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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距离大选投票还有不足两个月的时光,下一阶段,无论特朗普本人,还是美国特勤人员,都将面临各种新考验!文 | 海上客美国前总统、目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又遭“暗杀未遂”,央视新闻的报道称,其距离枪手不到500码(457.2米)。特朗普又遭“暗杀未遂” 图:资料海叔要说,这是特朗普参加2024美国大选以来,两个月来第二次险些遭到暗杀。尽管不算九死一生,起码堪称“两死一生”!而考虑到距离大选投票还有不足两个月的时光,下一阶段,无论特朗普本人,还是美国特勤人员,都将面临各种新考验!1这次特朗普遭遇暗杀,与7月份在宾夕法尼亚巴特勒市不同——特朗普并非处于竞选演说状态。据美国执法部门在事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所介绍,当地时间9月15日,特朗普在他本人所拥有的位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高尔夫俱乐部遭遇枪击!佛罗里达警方于当天13时30分许,接到特勤局电话称,枪击事件嫌疑人案发时在距离特朗普不到500码(457.2米)处。警方在高尔夫俱乐部的灌木丛中找到一把AK-47步枪、两个背包和一个运动相机。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高尔夫俱乐部,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 图:央视新闻微博端佛罗里达州马丁县警长斯奈德当天披露,警方已经拘捕一名犯罪嫌疑人。按照斯奈德的说法,被捕时,嫌疑人“相对平静”。环球时报援引外媒消息,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执法官员称,嫌疑人是58岁来自夏威夷的瑞安·韦斯利·劳斯。也有媒体报道,此前,劳斯有八次被捕记录,都是轻微犯罪。而白宫在听取了情况简报后,特别是在得知特朗普是安全的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都“松了一口气”。有报道称,拜登、哈里斯周日都在华盛顿特区,没有公开活动。哈里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称:“我很高兴他是安全的。暴力在美国没有容身之地。”9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左二)、副总统哈里斯(左一)和前总统特朗普(前排右二)同时出席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行的“9·11”恐怖袭击23周年纪念仪式在特朗普竞选团队对外声称特朗普是安全的以后,回到海湖庄园的特朗普对外表示:“我很安全,很好!”2对于驴象两党来说, 2024美国总统大选确实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然而,目前看,双方也都有轻松的一面。在拜登、哈里斯并未离开华盛顿特区的这个周末,特朗普回到南方的佛罗里达打高尔夫球。大礼拜天的,难得休息一下,也是应该。没想到特朗普球还没打爽,就又遭遇暗杀。这显示的是什么?在海叔看来,这无非显示了美国控枪不力、特勤局也仍有不少疏漏。对比7月、9月特朗普两次遭遇枪击,可以看出,持枪者在美国竟然可以各种操作。如果说,7月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处于竞选演讲时遭遇枪击,当时周围人群密度较高的话,这高尔夫球场难道成了野战射击场合?7月,特朗普在竞选演讲时遭遇枪击发生在7月的枪击事件,至今仍有扑朔迷离之处。特朗普夫人梅拉尼娅于9月10日罕见表态。梅拉尼娅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她亲口说:“现在,围绕它的沉默让人感到沉重。我不禁想知道为什么执法人员没能在演讲前逮捕枪手?这件事肯定还有更多内情。我们需要揭露真相。”回看此前报道,当时20岁的枪手在被执法人员击毙前,从附近屋顶上向特朗普方向开枪,发射了多发子弹。梅拉尼娅当然有权利质疑,尽管她最近的这一段表述,与特朗普7月遇刺后她的表述不尽相同。之前,她称,感谢保护她丈夫的特勤局人员以及执法人员,并呼吁美国人“超越仇恨”,“美国,这个和善国家的结构正支离破碎,但我们的勇气正在提升,好让我们重新团结起来”。特朗普(左)7月遭遇枪击后与梅拉尼娅那么,梅拉尼娅的前后两次表态又说明了什么?是她感觉到新的可疑之处,还是心中不平,越想越不对劲才又发声?为何在她再次发声后仅仅过去5天,特朗普又被人用AK-47盯上?且这次枪手是在特朗普的私人高尔夫俱乐部行动?这样的行动方式,与潜入特朗普家里作案已经毫无区别了。3尽管美国总统拜登所发表的最新官方声明称,“特勤局有能力保障特朗普的安全”,可短短两个月时光,特朗普在不同的场合两次遭遇枪击,虽然总体上说,也只有第一次遭遇枪击时耳朵受伤,第二次在佛罗里达他几乎全须全尾没有问题,可海叔要说,对他来说,是否会造成心理阴影,尚不得而知。要知道,第一次子弹穿过耳朵的情况,非常特殊。哪怕当时特朗普没有自然而然地做出偏过头的动作,子弹都可能贯穿他的脑门。俗话说,“过一过二不过三”,初一、十五都没事,不代表未来不会再出现持枪对付特朗普的人。总体而言,美国如果再不进行有效控枪,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还是其他政治人物,哪怕普通美国人,都会处于枪支泛滥造成的不确定的危险之中。