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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有报道称高通最近几日与英特尔进行了接触,探讨收购这家陷入困境的芯片制造商的可能性。这可能是该行业的一笔变革性交易,但面临着许多障碍。
知情人士称,高通CEO克里斯蒂亚诺·安蒙(Cristiano Amon)亲自参与了收购谈判。除了收购英特尔,安蒙一直在积极研究该公司的各种交易选项。
本月早些时候曾有报道称,高通正在探索收购英特尔部分设计业务的可能性,尤其是PC设计部门。此外,高通高管也在评估英特尔的其他业务。
知情人士称,高通与英特尔的对话仍处于早期阶段,尚未对英特尔提出正式收购要约。
对此,新浪科技求证英特尔中国,英特尔中国传播相关人员表示,对于传言,不予置评。
两周前,有媒体爆料高通正考虑收购英特尔的芯片设计业务,目前英特尔和高通都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高通此次接触英特尔,正值后者陷入窘境。英特尔曾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但自今年年初以来,其股价已下跌近60%。
据之前的报道,英特尔CEO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和其他高管上周向董事会提交一份成本削减计划,可能包括剥离不必要的业务,并重组资本支出。
或缔造科技市场最大并购交易
高通此举也是自2018年博通试图以1420亿美元收购高通以来,科技市场最大的收购尝试。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取消了这一交易。
如果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则这笔交易将成为科技史上最大的一笔并购交易,甚至超过微软以690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交易。
2020年,英特尔市值曾高达2900亿美元,而目前回落到930多亿美元(包括债务则为1220亿美元),落后于高通、博通、德仪和AMD等竞争对手。
相比之下,高通市值约为1880亿美元,拥有现金约130亿美元。这意味着,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是一笔涉及换股的交易。
英特尔的窘境
在十年前,这几乎是一笔不可想象的交易。但多年来,管理问题和技术转型的影响削弱了英特尔这家曾经是硅谷最强大公司之一的实力。
作为曾经的芯片制造霸主,英特尔如今已将其制造优势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台积电。面对AI繁荣所带来的巨大芯片需求,英特尔也输给了英伟达和AMD。
英特尔一直试图通过专注于AI处理器,以及芯片代工业务来扭转颓势。但本月初有报道称,英特尔的芯片代工业务未能通过博通的测试,从而遭遇挫折,对公司的扭亏为盈计划造成了打击。
英特尔的问题在8月初就凸显出来,当时该公司宣布季度亏损16亿美元,并宣布暂停派息,裁员15%,约1.5万人受影响。在上周的董事会议上,CEO基辛格和其他高管还向董事会提交一份成本削减计划,可能包括剥离不必要的业务,并重组资本支出。
本周早些时候,基辛格在公司官网发布了一封公开信,称英特 尔计划将剥离旗下的芯片代工业务,并将其设立为独立子公司。此外,英特尔还调整了制造基地扩张计划,决定将波兰、德国两国的项目暂停两年。
“奇怪”的匹配
与英特尔不同,高通从未运营过工厂,这是大多数芯片设计公司都要回避的一项成本高昂的业务。
为此,高通公司前高管、硅谷初创公司SiFive首席执行官Patrick Little认为,高通似乎更有可能对英特尔设计芯片的业务,以及其在PC软件和销售这些系统的渠道方面的广泛专业知识感兴趣。
Little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都是高通必须要自己拥有的东西。如果他们与英特尔合作或以某种方式拥有英特尔,就可以加速这一部分战略。”
分析人士称,收购英特尔可能会为高通提供在美国自己生产的机会,并获得PC和传统服务器计算机市场上最大的品牌。
但英特尔的问题,并不会因为高通的收购而解决。高通并没有处理制造或从事尖端生产技术背后的科学的经验,这是竞争对手台积电最擅长的领域。
市场研究公司Semianalysis首席分析师Dylan Patel表示,高通和英特尔是一种“奇怪”的匹配。
Patel说:“这将导致大量重复的知识产权,因此需要大幅削减成本。同时,高通没有能力扭转数据中心业务,而这又是最重要的业务。”
此外,高通还要努力改善英特尔的代工业务。到目前为止,英特尔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台积电是世界领先者。
消费者技术分析师、Techsponential创始人Avi Greenart似乎对高通和英特尔如何达成交易持怀疑态度。
Greenart称:“我最初认为,高通将接管其客户端业务,以便英特尔专注于代工业务。我真不知道双方在财务方面如何达成一致,高通如何支付费用,以及英特尔如何为代工业务提供资金。”
Greenart还称,这两家公司都是跨国企业,全球各地的监管机构都将密切关注,这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他说:“我们只能等待,看看传闻能否如愿。”
反垄断审查
任何收购英特尔的努力,都可能面临严厉的反垄断审查。同时,监管机构还将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这笔交易进行严格审查,因为其设计和制造业务对于国防应用和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整体竞争力至关重要。
