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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0 21: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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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担先行区示范区重任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观察

  一座山,三个村,分属京津冀三地。

  现如今,三个村再次“合体”。所属乡镇政府签下合作协议,支持三个村共同开发文旅项目,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点。

  大岭后是一个缩影。

  京津冀是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作为新时代里谋篇落子的第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走过十年,蝶变的触角已延伸至京津冀的山山水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这片2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习近平总书记倾注了大量心血。自十年前的2月26日算起,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三场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主题的座谈会,多次深入考察调研,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再到“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京津冀大地,协同发展静水深流,又触手可及。

  “虹吸效应”弱了,“辐射带动力”强了。交通、环境、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协同发展数据持续更新。十年来,京津冀经济总量连跨5个万亿元台阶、达到10.4万亿元,区域整体实力持续提升,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加快构建。

  新春伊始,到工厂、到农村、到社区、到学校,所见所感,温热而鲜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无数生动故事,印证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判断:“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引 领

  规划科学,谋定而后动

  这些天,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参观者络绎不绝。展馆负责人介绍,常设展中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两个展区,最为热门。时光回溯到十年前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的第一站正是这里。

  “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十年,规划先行引领,成为一个鲜明特点。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逻辑,到每个关键点位的落子布局,习近平总书记都亲自谋划、亲自推动,反复强调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一张蓝图绘到底”。

  回望走过的路,更能感悟饱含其中的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

  雄安,“千年大计”的历史时刻之后,国内外翘首以待:她将以怎样的“中国速度”成长?

  答案,出乎意料,又充满惊喜。

  雄安新区规划展示中心,色彩斑斓的城市规划图上,功能不一的地块相互交织。“有很长一段时间,雄安几乎未动一砖一瓦,就是为了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白洋淀畔,要打造的是一个没有‘城市病’的未来之城,这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志刚说。

  60多位院士、200多个国内外团队、350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规划体系编制,形成了以《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为统领的4个基础性规划和20多个专项规划。

  规划科学,谋定而后动。得益于此,雄安新区一转入建设发展阶段,便全面提速,一天一个样。

  相当于40个标准足球场的巨大基坑内,50多台套大型机械交错排列,传来阵阵轰鸣声。正在建设中的雄安新区国贸中心片区,未来将成为“城市会客厅”。“规划、设计用了将近3年,2023年底开始大规模建设。”雄安集团雄商置业公司项目负责人王诺,亲历从沉寂到热气腾腾的变迁。

  实施重点项目292个,开发面积覆盖184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达4370万平方米,新建道路712公里……雄安新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座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堪称奇迹。

  规划编制之初,京津冀三地有各自的发展思路。打破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首先靠的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夯基垒台,慢工细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先后7轮征求各方意见,最终确定了“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布局思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在草案公告期内征集到1.15万条意见,意见采纳率约达88%……

  蓝图叠加施工图,慢规划换来快发展。

  2月19日上午,雄安新区一季度共56个项目集中开工建设,总投资391亿元,预计今年新区建设项目完成投资2000亿元以上。如今的雄安新区,启动区重点市政基础设施基本建成,“三横四纵”骨干路网具备通车条件,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北京城市副中心,100项重点任务细化为278项具体任务和503项重点工程项目,坚持一年一个节点、每年都有新变化。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来,“一核”(北京)辐射、“两翼”(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齐飞、“双城”(北京天津)联动、三地(北京天津河北)协同的空间布局正在加快构建。

  重 构

  放眼全局谋一域,立足一域谋全局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形容,就像是“动一动外科手术”。

  十年前的北京,繁华背后正经历“成长的烦恼”。几十年“摊大饼”式的快速发展,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人口过多、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大城市病”凸显,“眼看北京市的人口总量将在一两年内达到城市承载能力的‘天花板’”。

  站在全局的角度看一域,用战略思维破解发展难题。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一场由点到面、由外及内的“重构”,在京津冀拉开帷幕。

  思维层面,“打破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转圈圈的思维定式”;空间格局,“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个新城,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发展方式,“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的增长极”。

  北京西城,二环路边曾经喧嚣熙攘了30年的“动批”(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撤了,原有空间“蝶变”为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牵手金融街和中关村,“金科新区”累计新引入重点金融科技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166家,注册资本金超过1100亿元,2022年实现税费收入超过30亿元。