很遗憾,特朗普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控枪不力!而拜登目前任期将满。恐怕,有关控枪,以及暗杀增多等等情况,需要下一届美国政府好好想想办法解决,起码得有所改善。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无论他们谁胜选,这确实是下一任美国总统需要好好动脑子面对的问题!版权说明新民周刊所有平台稿件, 未经正式授权一律不得转载、出版、改编,或进行与新民周刊版权相关的其他行为,违者必究!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9月11日在被媒体问及欧盟对华关税问题时,表示欧洲方面“需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这一“罕见”表态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西班牙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的“重大转变”,“令欧洲各国和欧盟总部的一些官员感到意外”。但我们要说,桑切斯通过访华深入了解了中国企业发展情况,了解了中国发展理念之后,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图为在记者会上发言的桑切斯(视频截图)桑切斯是在参观江苏昆山西班牙工业园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是基于对中国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看得出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令他印象深刻,他在谈到自己短暂的试驾经历时表示感到“确实非常先进”,认为欧洲一些著名车企应该向中国企业学习技术,“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他还多次提及对华合作,强调“不仅限于西班牙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还延伸到欧盟”。而与中国在汽车领域有着大量合作交往的德国,则在桑切斯做出这一表态后迅速表示支持,称“这是我们共同的行动方向”。这说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那就是发展的契机往往是在大量的交往、而非隔断中产生。如果欧洲的政治精英都能试一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不带偏见地听一听中国企业的先进经验介绍,看一看中国乐于开放合作、促进彼此共同进步的决心,那么他们将大概率不再会对桑切斯的转变“感到意外”。桑切斯的观点代表了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欧洲国家的普遍心声。这种实事求是的理性声音,理应更多地被世界所聆听。就在桑切斯访华期间,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主持的欧盟经济竞争力报告于9月9日在布鲁塞尔发布。这份名为“欧洲竞争力的未来”的报告与其说是“聚焦于中国带来的挑战”,不如说它反映了欧洲对科技竞争力落后于中美的深深焦虑。德拉吉报告提议大刀阔斧地改革,以重振欧洲经济,我们认为,改掉在保护主义中发展技术的错误想法,应当是其改革的底层逻辑之一。现在中欧都有能源转型的需要,同时全球产业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洗牌,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有中国的优势,欧洲有欧洲的优势,双方本应携手走出一条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路。中国对此一直抱有诚意和期望。9月10日,中国商务部再次表达希望与欧方磋商解决贸易纠纷的意愿。尽管中欧达成一致具有一定挑战,但中方相信,只要欧方展现诚意、相向而行,就可以通过磋商解决彼此关切。与桑切斯访华几乎是前后脚,挪威首相也刚刚结束对华访问,他再次表明挪威不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而在这之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爱尔兰代表团近期都到访中国,有分析认为,近期欧盟成员国政要频繁访华,清晰说明他们并不希望同中国展开贸易战。图为挪威首相资料图,他此前也再次表明挪威不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这样的态度在欧盟内部并非少数派。实际上,欧委会已经修改了部分关税或降低了最终拟议关税,表明这一政策在欧洲内部遭遇了强大的抵抗。最近,美国对华征收301关税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因遭遇大量行业内反对而不得不一再推迟决定,这与欧盟对华加征关税一事虽有不同,但大的逻辑是相通的,那就是保护主义的做法不仅在外部难以得到认同,在内部同样会遭遇强大阻力而最终难以持续。