分析人士称,这笔潜在的交易要想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其中一种可能是高通将英特尔的部分业务出售给其他买家。对于高通而言,从财务和战略角度讲,这也是完整这笔交易所必需要做的。
还需AMD点头
另外,监管审查并不是这笔潜在交易的唯一障碍。除非高通能够重新谈判英特尔和AMD之间可追溯到2009年的x86/x86-64交叉许可专利协议,否则英特尔对高通可能没有多大价值。
如果英特尔或AMD发生控制权变更,该协议将终止。尽管上述多项专利已于2021年到期,但该协议仍然有效,高通将受制于英特尔和AMD控制权变更的规则。
换言之,除非AMD批准,否则高通将无法生产英特尔设计的x86-64芯片。这也可能是AMD陷入困境时没有人收购它的原因之一,因为无论谁接管它,都必须与英特尔打交道。
责任编辑:刘明亮
韩俊豪(记者 蔡宜齐)09月22日,9月18日,深圳日本人学校的一名学生在上学途中被歹徒持刀伤害,最终抢救无效于19日凌晨去世。记者从深圳警方获悉,经调查,该案属偶发个案,犯罪嫌疑人钟某对持刀伤害学生行为供认不讳,已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图为深圳日本人学校9月18日上午7时55分,深圳日本人学校一名10岁学生在与家人步行上学途中,遭遇犯罪嫌疑人钟某持刀行凶。事发后,深圳公安机关迅速到场处置,钟某被当场抓获,受伤学生被立即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据深圳市卫健委介绍,市急救中心120接报后,按照就近原则第一时间调派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人民医院救护车前往现场救治,伤者于8时15分送达医院。有关方面迅速组建医疗救治组,组织深圳市医疗专家会诊急救,同时协调省卫健委调派省医疗专家参与救治。“救护车8时05分抵达现场,医疗人员立即采取多项急救措施抢救,恢复心跳后送手术室。”医疗救治组组长、深圳市儿童医院院长麻晓鹏介绍,“多名专家持续全力抢救,然而,伤者因伤势过重于19日凌晨1时36分宣告不治。”麻晓鹏透露,在深圳市卫健委协调下,深圳市人民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以及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多学科专家到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支援抢救。“救治过程中,专家组与伤者家属保持密切联系,第一时间告知伤者最新情况以及急救措施,获得家属配合与认可。”记者从深圳市公安局了解到,案发后,犯罪嫌疑人钟某被当场抓获。经审查,钟某,男,44岁,汉族,无固定职业,2015年因涉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被东莞警方取保候审,2019年因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深圳警方行政拘留。钟某对持刀伤害该学生的行为供认不讳。经调查,该案属偶发个案,钟某为单人作案。钟某已于9月18日案发当日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深圳特区报)
韩俊豪(记者 郑馨仪)09月22日,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
撰文 | 董鑫9月20日,根据外交部发布的消息,日方接受对福岛核污染水开展国际监测和中方独立取样监测,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距离日本单方面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已经过去了一年,有超过6万吨的核污染水被排放到海洋中。必须首先强调的是,即便共识发表,中方反对日本单方面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立场也并没有变化,日本依然有无法逃避的历史责任。三个关键信息需要了解。第一中方反对排海的立场没有发生改变共识发表当日,也就是9月20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明确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擅自启动排海,这一立场没有变化”。2023年8月,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日本民众抗议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无视民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国之一,一直反对这一不负责任的做法。在中日各层级双边交往,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世界卫生大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海事组织大会、东亚合作系列会议等各种专业和多边场合都多次发声。2023年11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会见。会见中,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态度通过磋商谈判找到解决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月2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这份共识,是根据两国领导人有关通过磋商谈判解决福岛核污染水问题的精神,中方同日方和相关国际组织前后进行了十多轮密集谈判和协商,经过不懈努力达成的。