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融入民众日常生活:“每天都可以是博物馆日”

来源: 奥一网
2024-05-20 06:09:02

  中新社北京5月18日电 (国璇 马帅莎)今年5月18日是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承担者,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各地博物馆策划精品展览,开展高质量社教活动,让厚重的文化遗产“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文 博热”升温,有研究显示,中国是近20年来世界上博物馆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0%,类型丰富、主体多元、普惠均等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博物馆已融入公众日常生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周婧景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称,从这个意义上讲,参观博物馆有望成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而每天都可以是“博物馆日”。

  不同主题的展览丰富了游客的观展体验。南京目前有备案博物馆80座,既有大型综合博物馆,也不乏独特的“小而美”。六朝博物馆的年度特展“只此中国色·青”联合全国10余家文博机构,展示了古代青玉、青花瓷等精品文物。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推出“情载千秋颂家国——长江流域端午节俗文化展”,展品既有端午节相关的丝织品、版画等文物,也有主题非遗工艺品。

  立足特色策展之余,不少博物馆以数字化手段让文物“活起来”,增强了互动性和体验感。故宫博物院首部音乐儿童剧《甪端》登陆香港葵青剧院,通过AR和全息投影技术呈现珍贵典藏,将戏剧、舞台和音乐等相融;湖北省博物馆首次展出云梦睡虎地秦简主人“喜”的3D复原头像;山西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将壁画《夫妇宴饮图》搬上互动投影墙,再现古乐演奏场景。

  在周婧景看来,新技术手段的合理介入可弥补展览静态呈现、信息不足等缺陷,应致力于“将文物背后的文化意义生动传达给观众,有效服务于展览的阐释和传播”。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帮助博物馆物更好地实现物载信息的公共化,并非为技术而技术,新技术也并不等于新思想。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各地博物馆也开发了多种社教活动,打造“行走的课堂”。绍兴鲁迅纪念馆推出“寻‘迅’记——在名城绍兴寻鲁迅印迹”“‘迅哥玩啥我玩啥’——拨浪鼓制作体验活动”等活动,让游客感受文学巨匠的成长轨迹。

  六朝博物馆自2020年起启动了“小青莲”志愿服务项目,10-17岁的青少年担任六朝文物的讲解员和守护者。六朝博物馆副馆长贺湘说,馆内每件重点文物旁设置了守护者的牌子,“孩子们只需讲好一件文物的故事,既增长知识,又能培养其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展陈方式、社教活动的“花样上新”让博物馆和观众越来越近。一票难求、文创产品热销……近年来,博物馆成为假期出行的热门目的地。据国家文物局统计,今年“五一”假期,全国6000多家博物馆共接待游客5054万人次,多地文博单位接待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周婧景认为,随着经济水平提高,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由于馆藏文物所载信息在原载体上不可复制,真实且唯一,人们愿意去博物馆一睹藏品真容,借助这一真实的媒介超越时空、透物见人,甚至见到一个社会。因为这件东西身处那个社会,是真实信息的片段再现,拥有记录真实的价值。观众可在站立和行走中感知流动的历史,以低成本的方式丰富精神生活。”

  来自广东省的陈女士近日游览了洛阳博物馆,体验了实景剧本游活动,购买了唐三彩马造型的冰箱贴。“比起隔着橱窗静静地欣赏,游戏互动的方式更能推动年轻人探索文物背后的故事。”她说,“每次逛博物馆都会在文创区‘血拼’,这些产品体现了当地的历史底蕴,有艺术美感和实用功能。”

  “在直接的经验世界和读书之外,博物馆是人们了解过往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多样新颖的展览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选择,便于人们根据自身兴趣直观地体验进而了解未知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获取知识、完善自我。”周婧景说。(完)

  法国媒体引用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的话称,ACI将被证明是对未来经济胁迫手段的有力威慑。“这真的不是一把水枪——这是一把真枪,有时有必要把枪放在桌子上,即使知道它不会被使用。”不少欧洲媒体报道时都强调ACI的震慑作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9日评论说,所有这些新的措施都明确是作为最后的手段。欧盟委员会首先会与有关第三国直接谈判,让对方撤回已经实施的胁迫措施,或者要求赔偿损失。欧盟委员会在提出提案时已经强调,它主要关注的是威慑。

  在淄博做了30多年烧烤的王小利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受邀去政府开会。先是淄博市政府,后是张店区政府,讨论的都是成立烧烤协会的事。今年2月底3月初,还没到烧烤旺季,淄博烧烤就突然毫无征兆地火了起来。王小利的“王牌烧烤”也是在3月3日周五那天客流激增。

  有人在评论区质问范志毅有几套房,范志毅回喷:“我几套房?我几套房关你X事。我XX的是拼了二十几年我自己拼来的,我也不偷不抢。”

  在比赛中,切阳什姐拿到了女子35公里银牌,老队友刘虹目睹此景也感慨道,“她也快要33岁了,这个年龄还在出成绩,我们应该向她致敬。”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

  1942年,还在大学读书的宿白就在一次假期游历中,被云冈恢弘的崖刻大佛深深吸引。1947年,在北大图书馆兼任编目工作的他,整理善本时偶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这是1147年金朝皇统年间撰刻的一篇文字,记录了云冈石窟的历史和重修情况,原碑早已轶毁,拓本也不复存在,元末《析津志》抄录过此碑文,但并未刊印,明初编《永乐大典》时又抄录《析津志》文字,后毁于庚子之役,幸而光绪年间缪荃孙的抄本将这一部分保存了下来。

李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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