我们希望欧洲方面能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着眼于解决问题而非掩盖问题,与中方相向而行,探讨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中国始终未曾改变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贸易争端的立场,西班牙和德国的理性呼声,理应成为欧盟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延伸阅读外媒:桑切斯180度转向,向布鲁塞尔施压自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呼吁欧盟“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计划后,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加入反对行列。“桑切斯180度转向,向布鲁塞尔施压。”西班牙《机密报》12日报道称,在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收关税的投票中,作为占欧盟总人口10.67%的国家,西班牙的立场很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占欧盟人口18.7%的德国也一直反对向中国产电动汽车加收关税。除西班牙和德国外,匈牙利、瑞典等国此前也对欧盟立场持反对或怀疑态度。1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这表明欧盟内部在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上的分歧较为明显,然而目前找到中方和欧盟都能接受的结果仍存在难度。据报道,欧盟委员会8月20日披露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终裁草案,如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将在11月初正式生效,并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为期5年最高36.3%的关税。27个欧盟成员国必须就最终关税进行投票,除非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欧盟成员国投反对票,否则欧盟委员会的提议将得到实施。据业内人士透露,在7月的意向调查中,包括西班牙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支持临时关税,4个成员国反对,包括德国在内的11个成员国弃权。不过,据西班牙《世界报》11日报道,11日正式结束为期4天访华行程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明确表示,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必须“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立场。“我们不需要贸易战,我们需要在欧盟和中国之间建立桥梁。”桑切斯表示,“我们主张寻求解决方案,在中国和欧盟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立场。”桑切斯称赞中国电动汽车“坦率地说是先进的”,值得“荣誉奖学金(西班牙学校设立的特别奖学金,可用于下一年学费减免——编者注)”,并认为“欧洲(汽车)品牌需要向中国品牌的技术和进步学习”。他还说,他此行访问中国的目的之一便是“吸引中国对西班牙(的电动汽车)投资,使后者能够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桑切斯的表态让德国联邦政府嗅到新的机会。”德国《商报》11日报道称,德国联邦政府当天表示,对欧委会计划对华电动汽车加税持保留意见的欧盟成员国正在增加。彭博社11日称,德国总理朔尔茨当天通过其发言人斯特芬·黑贝施特赖特对西班牙的举动表示欢迎,称“这是我们共同的前进方向”。彭博社称,去年欧盟的关税计划宣布后,朔尔茨就曾对将中国电动汽车排斥在欧盟市场外表示反对。报道提到,瑞典也对欧盟立场持怀疑态度。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曾警告不要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强硬立场。另据匈牙利媒体报道,匈牙利方面也曾多次反对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对于桑切斯呼吁欧盟全体成员国和欧委会“重新考虑立场”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日回应称,桑切斯首相所谈体现了理性客观的思考,中方表示赞赏。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符合中欧共同利益,双方携手合作、共迎挑战,将惠及双方企业和消费者,助力中欧乃至全球绿色转型。中方始终秉持最大诚意,积极寻求符合世贸规则、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1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西班牙、德国等国家表态明确反对,说明欧盟内部在是否应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上分歧比较明显,但欧盟的决定最终取决于多数成员国采取的同一立场,目前的局势对妥善解决问题、找到中欧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仍存在难度。