  “动批”向南,北京大红门,45家区域性批发市场完成迁移,其中2栋楼宇“还”给自然,建起森林湿地公园,专为市民营造蓝绿空间。

  这是北京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调整的一个侧面。十年来,北京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超3000家,疏解升级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1000个,利用拆违腾退空间实施绿化超过9200公顷,城乡建设用地减量130平方公里。从聚集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非首都功能谋发展,从城市管理转向超大城市治理,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

  十年来,发展的每一步,都在思考“舍”与“得”。以疏为进、以舍谋得,北京从“大而全”转向“高精尖”,津冀两地则不能“捡到筐里都是菜”。疏解不是简单搬家,而要以此为契机转型升级、更新换代。

  河北保定,轨道交通产业园借势而起。龙头企业河北京车2018年由北京疏解而来,建起2.5公里长的试车线。“这在北京难以想象。”该产业园总经理钱兆勇感叹,“北京设计研发,河北专注生产,已有8家上下游配套企业计划在当地扎根,与我们抱团发展。”

  天津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初具规模。几年前从北京迁过来的天泽电力(天津)有限公司,产值比在北京时增长了1.5倍。该公司总经理张承辉 介绍,轨道钻孔机、电缆放送机等“拳头产品”设计研发还在北京,生产环节在天津。

  大战略,需要大格局、大思路。

  打开地图,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距离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分别约105公里、105公里、155公里、30公里。

  用更宏阔的视野观察,落子雄安新区,是思想的伟力、时代的选择。

  “疏解是双向发力。”对“疏解”,习近平总书记看得透彻,讲得深刻,“雄安新区是外向发力;北京是内向调整,优化核心功能,把‘白菜心’做好。”

  向东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每年保持千亿元级投资强度,城市框架有序拉开。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大文化建筑”投运,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东六环路入地改造等重点工程加快推进,运河商务区吸引注册企业超2万家……

  西南望,雄安新区完成投资6500多亿元,4000多栋楼宇拔地而起。中国星网总部加快内部装修,中国华能总部主体结构封顶,中国中化总部加快建设,中国矿产总部完成土地出让,4所疏解高校和北大人民医院开工建设,北京援建的“三校一院”顺利开学开诊,雄安商务服务中心等一批配套设施相继投用,中央企业在新区设立各类机构200多家……

  严控增量和疏解存量相结合,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双向发力。辗转腾挪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棋局满盘皆活。

  离开北京,做了21年服装批发生意的张新环落脚河北永清县的云裳小镇。这里聚集的3600多家商户,80%来自北京。“环境好、店面大、成本低,生意也不错。”张新环打定了主意,“就留在这里,哪也不去。”

  突 破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合则两利,知易行难。

  减量与转型,疏解与承接,哪一点不关涉既得利益?从算小账到算大账,从看眼前到谋长远,转变谈何容易?

  从2014年那场座谈会开始,“破除障碍”就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的关键词。“要破除制约协同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构建促进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这条主线,贯穿始终。

  破除障碍、协同发展,求取的是最大公约数,要着眼长远,协调好短期和长期利益。

  “既要有引的激励优惠政策,又要有逼的一些限制性措施。要从‘引’和‘逼’两个方面着手,尽快拿出一批看得见、摸得着、有干货的政策,特别是要研究建立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内生动力机制,让北京愿意放,河北、天津等地方也愿意接。”习近平总书记思虑周全。

  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

  十年来,京津冀三地着力提升产业协同水平,发挥北京创新资源辐射带动作用,区域配套更加紧密,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

  协同创新驱动持续发力。数据显示:2022年三地研发投入强度为4.28%,比2013年提高0.85个百分点,持续高于全国。2022年区域劳动生产率达到18.5万元/人,较2013年基本实现翻倍。

  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北廊坊,简称“通武廊”。三地签署人才合作框架协议,推出人才绿卡、鼓励企事业单位间科研人员双向兼职等10多项先行先试政策。

  雄安新区,白洋淀旁,长出150米高的“金芦苇”,这里将是中国中化集团未来的总部大厦。项目建设负责人张吉烁说:“项目开工前,采用‘一会三函’审批模式,审批事项由数十个缩减到4个,时间节省了3个月。”

  “企业在河北、监管属北京”,跨区域监管机制,让河北沧州市成为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外迁的重要承接地。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已落地60多家医药企业,其中来自北京的医药企业已有37家。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原本是一片“阡陌村庄”,如今累计注册企业超1400家。“通过创新制度架构,京津两地建立起互利双赢的利益共享机制。”宝坻区副区长、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党工委书记王浩介绍,北京企业入驻后,“京津两地都有收益,还能继续为北京链主企业做配套。”

