多地采取积极消费或公共服务的方式，比如医保、社保是采取互助、共济的方式，学校教育，我们人民大学上课一般是一个班的学生在上课，一对一也有，但那不是常态。所以，这种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的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挂上钩，这个相关性是相当强的。所以，扩大发展型消费光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但我们这些年实际上面临一个事实，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是相对滞后的，这个我们讨论也很多了，这直接拖累了发展型消费的增长。比如城市居民这几年抱怨比较多或者感到忧虑的是所谓“三座大山”的压力，就是教育、医疗、住房，住房里包括保障性住房。但城市居民还不是所谓缺口最大的部分，缺口最大的部分是近3亿农民工，近2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

刚才我讲了4亿中高等收入，9亿低收入群体，这个收入差距，现在我们统计个人收入或居民可支配收入讨论比较多，我认为还得重视一点，实际基本公共服务的分布，中高收入阶层比低中等收入群体，这种公共服务分布更加不均衡，把个人可支配收入加上基本公共服务，这个差距可能会更大。所以我们扩大消费第一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不抓住这个痛点，有时候搞了很长时间的消费，可能问题还是存在。

刚才我讲的发展型消费基本是服务型消费。看统计数据，最近几年中国消费增长时，商品消费比重一直在下降，现在服务消费的比重实际已经超过了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很多是和基本公共服务挂钩的，相关联的，也需要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我想讲这么一个观点。

我们现在讲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进展不快或是有短板的，其实也未必是政府不努力，它是和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一定要有集聚效应。举例，不说基本公共服务，就说基础设施，如果在一个农村村子里得解决上下水的问题，一个村子里把投资搞下去成本就会非常高，因为村子非常分散。在城市里可能就是一座楼，成本可以大大降低，所以现在基本公共服务也是如此，在传统的 农村地区，现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其实我们想想，要有好的教育、好的医疗、好的设备，在农村里可能是很难实现的，即使在城市，城市化的密度不够也是困难的。

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相比较，我们目前的城市化率是偏低的，下图这数据讲的是和中国人均GDP相同阶段时，和中国相比较其他经济体的城市化率，中国目前大概在0.65-0.66，其他国家，像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都在0.7以上，有的超过0.8，但现在城市化率还是城市人口的城市化率，户籍城市化水平现在是48.3%，还不到一半。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不去，从而我们的服务消费、消费上不去的很重要的原因。

我想讲个重要的底层逻辑，因为我们注重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恐怕难以实现。当然，从制度层面来讲，我们现在也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我最近也讲了一个观点，城乡之间有三个不平等：1、户籍制度，实际是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2、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3、财产（不动产）权利的不平等。

不宜简单效仿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

下一步怎么办呢？因为最近量化宽松的呼声是很大的，我认为不宜简单效仿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是成熟经济体，结构性潜能基本都耗尽了，所以处在低速增长期，增长基本是维持性或折旧性的增长。对这种经济来讲，宏观政策，降息一个点基本上决定了整个经济增长大的走势，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中国经济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那中国经济应该是到低速增长期了，但刚才我们讲了，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时期，还有中速增长的潜能。在高速和中速阶段，宏观政策的重要性实际主要是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和平衡，做个不大准确的比喻，如果现在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体上影响了也就是1个百分点，其余4个百分点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它有没有适宜的体制政策环境，而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改革也有快变量，更重要的是能够增加交易和信用

说到改革，这次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了改革，怎么落实？但有些人对改革不是那么有信心，他们经常提出的理由是，改革是慢变量，很好，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今天晚上过不去，明天再好都不属于我，和我没关系了，他说改革不解决问题。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里能找到不少有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我们要清楚，改革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开放权力，我们这么多年主要推动改革的，历次三中全会文件，在这个文件中间出现频次很高的有两个词：“允许，允许，允许”“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允许，过去不可以的事情现在可以了，过去不允许的事情现在允许了。允许、可以了以后，过去不能干的事儿现在能干了，市场参与者就能发现很多交易机会，有了交易机会以后，大家注意，交易时一定是双方一致同意，为什么呢？对大家都有好处，都有好处以后，一定会有个增量，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增加值。交易发生以后可能就到银行贷款了。实际真正的信用是新发生交易的机会。改革就是开放权利，增加新的交易机会，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改革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实质性扩大了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了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不合理的体制或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释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我认为，根据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推出一揽子刺激+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的轨道，应该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从而形成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内容包括三个：