欧盟内部在是否应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上分歧比较明显,图为欧盟旗帜资料图另据中国商务部12日的消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近日将访问欧洲,本月19日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对于上述会谈磋商,屠新泉认为中欧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妥善解决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即便是11月初欧盟终裁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之后,双方仍然可以秉持合作宗旨,面对贸易分歧。他表示,一是根据欧盟规定,每年的复审审议仍有调整空间,二是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等方面能够开拓更多合作机会。

‍‍2001年12月14日,来自荷兰的斯兰克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孩子手续后,不小心把包落在出租车上,包里有护照、收养的证明文件、银行卡等。这些文件丢了,他们收养的孩子就无法跟他们回荷兰,当时入住的海华大酒店经理报了警。杭州警方紧急拦截,找到了出租车,找回了斯兰克夫妇的包,他们为杭州和杭州警察点赞:杭州,美丽的城市;杭州警察,出色的警察。《都市快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和斯兰克夫妇一起来的还有其他10对来自荷兰的夫妇,他们到浙江温州、义乌、兰溪三地的福利院收养中国孩子。2001年12月16日都市快报报道当年,《都市快报》刊登了这11对夫妇和孩子们的合影,他们收藏了当天的报纸,其中的哈塞尔先生给《都市快报》写来邮件,希望收藏那张珍贵的合影。23年过去了,当年的婴儿都长大了。今年9月9日,哈塞尔夫妇的女儿和儿子来杭州,求助“快找人”栏目,希望寻找亲生父母。哈塞尔夫妇收养的儿女来杭州寻亲荷兰夫妇收养了两个中国孩子哈塞尔夫妇先后收养了两个孩子,女儿叫兰金金,儿子叫沈达,都来自浙江。兰金金婴儿照片他们住在荷兰东部的奈梅亨,是荷兰第十大城市。兰金金到荷兰后,在哈塞尔夫妇悉心呵护下,快乐地成长着。兰金金1岁多离开中国2004年,兰金金4岁,哈塞尔夫妇又收养了一个中国男孩。当年10月初,哈塞尔一个人来办理领养手续时,告诉《都市快报》编辑李师礼说,因为妻子是独生女,特别想有个兄弟姐妹,所以,夫妇俩想让小金金有个弟弟,“都是中国孩子,这样会比较好沟通。”沈达2岁时离开中国姐弟俩从小相处融洽,他们也察觉到自己与身边的小伙伴不一样,父母坦诚地把他们的身世告诉了他们。兰金金和沈达的幼年合照兰金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想寻找亲生父母,还自学中文,希望以后和亲生父母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她说,“我虽不清楚你们出于什么做出了那样艰难的决定,我只想说,女儿不怪你们。我原谅你们所做的一切,因为我知道那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而血浓于水是永不变的。”新线索:弟弟家乡可能在龙游今年暑假,兰金金大学毕业,马上要工作了,她希望可以亲口告诉亲生父母这个好消息。养父母也很支持女儿来中国寻亲。弟弟沈达陪她一起来中国,这也是姐弟俩20多年前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回来。姐弟俩长得都很高,金金出落得亭亭玉立、漂亮,笑容甜美,弟弟高高大大,阳光帅气。一路上,弟弟贴心地照顾着姐姐,俨然成了姐姐的守护使者。弟弟沈达陪姐姐来中国寻亲“快找人”栏目第一时间联系了“寻人总司令”、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永辉工作室负责人隋永辉。9月9日下午,金金姐弟俩在永辉工作室采集了DNA。兰金金在永辉工作室采集DNA隋永辉和他的团队紧锣密鼓展开比对工作。9月12日,有了新线索,发现弟弟沈达的家乡可能在衢州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但目前,经过初步寻访,还没有新的进展。姐姐被发现的地方是山门村此次来中国,兰金金有个心愿,想去自己曾待过的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看看。编辑李师礼陪她去了这些地方回访。在她的收养材料中,登记的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据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的工作人员赵筱君回忆,这个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当年发现她的地方在山门村,依山而建。山门村所产茶叶久负盛名,大多在海拔600余米的高山上,云笼雾罩,称为“山门云雾茶”。当地有句话说,“兰溪茶叶出自下陈,下陈茶叶出自山门”。当年,山门村人口不多,且地势高,交通不便。据分析,兰金金可能不是来自本地村民家,亲生父母可能是在此生活过的外来人员。