  北京有推力,津冀有拉力,才能形成协同发展的合力。

  十年间,京津冀三地推进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明显增强,制度体系渐趋完善:落实京津冀营商环境“1+5”合作框架协议,第一批165项资质资格互认,自贸试验区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同事同标”,区域一体化建设21条举措加快推进,520家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企业实现三地海关互认……

  京津冀三地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

  北京流向津冀两地的技术合同成交额由2013年的71.2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748.7亿元,年均增长率26.5%。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分支机构超1万家,“北京研发、津冀制造”协同模式加速形成。北京企业对津冀两地企业投资4.9万次,投资总额2.3万亿元。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集群、电力装备产业集群获批国家级重点产业集群,产值规模占全国20%以上。

  算小账,三地发展也各有千秋、各有所得。

  北京在减量发展的同时质量更优,天津在唱好京津“双城记”上呈现新气象,河北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2023年,北京、天津、河北经济总量分别为43760.7亿元、16737.3亿元和43944.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分别比上年增长5.2%、4.3%和5.5%。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京津冀一体化相得益彰,最后说谁也没有吃亏,谁都得到自己想要的好东西。”

  融 合

  乘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

  联合主办产业协同大会,联合发布跨区域产业链图谱,联合面向国内外开展招商……岁末年初,京津冀三地频频出招。

  经过十年的磨合,抱团发展、相互融合,已成共识。京津冀三地衔接更加紧密、联动更加高效、推进更加有力。

  情相牵,人相亲,离不开路相通。

  过去,京津冀三地互联互通水平低,省域交界处“断头路”众多,人员往来不便。相邻的两个区域,直线距离近,但走起来七拐八绕、耗时费力。

  协同发展,交通先行。

  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原规划只是北京市域内的一条线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北京市调整线路规划,延伸至河北三河市境内设置5个车站。建成投运后,从平谷站到北京城区的东大桥站,最快只需55分钟。在北京工作的数十万燕郊居民,日常通勤难题将得到极大缓解。

  潮白河上,一座长1.63公里的“厂通桥”正在加紧建设。桥这头,是北京市通州区;桥那头,是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桥建成通车后,从大厂县城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近半个小时。

  十年间,“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高速路网越织越密,跨省界的“断头路”“瓶颈路”陆续打通拓宽。京津冀铁路营业里程、高速公路里程均达1.1万公里,京津雄半小时通达、京津冀主要城市1至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

  干事业,谋发展,着眼京津冀一盘棋。

  北京把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当作分内事,坚持雄安新区需要什么就主动支持什么,助力提升综合承载能力。以“交钥匙”方式全额投资在雄安新区建设3所学校、1所综合医院,建成后由北海幼儿园、史家小学、北京四中、宣武医院提供办学办医支持;40余所学校、5所医疗卫生机构对接支持雄安新区相关学校和医疗卫生机构。

  京津冀三地共同完成氢能、生物医药、高端工业母机等6条产业链图谱绘制,梳理出229个技术“卡点”、174个产业链“堵点”,向国内外提供投资京津冀的“指南针”“导航图”。常态化举办“京津产业握手链接洽谈会”,2023年累计签约和落地合作项目44个,意向投资额274亿元。成功举办首届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大会等一系列产业对接活动。

  “不打造区域产业竞争力,就无法实现更好的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办公室副主任白向东愈发感觉到,从各搞各的到常态化协同对接,“京津冀三地对市场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融合度也越来越高。”

  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举办冬奥盛会,“通武廊”设立协同发展办公室,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执委会挂牌运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实现京冀两地共同编制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共同完成全国目前唯一跨省级行政区划综保区封关验收……三地政策发布、产业互动、经济要素流动,进入融合快车道。

  从“相容”到“融合”,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人是关键。如今,京津冀三地党政代表团定期互访,签署三轮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三地党政主要领导协商机制,三地人大、政协强化协同立法、跨区域协商。

  北京通州区运河东大街55号,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办公室里忙而有序。这个去年新成立的机构,由北京市牵头,三地调精干力量共同组成,构建了“要事有统筹、任务有督办、落实有专班”的工作体系。“联合办公室的成立,是三地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办公室主任杨秀玲说,这不仅是工作地点上的改变,更是工作机制上的完善与升级,“从原来的协同协作提升到联合融合,三地间的联系将更紧密、合作也会更顺畅。”