1、10万亿的刺激规模。

2、有两个大的突破口。

3、应该确定一个重要目标。

首先，以发行超长期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1-2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时，当时我们搞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和当时的经济增长阶段相适应，这些刺激对象是什么呢？主要是搞投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因为那时候基础设施建设是有潜力的，投下去是有生意的。去年我们的GDP总量达到了126万亿，可以考虑按照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和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要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我们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发展型消费实际上是在做人力资本投资，这样在微观层面，重点可以带动消费，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房地产、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实质性扩大利息。宏观上则可以控制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个大的突破口或两个重点领域：

第一个突破口，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新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应该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对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把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我认为应该相当大幅度地提升，当然有个阶段性过程，但这次动作应该大一点。

短期的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这件事情已经有安排，正在做，但我觉得力度一定要加大，而且都有时限的要求。这个方面是要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驻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的精神”，我念的是三中全会上的一段话，这个政策要落地。农民过去是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家庭是分离的，所以我们有几千万留守儿童，下一步家庭团聚让农民真正进城，全家进城，全家在城市里安家落户，安居乐业，这样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第二个突破口，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市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

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讲这个我想稍微讲个背景性的知识，中国现在城市化核心区建设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拿一般的城市和发达国家相比较，一点都不差，有的地方比他们都好，因为我们建得比较晚，设施都比较新。这些核心区部分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所以现在想把某些功能要疏解。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群、都市圈核心范围内的都市人口通常占城市体系人口大概30%左右，核心城区之外中小城镇，就是都市圈范围内还有大量中小城镇，这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能够容纳城市体系60%以上的人口，其中包括原有城市核心区疏解的部分，更多的是城市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人群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有些城市在房地产基建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这个方面，我认为应该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融合治理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我就把三中全会的文件这些原话搬出来，我觉得这些文件精神都很好，要落实啊！这些重点是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可以到城市住保障性住房，城市居民也可以下乡，乡下的房子他们是不是也可以住呢？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的空间。需要推进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一举数得！

还有一个目标，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的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办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刘千康（记者 黄文彬）09月22日,9月19日，北京市先农坛体校发布了2024年公开招聘成绩公告。公告显示，乒乓球队运动员岗报考者为王楚钦，综合成绩为85.4分（总分100分）。女足队运动员岗报考者为王妍雯，综合成绩为84分。▲王楚钦考编成绩 图源：北京市体育局官网记者检索发现，8月26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一则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信息，招聘单位为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招聘信息显示，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面向应届毕业生公开招聘运动员。招聘岗位为乒乓球队运动员1人（运动员岗）、女足队运动员1人（运动员岗）。考试方式为采用专项能力测试的方式确定综合成绩，专项能力测试满分为100分，合格分数线为60分，未达到合格分数线的不列为考察人选。专项能力测试全程录像。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表示：“专项能力测试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在我单位和市体育局网站公布综合成绩。每个招聘岗位按照1:1的比例，在综合成绩合格人员中，根据综合成绩排名顺序确定参加体检、考察人选。”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还表示，确定拟聘用人员后，拟聘用人员名单将在北京市体育局官方网站公示7个工作日。据了解，该单位将与被聘用人员签订聘用合同，实行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者，转正继续聘用。被聘用人员工资、福利等待遇按照国家和北京市事业单位有关规定执行。▲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截图2000年5月，王楚钦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他是国际级运动健将、中国男子乒乓球运动员。王楚钦年少成名，2013年时便在全国少年赛事中崭露头角，连续斩获冠军。2014至2015年又在世青赛、青运会上延续强势表现，用成绩证明了自己，在2015年入选国家队。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王楚钦获得乒乓球混双冠军、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在9月17日公布的国际乒联2024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男子单打项目，王楚钦世界排名第一。▲男子单打项目，王楚钦世界排名第一 图源：@WTT世界乒联此外，2020年3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2020年优秀运动员本科保送推荐名单，王楚钦保送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专业。2024年6月17日晚，在北京体育大学毕业晚会上，运动训练专业2024届毕业生王楚钦因备战巴黎奥运会而缺席，他通过视频向老师和同学们送上了祝福。