手记:我与荷兰家庭结缘记者 李师礼当年,兰金金的养父埃里克·范·哈塞尔接受采访时曾说:长大后,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身世,回到中国。这次,兰金金带着她弟弟来了。我和兰金金爸爸成了朋友2001年12月,11对荷兰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中国儿童的手续,接孩子。其中一户家庭在乘出租车时,忘了拿自己的包,包里有收养孩子的相关材料以及护照等证件,没有这些证件,他们将无法带着孩子回国……最终在警方的帮助下,东西都找回来了。(详见《都市快报》2001年12月16日头版《11对荷兰夫妇浙江找女儿》)每个家庭都拿到了一份报纸。但问题来了,都是汉字,他们看不懂。于是,有家庭回国后发给本报电子邮件,提出能否将报道翻译一下,连同图片一起发给他们。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就这样,我和其中的荷兰爸爸埃里克·范·哈塞尔——也就是兰金金的爸爸建立了联系,知道了他们给金金取了荷兰名字:lynouk。我把翻译好的文字,以及当时拍的图,都发给了哈塞尔。随后,我们又报道了孩子到了荷兰后各自的情况。哈塞尔给我写来的邮件里,记录了小金金在荷兰9个月的生活片段,十分感人:早上,她就喝稀饭,吃点水果。中午她吃面包,到了晚上,她吃晚餐。而下午到晚上,她还喝很多水果汁,她很喜欢和我们说话,和我们一起玩。所有这些活动都对她有帮助。现在,她82厘米高了,重11.2公斤。这意味着她到我们家后长了9厘米,增了3公斤。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是她睡眠的时间,有时我们感叹,养一个孩子是多么累啊。她下午1点到3点也还要睡觉,这很好。在她的小床上有个她搂抱着睡的玩具,她称之为‘NYNJE’,每次起来后都舍不得离开它……2004年10月,哈塞尔再次来浙江,为兰金金找了一个中国弟弟,我采访了他,写了相关报道。此后,哈塞尔经常和我讲述孩子的成长。我和哈塞尔,已成了很熟的朋友。一场准备了很久很久的中国之行今年1月,兰金金给我发来微信,说计划9月来中国,问是否能在杭州见一面。我和兰金金就来访事宜多次讨论,比如住哪里,去拜访福利院要哪些手续,如何办理,来了后车票怎么买等等。金金说,为了攒够来中国的费用,她从14岁起就开始努力挣钱。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赚取费用,都存起来,比如帮人看孩子,去餐馆打工、当实习生等。这次来中国的大部分费用,都是她这些年攒下来的。父母也给了一部分,以示支持。从2岁起,金金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她19岁时,对自己的出生地感到好奇,翻出了当年的收养材料,读了我和他父亲这些年写的邮件,后来结识了和她一样被收养的一群孩子,促使她开始寻亲。这些年,她自学中文,已过了汉语水平二级考试,学会了使用微信、小红书等。今年,她决定来一趟中国,看一看这个国家,看一看自己出生的地方。金金在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祝福她!关于姐姐兰金金的寻亲线索1.2000年12月1日,在兰溪下陈乡(现合并到柏社乡)山门村发现一个女婴,健康,后被送到兰溪市儿童福利院。2.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1年12月,被来自荷兰的哈塞尔夫妇收养。3.体貌特征:身高1.72米,双眼皮;笑起来嘴角向上,有浅浅的梨涡。姐姐兰金金近照关于弟弟沈达的寻亲线索1.2002年10月27日,宁波中山广场发现一名男婴,健康,由鼓楼派出所送到宁波恩美儿童福利院,取名沈达。哈塞尔抱着沈达在中山广场留念,希望给儿子未来寻亲留下线索2.出生日期是2002年8月30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4年10月,沈达被荷兰哈塞尔夫妇收养。4.体貌特征:身高1.83米,身体右侧靠近胃的位置有两颗黑痣,右侧额头靠近发际线处也有一颗,约小指甲大小。弟弟沈达近照5.家乡可能是衢州市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橙柿互动·都市快报 记者 杨丽 李师礼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樊巍】中国海警9月15日通报,9月14日14时许,菲海警9701号船撤离中国仙宾礁潟湖。这意味着自今年4月17日侵闯中国仙宾礁,并在此非法滞留近5个月的菲海警9701号船上演的闹剧暂告一段落。相关专家9月15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因为中方成功的应对,使得菲律宾未能实现其任何预期目标,只余下从仙宾礁撤船撤人的唯一退路。但从菲方的相关动向来看,这不太可能是其在南海持续制造事端的句号,应警惕菲方将这种非法滞留的戏码转移到南海其他岛礁,相信中方也做好了转移阵地、随时阻击的准备。在近期做出公开表态,表示菲律宾“不会撤离仙宾礁相关海域”之后,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9月15日又发表声明表示,在海上航行五个多月后,菲海警9701号船“完成了它的使命,回到了它的母港。”图为菲方滞留中国仙宾礁的9701号船(资料图)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菲9701号海警船离开非法滞留近五个月的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是在9月11日中菲举行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团长会议之后三天发生的,但此次撤离菲律宾方面事先并未知会中方,该船的离开表明了这一轮菲律宾侵权挑衅的失败,也是南海实现和平与稳定的阶段性进展。