  今年1月,北京市级机关第二批集中搬迁工作顺利收官,35个部门万余名干部职工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副中心与主城区‘以副辅主、主副共兴’的发展格局正有序形成,非首都功能承载力持续强化。”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周浩感慨。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从城市到乡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念深植京畿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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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人民”二字,重千钧。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要体现到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老百姓的获得感放在心上。

  京津冀三地的公共服务水平,一度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教育、医疗,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也是热点难点问题。

  京津两地与河北基础教育交流项目超过500个,1000多名河北中小学骨干校长教师赴京挂职学习。京冀两地探索开展中职阶段在河北培养、高职阶段在北京培养的“3+2”模式。京津冀三地成立15个跨区域特色职教集团(联盟),组建22个高校发展联盟。

  医疗资源共享,深度和广度更是前所未有。

  京津冀三地全面取消异地就医备案,50项临床检验结果在京津冀685家医疗机构实现互认,京津冀56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93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区域内异地就医实现“同城化”。

  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位于三河市燕郊镇,83岁的北京市民饶校村晚饭后正在挥毫泼墨。“刚来的时候出去遛弯儿一路上得歇三四回,这里照顾得好,身体比以前强多了。旁边就是医院,能用北京的医保,还有北京的专家坐诊,方便着呢。”近年来,在与北京城市副中心一体化发展政策推动下,三河市康养产业蓬勃发展,创建了“医养康相结合”养老服务体系。

  一张图,折射京津冀协同发展破题的足迹。

  2024年元旦刚过,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公布了一张北京PM2.5级别日历图,时间的跨度是2013年至今。图上,依时间顺序,代表严重污染、重度污染的红色越来越少,绿色越来越多。细数起来,2023年北京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达九成,空气质量连续优良天数最长达到了192天。

  大气治理,北京难以独善其身。回想2014年,公布的中国空气最差10个城市,京津冀区域占8个。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初,就将生态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个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

  联防联控,携手行动。2020年1月,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河北、天津也相继通过本地条例,并于2020年5月1日起同步实施。“一把尺子量到底”,让京津冀地区真正实现蓝天常在。

  山青、水绿、天蓝。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吴跃介绍,2023年,京津冀三地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32、41、38.6微克/立方米,较2014年分别下降62.7%、50.6%、57.6%;地表水国考断面全面消除劣Ⅴ类,永定河等五大主干河流全部重现“流动的河”并贯通入海。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变化就在身边:京冀签署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上游流域水源涵养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协同推进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和官厅水库生态修复;白洋淀水质从劣Ⅴ类提升并保持在Ⅲ类标准,青头潜鸭等珍稀鸟类开始在此繁殖育雏;北京支持河北张家口、承德坝上地区植树造林100万亩,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完成营造林200多万亩……

  枝叶关情,民生萦怀。从2015年取消手机长途漫游费,到开展跨区域医联体建设,再到手持一张社保卡即可坐公交地铁、游览景区,京津冀三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这片土地上的民生底色,正越擦越亮。

  燕山莽莽,太行巍巍,海河汤汤。

  砥砺十年,从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到发挥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再到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党中央不断赋予京津冀重要使命和责任。

  循着春意,一个发展更协调、动力更澎湃、民心更凝聚的京津冀正在拔节生长。

  (本报记者王斌来、杜尚泽、卞民德、王昊男、刘雨瑞、武少民、张志锋、靳博)