刘千康（记者 李怡圣）09月22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李梓瑜】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当地时间18日在华盛顿国会山举办的活动中公布一项持续20个月的调研结果。这项调研对44家中国企业在核能、半导体、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材料科学等关键技术领域的创新表现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发现，“中国的创新体系比人们之前了解的要‘强大得多’”。报道称，ITIF负责全球创新政策的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在当日的活动上说，“总体而言，我们发现，尽管中国的创新体系并不完善，但它比人们之前了解的要强大得多。”图为ITIF负责全球创新政策的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 资料图片 图自外媒报道说，埃泽尔补充称，虽然在整体上中国尚未领先，但在某些领域，中国已取得领先地位，而且在许多其他领域，中国企业也很可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西方企业”。《南华早报》称，这份报告的结果令美国“感到忧虑”。报道提到，ITIF敦促美国政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应对中国创新带来的挑战。据《环球时报》此前报道，ITIF是一家知名智库，也是世界领先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近年来，该基金会围绕中国科技的创新发展发表了大量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反映了中国创新发展速度引发美国的焦虑感不断加强。另据新华社此前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经济学和数据分析学部门主管萨哈·文施-文森特认为，中国已跻身全球创新领导者行列，这得益于其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创新政策规划和执行力度，以及不断增加的教育、科学和技术投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有能力将有利于创新的政策和投入转化为知识产权、创新产品和高科技出口等成果”。新华社称，在科技创新领域，专家认为中国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中国在5G、移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智能手机、新能源技术以及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在人工智能、电动交通和自动驾驶等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有人仍然认为中国擅长‘拷贝’外国技术而非领导技术创新，这是一种陈旧的观点。未来几年，中国技术能力的进步会对国际市场和全球竞争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美国湾区理事会经济研究所高级主任肖恩·兰道夫在报告《中国创新：中国技术未来及对硅谷的意义》中说。延伸阅读福特CEO：来了中国才知道美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大幅落后美国从9月底开始大幅上调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持续引发关注。一边是美国政府挥舞保护主义大棒；另一边却是美国车企高层在访问中国后坦言，美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已经大幅落后。9月底开始美对中国电动汽车将征收102.5%的关税当地时间9月1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对华301关税最终措施发布公告，宣布将从9月27日起提高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14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据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2018年贸易冲突以前，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水平为3.8%；多轮加征关税后，这一数字已经大幅增加到19.3%。目前，有大约66.4%的中国输美商品被额外加征关税。美国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税率拜登政府此次调整对华关税的重点是中国新能源相关产业，尤其是中国产电动汽车在进入美国市场时面临的关税税率将从目前的27.5%大幅上调至102.5%。