“如果菲方将9701船的撤离包装成完成‘任务’后的‘胜利返航’,那将是荒谬的。在外界看来,8月28日的空投补给显然只是杯水车薪,该船撤离更可能是给养耗尽后的无奈之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薛晨15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菲方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一向擅长包装“胜利”,以证明美国的承诺确实“管用”。但这除了让少数菲精英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安慰自己之外,毫无实际价值。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陈曦笛博士表示,在本次事件中,菲律宾采取各类手段寻衅滋事的企图一直都很清晰,但中国成功的应对使得菲律宾未能实现其任何预期目标,只余下从仙宾礁撤船撤人的唯一退路。“一方面,中国执行坚决的管控措施,表达坚定的外交立场,坚持维护自身对仙宾礁及附近海域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使得菲9701号船长期滞留仙宾礁缺乏现实可能性,也令菲律宾迫使中国放弃自身底线的幻想彻底破灭。另一方面,中国在具体行动中始终保持冷静克制,有限度地采取必要管控措施,专业有效地处置菲非法活动,令菲借机宣煽炒作的企图落空。”陈曦笛还表示,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尝试与菲方保持沟通,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释放善意,敦促其自行撤船撤人、不要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虽然菲官方的表态依旧展现“嘴硬”的姿态,但是菲媒的报道则展现了另一番景象。菲律宾GMA等媒体9月15日报道称,菲海警9701号船是“带着饥肠辘辘的船员回到了母港”,报道援引所谓消息人士的话称,“菲海警9701号的船员是靠着米粥维持了数周,而在撤离前两天则没有进食”。菲媒发布的图片显示,有数名船员是打着点滴,被人用担架抬上岸。菲方则为9701船的船员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菲海岸警卫队司令加文亲自到码头迎接菲海警9701号船的归来,并为船员举行了的庆功表彰大会。菲海岸警卫队司令加文亲自到码头迎接菲海警9701号船的归来,并为船员举行了的庆功表彰大会薛晨认为,菲方接下来很有可能会继续采用“卖惨”策略,即炒作中方阻挠菲船补给、不人道。但事实上是菲9701号船侵入并强行滞留在仙宾礁海域的,其完全可自行离开仙宾礁潟湖。所谓的“人道主义补给”需求,完全是菲方制造出来的虚假问题。事实证明,对于菲船驶离仙宾礁的举动,在附近海域实施管控的中方船只并未加以阻拦。9701号船一离开仙宾礁,“人道主义危机”就立刻消失了。陈曦笛也表示,需要反复强调的是,此次争端,是菲方妄图通过激进的海上行动在仙宾礁“无风起浪”、制造危机,在国际舆论上捏造中国对周边国家“恃强凌弱”的负面形象,以此博取特定域外国家的“欢心”和“投注”。菲律宾也寄希望于不断激化摩擦、升级冲突,致使局部情势失控,最终反向绑架域外国家在南海亲自“下场”。但无论菲方以何种姿态解释其此次撤离,上述专家均认为,这不太可能是菲方在南海持续制造事端的句号,应对菲方“卷土重来”或“故技重施”保持高度警惕。“此轮的撤退并不意味着菲方会就此罢休。”薛晨认为,接下来,菲可能指责中方仍然“滞留”仙宾礁海域。但这个指责忽视了一个前提,即中方是在自己的管辖海域执法巡航,当然想停留多久就留多久。其次,菲9701船的撤离既未向中方通报情况,也未表明其后续意图。根据菲国家海事委员会的最新声明,菲9701号船撤退完成补给之后仍将“恢复使命”。其是否打算维修补给之后再次冲闯仙宾礁或是派新船侵闯,仍值得警惕。但对菲方而言前车之鉴应很清楚:任何新的挑衅只会招致中方更强反制,无论其下次“使命”是否有第三国军舰为其“护航”。如菲方将这种非法滞留的戏码转移到南海其他岛礁,中方也做好了转移阵地、随时阻击的准备。陈曦笛也认为,无论菲律宾当前从仙宾礁撤船撤人的真实动机及其在此之后的图谋为何,中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不会动摇,遵照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与和平解决南海争议的诚意不会改变。中国绝不可能允许仁爱礁的情况在仙宾礁重演,也有能力在未来的任何时间确保其不会发生。“菲律宾不应该对此心存幻想,更没有必要徒劳地‘卷土重来’,或采取其他方式继续试探中国的底线。”陈曦笛表示,从仙宾礁撤船撤人应成为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回归正途的开始而非“间奏”。这既是中国和其他真正期盼将南海建设为和平合作之海国家的共同愿景,也是符合菲律宾自身利益的正确选择。 #entText .video-list a,#endText .video-list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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