刘华法(记者 王忠来)09月20日,图为热搜截图

刘华法(记者 郑添中)09月20日,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4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腹地,俄不排除使用除核武器外的新武器摧毁乌克兰首都基辅。梅德韦杰夫称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正式理由是存在的(资料图)梅德韦杰夫称,“没有人真正需要核冲突。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俄罗斯还没有就使用核武器做出任何决定。”梅德韦杰夫同时称,使用核武器的正式理由是存在的,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入侵俄库尔斯克州。俄罗斯目前尚表现出耐心,因为这一决定十分复杂且后果不可逆转。当俄罗斯的耐心耗尽时,也可能转而使用一些“新的非核武器”。美称对供乌远程武器政策暂时保持不变近日,针对乌克兰能否获准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目标一事已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当地时间9月13日,美国方面表示,目前对供应乌克兰的远程武器政策不会发生变化。此外,由于此前美英两国分别向乌克兰提供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因此舆论普遍认为英国首相斯塔默13日访问美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同美国总统拜登商议是否扩大对供乌远程武器的许可范围。对于这一说法,柯比回应称,美英领导人的会谈不会左右美方对此问题的态度。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柯比:我们对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能力,并是否允许其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的看法没有改变。我并不期望美英会谈出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重大声明,至少我们(美方)不会。我们会让英国首相决定会谈内容。但就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而言,目前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之前我们(美方)说过,不支持(乌方获得)这种能力。柯比表示,目前我们不支持乌方获得远程打击能力(视频截图)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表示,乌克兰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目标的行为将被视为西方国家直接介入俄乌冲突。对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13日称,尽管普京的这一表态不代表俄方立场的更新,但美国将认真对待普京的警告。德国强调:不供乌远程武器据央视新闻,德国总理朔尔茨13日重申,尽管美英两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远程武器,但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朔尔茨表示,“这个决定不会改变”。据参考消息援引塔斯社9月13日报道,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斯特芬·黑贝施特赖特13日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关于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的讨论不涉及德国援乌武器,因为德国并未提供美国和英国提供的那类远程武器。报道称,黑贝施特赖特说,德国援乌武器“与我们现在讨论的武器有质的不同”。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并没有提供过美国和英国现在探讨的武器,这些武器比我们提供的武器射程更远。”报道还称,黑贝施特赖特指出,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射程最远的武器是射程可达100公里的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以及射程约40公里的自行榴弹炮PzH2000。他还指出,德国政府不会评判俄总统普京关于打击俄腹地后果的言论,但认为必须重视普京的这一声明。他补充说:“我们与俄罗斯总统打交道的经验十分丰富,对他发表的声明要给予重视。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央视新闻、参考消息延伸阅读俄退役中将:若西方允许乌深入打击俄领土,俄会在西方领土上反击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930天,欧洲安全正在走向“十字路口”。两年半以来,这场战火的影响远超俄乌两国甚至欧洲大陆,也因此在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备受关注。9月12日,论坛高端访谈设置专场讨论欧洲安全。9月13日,在论坛第三分组会议“欧洲安全走向”上,来自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北约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嘉宾就这场冲突的本质、欧洲安全新架构的形态等问题各抒己见,激烈交锋。尽管分歧仍存、短期内找到政治解决方案仍有困难,但避免更惨重代价已成各方共识。9月13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第三分组会议“欧洲安全走向”举行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俄罗斯军事问题专家李抒音向澎湃新闻表示,北京香山论坛是促进问题解决的平台,各方在这个平台能够把分歧都讲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促进相互理解,就能够慢慢融化坚冰,这也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俄或在北约的领土上反击?进入2024年,俄乌冲突频现升级势头。2月,俄军在数月激烈战斗后攻下顿涅茨克重镇阿夫杰耶夫卡,因伤亡惨重而一度被与巴赫穆特之战相提并论。5月,俄军利用西方军援抵达前线前的“窗口期”再次向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发起地面进攻,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为“冲突以来最困难的局势之一”。8月,乌军向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突袭,俄军则集中进攻乌东重要后勤枢纽波克罗夫斯克,双方两线交锋至今仍在持续。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ISW)9月11-12日发布的战况信息,俄军已开始在库尔斯克州发起规模和结果尚不确定的反击,同时向波克罗夫斯克东南推进。在谈及俄军未来数月可能如何回应此次突袭时,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斯特凡诺维奇向澎湃新闻表示,俄目前的作战方式侧重于渐进式进攻和远程打击,原因之一可能是俄在冲突的第一阶段后冒险欲望有所减弱,另一因素则可能是需要在其他方向上继续保持作战节奏。考虑到俄军正在乌东地区推进,而在库尔斯克地区双方都没有很多进展,俄未来几个月不会做出突然且重大的反应。