中国对美出口纯电动汽车的出口量和出口额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对美出口纯电动汽车仅326辆，出口额不到300万美元；直到2022年，中国对美出口纯电动汽车才突破1万辆。而从美方数据来看，中国产纯电动与混合动力汽车只占到美国进口新能源汽车总量的2%，占比远不及德国、韩国和日本汽车。美媒：福特CEO表示中国电动车企“光速前进”业内人士指出，美国借加征关税打压中国新能源产业只是一厢情愿。《华尔街日报》网站14日刊文披露，美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商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自2023年年初以来多次访问中国。这几次访华行程让他彻底意识到，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竞赛中已经大幅领先。福特CEO表示中国电动车企“光速前进”今年5月从中国返回后，他给福特董事会成员约翰·桑顿打电话说：中国电动汽车企业正在以光速前进。中国的电动汽车运用了AI和其他大量新技术，而类似的产品在美国根本找不到。中国车企通过高效的供应链，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产品，并在海外快速占领市场。福特和比亚迪产品对比美媒将福特“电马”与比亚迪海狮07两款车型进行了简单对比，同样是纯电动SUV，海狮07的续航比电马多出近60英里（约合100公里），但顶配版价格比电马的低配版还便宜6000多美元。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美国电动汽车在新车销量中的占比仅为8%。由于电动化转型不及预期，拜登政府今年3月宣布将2032年电动汽车新车销量份额目标从67%大幅下调至56%；福特则预计其电动汽车业务2024年全年将亏损50亿美元，降成本被公司高层列为“最优先事项”。图为福特公司首席执行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最难的一点就是做出实质性改变，让电动汽车业务能够盈利，降低成本。美媒：中国电动汽车在电池等方面拥有成本优势电动汽车物料清单美国CNBC电视台指出，目前电池成本占到电动汽车总成本的20%至30%，而中国电动汽车40%的成本优势来自电池方面的优势。声音来源美国汽车行业分析师迈克尔·邓恩：比亚迪在自制汽车零部件方面表现出色，75%到80%的零部件都是由他们自己生产的。他们掌握了电池及其供应链，很明显这有助于降低成本、把控质量。不仅是电池，中国企业在几乎所有其他类别的成本方面，都远远低于福特和通用等美国传统车企。美国汽车行业分析师比尔·鲁索：（福特汽车公司创办者）亨利·福特，彻底改变了汽车产业。他把汽车从富人的“玩具”变成了工薪阶层都能买得起的东西，而现在，普及智能电动汽车的就是中国。美媒：福特高层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功能感到震惊据悉，结束五月的访华行程后，福特CEO法利特意安排将小米和理想等多个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运往美国密歇根州的总部，供公司高层体验。福特内部人士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多样化功能感到震惊。美国CNBC电视台记者：中国的电动汽车通常会配备很多附加功能，例如，我可以给座椅通风来应对夏季的炎热。我可以调整设置，让这辆电动汽车听起来像是一辆燃油车。我还可以让AI助手帮我停车，真是非常方便。美媒认为，正是中国电动车企的创新，让汽车从简单的代步工具成为物联网中可以互联的设备之一。美国CNBC电视台记者：比如，我可能不会直接说“关闭空调”，而是说“哦，我现在感觉很冷”。然后它（AI）会说“哦，好的，那我把空调（冷气）调低点怎么样？”而且它有时还会开些玩笑，退出的时候它还会说再见，并且比心。美媒：通用汽车考虑采购使用宁德时代技术的电池据悉，正是在中国访问期间看到的巨大差距，促使福特高层决定调整在华战略，不再寻求夺回在中国市场失去的份额，而是将中国作为主要的出口基地，并在产品研发生产上对标中国。通用汽车考虑采购使用宁德时代技术的电池福特公司董事长威廉·福特此前曾表示，尽管存在贸易壁垒，但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今后一定会大量进入美国市场，美国车企必须做好准备。2023年2月，福特宣布斥资35亿美元，采用宁德时代提供的技术，在美国密歇根州新建一座电动汽车电池工厂，预计2026年投产。而根据彭博社的最新消息，美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商通用汽车也已考虑采购使用宁德时代技术生产的动力电池。彭博社记者：美国车企在电池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这其实很正常，毕竟这是他们在百年历史中，第一次生产电池和电动汽车。一开始肯定不会一帆风顺，这笔潜在的交易还处于谈判的初期阶段，尚未最终敲定。但可能会为美国车企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获得来自中国的廉价且非常先进的电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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