“中方同日方发表共识,是为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和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尽最大努力避免对环境和人体产生负面影响,有效防范排海的潜在风险。”毛宁说。后续,中方将会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继续本着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高度负责任的精神,以科学的态度同日方开展对话,敦促日方妥善处理涉及排海的关切。第二中方可以独立取样监测,这是重大突破日本排海行为史无前例。据新华社报道,日本已进行了8次核污染水排放,一年来总排放量达到约6.3万吨。有数据显示,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存量高达130万吨,要全部处理完毕,至少需要30年,但30年还只是一个最理想的时间。日方有无法逃避的历史责任。基于当前的监测水平和科学认知,即便一些数据结果现在显示“安全”,也无法确保未来能绝对安全。2023年8月,在日本福岛县相马郡新地町钓师浜海水浴场拍摄的“禁止游泳”的告示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骆志平告诉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本着对子孙后代和全人类生命健康安全负责的原则,我们要确保所有测量数据可靠可信,实现从取样到测量的全过程独立操作至关重要。在他看来,现在日本在排海过程中的监测存在不少问题。在中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推动下,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福岛设置常驻办公室,并在福岛核电站内和周边海域对排海开展监测,这在机构历史上尚属首次。但现阶段,第三方独立监督不足。同时,一直有声音质疑日方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不全面,缺乏科学性,除了人工放射性核素氚,还有数十种备受关注的放射性核素含量仍有待全面掌握。“我们现在更多地是通过查阅报告,了解过程等来进行评估。此次双方达成共识,中方可进行独立取样监测,这就是非常有效地参与到整个监督过程中,是取得了重大突破。”骆志平说,在中方等所有利益攸关国长期有效参与的情况下,可以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可信性和有效性,也是对日方排海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确保排海风险可控。毛宁在记者会上透露,中日双方下一步还将讨论监测核素种类、检测方法等技术细节,实现全面、有效、可信的长期国际监测。第三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需符合诸多前提条件海关总署决定,自2023年8月24日(含)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含食用水生动物)。这是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有关规定采取的紧急预防性临时措施,目的是全面防范风险、保护民众健康。“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毛宁在记者会上应询表示,中方将与日方开展技术磋商,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骆志平分析认为,首先日方要切实履行共识中所做出的承诺,尤其是要保证中方独立取样和监测的顺利实施。在此前提下,如果相关产品能够同时符合日方和中方相关标准,才有可能视情况逐步放开。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存量高达130万吨今年7月,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发布了《2023年全国辐射环境质量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提到,我国近岸海域海水和海洋生物中人工放射性核素氚、碳-14、锶-90和铯-137活度浓度未见异常,其他人工γ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均小于探测下限。海水中锶-90和铯-137等相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远低于《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海洋生物中锶-90和铯-137等相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远低于《食品中放射性物质限制浓度标准》(GB 14882-94)。此前生态环境部已经表示,针对日本排海后的海洋辐射环境监测作出了部署,如果发现异常将及时预警,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健康。资料| 新华社等【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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