与此同时,西方对乌克兰使用援助武器打击俄领土目标的限制正逐步放宽。5月哈尔科夫之战后,多名西方领导人就扩大援乌武器使用范围放松立场,美国也在压力之下逐步放宽限制,允许乌使用美援武器在哈尔科夫地区附近打击俄境内目标。乌军突袭库尔斯克后,泽连斯基再次强烈呼吁取消对在俄领土上使用西方远程武器的所有限制,并称西方所认为的“红线”是“天真的”。9月1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联合访乌,这也被认为是就解除乌克兰武器使用的限制发出“强烈暗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左)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右)在联合记者会上(视频截图)对于西方近期释放出可能对乌使用外援武器远程打击俄本土纵深目标的信号,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警告称,一旦决定解禁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直接参与俄乌冲突,这将“明显改变这场冲突的本质、性质”,俄将根据所面临的威胁作出“适当决定”。此前,俄方曾表示正在修改核学说。在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教授、退役中将叶夫根尼·布仁斯基向澎湃新闻表示,局势确实存在升级风险。对于是否存在核升级风险,布仁斯基表示:“如果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致命武器、允许乌克兰深入打击俄领土,那么俄罗斯将会反击。但这种反击不会是在乌克兰的领土,而是会在西方、北约的领土上。”斯特凡诺维奇则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克制,但随后局势可能会迅速升级。“欧洲在征兵、振兴军事工业,甚至新型远程导弹和核威慑项目等方面酝酿了许多不同的想法,但并没有采取很多实际行动。这可能是因为人们相信一切终将正常化,欧洲将建立新的共同安全架构,又或者是相信美国仍将是最终的安全提供者。但一些已经采取或正在考虑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导致俄与北约国家发生直接的武装对抗和冲突,随后可能迅速升级至核层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月2日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中方多次重申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2022年1月,五国领导人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联合声明,也指出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当前形势下,各方应当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协商共同推动局势缓和,减少战略风险。与俄罗斯共建安全架构还是与之对抗?俄乌冲突后,欧洲原有安全格局难以为继。未来的新架构应以何种形态呈现,如何管控当前局势升级的风险,成为欧洲安全的最重要问题。乌克兰前第一副外长亚历山大·查理13日在“欧洲安全走向”分组论坛上表示,未来欧洲是与俄罗斯共同建立安全架构,还是与俄罗斯对抗,将成为欧洲安全关键的两难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的挑战在于,如果不能在建立公正、可持续和平的基础上结束战火,就无法在未来与俄罗斯一起发展新的欧洲和平架构。俄乌双方近来均多次释放有意和谈的信号。普京在库尔斯克袭击发生初期曾拒绝与基辅谈判,随后于9月5日宣布已准备好在2022年伊斯坦布尔协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泽连斯基也称俄罗斯应出席计划于今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亚历山大·查理本人参与过俄乌2022年谈判,并称在伊斯坦布尔的谈判曾一度非常接近和平。他12日在香山论坛表示,自伊斯坦布尔之后,情况出现了实质性变化。目前没有看到能够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意味要停止寻找外交解决方案,关键问题在于从热战逐渐过渡到稳定的态势。他还强调,要恢复欧洲安全架构,就必须要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机制。斯特凡诺维奇则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根本问题在于欧洲和全球安全的整体失衡。降低升级风险的最好办法是进行善意的谈判,承认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停止冲突的白热化阶段。2022年在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基础,但关键是要避免重蹈覆辙。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三方必须具有建设性和支持性。”对于欧洲安全新架构,各方仍有不同理解。在新架构成形之前,能够做出哪些努力?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对俄乌双方来说,应当将当前冲突的解决和未来欧洲安全架构建设之间联系起来,这也是中方一贯的观点,我们强调标本兼治。如果真的要建构一个长久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很多基本的东西要重新建构,比如说俄欧之间、俄和周边国家之间,无论是由于历史还是现实利益带来的相互恐惧心理如何化解,俄欧如何达成共识,竞争与合作之间关系怎样处理,竞争的时候哪些手段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等。”崔洪建还特别提到,当前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欧洲建设安全架构的自主权并不完全在自己手中,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德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已进一步加剧。就在今年7月,美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将自2026年起在德部署“标准-6”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对此,俄方称将以“平静、专业方式”作出军事回应。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今年7月报道称,这些导弹能够打击2500公里外的目标,可从柏林轻易击中莫斯科。但来自朔尔茨党内的德国联邦议院社民党议会党团领导人穆策内希(Rolf Mützenich)对此表示,“并不是每件武器都能让德国立即变得更安全”。他还曾指出,这一部署进一步升级了西方与俄之间一触即发的冲突,使误判更有可能发生,且目前还不清楚德国在如何使用这些武器方面是否有发言权。“国际社会和外部力量要去帮助欧洲建立新的安全架构,而不是去破坏它,要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给欧洲国家自身提供空间。”崔洪建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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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行》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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